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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

傅兰考

(1975年11月3日)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将会如何呢?
  在独裁者佛朗哥垂危前数星期,十月四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报作出下列估计:“西班牙是一架被这样一个小小老人所驾驶的车,他把视线固定在倒后镜上,刚驾驶这辆车冲过一盏红灯,抵达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他能否接受劝告而向前望,或会否有人介入去刹掣呢?如果有人作出行动——最好是佛朗哥自己——仍然来得及避免撞车。”
  现时司机的双手已垂离舵盘,失事更无可避免了。世界报十月廿三日一文说:“局势已很明显,这个政权的短期展望并无乐观之处,预料佛朗哥政权‘真正和平’地过渡到一个‘佛朗哥后’时期的人们正在减少。局势不稳,而且充满危机。”
  纽约时报对佛朗哥指定的继承人的命运也不特别乐观。在十月廿五日那一期中,该报编辑说:“自从卡洛斯跪在佛朗哥前发誓支持西班牙法律和制度后,他便将前途抵押给佛朗哥。”
  伦敦时报认为,如果法西斯政权能够得到更大支持的话,这“或许不会成为一笔大负债”。“但实际上,卡洛斯王子将取得这样一个政权,这政权当佛朗哥权力正在衰退时,已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削弱了它的根基,加强镇压,甚至与天主教教会和军队这些从前的支持者相敌对……。
  “简单来说,卡洛斯王子发觉他与佛朗哥和一个窄小而不稳定的右翼支持者绑在一起,……
  “卡洛斯所能容忍的民主的希望将会很微小,他将无法把再次危险地分化了的西班牙团结在一起。”
  资产阶级评论员谈到他们对西班牙的民主表示关怀。但西班牙群众实在可能摧毁这个使他们受苦达四十年的政权,却令资本家不寒而栗。他们见到当卡坦诺被推翻后蔔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想在西班牙重复出现群众走到街上,行动起来消除旧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路线的民主。

杜鲁门的军事条约


  数十年来,华府已为佛朗哥一旦去世西班牙会发生的事情烦恼着,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杜鲁门总统于一九五一年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对下,与西班牙订立军事条约。自从此年代起,西班牙已接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福特五月末访问西班牙,只是最近重申对这个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并无迹象显示华府的态度有何改变。
  一名西德社民党领袖说:“民意调查显示八成西班牙人民会反对佛朗哥死后的独裁政权。但西班牙民主人士恐怕美国会容忍和支持它。”
  面对西班牙民众要求改革的压力,甚至使曾经发誓支持独裁的卡洛斯也企图伪装为一民主派人士,访问过王子的一位人士说:“恢复真正民主是他佯作承担的目的。”
  但卡洛斯坚持西班牙一定要尽力避免那种在某些国家中被视为民主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他当然认为“极端派”一定要被排除于任何“真正民主”之外。
  一个进步的王朝可能阻止群众起义的见解亦由纽约时报提出,在十月廿五日的社论中,它提出一个代替无民望的卡洛斯的方案。
  “从前寄望他会把西班牙现代化的西欧国家的温和、民主人士,现正再次谈论他的父亲,胡安·当(Don Juan)这人空缺了四十五年的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和一个强烈地赞成议会民主的自由派。”

斯大林派答应给予帮助


  另一个应如何保证有秩序地过渡的建议,是来自西班牙共党领袖卡里劳。他十月廿四日在巴黎说:“我们已准备好立刻回西班牙。”他代表着议会民主联盟(一个由西班牙共产党、几个社会民主派别、和胡安·当的王朝支持者所组成的联盟),呼吁成立一个由上述力量构成的临时政府。他又说:“……如果民主力量能保持团结来代替佛朗哥政权,则在西班牙建立民主政制仍是可能的。”被问及西班牙共党是否已“肯定地排斥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的理论”时,他加以承认,并说:“这已成为我们政纲的一部分。”
  西共企图推销自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秩序的可靠的支持者,很明显是以一九七四年加入斯宾诺拉“救国”政府的葡共例子作为蓝本的。世界报记者在综合卡里劳和另一个共党领袖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日内瓦一个群众大会上演说时报导:“据他们说,(西班牙)真正的分界线是在于一方面坚持内战中及其后所规定的原则的极端政治家,另方面是所有在佛朗哥政权内外而希望有一个适应欧洲共同市场的更现代化的自由政权。……”
  这个政纲是计算来投合西班牙的自由派资本家,他们认为西班牙的前途规限于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只要佛朗哥和他的压迫人民的政权仍然存在,则欧洲群众巨大的反对将迫使共市各国政府不敢考虑接纳马德里政权为会员。
  九个共市国家政府中,有八个觉得需要在九月间横扫欧洲的反对五名政治犯被处决的抗议浪潮中,从马德里撤退大使,这事实正显示了这些政府的情绪。另一方面,西班牙政权害怕,减轻镇压会威胁资本主义的稳定。

第四国际的立场


  正如第四国际一九六九年《世界革命新的兴起》的决议所解释的:
  “佛朗哥政权十多年来的缓缓的崩解,并未能作出一个‘宪法的’或‘欧洲式’的解决方案,这主要不是由于长期残余的抵抗,而是因为西班牙社会矛盾的极具爆炸性。在西班牙资本家眼中,这个矛盾使到甚至市政选举、新闻自由和工会组织,也会对现制度的存在构成太大的威协。因此,我们并没有见到渐进的‘自由化’和‘反对党派’的逐步‘合法化’——这些都是自由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至共产党所希望得到的。”
  佛朗哥从政治舞台逝去,并不代表西班牙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地,西班牙群众会觉得更有理由去追随葡工人和农民大众的例子。而且,如果西班牙工人开始行动,他们对葡萄牙工人的影响,将肯定是鼓舞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
  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涉及九百万人民的葡国起义在整个欧洲大陆受到欢呼,但西班牙有四倍多的人民,而且局势是更具爆炸性呢。
  伊伯里安半岛的事件将以怎样的速度前进,仍需时间证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一个由佛朗哥建立承继他的法西斯政权的皇朝,或是一个由斯大林派或自由派建议成立的“全国协调”政府,都不能满足西班牙工农的需要和希望。
  在气压炉中经过三十六年之后,西班牙的阶级斗争已建立起巨大的力量了。

(振言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洲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