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七章 精神健康的概念 以上我们已经探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论述个人和社会病理学方面的同异之处。现在，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他在精神健康这个概念方面的同异点。 让我们还是从弗洛伊德谈起吧。弗洛伊德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原始人才是“健康的”。原始人不需要任何压抑、挫折或升华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本能要求。（原始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只需要获得本能的满足，这是弗洛伊德所描绘的一幅原始人的图景。当代人类学家已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图景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构。但是，当弗洛伊德从历史的思辨转向对当代人的临床观察的时候，这幅描绘原始人的精神健康的图景也就无关紧要了。）尽管人们已经记住了这句话，即文明的人是不可能彻底健康的（就此而言，也不可能是完全幸福的），弗洛伊德还是确定了构成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也只有在他进化理论的体系中才能理解这些标准。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力比多的进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进化。在力比多进化理论中。弗洛伊德指出，力比多，即性欲的能力，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它主要表现为婴儿嘴巴的活动——吮吸和咀嚼，以后又表现为肛门的活动——排泄。大约在五、六岁左右，力比多第一以生殖器为中心。这时，性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从将近六岁时的“崇拜男性生殖器的第一个阶段”到青春初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潜伏期”，在这段时间中，性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停顿，换言之，也只有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力比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 然而，力比多发展的过程却是复杂的。许多情况，特别是过分的满足和过多的挫折都会使婴儿“停留在”早期阶段，而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的生殖阶段，或者在进入生殖阶段以后，又倒退到了婴儿的早期阶段。结果，成年人表现出神经病的各种症状（如软弱无能），或神经病的特征（那种被动的，具有过份依赖性的人所表现得那样）。弗洛伊德认为，“健康的人”乃是一个达到了“生殖阶段”的人，不会倒退的人，他过著成年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既能工作，又能得到充分的性满足，换言之，他既能生产，又能使人繁衍。 “健康人”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他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之中。新生婴儿并设有同客体发生任何关系。在“初始的自恋”的状态中婴儿体验到的唯一实在就是婴儿本人的肉体和精神，外在世界既没有存在于观念中，更没有存在于情感中。婴儿逐渐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感，这种依恋感在男孩被迫终止性的依恋，从对母亲的固恋转变为对父亲的忠诚。同时，他也通过执行父亲的命令或禁令来与父亲保持一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便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获得了独立。于是，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健康的人也就是达到了生殖阶段的人。他不依赖于父亲与母亲，却依靠自己的理性和力量，而成为自己的主人。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健康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不可否认，这一概念仍有某些含糊之处，并缺乏象他对精神病这个概念所作的精辟透彻的分析。事实上，这也说明了，二十世纪初，这些起积极作用的中产阶级的成员们在性欲和经济上都是无能为力的。 马克思则是在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所提出的有关独立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人这个人道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健康人的图景的。 独立性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健康人的一个共同的方面。但是。马克思超过了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所说的独立性是有局限性的：儿子通过执行父亲的命令和禁令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儿子亦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服从和依赖于父亲以及社会的权威，因此，在儿子的身上亦体现了父亲的权威。马克思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根源就在于自我创造的活动。马克思写道：“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在自己的眼里是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算立足于自身。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源泉。那么，我就是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而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基”[1]。或者，用马克思的另外一句话来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如果他既能不受一切束缚，又能自由地表现这一切的话，人才是独立的。在马克思看来，按自由主义的意义而言，自由和独立不仅指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亦指个性的真正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恰恰就是为实现这种个性而服务的一种社会秩序。马克思指出，“（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两种形态：第一，实物财产对它的强有力的统治，使得它极力要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所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它想用强力抹杀天赋等等。在它看来，物质上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并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把普遍的私有财产同私有财产对立起来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运动把使妇女成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的共妻制同婚姻（这实际上是排他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对立起来。[2]可以说，共妻制这一思想暴露了这个还是完全粗陋的和没有头脑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象妇女在这里从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的关系。这种到处否定人的人格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它就是这种否定）的彻底表现而已。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嫉妒，是贪欲所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其是私有财产而言，都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感到嫉妒和平均欲，以致这种嫉妒和平均欲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出发的这种嫉妒和这种平均化的完成。这种共产主义具有一个确定的、狭隘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恰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决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看来，〕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和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拥公共资本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整个社会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 弗洛伊德所说的独立的人即是摆脱了对母亲的依赖性，从而获得了自身解放的人；马克思所说的独立的人则是从对自然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的人。但是，这两个独立性概念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弗洛伊德斯说的独立的人基本上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人。这个人之所以需要别人，仅仅是为了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本能欲望的手段而已。既然男女双方互相需要对方，那么，这就是男女间的一种相互满足，就象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一样，正是由于对交换的共同兴趣，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起初这并不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后才成为社会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他需要他的同类，但不是把他的同类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而是因为只有当他与别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时候，他才是他，他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4] 马克思认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动的、与外界发生关系的富有创造性的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歌德一样或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斯宾诺莎认为，主动性和被动性是用来理解人的两个主要的概念。他区分了主动的情感，前者（坚忍不拔和宽宏大量）造就了人，并使人产生了合理的思想。后者则控制着人：人成了感情的奴隶，从而与那些不适当的、非理性的思想发生了联系。歌德和黑格尔在强调真知的本质时，丰富了知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知识不是在主客体分离的状况中，而是在主体相关的状祝中获得的。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 “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才能认识自己。因此，人只能在自身中认识世界，在世界中认识自己。每一个真正被人们所接受的新的客体都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发现的一个新的器官”。[5]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一书中对这种“努力奋斗的人”这个概念作了最精湛的说明。对于人生存的现实状况向人提出的问题，知识、权力和性欲都不可能作出极其满意的回答，那种与他的同胞们团结起来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由的人才能对人的生存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马克思所说的概念是一个动力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的情感即是“人竭尽全力把握对象的本质力量”。人自身的力量只有在同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反之亦然。因此，（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6] 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同自然界发生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才发展成为人的感觉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爱的行为中才成为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跟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同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明确表现。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7] 因此，一个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即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确实对这个世界感兴趣，并对这个世界作出了回答；他是一个富有者。马克思将这个全面发展的人同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图景作了鲜明的对照。马克思指出“过多的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8]。在现行的制度下，人拥有许多财产，却失去了人自身。然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则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存在的富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9]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须、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0]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83页。 [2] 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当某些古怪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如果一切都是公共财产的话，妇女也应成为共有的财产。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1-72页。 [4] 正是 Alfred Adler一再强调人的这一基本的社会本质；尽管他没有能象马克思和德国启蒙思想那样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概念的含义。 [5] 1886年1月29日与Eckermar的谈话。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109、89页。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109、89页。 [9] 马克思在这里和其他别的地方所说的“私有财产”不是指个人所使用的财产（如房子、桌子等），而是指“有产阶级”的财产，即资本家的财产，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他可以雇佣无财产的个人来为他劳动；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通常是指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因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这个范畴并不指可供使用的物品，也不指个人的财产。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