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仑泰:新妇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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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世界大战与妇女劳动

 
  在没有说到苏联妇女的地位以前,我们先有简单地检视一下前一个时代——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代的必要。

  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曾经经验到的最大的流血战争!欧美列强,都加入战团,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激烈的震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失去了均衡,将几百万的劳动者,从机器的旁边,赶上战场!平时生产日用品的工场,现在一变而为制造破坏与杀人工具的场所了。差不多可以说:保证各国以及交战团体的胜利,就是军需工业——子弹、军需品、大炮的不断发展,也可以说:决定战争的,不在战场上的过程,而在军需工业的竞争,这种军需工业的生产部门,都是大资本家的代表,它可吸收技术不熟练的劳动者,男子既经上了战场,他们的妻女、姐妹以及母亲等,洪水似的被吸进了工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已经失去了“扶养者”的妇女群众,不得不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企业家于此,发现了可利用这些工资低廉的劳动力,应用到各方面,因此不久就有妇女们称职地代替驱向战壕的劳动者,在这些上面使企业家得到了不少的利益,所以对妇女劳动的需要也急速地增高。自大战开始,以至于和平恢复为止,不仅上交战国,即中立国——靠战争而发了财的中立国,妇女的劳动,亦急剧地增加。交战国的需要妇女劳动力,乃是代替出征男子了,而中立国的所以需要,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吸收的劳动力,因此加大,由是不管男和女,将她们(他们)的自由劳动力很快地被吸引到了生产部门。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妇女劳动,有了显著的变化:战前妇女的天地是厨房:大战开始以后,一变而为负有发展国民经济,和为国服役的“后方士兵”了。她们在“爱国主义”的赞美中负着这双重的重担而劳动着!

  从事生产的妇女,不断地在增加,没有一个产业部门,看不到妇女在活动!

  战时妇女劳动,最广泛地普及于金属工业,军用化学品的制造部门(火药工场)、军用被服工厂、罐头制造工厂等,这些都是直接供给前线的产业部门;不但如此,即使对妇女采取关门政策的后方各产业部门,亦到处需要着她们。此外电车火车的车长、司机、守卫、卖票员、搬运工人等,都有妇女在活动;甚至最困难且有害妇女身体的矿山及建筑事业中,也有妇女从事劳动。至于从事通信事业——电话、电报、邮政等——的妇女,则显然大量激增。1914年至1918年间妇女劳动力的增加率,各国虽然不同,大约在70%——400%之间。例如德国的金属工业,增加了408%,法国的金属工业增加到两倍,俄国有些部门的女工人数,凌驾于男子之上。铁路事业,在战前,妇女仅从事于事务、清洁、信号等部门,到了战时,从事于这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妇女人数,竟占全体从业人员的35%。法国妇女在生产部门的人数占100万人,英国有150万人,德国则增加到200万之多。总计战时欧美各国的劳动妇女的增加数,约1000万人。

  这样急剧增加的原因,很明显地不外男子劳动者的不足与妇女劳动的低廉!妇女劳动者缺少组织,阶级意识不甚发达,不惯于主张自身的阶级利益,没有反抗营业主的力量,所以她们绝对不以为她们的拼命劳动,完全被企业家利用,肥满了企业家的腰包,而以为这是为祖国的幸福!有人说妇女劳动,确是能力低下,所以资本家给以较低的工资。这些可以说完全是荒谬的见解。战争中,企业家自己以及他们的理论代表者曾证明:女工可以完全代替男子劳动者,所以劳动生产率,至少不至低下。而且根据统计,虽然有许多地方显示着妇女生产率低下,而在别的地方,相反地超过男子的却很多。

  妇女的被引入国民经济的领域,与妇女自身,并没有什么妨害,而是为将来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值得痛心的是:资本家的剥削方法。资本家们不仅将低廉的妇女劳动,和已有组织的男子劳动相对立,以便从中取利,且将妇女劳动能力,提到最高限度,以谋增加自己的利润。在战争时期中,保护妇女劳动的一切法律,差不多“临时地”暂行废止,妇女作夜工,以及在规定时间以外再加班,已是很普遍的事;而且有许多工作,简直有害于妇女,他们也会毫无顾虑地要妇女担任。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连原是画饼充饥的“人道主义”的假面具,亦弃之如敝履,赤裸裸地暴露了贪婪的丑相!像英国,妇女劳动的时间,由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至于额外的劳动,被认为应尽的义务。当妇女做夜工最普遍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连“有伤家庭道德”的欺骗叹息声,也绝无所闻了。

  其次我们来看看帝制的俄国吧,俄国的资本家们,对俄国起码限制资本家的贪欲的法律,亦费尽全力,将它废除。1915年的军事工业大会中,不仅因男子劳动力的不够应用,且因工业家的不断要求低廉的妇女劳动,决定了广泛地采用妇女劳动。库欺可夫,可诺华洛夫,猎布西斯基等,要求在战争期间废止《限制童工及妇女劳动》。从此俄国许多工厂与制作所,采用着12、13岁的少女从事工作。有不少国家都和俄国的工业家们同出一辙,其所不同的,俄国的资本家们,对于利用妇女劳动,并不像其他国家,要用“男子劳动力不足才用女工”等骗人鬼话,掩饰自己的贪用低廉的妇女劳动,而公然地说他们要用女工,为了比用“牲口低廉”的缘故。

  各国的资本家们,为了要饱自己的私囊,不妨造出许多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来欺骗妇女;什么妇女不得不任后方的兵士呀,妇女不能效贞德从马疆场,至少应站在机器旁边,帮助业主,营救祖国呀等等。

  虽然如此,由于战争时期,妇女的参加了生产劳动,地位渐趋坚固,而且妇女劳动被社会认为不可缺的要素。

  那么,女工们自身,到底得了些什么?她们的地位,是否起了变化?她们的命运,是否已经转好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体味一下:“妇女的地位,全看她在国民经济中所尽职务而定”的话。在资本主义支配下,妇女虽得了工资劳动的荣誉,但实质上,仅是为资本家而劳动,因此妇女工资劳动,虽然人数急剧地增加,但她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会改善她们的地位,那是谁也会明白的。不仅如此,在战争期间,劳动妇女的生活条件,反陷入极艰难的境地。例如因从事于非法的过度劳动,罹病、病死的日益增加等,在统计数字中,不难找到。妇女的患病、死亡、结核菌的传播,以及因过劳而引起的疾病,虽使资本主义社会,觉得恐怖,然而由于他们醉心战事,对于这些不愉快事,也可视若无睹!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牺牲”。因此女工们的生活条件,益趋恶劣;极端延长劳动时间,普遍施行包工制,一面是紧张的劳动,一面是物价不断地飞涨,全体劳动者的生活,都一天不如一天的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可是资产阶级的私生活,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有不少经长久的劳动而回家的妇女——女工、女店员、女司机、女管车等——为了购买食物燃料,又不得不参加待买的“行列”。当时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等没有一处没有这种饥饿“行列”排列着。已经疲乏了的妇女,再站在这种行列的尾巴上长久地等待着,这种苦况是不难想象的。健康失调,精神失常的人,真是比比皆是。为了母体的不健全,生产的小孩,不是患软脚病,就是患盲目症。她们外受物质不足的苦痛,内心不时系念着在战场上的夫、父、兄弟。所以在战时,前方是碧血与呻吟,后方是贫穷与眼泪!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给这种援助战争的妇女劳动者的报酬是什么呢?除出新闻上鼓吹鼓吹“妇女爱国”而外,他们梦里也不会想到如何减轻妇女生活的负担。在战争期间,既没有一个为妇女解除经济重担的机关,育儿的事业,只有一两个慈善家聊任其劳,一切的一切他们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解释:“一切都为了战争,一切都等战争完了以后再商量吧!” 

  当时资产阶级政府减轻妇女的负担的唯一办法,是保障兵士们妻子的生活,制定了抚恤兵士的妻、寡妇与孤儿的条文(例如住宅免费等)。实际上这种办法,不是为了体恤妇女,而是为了要安兵士们的心,与壮壮士气罢了。可是像俄国等,就连这些辅助,也是少得可怜。当克伦斯基政府时代,中等生活,每月至少需要达100卢布,当时给予兵士妻子的“辅助费”,每月不过7、8卢布罢了!

  资产阶级国家(英、德、法)因婴儿死亡率的渐次增加,不得不承认了独身母亲的扶助法,可是这法律,仍是极不彻底而且带着暧昧性的。他们对婴孩,绝没有实质上的援助,例如设立保育机关等,所以战时的母亲们,比战前辛苦万倍。

  由于这种情况下,在战争期间,所谓“不稳健分子”常是妇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915年春,柏林女工的欢迎李卜克内西,攻击西德麦而进行反政府的示威运动。反对物价腾贵与反战争的斗争弥漫了全世界。1916年,巴黎妇女曾几次破坏市场,掠夺煤块;1916年6月奥国妇女因愤于战争与物价腾贵,曾暴动三日。意大利当宣战动员时,妇女们曾卧身铁道,阻止兵士出发前线。1915年4月俄国的暴动,主动者都是兵士们的妻子,这运动由彼得格勒经莫斯科以至于穷乡僻壤,女工们不断地参加同盟罢工。当富裕的资本家们,为了要充实自己的私囊,不妨用“爱国心”赞扬妇女、欺骗妇女的时候,却被受了战争痛苦的妇女们揭破,一致要求“把面包给我们的孩子们吧”。

  战争给予妇女的是:双肩不堪其重的负担,因此在被剥削阶级中,发生了不平之鸣,妇女暴动就此产生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俄国妇女大众的斗争,造成了俄国大革命的端绪。

  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1915年初,为了反社会爱国主义,促进妇女的反战运动,以及决定将来世界大战时指导劳动妇女的方针,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国际会议。这是宣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中分成了两种政治倾向:大多数仍主张和社会爱国主义同样赞助战争,而另一派——少数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有以阶级斗争来答复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

  最初的国际会议,由社会主义者来召集,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战争一天天恶化,妇女劳动者不能忍受生活的困难而自然地发生的。

  帝国主义竞争,虽对于妇女劳动的发展,是一个绝大的刺激,但因世界大战,劳动妇女的状态,不但不曾改善,反更加恶化;得利的,只是那些投机业者、军火商及有产者的妻子们。她们是社会的寄生者,国民经济的重累,她们不但不生产,而且是浪费国家财富的国民。

  战争虽然给无产阶级以绝大的负担与痛苦,另一方面,因战争而各工业部门急剧地从事再组织与生产的机械化,使未熟练的劳动者也能具备高级技术,使企业愈益增强。这些都是很自然地对妇女劳动予以新发展,在战争中,一般地已承认了妇女劳动是有坚强地位,是国家生产资源中的支柱了。妇女只能做妻做母做主妇的格言,已成废话了。

  然而到了战争停止,男子成批地从战场归来,工业又走上了和平的轨道时,现在又重新将她们逐出去了。这种事实,一方面正可以说明1918——1919年交战国的战后的经济恐慌的深刻化;同时资本主义在它的没落期,工业复员的过渡期中——战时生产时代——经济破绽的病态,更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个破绽,更增大了列强的财政穷乏、原料品不足,劳动人民更广泛地贫穷化了。法、英、德以及其他欧洲诸国,在1918——1919年度的经济恐慌,差不多使全工业界停止了活动。因此劳动者被解雇,成批的劳动妇女,失去了职业。

  然而影响于妇女失业者的急剧增加的,不仅是由于尖锐的经济恐慌所带来的工厂倒闭,在继续工作的国民经济部门,也成批地解雇妇女。战后在劳动市场,有两种竞争者:即复员后的军队与劳动妇女。照往常资本家比较欢喜前者,可是在经济盘算上,则前者不如后者;因为男子劳动者,不单不甚驯服而且不时有许多要求,劳动力的价格也比较高。可是复员归来的男性劳动者,他们有的是革命的精神,尤其因俄国的十月革命,更给劳动者以重大的鼓励与兴奋。他们已学会了使用武器,不怕死。这些因战争而革命化了的“不稳健分子”,让他们没有稳固的工资而闲置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一个绝大危险;因此资本家们宁愿放弃从低廉的妇女劳动者身上剥削剩余价值,而预防“赤化”,把这些有“赤化”可能的劳动者,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由于这种政治的作用,战胜了经济的盘算,所以不论德、法、英、意大利诸国的资本家,开始将有过荣誉的妇女爱国者“劳动勇妇”、“后方女兵”,逐出了工场,而以退伍兵士来代替她们了。

  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想使战时的畸形生产恢复到均衡,战后的极度的经济恐慌,渐趋和缓,以减少妇女的失业。可是妇女劳动问题的解决,还是很遥远的而不能实现的问题。相反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高度发达,妇女劳动问题,更加激化,“妇女回家”的是否可能,是不待说明了。

  一般的工业,或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新局面的开展,一定有许多新的妇女劳动力,被吸入生产部门,所以妇女劳动者的增加,一方面固然由工资的低廉;而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繁荣的工业部门,需要增加劳动者。可是生产力,一时的勃兴,它必然的,又会停顿,工厂既倒闭,劳动力又势必过剩。资本家们,为政治的关系,他们努力想把劳动者置于他们的支配下,不得不牺牲了“合算的妇女劳动者,因为她们做了失业者,还是没有危险性的。这种现象,本来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不足为奇,而到了现在更其显著了。新的恐慌不断地一个一个的来临,国民经济的动摇比前些时候更深刻化,而范围也更广泛,波及的人民也更广大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支配了劳动,私有财产制妨害着合理的调整分配和消费。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妇女问题——劳动与资本相互构成的妇女问题——永不会解决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妇女劳动问题,既没有解决与调整的可能,而不可避免的失业的威胁,又不断地降临到妇女的身上,自然使妇女问题,更复杂而更严重化了。

  战前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以及比较稳健的同权论者的种种请愿运动,都是徒然无功,直至战后,资产阶级国家妇女的地位,确是得到了相当的改良。这其间有着两个大原因。第一是俄国革命,与战后广泛的劳动人民的示威浪涛的汹涌,搅乱了睡在安乐乡里的资产阶级政府。第二是改正选举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向劳动者表示,他们已获得了政权,没有再行“社会革命”必要,借此以镇压那已经增长的革命气焰。

  因此战后,英、德、瑞士、奥地利等的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不是为了酬报她们的“爱国的服务”,而是处于他们——资本家的纯政治的阴谋。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和剥削下的妇女,即使形式上被承认了平等权利,可是在本质上,妇女的地位,依旧没有任何变更。战后资本主义诸国的妇女,依然是在社会上不平等,在家庭中是处在附属的地位。所以在这种国家里,妇女问题的解决,不但是遥远的事情,而且相反的,妇女生活的各方面,却受到特殊的压力。

  怎样才能使家庭、结婚、职业融洽而没有冲突?怎样能使妇女从烦琐的家事中跳出来,使她献身于科学,从事她欢喜做的事情,发挥她的能力与劳动以获得无限的权利?

  堕胎、卖淫与结婚、生产效率与能力的调整,负有养育未来主人的重任的母性健康问题等,像一堵铜墙铁壁,直立在妇女面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块铁壁,是无从打破的。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巩固的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因个人主义的习惯与道德的顽强,因社会生活的缺乏集团的形态,它永远是绊在复杂的而不得解决的社会乱线中。

  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能从这种千头万绪中找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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