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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卡尔·科尔施

﹝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

Predrag Vranicki ( 21 January1922-31 January 2002)

History of Marxism

(1961,3volumes)

尹铭　录入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与卢卡奇在维也纳写作他的哲学论文的同一时期，卡尔·科尔施在德国发表了若干著作，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同卢卡奇的理论意图是一致的，虽然在深度和综合概括方面不如卢卡奇的著作。

　　德国在二十年代的初期经历过革命危机和反革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在扼杀斯巴达克运动中的联合，在受到大资产阶级和德国军国主义支持的极右的卡普军事叛乱（1920年）以后迅速瓦解了。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官员们也参加了这次罢工）制止了这种企图。在这个时期之后，共产党人的影响日益增加，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联合起来的意图，打击了克里斯平、狄特曼、希法亭等领导人的观点和活动。

　　1921年强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德国，但共产党对这个运动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在不断革命进攻的口号下并未获得重大的成就，这引起了领导中间的尖锐的分歧，其中保·列维及其拥护者批评了这种政策，称它为冒险主义的政策。列维受到领导上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尖锐批评，并被开除出党。但是列宁也不同意那些宣传不惜任何代价进行革命进攻的极左派的策略。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区，以后发生了物价上涨和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开始了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时期，最后发展为起义。在萨斯克和图林根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但是，以布兰德勒为首的不成熟的领导，不善于彻底利用这种革命的形势和动员群众以争取全面的支持。因此1923年反革命便得以结束这个革命时期。

　　在这个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1905年俄国革命的日子那样，无产阶级的实践产生了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这个含有人类解放和觉醒的新阶段意义的历史性的新东西。

卡尔·科尔施


　　在力图从理论上超越历史上已被超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概括这个历史实践的某些成果，并且提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新问题和解决办法方面，卡尔·科尔施在德国的这个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尔施关于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著作中表明，他是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实质和新社会关系的性质的很少数人中的一个。科尔施尖锐地强调了作为阶级权利的权利的性质，发现了资本主义随之带来的进一步的自由的程度，同时他激烈反对维伯夫妇的费边主义观点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大法官”考茨基，反对他们认为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科尔施正确地解释道，他们强调工人参加生产组织的权利，强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所特别强调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看不见这种现象的真正界限的立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所有这种参加的权利（Mitwirkungsrechte）是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这些权利任何时候都不会发展到超过资本家阶级赢利的利益所能容许的程度。这就是说，如果工人把这些权利理解为某种比取得据点以准备决战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一切所谓参加的权利实际上仅仅是一块帷幕，它可以如此长期地掩盖资本家对‘劳动集体’的专政，一直到最后资本家因为客观的关系，不得不抛弃这块帷幕而公开地实行自己的阶级专政的时候为止。”[1]

　　对于工人参加出售产品、协作等等，一直到委员会的最新形式的出现（这里指的是参加对生产本身的管理）的问题的发展，科尔施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了有意思的具有历史观点的分析。他同样也尖锐地批评了玩弄这种革命的权利、玩弄这种成就的行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手腕，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时期使全部革命事业朝着从战前时期社会改良主义旧货摊上取来的温和的方向发展[2]。

　　科尔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不再仅仅是工会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内部，为保持‘佣工’的生活状况进行斗争的‘辅助机关’，而是工会在工厂中，进而在工业部门中扎根的一个‘前哨’，这些工厂和部门今天还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必须通过革命斗争从这个阶级敌人那里把它们夺过来，交给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监督并彻底地进行统一的管理”。[3]

　　科尔施强调指出，委员会制度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俄国宣布出来，尽管还没有达到在俄国的“劳动法典”中所规定的那种程度。他认为在俄国，至少是对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苏维埃制度进行了相当多的尝试，并且认为，当世界革命的发展容许俄国无产阶级彻底完成自己已开始了的事业时，这种制度才将完全实现。

　　在所有其它的国家里，整个革命潮流重新纳入最普通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因此，对工人阶级本身来说，就是要夺取政权，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者和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委员会制度的意义。在“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特点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内，在整个经济、一切经济部门和每个单独的车间进行的长期的、艰苦而持久的斗争中，将会实现建立在巩固的‘工业民主’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的劳动联合，从而也将逐步实现使国家政权替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委员会制度。”[4]

　　工人委员会以及整个委员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社会组织的新形式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因此，列宁对俄国革命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以及对苏维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强调，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相当明确和深刻的理论眼光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新阶级的政权问题，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而且也作为社会关系改造的时期，他就必然会得出列宁早已明确强调过的，卢卡奇、科尔施及其它许多人所维护的那些结论。

　　除了这部著作以外，科尔施还发表了某些篇幅较小的哲学著作和论文，在这里他和卢卡奇一样，也坚持克服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严重的停滞。

　　科尔施的努力同样缺乏完整性，但却作了较多的研究、推测和设想，研究应当怎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问题特别是哲学的问题。在这种努力中，科尔施自己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社会和思想体系的很好的批判的观点。由此就产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的某些动摇。科尔施在一段话里面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半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以为马克思主义要建立新哲学以代替旧哲学，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以代替旧的历史编纂学，同样还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家、社会学等等的新学说，他们的这些推测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少要求这一点，正如它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很少主张提出新的‘国家’和新的‘国家制度’来代替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及其所有的各个成员一样。卡尔·马克思不是这样做，而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精神科学’，总之，提出‘批判’整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目的，而且他正是像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学’那样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这种批判”。[5]

　　尽管科尔施清楚地看到，关于哲学和科学“不偏不倚”的理论根本是一种幻想，尽管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以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中的每一个根本转变一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这在现代的发展中必然意味着落后。

　　他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也维护一种根本的论点，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批判整体，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由详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或社会学”所“补充”的看法，是错误的和虚妄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不需要这种补充，同样也不需要某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语文学’或‘数学’”。[6]

　　因此，他实际上常常把哲学论题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历史辩证法的综合的论题，这种做法类似于卢卡奇的主张。[7]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是在解释人及其历史方面最终和彻底贯彻“此岸性”的原则，他正是在这个“此岸性”的原则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则绝对排斥对历史的任何“彼岸性的”、非历史的、超人类的等等解释，即使指的是诸如有机体、地理因素等等唯物主义原则。

　　因此，科尔施也如同卢卡奇一样，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的问题[8]。

　　为了懂得唯物史观，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首先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我们同我们周围的一切属于一个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自然世界，属于一个不以我们的意识、愿望等等为转移的“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是作为思想、希望和活动着的人们而存在于我们实际上对它起作用的世界中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我们的产物，并且把我们看成是它的产物。“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世界，但不是两个分割的世界，而是一个相同的世界，它们的统一在于这两个世界都是在人们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生活过程中造成的，人们在自己劳动的相互作用中和思维中再生产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整个现实。但是这两个被如此看待的世界的联系，正是在经济方面，更确切地说是在‘物质生产’中，而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9]

　　在这些问题上，科尔施和卢卡奇的思想是接近的，尤其是在强调意识、思想体系和哲学是人类实践的本质要素方面。正因为如此，科尔施在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要著作中，正是把大量的篇幅用来批判尤其在第二国际时期广为流行的一切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些观点看来，思想体系、而特别是哲学，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反射，甚至是一般思想上的、空洞的思辨的幻觉。

　　“庸俗社会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缺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于完全‘不科学地’坚持一种素朴的实在论，而所谓人的健全的理智，那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者’以及市民社会的一般的、实证的科学都根据这种实在论实行区分意识及其对象的激烈的路线。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在批判哲学的先验观点看来不再完全存在的这种矛盾，对于辩证的观点来说是完全被扬弃了的。”[10]

　　因此，不能停留在提出某个客体和完全不从属于它的主体、意识的素朴实在论的观点上。无论科学以前的意识或科学的意识都不是某种同自然和社会历史世界对立的独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这个自然和社会历史世界的一个实在的、真正的部分，‘尽管是精神上理想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11]。

　　因而科尔施看到，不应该停留在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分割主体和客体，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综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因素、即经济因素上，因此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实践作片面的说明，而这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是那样习以为常的。

　　科尔施批判对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的第二条提纲、即论实践的提纲的常见的片面解释，同时他有根据地从第八条提纲中援引了马克思的立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因此，新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的原则是：“理论上的批评和实碊上的变革，这两个行动被理解为不可分割地依从着的行动，这两个行动并不任可抽象的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具体现实的市民社会世界的具体的、现实的变革。”[12]

　　因此，思想、意识、思想体系等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活动，也不仅是对一定社会状况的思想辩护，而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的，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非常现实的和有力的杠杆。

　　科尔施试图把这种关系本身理解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和反映的关系。“经济观念对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现实来说，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图画和被描绘的对象的关系，而事实上是某个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对这个整体的其它部分的关系。”[13]

　　虽然仅仅以抽象形式来理解的反映概念本身，对于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的全部总和是不明确和不够的，但科尔施在部分和整体的观点方面也丝毫没有深入这个问题。问题仍然是：作为部分和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基本特征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意识要求只是作为某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差别怎么是可能的呢？

　　科尔施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尽管正确地指出了不要低估思想体系的形式的意义，尽管正确地强调了革命的科学批判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作用，科尔施实际上也就同时在缩小哲学的范围和意义。

　　把社会运动看成是统一的过程，其中不存在孤立的法律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一般地说，只存在一门科学──关于人的历史运动的科学。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以及后来尚未了解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的卢卡奇都已经确认了这一点。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这种历史运动、人的物化的历史过程是综合的不同的过程，是人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特殊组成因素的合成系列。正因为如此，其中的每个组成因素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只有在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和我们把它理解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时，才是现实的历史。

　　因此，这些思想体系的形式的意义不应该仅仅从对其他同样形式的革命批判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如科尔施认为的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任务不仅在于以哲学批判的精神驳倒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哲学，一直到最终消灭和超越整个过去的社会。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有关卢卡奇的辩论中，科尔施也是受到攻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卢卡奇的意见一致，虽然他们的立场在很多方面并不相同。说科尔施抛弃了自然辩证法，说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观点看作是对他们早期的观点的庸俗化，这种指责都是根本不符合科尔施的主张的。

　　他的基本目的是：根据马克思的精神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个实在的整体，其中哲学和其它思想体系的形式并不仅仅是偶然现象，而是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根据这种精神来理解以革命的理论活动为必要补充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正由于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历史，所以不应该把自然历史的对象理解为事先提出的和独立的对象，同样也不应该把意识本身理解为某种自我的、独立自主的整体。科尔施看到，过去从抽象的反映论的意议上对认识所作的解释，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企图以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观点来克服那种解释。

　　他和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看到，过去对反映的种种解释以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作的解释，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但是，科尔施从正确的看法中并没有得出正确的解答。

　　由于这些原因，科尔施后来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的文章上，对上述批评以及对列宁的上述著作中被奉为经典的关于反映的论点已经有所变动的情况，反应相当强烈。科尔施在这一时期（1930年）的看法最后形成为如下的立场：“然而，整个‘列宁主义’理论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今发展阶段的实践需要来说，不是足够的理论上的表现，而作为这种列宁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种原因也不是符合现今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14]

　　科尔施认为，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整个辩论转移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已经超越的发展程度上[15]，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观念是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非辩证的理解，是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抽象的认识论观点，而没有像马克思在《宣言》中所写那样，从社会历史意识的各种形式中寻找认识，把它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或者作为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关系的一般表现[16]。当时，列宁的哲学笔记实际上已经发表了，但科尔施没有足够地了解列宁自己对他的哲学活动初期的哲学成就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至于谈到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列宁主义理论时，只有把这个理论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等同起来，科尔施才可能是正确的。可是，这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科尔施的评价也就是错误的了。

　　科尔施有理由觉得反感的事情是，不动脑筋地停留在列宁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的某些论点上和建立令人不能容忍的思想上的专政，这种专政为了某些观点而企图实行垄断并把严格的理论活动界限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17]。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间又继续进行被战争打断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辩论。

　　战前的大多数马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时期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即认为他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崩溃的必然性，因此他们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伦理上的理想和要求（伯恩斯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鲍威尔等），当时只有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中维护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一激进的论点[18]。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家如卡·迪耳、格·西姆科维奇企图证明，马克思关于崩溃的理论同他的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从唯物史观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威·桑巴特（他曾经相当接近于社会主义）以尖锐的形式维护同样的思想，认为这种理论是在《宣言》中提出的，并且确实是和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19]。


原载﹝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64年版，页370-380




[1] 卡尔·阿尔什：《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1922年柏林德文版，第37页。

[2] 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第63──64页。

[3] 同上书，第69页。

[4] 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第104页。

[5] 科尔施：《唯物史观的观点》，1922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1930年莱比锡德文版，第121页。

[6] 同上书，第125──126页。

[7] 例如，在同沃尔特曼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论战时，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唯物主的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种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41页）。在反对卢卡奇的论战中，人们也攻击科尔施否定自然辩证法，但是，科尔施并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8] 科尔施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时，正确地指出，不仅资产阶级哲学史编纂学，而且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都几乎丝毫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在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宇伯威希、朗格、文德尔班、库·费舍、布雷叶等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作为哲学起作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无知，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只要从著名的文德尔班的哲学读本中引出一段话来就够了，“当费尔巴哈的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翻转过来的唯物主义还在盛行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立了一种把黑格尔和孔德的基本论点以特种方式混杂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历史的真谛。这种集体的生活确实在本质上含有经济的性质……因此，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活动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分技，而全部历史也因而应该是经济的历史。”（《哲学史读本》，1935年杜宾根德文版，第554页）

[9] 科尔施：《唯物史观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137页。

[10]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106──107页。

[11] 同上书，第113页。

[12]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115页。

[13] 同上书，第116页。

[14]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34页。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看到，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意义不在于哲学上的论据，而在于“最后的结论，他实际上是以此来否定当时的各种哲学倾向，认为那是错误的党派性的思想体系，并打算把这样一些倾向加以摧毁”（同上书，第29页）。

[15] 同上书，第35页。

[16] 同上书，第36－38页。

[17] 科尔施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后来不久就不得不出国侨居了。1938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书。不过，我无法确定科尔施的出生年代，因为我能够找到的任何一部百科全书中都没有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并患着重病。（科尔施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录入者注）

[18] 弗里茨·施特恩堡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1926年）中也维护罗莎·卢森堡的理论。

[19] 桑巴特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书（1924）年中提出了这点，在《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著中并明确提出了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希法亭及其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接近、或者已经拥护的一个论点：“我们将会逐渐习惯于这种思想，即在稳定的、受调节的资本主义和一个技术化的、合理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大，由此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命运来说，经济是资本主义式地还是社会主义式地发展，几乎是一样的。这里指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劳动方式是相同的，……我们的问题是，大型的合作社商店同资本主义的商店、共产主义的高炉同资本主义的高炉、城市的电车同资本主义的电车区别何在。我们不会找到什么本质的差别。也许工人的‘意识’在这里和那里不相同。然而劳动条件在这里和那里是相同的。”（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1927年德文版，第1016页。转引自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溃的规律》，1956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