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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评论

(1906年6月28日〔7月11日〕)



  在拼凑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官吏的内阁失败以后,政府曾试图用独裁来吓唬立宪民主党人。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则用革命来吓唬政府。《言语报》写道:
  “大火愈燃愈烈——这就是我们从来自俄国各地的电讯中得出的印象……正在燃烧的已经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在燃烧,军队在燃烧。说得正确些,也就是整个俄国在燃烧……农民们动辄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群,自行对当局、对土地占有者、对领地和庄园进行惩治。”
  格列杰斯库尔教授就这场“大火”赶忙出来表示自己对历史事变的深刻理解: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决定性事件的前夜。或者政府在最近几天就改变主意,把权力交给杜马内阁,或者它就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灭顶之灾。”
  总之,要么是革命,要么是立宪民主党内阁。立宪民主党人利用一切,尤其是利用人民的革命主动性来证明必须有立宪民主党内阁,这是毫不足怪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陶醉的,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巫医们现在针对革命开出的立宪民主党内阁这副解毒剂,用来解革命主动性之毒,用来对付《言语报》自己所确认的群众要求实现其集会自由的权利(不是立宪民主党所说的集会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和拥有全部土地的权利的强烈愿望,是不会灵验的。
  努力吧,先生们,革命既然对付得了维特—杜尔诺沃体制,它也一定能对付立宪民主党的各种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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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报》说:要么是革命,要么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它还补充说:革命嘛,不妨奉告一声,我们倒并不害怕,而对你们却更为不妙。但是,一切在战斗时刻善于坚持战斗立场的人都知道这类言语的价值。大暴行制造者和帮凶的机关报《新时报》也十分清楚,格列杰斯库尔一类先生们之所以提到革命,只是由于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新时报》在作如下声明时,更加充分地暴露出准备搞交易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实质。它说:“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我们和你们一样害怕革命,但是我们同革命进行斗争的各种办法几乎都已用尽,而你们却还有那么一些,因此,请你们试一试吧,可别拖延误事。”情况正是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还可以等一等;而新时报派先生们却催促说:快点行动吧,不然革命就要取胜了。
  最近一号的《新时报》是这样写的:
  “……即将发生爆炸,对此不仅现任内阁要负责,而且立宪民主党也要负责。这个党的罪过在于:它因怯懦而不愿在极左派面前丧失自己的一部分声誉,把国家杜马引上了不可避免的旷日持久的冲突的道路,并且由于它坚持要立即强行实现政治纲领——这是需要有很长很长时间的——而犯下了违反和平演进律的罪行。”
  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讨价还价,彼此恫吓,然后成交:事业相同——目的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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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指出[注: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既然立宪民主党因转让土地而从农民那里“按照公平的估价”取得一笔很可观的钱,那么特列波夫就没有理由只是为了原则上不容许把土地强制转让给农民而同立宪民主党分手。今天的《言论报》写道:
  “关于由杜马中的多数组织新内阁的各种传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关键。我们听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传说认为,在组织杜马内阁问题上能够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的,是发行新公债。
  发行公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迫切的土地问题。撇开强制转让土地这个不能接受的主意不谈,据估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0亿卢布。公债的另一半应当拨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独立支配,以加强陆海军的战斗准备。”
  这样,可以拍板成交了:只要用20亿卢布赔偿被剥夺的地主等等,再拨出20亿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独立支配,特列波夫就不再考虑什么原则,而同意让立宪民主党人执政。要价并不高,是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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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报》因我党打算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种想法而感到不安。它竭力把这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说成是一种灾难,是党得了不治之症的一种征候。“又是代表大会!”——它对此感到惊恐不安。是的,又是代表大会——当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指示同全党的意见发生矛盾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是摆脱党内既成局面的必然出路。党现在是按民主原则改组过的,因此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生活报》中的民主主义者:不通过代表大会,民主政党的有组织的意见又怎样能表达出来。这些先生在自己的报纸上引用了《回声报》[147]关于反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组织的数目和票数的报道,可是他们又对召开代表大会感到惊恐不安。
  不,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想法不是一种灾难。这是党的活力的标志,是党内舆论力量的标志,是党从各种情况造成的困境中简单容易地找到出路的标志。所以我们深信,对于党内任何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责任内阁——中央委员会来说,召开代表大会不会是一种灾难。召开代表大会,现在对于党来说是一种需要,对于中央委员会来说是一种责任,对于立宪民主党及其应声虫们来说则可能是一种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上不论谁取得胜利,对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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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劳动呼声报》(第7号)上有这样一段话:
  “编辑部按:我们收到了康·波—夫同志关于恩·拉赫美托夫同志的文章的信。我们认为必须声明,我们不完全同意拉赫美托夫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完全不同意他的关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意见。
  我们给了拉赫美托夫同志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我们自己是站在阿姆斯特丹决议的立场上的,并且从立宪民主党登上政治生活舞台的第一天起,我们在论述目前政治形势的各种问题的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中,就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康·波—夫同志究竟给《劳动呼声报》编辑部写了些什么,但是使我们不禁感到疑惑的是:难道编辑部只有收到这封信以后才“理解”恩·拉赫美托夫的文章?如果编辑部没有收到康·波—夫同志的信也理解它不同意思·拉赫美托夫的意见,那么怎么能够发表有原则指导意义的文章而不附带说明编辑部不同意这些文章的见解呢?此外,这篇实质上只是因文笔尖刻及结论和口号很“极端”而令人注意的冗长文章,迷惑了不少读者,使他们以为文章的作者是接近党的领导层的。但是,在我们的疑惑的感觉中也还掺杂了一些满意的感觉:尽管《劳动呼声报》用了一星期的时间才否定了恩·拉赫美托夫的文章,但是,不管怎么说,迟做总比不做好。


载于1906年6月29日《回声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68—272页



  注释:

  [147]《回声报》(《Эх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6月22日(7月5日)—7月7日(20日)在彼得堡出版,以接替被政府查封的《前进报》。——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