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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1906年11月10日〔23日〕)



  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两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两篇反对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文章。文章的调子如此激动和恶毒,通篇都是恼恨、烦躁、对人的影射和猜疑,一下子就恢复了流亡者无谓争吵的不幸时代的气氛。我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刊物上刊载了这两篇,而且仅仅是这两篇谈论代表大会的文章,这简直有失体面。请好好想一想,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政党的责任内阁,竟在有关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上完全失去了理智,丧失了自制力!同志们,这简直太不成体统了。正是由于你们对主张重新审查你们的代表资格和你们的策略一事大发雷霆和肆意谩骂,你们就对自己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从幸灾乐祸的观点来看,一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人的最大希望,莫过于转载并广泛传布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文章了!
  试问,为什么以中央的名义出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人,只能用委屈的几乎是抽泣的声调说话呢?因为有两个非常清楚而简单的基本事实,使鼓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一个事实就是党的构成,另一个事实就是党的策略。
  在统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按其构成来说,有13000个布尔什维克和18000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18000个孟什维克的意志。现在党内增加了14000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26000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33000个崩得分子。[注:10月11日的《同志报》根据似乎是中央委员会的材料提出了新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比例。根据这些数字,我党现有党员约15万人。其中约有布尔什维克33000人,孟什维克43000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13000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28000人,崩得分子33000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的社论两次断然承认,现在党内两派人数大致相等。这种看法的根据,显然是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归作布尔什维克,而把崩得分子归作孟什维克。我们就算把崩得分子列为孟什维克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孟什维克中央代表我们全党也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反常现象(中央委员会中有七个孟什维克,三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两个崩得分子;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被承认具有中央机关报编委的权利;在讨论一切政治问题时,还有五个有表决权的孟什维克即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参加)。
  至于说到策略,党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5—6个月内经历了我国革命的两大时期:杜马时期和“解放杜马后的内阁”时期。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杜马策略归结起来,就是支持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这个策略的最高表现就是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口号。党内大多数都不承认这个策略和这个口号,这是事实。在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作了斗争。现在无须多谈这一事实,也无须说明它的意义了。
  其次,解散杜马以后,中央委员会曾经赞成组织局部的群众性抗议。总的策略口号就是:拥护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既没有接受自己中央委员会的具体口号,也没有接受它的总的策略,这也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可是谁仔细读一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一2号,谁就不会不看到,这个总的策略在这两号报纸上得到了维护、辩护和论证(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是比农民进步的城市资产阶级,等等)。
  由此可见,党在新的杜马运动中又要同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口号进行斗争;而在最近的革命发动中,由于中央委员会并不代表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会分散力量,瓦解斗争。这就是说,对于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的任何拖延,现在不仅直接破坏党的民主组织的全部精神和全部意义,而且对无产阶级最近要进行的杜马斗争和总的革命斗争说来,也是最危险的障碍。
  附言:这篇短评写好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又出版了,这三号报纸更加证实了上述的一切。孟什维克在选举协议问题上完全分裂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从马尔托夫那儿动摇到切列万宁那儿去了。马尔托夫公开驳斥了切列万宁。普列汉诺夫为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撰稿支持切列万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社论表明,中央委员会违反党的意志,又准备重新提出自己的支持整个杜马和支持要求任命杜马内阁的口号。


载于1906年11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