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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胜利的社会意义

(1912年11月7日〔20日〕)



  “对马其顿来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它的征服,意味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一个1789年或1848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巴尔干目前事态的主要实质。
  1789年法国的革命,1848年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使一个国家摆脱专制制度和地主、农奴主的特权,实际上是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自由。但是,不言而喻,这种革命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因此就连那些“无党派的”、还没有组成阶级的1789年和1848年的工人,也成了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先进战士。
  马其顿同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一样,经济上非常落后,在那里,还保留着大量农奴制、中世纪那种农民对地主封建主的依附关系的残余。这些残余包括:农民向地主交纳代役租(货币或实物),以及对分制(按对分制,马其顿的农民通常把收成的三分之一交给地主,比俄国少些)等等。
  马其顿的地主(所谓斯帕吉)是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农民则是斯拉夫人,基督教徒。因此,阶级矛盾由于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锐。
  所以说,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胜利,就意味着马其顿封建统治的垮台,意味着农民土地占有者这一比较自由的阶级的形成,意味着巴尔干各国曾经受到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关系阻碍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了保证。
  各种资产阶级报纸,从《新时报》到《言语报》,都在谈论巴尔干的民族解放,却避而不谈经济解放。而实际上,后者恰恰是主要的。
  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充分自由才会必然到来。相反,如果地主和巴尔干各君主国对人民的压迫仍然存在,民族压迫也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
  如果马其顿的解放是通过革命,即通过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农民共同反对所有这些民族的地主(以及反对巴尔干各国的地主政府)的斗争而实现的,那么巴尔干人民为争取解放献出的生命,也许不到现在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一。这样,为争取解放而付出的代价会轻得多,解放也会彻底得多。
  试问,究竟是哪些历史原因使得这个问题是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革命解决的呢?主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巴尔干各国的农民群众软弱、分散、落后和愚昧,还有工人数量太少,——虽然工人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联盟)共和国的要求。
  因此,很明显,欧洲的资产阶级和欧洲的工人对待巴尔干问题的态度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甚至象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都在大喊“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这就是直接歪曲巴尔干目前事态的真相和历史意义,给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真正解放事业增添困难。这就是赞成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地主特权、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
  工人民主派则相反,只有它才坚决主张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彻底实现巴尔干各民族的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才能根本消除一切民族压迫。


载于1912年11月7日《真理报》第1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186—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