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5卷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171]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172]。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象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173]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7—411页



  注释:

  [171]《贫苦农民报》(《Е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401。
  [172]《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政论家短评》一文提纲和第43卷所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401。
  [173]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