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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19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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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全场热烈欢呼。全体起立。）列宁同志说，这个大厅使我想起了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发言[1]，当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我们把刚刚过去的事情忘记得太快了。现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进程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不久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以前人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阶级矛盾的发展相应地比较充分的西欧，革命的道路会与我们有些不同，政权将会一下子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现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说明正好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从西欧资产阶级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中汲取力量，有步骤地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德国的革命群众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会获得这种经验。大家还记得1905年革命，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投入斗争的。而在现在这次革命中，我们考虑并利用了1905年革命给我们提供的经验。
接着，列宁同志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作了一个概述。他提到革命第一个时期的情况，当时群众还不知道怎么办，也缺乏享有足够威信的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列宁同志说，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使开始了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国内一切被剥削群众和一切劳动者，因此，在我们面前必然摆着一个关于组织形式的问题。我们清楚地记得苏维埃在1905年所起的作用，我们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把它当作团结劳动者来同剥削者作斗争的最有用的武器。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前，我们总是说，苏维埃是最适合于俄国的机构。当时我们还不能断言苏维埃也同样适合于西欧，但生活表明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苏维埃在西欧愈来愈受欢迎，而且不仅在欧洲，在美洲人们也在为苏维埃而斗争。到处都在建立苏维埃，苏维埃迟早会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
目前美洲处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时刻，那里正在建立苏维埃。可能那里的运动所走的道路会与我们不同，但重要的是，在那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也已经得到广泛流行。现在，这种组织已经代替了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本来是反对一切政权的，在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形式以后，也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这样，他们就彻底推翻了否认任何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两年以前，在苏维埃内部盛行着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妥协主义思想。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从群众的意识中扫除那些妨碍他们了解当前情况的陈腐观念。这只有靠苏维埃在国家建设生活中的实际工作才能办到。现在德国的工人群众也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也必须从意识中清除这种陈腐观念，但是在那里，这一过程要比我们这里进行得更剧烈，更残酷，流血会更多。
我稍微偏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给我出的题目，但这是必要的。
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了解人民委员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日常的烦琐的政务和建设事业中不可避免的细小事情，往往把我们引到一边去，使我们忘记世界革命的大事。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我们国内生活中的细小事情，并及时地加以调整。伯尔尼的著名的钦差大臣们[3]把我们说成是暴力策略的信徒，但是说这种话时，他们完全闭眼不看专靠暴力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他们那里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采用苏维埃管理形式以前，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群众作好准备，来实行从未有过的新的国家管理形式。我们把克伦斯基政府弄得狼狈不堪，我们迫使临时政府不断地更换阁员，这就最终向群众证明，当时光想掌权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一伙是无力管理国家的，而只是在这以后，我们才夺取了政权。
在世界范围内事情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革命暴力是不够的，在使用革命暴力以前，先要象我国这样做好准备工作，而这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些。当时布列斯特和约[4]曾引起很多议论，一些先生们决定利用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步骤，把它叫作妥协，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这叫作妥协，那么，我们为了从内部进行破坏而参加国家杜马，也得说是同沙皇妥协了。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期待在德国造成推翻威廉的必要的内部条件，这就表明，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图是多么正确。
在协约国[5]中，群众的觉醒已经表露出来，他们的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这种觉醒。为了这个目的，有人使尚未觉悟的群众只是注意“爱国主义”。他们用诺言安抚群众，用胜利的和约的好处诱惑群众，说和约签订以后群众受益无穷。他们让群众靠幻想过日子。但是实现这些幻想的打算的正确程度，可以从不久前我同一个清醒的、用商人眼光看问题的、与我们利益格格不入的美国商人的谈话中看出来。他对法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法国政府答应群众，说什么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金山，但是德国人从哪里弄钱来偿付，从一无所有的债务人身上是弄不到任何东西的，所有这些建立在同德国签订有利的和约之上的幻想都会破灭，因为签订的和约将是一个导致破产的和约。甚至革命的敌人也感觉到这一点，除了推翻资本主义以外，他们找不到摆脱现状的任何出路。目前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是巴黎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最敏感，反应最敏锐。现在巴黎群众不允许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开口，而在半年以前，不管怎样辱骂布尔什维克，他们都听之任之。资产阶级花了很大力气来帮助我们宣传我们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进攻迫使群众思索和判断，因此，肯动脑子的巴黎群众得出结论说，既然资产阶级这样仇恨布尔什维克，说明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现在协约国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想靠我们掏腰包来付清向它要钱的帐单。我们不得不重视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对胜利将会感到失望，结果“盟国”的一切诡计都会彻底破产，甚至到不了那个时候它们就会厮打起来。现在所有国家都在闹饥荒，而且任何胜利都不能帮助它们消除这种饥荒。我们面临着对外政策向我们提出的复杂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人民委员会对外政策上一个最重大的步骤）的经验。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在军事方面优于我们的劲敌签订的，这甚至在我们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但这是被帝国主义强盗团团包围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布列斯特和约削弱了我们强大的敌人。把掠夺性的条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德国在极短时期内就完蛋了，现在其他国家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特别是由于军队到处都在瓦解。
应该回想一下，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我军的瓦解是由于俄国人缺乏耐性，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切走上革命道路的国家的命运。目前各国“民主”政府在巴黎进行的公开抢劫擦亮了群众的眼睛，特别是，它们由于分赃不均经常发生激烈争吵，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6]尽管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很不利，但我们有一个优点，连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7]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该报军事评论家的一篇文章指出，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迅速瓦解，而俄国没有这种现象。用《泰晤士报》的话说，只有俄国的军队不是在瓦解，而是在建设。这是一年来我们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奋起自卫，夺回苏维埃俄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每一个月的斗争都使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我们第一个夺取了政权，现在管理我们国家的是劳动者的苏维埃。我们能不能保持住政权呢？如果不能，那么夺取政权就是违背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尽管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还是捍卫住了劳动者的政权。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专家问题。
列宁同志说，我们有一些同志，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和旧军官，就非常愤慨。当然，在组建红军时，专家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提得正确与否决定着建军的成败。专家问题应当提得更广泛些。我们应该在一切建设领域内，自然是在我们没有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自己力不胜任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我们把旧人员放到新的环境中，使他们在适当的监督之下，在无产阶级警觉的监视之下，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到处都有倒戈分子和存心不良的怠工分子。在这里首先必须使用暴力。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利用无产阶级在道义上的影响，利用强大的组织和纪律。抛弃对我们有用的专家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但是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无产阶级能够监督他们。应该给予工作，但要警觉地监视他们，设政治委员管他们，防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必须向他们学习。总之，在政治上不向这些先生们作丝毫让步，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只要可能，就要利用他们的劳动。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一部分。我们已经从镇压资本家转为利用他们，这也许是一年来我们在国内建设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农村问题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苏维埃政权需要有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我们对农村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最紧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在这方面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农民习惯于独自经营。他们习惯于自由出卖自己的粮食，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认为这是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现在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来使他们完全相信，只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才能克服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状况。在这里不应该使用暴力，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当然，在农民当中，我们也有公开的敌人——富农，但是在农民中占多数的贫苦农民和接近贫苦农民的中农是跟着我们走的。对付富农这一死敌，我们只有一种武器，这就是暴力。当我们开始实行把余粮给予挨饿者的粮食政策时，有一些人向农民喊叫：“他们在掠夺你们！”这些穿着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或别的什么丑角的服装的人，实际上是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的死敌，过去我们怎样对付他们，今后还要怎样对付他们。
载于1919年3月14日《北方公社报》第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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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有两张纸条，意思不十分清楚。从其中一张纸条上毕竟可以大致看出两个基本思想。第一，递纸条的人不满意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太冒进，而对孟什维克则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是循序渐进。第二，提出了农民暴动问题。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应当说，既然这样责备布尔什维克，就应该指出，他们的冒进表现在何处，而循序渐进又好在哪里。我们和孟什维克不同的主要一点就在于，我们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冒进的结果是在前年10月夺取了政权。而孟什维克要求循序渐进，不愿意政权归苏维埃。例如，同情孟什维克的著名社会党人考茨基，1918年8月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下去，他们会灭亡，从而使整个党毁灭。我认为，这种看法已被事变的进程推翻，不值一谈，尤其是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话。在德国，考茨基坚持民主制，坚持立宪会议制。这里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孟什维克都说，决不能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德国召开了立宪会议，1月和3月在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强大的工人起义，爆发了国内战争，结果以希法亭为首的德国孟什维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赋予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停止立宪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这表明，德国的孟什维克，甚至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也是非常糊涂的。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种主张只能受到嘲笑。
至于农民暴动，会上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这里有过一连串的富农暴动，而且现在还有。去年夏天发生了许多次富农暴动。富农是我们的死敌。对他们除了镇压以外，不能指望别的什么。中农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说俄国发生的是大量农民参加的暴动而不是富农暴动，这是不正确的。个别的村、乡曾经附和富农，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席卷俄国全体农民的农民暴动是没有过的。富农暴动是有过的，只要政府坚决主张一切余粮应按固定价格售给挨饿者，这种暴动今后也还会有。这种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富农囤积有大量粮食，他们能够按几百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出售，而我们大家知道私贩粮食者是按什么价格出售粮食的。如果给富农这种自由，那么，藏有纸币和克伦斯基币[9]的富人就会饱腹，而什么也没有藏的大多数人就会挨饿。因此，我们要看到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家的政权存在的时候，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倒以后，富农的暴动将会愈来愈少。应该作出选择。如果谁希望不发生任何暴动，希望富人心甘情愿地答应把全部余粮老实地交出来，我认为，这种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另一张不清楚的纸条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被社会革命党人蒙骗的工人，由于缺乏粮食而停工，罢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当然，我不能指望全体工人个个都拥护苏维埃政权。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时，其他城市有不少工人参加白卫军，反对他们，镇压他们。尽管如此，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说，巴黎公社战士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即代表着一切优秀正直的人们，而在白卫军中的则是一部分落后的工人。我们这里也有些不觉悟的落后的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不了解苏维埃政权；我们在尽力启发他们。没有一个政府象苏维埃那样地创造条件让工人经常举行集会，苏维埃让工厂的每个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有其地位。我们尽可能地吸引工人，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共和国中，工人也是被排斥在这种事情之外的。而苏维埃政权则用一切力量吸引工人，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留恋过去。
在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甚至可能只有个别的人，还记得农奴制度，能够记得这点的只有老年人，但是记得30—40年以前事情的人总会有的。凡是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在30年前农村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老年人，他们说：“在农奴制度下要好些，规矩多，很严格，妇女穿得很朴素。”如果我们现在读读乌斯宾斯基（我们将给他建立纪念碑，他是一位描写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家）的著作，就会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描写中看到，一些纯朴正直的老农民、有时甚至一些中年人都说，在农奴制度时代要好些。在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时，想使它在所有的人的意识中一下子消灭是做不到的，还会有少数人留恋过去。
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他们说，资本主义时代好，报纸很多，而现在却少了，那时我挣钱也多，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过去有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我们说：“干其他有益的工作吧。”他会说：“我干的是细活，我是首饰匠，工作很干净，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而现在来了一些土里土气的人，文雅的先生们被赶走了，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人会宣传退回到资本主义去，或者象孟什维克说的，前进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健全的民主制去。说“我们在健全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工人，能找出几百人。这些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人只是微乎其微的少数，而我们保护的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不好的多数人的利益。（鼓掌）健全的资本主义引起了那些最自由的国家的世界大厮杀。健全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的，而有的倒是象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那是一个文明、富裕、技术先进而又最自由的共和国，这种民主的资本主义，这种最共和的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全世界而引起了最疯狂的世界大厮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的工人，在全国1500万工人中，也就能找到几千个。在富裕的国家里，这样的工人要多些，因为他们替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干活。他们为这一小撮人效劳，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高的工资。试拿英国的几百个富翁来看，他们发了几十亿的财，因为他们掠夺了印度和许多的殖民地。他们拿钱收买一两万工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付出高一倍或更多的工资，以便让这些人专门替他们好好干活。我偶尔看了一个美国理发师的回忆录，一个亿万富翁每天刮一次胡子给他一块美元。这个理发师写了一整本书，来颂扬这个亿万富翁和他的优裕的生活。他每天早晨去这位金融大亨那里待一小时，得到一块美元，心满意足，除了资本主义，什么也不想要。对这种论据应该时刻警惕。大多数工人都没有过这样的境遇。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资本家则用高额工资收买极少数劳动者，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忠实奴仆。正象在农奴制时代，一些农民向地主说：“我们是你们的奴仆〈这是在农奴解放以后〉，我们不会离开你们。”这样的人很多吗？只是极少数。能不能拿他们作借口来否定反农奴制的斗争呢？当然不能。现在也一样，决不能借口少数工人为资产阶级报纸工作，生产奢侈品，服侍亿万富翁，挣钱很多，就否定共产主义。
现在我来谈谈那些意思写得很清楚的问题，第一，就是关于租让、特别是关于北方大铁路租让的问题[10]。有人说，这是让一群强盗抢劫人民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专家、同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能不能打垮世界帝国主义呢？假使我们能做到，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正象我们在1917年3月不能推翻克伦斯基一样；当时我们应该等待苏维埃组织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做工作，而不是立刻起义反对克伦斯基。同样，现在能不能对世界帝国主义打进攻战呢？当然不能。假如我们更强大，明天就能得到许多粮食，有技术设备等等，那我们就不会让谢德曼之流屠杀斯巴达克派[11]，而会把他们打倒。但是现在，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只要其他国家没有苏维埃多数，只要许多国家还是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我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把世界帝国主义打倒的，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者让步。我们现在还不能大规模地修筑铁路，能把现有铁路管好就很不错了。我们缺乏粮食和燃料，没有足够的机车，我们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运不出来。前几天，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决定派遣有全权处理问题的代表去运这批粮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人们在挨饿，而那里却堆积着几百万普特粮食运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机车，没有燃料。所以我们说，宁肯向外国资本家纳贡，只要把铁路修成。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灭亡，但不搞好铁路交通，我们会因人民挨饿而灭亡。不管俄国工人怎样能吃苦，但吃苦是有限度的。因此，采取改善铁路交通的措施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我们向资本主义纳贡也在所不惜。不管这种办法是好是坏，暂时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在我们还不能彻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以前，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葬送苏维埃政权。我们曾付给德帝国主义者黄金，按照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我们必须这样做，现在协约国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这批金子——战胜的强盗抢劫了战败的强盗。现在我们说，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胜利，我们就只有或者作战，或者用贡款向这些强盗进行赎买，而赎买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我们曾向德国强盗进行赎买，给了他们几亿卢布，借这个时间我们巩固了自己的红军，而德国强盗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其他帝国主义强盗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鼓掌）
这位同志还写道，他因为反对使中农破产而被拘捕了四天，他问什么是中农，并提到一连串的农民暴动。如果逮捕这位同志是因为他反对使中农破产，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从他很快就被释放这点看来，我料想逮捕他的人或者苏维埃政权的别的代表已考虑到这种逮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来谈谈中农。中农与富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富农掠夺他人的钱财和劳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是受剥削的人；中农不剥削他人，靠自己经营过活，粮食大致够吃，没有富农化，但也不属于贫苦农民。这种农民动摇于我们和富农之间。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如果走运，可以上升为富农，因此，他们倾向于富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上升为富农。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善于同中农讲道理，那一定能向他们证明，苏维埃政权比其他任何政权都好，因为其他政权都压迫和摧残中农。但中农是动摇不定的。他们今天拥护我们，明天却拥护别的政权；一部分拥护我们，另一部分却拥护资产阶级。在几天以后我们就要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任何暴力［注：见本卷第419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党宣布这一点。如果有逮捕的事情，我们要斥责，要纠正。对富农，我们主张使用暴力，而对中农，我们是反对使用暴力的。我们向中农说：即使你们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们也不想强迫你们加入公社，我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强行赶入公社，也没有这种法令。如果地方上有这种情形，这是违法乱纪，必须把负责人员撤职，交付法庭审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农站在两个阵营之间。但是，同志们，政策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暴力，我们主张同他们妥协，主张向他们让步。中农能够慢慢地走到共产主义，而且一定能够走到共产主义。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中，资本总是威胁着中农，以各种方式摧残和压迫他们。
其次，有人问我对波罗的海舰队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研究波罗的海舰队问题，现在不能答复，也许从舰队来的那位同志的发言已经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12]。
下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有许多官僚主义霉菌滋长蔓延的现象，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官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建立了苏维埃。它赶走了旧法官，把法院变成了人民的法院。但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用不着懂得旧法律，只要本着公正的态度办事就行了。法院中的官僚主义容易铲除。在其他方面，这就困难得多了。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控产党人”，因为不敢说是共产党人［注：这里的“控产党人”（“камунист”）和“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在原文只是发音稍有不同，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列宁这里是嘲讽旧官僚不能理直气壮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编者注］，他们戴上红领章，想捞到一个肥缺。怎么办呢？要反复地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张纸条上说，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同志们，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现在我们决定不让党龄不满一年的党员当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今后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在党执政的初期，不得不让党员享有优先权。假定说，来了两个人，一个掏出党证，说他是党员，另一个没有党证，而人们对这两个人都不了解，持有党证的党员自然就有优先权。怎样区别一个人是真正凭信仰入党还是混进党内来的呢？应该在党证上写明入党日期，而且在没有受过考验和锻炼等等以前，不发给党证。
还有一张纸条是关于中农担负的革命税[13]的问题。关于这件事，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收到过很多告状的信，为了调查核实，我们采取了下列办法：我们有一个中央统计局，吸收了俄国优秀的统计专家参加工作，大部分专家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甚至有立宪民主党人；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很少，他们过去多忙于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实际业务做得较少。就我所能看到的，这些专家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和个别的人进行斗争。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抽查几个乡，看农民是怎样分担革命税的。告状的信很多；当然，如果从全国来了1000封告状的信，那在全俄国说来是很少的；如果几百万农户中有1000封告状信，那算不了什么；如果每天有3个人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月就有90个人告状，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这里尽是告状的了。为了核实，我们决定调查几个乡，并且从波波夫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实的答复，在有工人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又把这个报告讲了一遍。这个报告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公平的。苏维埃政权要求贫苦农民不纳，中农少纳，富农多纳，当然不能确切地判定谁是富农，谁是贫苦农民，错误是有的，但大多数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合理的。也应该是这样。（鼓掌）当然，有过错误。但是，例如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抱怨说，住宅委员会对他课税不公平。他向苏维埃政权申诉这件事。当时有人说：搜查他，他在进行投机活动。在他家里搜出了几袋克伦斯基币，共有100万。在我们没有想出办法用新币代替全部旧币以前，这种情形是会有的，一旦我们用新币代替了旧币，任何一个投机者都会原形毕露。将来人人都得把旧币换成新币。（热烈鼓掌）如果你拿出一个工人所需要的数目不大的钱，那我们就按一比一兑换给你，如果你拿出一两千卢布，那也按一比一兑换，如果你拿出更多的钱，我们就只给你一部分现钞，其余的则记在帐上，请你等一等。（鼓掌）这样做，就需要准备新币[14]。全国的旧币约有600亿卢布。换成新币，并不需要这样大的数目，但专家认为至少要有200亿新币。我们现在已有170亿新币了。（鼓掌）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在短期内完成实行这一办法的准备工作，以便打击投机者。这个办法一定会揭露出那些隐藏克伦斯基币的人。实行这种办法需要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轻而易举的。
下一个问题是播种的情况如何，播种很困难。这当然是对的。现在设立了耕地委员会[15]。同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一项法令，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委员会[16]，这个委员会将在与工会取得协议后组织起来。它的任务是使荒芜的地主土地不再荒芜下去，把这些土地交给工人。有这样的决定：凡是农民没有占用的土地，政府将尽力使之能得到利用。当然，种子是不够的。这需要贫苦农民去揭露那些把余粮隐藏起来而不肯拿出来作种子的富农。对富农来说，重要的是隐藏余粮，因为他们在饥荒的月份卖一普特粮食可得1000卢布。他们可不管地种不上粮食会给成千上万的工人带来多大危害。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揭露他们。
下面是工资问题：你给专家3000卢布，他会不断地换地方，很难控制他。我说的专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掌握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是绝大多数工农没有掌握的，这样的专家是需要的，因此，我们说现在不能使工资完全平等，我们主张给他们付3000卢布以上的工资。如果我们在他们帮助下学会做好工作，即使我们一年付出几百万卢布也不算贵。为了使他们不是被迫进行工作，我们现在还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不给高额工资。不久以前，我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谈到这个问题，他同意我们的政策，他说，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粗工的工资每月是25卢布，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500卢布，差额是1∶20，现在最低工资是600卢布，而专家的收入是3000卢布，差额是1∶5。可见，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拉平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而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把工资拉平；只要专家很少，我们就不能拒绝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说，只要能够利用现有的一切专家，一年多给100万或10亿也可以，因为他们教会工人和农民的东西比这10亿更有价值。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公社[17]的问题，有人问到是否可以让过去的地主加入公社？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地主。并没有哪项法令规定不许地主加入公社。当然地主是不能信任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压迫农民，农民仇恨他们，但是有些地主，如果农民知道他们是规规矩矩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让他们加入。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专家，他们有管理大农场的经验，他们能使农民和农业工人学到很多东西。
有人问，是否容许中农参加共耕社[18]？当然容许。最近整个整个的县决定走共耕社的道路。这会完成到怎样程度，我不知道。这里重要的是吸引中农，因为贫苦农民是同我们意见一致的，而中农并不始终如此，所以应该吸引他们。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资本家和地主，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张剥夺他们积累的全部财产；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对中农我们要说服，要用示范和劝说来吸引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如果地方上有人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这种人不是不愿意执行我们的决议，就是不理解我们的决议。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督促铁路员工的问题，同时还问到停止铁路客运的问题[19]。人民委员会特别用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布古利马线上，这些粮食可能烂掉，因为有时粮食堆在雪地上，春汛一来，定会烂掉。现在粮食已经受潮（水分达20％）。这些粮食应该运出来，否则就会烂掉。主要的是铁路员工自己也很需要粮食。因此，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的计算，必须从3月18日至4月10日停止客运。停止客运以后，即令用轻型客运机车也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如果私贩粮食者用这些车辆运粮，最多不过运50万普特。抱怨停止客运的人是不对的。私贩粮食者最多只能运50万普特；而我们，如果把车厢都装满，如果铁路员工能帮忙，就可以运350万普特粮食，从而改善粮食状况。因此，我们过去说，现在也说，一切有较高觉悟的有组织的同志都应该去做军事工作和粮食工作。不管怎样艰难，要赶快拿出人来。我们清楚地知道，彼得格勒为国家拿出来的人比全国其他城市都多，因为彼得格勒的工人是最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但这半年是艰苦的半年。1918年上半年我们得到2700万普特，下半年得到6700万普特。我们已经进入饥饿的半年，3、4、5、6月将是最艰苦的月份。要防止饥荒，就要拿出一切力量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小组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以派到铁路修配厂去工作的男人，如果有，就用妇女代替他，而把他调去担任这一工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织都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都应该再拿出一些工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付这艰苦的半年。（鼓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叛第29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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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指列宁于1917年4月4日，即他回国后第二天，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列宁在这两个会议上宣读了他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他们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3]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是指1919年2月各社会沙文主义和中派政党伯尔尼代表会议所委派的一个访问苏维埃俄国的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中间人的德国谢德曼政府外交部，于1919年2月19日致电苏俄说，该委员会是为了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况而前去访问的。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弗·阿德勒或奥·鲍威尔、卡·考茨基、鲁·希法亭、让·龙格、阿·韩德逊、托马佐（阿根廷），另外还有一个芬兰代表和一个意大利代表。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同一天作了答复。复电是列宁起草的，其中说：“虽然我们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丝毫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我们还是准许你们所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并保证该委员会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后准许任何一个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到俄国来。”复电中还询问，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可否访问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各个国家。这一询问没有得到答复。伯尔尼的著名钦差大臣们后来也没有成行。——[3]。
[4]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1918年11月13日，德国爆发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3]。
[5]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国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4]。
[6]指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为制定同战败国的和约而召开的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参加会议的共27国，其中可以参加一切会议的所谓“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只有美、英、法、意、日五国。苏维埃俄国未被邀请出席会议。德国及其盟国在和约草案拟定后才准许参加会议。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分赃，即掠夺战败国，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会的主要参加者讨论了扼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巴黎和会还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盟的决定，批准了国际联盟章程，这一章程写入和约，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巴黎和会所制定的几个和约是：1919年6月28日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同奥地利签订的圣热尔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同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同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8月10日同土耳其签订的塞夫勒条约。——[5]。
[7]《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5]。
[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7]。
[9]克伦斯基币指以亚·费·克伦斯基为首的俄国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23日（9月5日）下令发行的纸币，其面额有20卢布和50卢布两种。这种纸币发行后，通货膨胀达到1卢布仅相当于战前6—7戈比。克伦斯基币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使用，于1922年停止流通。——[9]。
[10]关于修筑北方大铁路（从鄂毕河经科特拉斯到彼得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的问题，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曾在一些报刊上和学会中进行过讨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由于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修筑这条铁路。为了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府认为可以用租让的办法吸收私人资本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画家A．A．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内维格于1918年声明愿意承租。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但是租让合同后来没有订成。——[12]。
[11]指斯巴达克派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被杀害一事。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1月7日，根据斯巴达克派的要求，由胡·哈阿兹召集，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行动导致整个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17年4月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作为一派参加该党，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2]。
[12]指M．M．克茹茨的发言。他谈到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波罗的海舰队遇到的困难。——[14]。
[13]指100亿卢布一次特别革命税。征收这一税款的法令是1918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按照这项法令，一次特别税主要由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负担。中等阶层只负担一小部分。对城乡贫民以及以工资或不超过1500卢布的退休金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人免征。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补充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于交纳低额税款的公民不再继续征收。——[15]。
[14]关于准备币制改革的问题是列宁1917年12月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草案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8页）。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了币制改革计划，目的是建立稳定的苏维埃通货，消灭由于战争和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币制改革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也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但是由于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战争，由于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币制改革在当时未能实现。苏联的第一次币制改革是根据列宁的原则在1922—1924年实行的。——[16]。
[15]耕地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28日的法令成立的机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这个法令规定，一切适宜耕种而尚未利用的土地统由国家支配，用来播种谷物；全部收获归粮食人民委员部掌握，并应主要分配给工厂工人。耕地委员会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参加耕地委员会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委员会并有权邀请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参加它的会议。——[16]。
[16]工人协助委员会即工人协助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于1919年2月设立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派遣有组织经验的工人到省、区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和各个国营农场；协助组织农业工会；吸收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农业工作；协助国营农场装置各种技术设备，以满足国营农场及其附近的农民的需要。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1921年，工人协助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农业粮食局。——[17]。
[17]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17]。
[18]共耕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形式之一。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共耕社社员保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有时小的村社全社改行共同耕地和播种，就成了共耕社。——[18]。
[19]人民委员会《关于停止客运以向中心城市运送粮煤的决定》，于1919年3月8日通过，公布于1919年3月11日的《真理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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