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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格·斯米多维奇


  1902年8月2日

  亲爱的奇·:您的来信已经收到,暂时简复两句,因为我很不舒服,躺下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封信中有您提出的问题。因此我想是您误会了。谁会打算不增加和巩固工人的小组、团体和组织,而去“解散”它们呢?您说我没有指出极端秘密的组织怎样能和工人群众联系。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是很自然的)您在第 96页上援引的一个地方就谈到需要“其他许许多多〈注意!〉许许多多!!组织”(就是说除了职业革命家的中央组织以外),这些组织“遍布各地(黑体是列宁用的)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但是您在我规定了组织层次和指出这种层次的两极环节的界限的地方竟没有根据地看出了绝对对立面。从职业革命家非常秘密的狭小核心(中央)直到群众性的“没有固定成员的组织”——这些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我只想指出这些环节的变化性质中的趋向:组织的“群众性”愈广泛,形式就必然愈不固定,秘密性也就必然愈少——我的提纲就是如此。而您想把它理解成这样:在群众和革命者之间不需要中介!!哪有这样的事!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些中介。既然我指出两极环节的特点,并着重指出(正是我着重指出的)中间环节的必要性,那么显而易见,这些中间环节将处于“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两者之间,而它的结构型式也是处于两者之间,就是说,中间环节不象中央那样狭小和秘密,但比“纺织工人联合会”等却要狭小和秘密一些。例如在“工厂小组”(当然,应当使每个工厂中都有中介小组)中必须建立“中心”:一方面,整个工厂或几乎整个工厂应当知道某某先进分子,信任他,并倾听他的意见。另一方面,“小组”应当使别人无法知道它的全体成员,无法拿到证据抓捕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总之,无法告发他们。难道这不是从列宁所说的话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吗?
  “工厂小组”的标准非常明确:在一个小组中有四五个(我是举例来说)工人革命家,——他们不应当都让群众知道。大概群众只应当知道其中的一个,不过必须保护他,使他不受告发。人们谈起他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自己人,虽然没有参加革命(没有看见他参加过),但是聪明能干。一个人和中央进行联系。这两个人都要有一个候补人。他们领导几个小组(工会的、教育的、散发刊物的、做情报的、进行武装活动的等等小组),当然,捕捉奸细小组或者筹集武器小组的秘密性决不是那种阅读《火星报》小组或阅读合法书刊小组以及其他等等小组的秘密性可以比拟。秘密性同小组成员的多少成反比,而同小组参与直接斗争的程度则成正比。
  我不知道,写这些是否特别必要,如果您认为对的话,那么把这封信寄还给我,因为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这封信以及您的那封作为材料的信。我希望能会见彼得堡的同志并希望能在这里详细地谈一谈。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从伦敦发往马赛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