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1]
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
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2]在完成了无线电话发射机的线路图之后，着手解决另一个任务——制造电子管。这种电子管的阳极采用了块状体结构，所以能够耗散较大的功率。1920年1月11日在无线电实验室进行了播送无线电话的第一次试验。四天以后，即1月15日，用二十瓦功率的天线，由下新城向莫斯科作了试播。
无线电实验所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迫使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直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协助。本文作者来到莫斯科，把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一封信通过邮电人民委员部的一位部务委员呈交列宁，并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复信回到下新城。这就是所有的苏维埃无线电工作人员现在都已十分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0年2月5日的信件。
在这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天才的预见评价了无线电话的前景：
“现在借此机会，对于您在无线电发明方面所进行的工人工作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枳极的赞助。您所创造的不要纸鞭、‘没有距离’的报纸，将是一件大事。对您的这一工作以及这一类的工作，我一定全力协助。”
[3]
一个半月之后，即1920年3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1．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下新城无线电实验所在不超过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尽快建立收听半径为两千俄里的中央无线电话台。
2．确定莫斯科为安装地点，立即开始准备工作。”
政府的这一决议使邦契—布鲁耶维奇面对一项复杂的任务。虽说发射机的线路图实际上已经解决，但大功率电子管的问题使这一任务看来好象根本无法解决。
铝质块状体阳极不能耗散强大的功率，因此，解决不了问题。是否采用大量小功率电子管的办法？在解除封锁后从国外收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马可尼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种办法。这个公司设在卡那封的电子管发射机装上了一百多只电子管。美国人也如此，他们在阿林顿的无线电台用了三百只电子管。不，应该走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如果有耐熔的锂或铜的话，就可以制造耐高温的阳极，提高耗散功率，”邦契—布鲁耶维奇这样考虑。“但是，俄国还不能冶炼和轧制这些金属，并且我国正遭到封锁，要从国外得到这些金属是毫无希望的。”
可是，在无线电实验室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桌子上放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封信，这封信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信里讲的是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这就是说，列宁交给的任务应当完成，这就是说，应该找到代用品。不能由于缺少钢而灰心丧气，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说任务无法完成！
那是一个做任何工作都困难重重的时期。一到夜间，城市就隐没在呎尺莫辨的黑暗中。不仅没有铜和钽，连面包和燃料也不足。邦契—布鲁耶维奇穿看大衣、戴着帽子坐在实验室里反复思索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任务。你想想看，列宁在极端繁重的工作中，在忙于解决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还挤出时间亲自给他，邦契—布鲁耶维奇写信！列宁亲自过问无线电话的问题！列宁亲自在考虑这件事！这就是说，这项任务与列宁正在思考的各种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领袖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实现。于是，国绕着缺少钽和由此而产生的复杂情况，邦契—布鲁耶维奇苦苦思考起来。
※ ※ ※
1920年底，一辆载重卡车沿着霍罗绍沃公路驶过瓦甘科夫墓地。在濛濛细雨的暮色中车上的东西看上去象剧院的布景。实际上车上装运的是在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组装的五千瓦功率发射机样机的胶合板底座。从事试验的人们也蜷缩在车上，他们正驶向霍登卡无线电台，将通过电台的铁塔用发射机样机向柏林试播无线电话。在那里“特莱福肯”公司的工程师将接收这次试播。他们还没有可用的无线电话台。大家对这次试验的成功深信不疑，因为两个月前鄂毕多尔斯克和塔什干都曾成功地收听到发射机播送的无线电话。
过了一昼夜，发射机样机安装完毕。离中欧时间七点钟还差半小时，人们突然想起了播送的内容问题。从邮电人民委员部来的译员想了解，究竟要翻译和播送些什么。于是，这次试验的全体参加者开始了集体创作。尽管这些人绞尽脑汁，但由于大家心情过分激动，提供讨论的电话稿看上去都象是查波罗什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信[4]。由于争论电话稿，播送的时间推迟了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在德国的收听地点——格尔托夫电台同“特莱福肯”公司的工程师们待在一起的邮电人民委员部代表不由得羞愧满面，而公司的工程师们则深表同情地安慰他。过了五分钟，他们的地位起了变化。现在轮到邮电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安慰他们，而他们则面露窘色地为自己辩解。
同柏林的单向通话是邦契—布鲁耶维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没有辜负列宁的信任，完成了列宁的任务，证明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可以实现的。
鉴于霍登卡无线电台取得的试验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邮电人民委员部准备一份关于在莫斯科建设无线电话台的法令草案，推荐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人选。在法令草案准备就绪、本文作者被指定为工程负责人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月26日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写道：
“……这个邦契—布鲁耶维奇（不是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亲属，只不过和他同姓），据各方评论，是一位大发明家。这件事
十分重要（不要纸张不要电线的报纸，因为利用扩音器和经过邦—布鲁耶维奇改善得很容易
成百架生产的收音机，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读的报纸）。
（1）特别抓紧这项工作，
和奥斯特里亚科夫[5]联系一下，并打电话和下新城谈谈。
（2）加上的法令草案
迅速交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如果不能很快获得一致同意，一定要在星期二以前准备提交大人民委员会会议。
（3）关于工作的
进行情况，每月向我报告两次。”
[6]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这封规定工作日程的便函以后，他就在1921年1月27日签署了关于无线电工程建设的法令。法令中写道：
“鉴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3月17日决议交给它的研制和装置远距离播送半径无线电话台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人民委员会决定：
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和共和国最重要的地点建立互通电话的无线电装置。”
法令接着规定了无线电话工程建设的大规模计划，强调这一任务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和迫切的意义，并把它列为重点项目。
制造大批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任务又交给了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采取紧急措施，以扩大和装备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工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建成莫斯科无线电话台的期限为六个月。这是一个很紧的期限。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制造功率强大的发射机之前，首先要改进他的用水冷却的电子管。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使阳极的功率耗散达到了一点二千瓦。无线电发射机的振荡器部分用八只电子管组成，调制器上也要装上同样数打的电子管，振荡器的输出功率要求达到十至十二千瓦。这在当时不仅是苏联，而且也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无线电台。西方和美国都没有功率强大的振荡管，因此也没有大功率的电台。
然而，电台建设者们的工作进行得不够顺利。他们要在莫斯科建造电台建筑物和天线塔，同时又要保证下新城实验室的工作。当时情况愈来愈困难：由于国内战争造成的后果，城里缺乏燃料，下新城发电厂停了工。此外，真所谓祸不单行，彼得格勒“石油瓦斯”工厂也停止了生产。根据瓦·尼·波德别尔斯基[7]的建议，这个工厂从1918年起就用邮政车厢将压缩煤气罐运到下新城供实验室使用。
可是，制造发射机和大功率电子管的工作既不能停顿，也不能拖延。因此，必须建造自用的小发电站和小型煤气“工厂”。但这一切都急需资金。
立即从儿童村电站运来了两台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发电机，开始在实验室院子里建造电站厂房。眼看墙就要砌好，工程就停了下来。继续施工缺乏资金，因为这项建设是预算以外的工程，邮电人民委员部当时的领导本来就认为，实验室不需要有自己的电站，可以等到市电站运来了燃料再说。因此，向邮电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向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申请都没有得到结果。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跑遍了莫斯科的各级机关，试探了各种可能性，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座落在大德米特罗夫卡（现为普希金大街）二十二号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莫斯科分室。事情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到处都斩钉截铁地表示拒绝。可是，为了继续施工急需三万五千卢布。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直接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说这个想法有些荒唐，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就决定直接向列宁求助，当然最好还是先给他写一封信。
我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两张纸，动笔写信。写信的时候我心情十分激动。越往下写，越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结果一口气写了整整四页。我无法把它重读一遍，因为我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
我封好信，写上地址，跑到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就向练马场附近的克里姆林宫特罗伊茨克门驶去。我把信投进收发处的小窗口，然后步行回到大德米特罗夫卡。这时大约是中午两点钟。
大概过了一小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是人民委员会的秘书，是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信？”
“是我！”
“请您马上到克里姆林宫来，他要接见您。”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怎么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我毫无准备。我集中思想，好歹写了一份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汇报的简要提纲。我决定带上瓦·彼·沃洛格丁[8]在下新城制成的高频发电机上的一块冲压钢片，由这种不到一毫米厚的钢片组成叠片，再由叠片组成定子。这种钢是瓦·彼·沃洛格丁在乌拉尔一家工厂轧制成的。我还带了一些电子管零件。
现在我又来到特罗伊茨克门，然后走进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秘书让我稍等片刻。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从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农民，看样子是位请愿代表。从来访者激动的脸色和发光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列宁就在这个房间里。我想得没错，秘书叫我进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伸出手说（不用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办公室来回走动时讲的头几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您下次再给我写信，请用打字机打出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读完您的信。”
我回答说，我对这封信是否能到他手里，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
“那您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言以对。
“好吧，请讲一讲，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
我简单地讲述了发电站的施工情况，对为什么需要发电站，什么叫电子管，电子管有什么用处等问题作了说明。我拿出了零件和高频发电机的钢片给他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我讲完，拿起电话听筒，接通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资金的问题当即得到了解决。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钱。
这次谈话用了二十来分钟。我站起来准备告辞，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住我，问我是否知道发明家蔡科。我回答说知道。
“您对他的发明有什么看法？”
我说，照我看这件事大概是投机取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皱起眉头，让我详细说明，为什么我这样想。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不久，这位发明家蔡科被派到了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据他自己说，他发明了利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的方法。在无线电实验室里他的工作是保密的，因此我们没有接近他。但是，根据他从仓库领取的器材来看，显然他不能发现什么新大陆，更不用说远距离引爆了。正由于如此我才对这项发明提出了这样尖锐的看法。
但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下，我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理由。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据我看，要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可以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电波束射向爆炸物，如硝化棉，其频率应足以引起硝化棉的分子，甚至原子结构产生某种振荡。这种方法存在着物质的电子结构的微波、微振等问题。第二种方法是把光束，也可以是热光束，导入硝化棉块，不通过谐振效应，而纯粹用强制方式使其燃烧，然后爆炸。但是，硝化棉并不一定会爆炸。
至于发明家蔡科，他并没有研究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这从他使用的器材上可以看得出来。
当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陈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得不涉及到电子理论、物质结构、电磁波等问题。列宁的插话有时使我迷惑不解。“他从哪里了解到这么许多东西？”我脑际不时闪过这样的想法。
只是过了若干年，当我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经典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每个工程师都必须阅读的书——之后。我才发现，我当时跟列宁讲述电子理论完全是多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和他作为社会学家一样，知识都非常渊博。
第一座无线电话台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就到此结束。我受命向他报告下新城发电站工程和不久即将开工的无线电话台工程的进展情况。我收到了一张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签署的委任状，发证日期是1921年2月18日，编号为第一五零五号。委任状上写着：
“无线电话工程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为此：
1．责成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委员会主席奥斯特里亚科夫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尽快完成无线电话台的施工任务……”
发电站和煤气厂如期建成。但是，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已经过去，无线电话台却并未建成。莉·亚·福齐也娃审查了不能如期完工的原因。她面前坐着建台工程负责人——本文作者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工程完工的期限推迟了。但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建台工程负责人延误完工期限，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未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分别给予警告处分。
我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上述报道后，忧郁地回忆起，我在青年时代，因在工程学校盥洗室为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蓄电池充电而被罚额外做三次勤务的情景。我想，这显然是命中注定，和自己的保护人一起工作总要吃点苦头。但是，在无线电话台建成以后，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建台工程的一些领导人和参加者，包括我在内，表示感谢并发给奖金。
无线电话台就这样于1922年在莫斯科建成了。它座落在库尔斯克车站后面的沃兹涅先斯克街（现为无线电街）上。1922年8月21日电话台开始使用；1922年9月17日举办了有娜·安·奥布霍娃[9]和苏维埃共和国其他优秀演员参加的大型音乐会。从此，这座无线电话台开始不间断地播送“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
在电话台开始播音前几个月，即1922年5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邮电人民委员说：
“读了今天《消息报》上的报道，得知下新城市苏维埃向全俄中央执委会呈请授予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劳动红旗勋章，并将邦契—布魯也维奇教授和沃洛格丁教授登上光荣榜。
请您发表意见。从我这方面说，我认为应当支持这个申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封信里还请邮电人民委员把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意见寄给他，意见要写得尽量简短，说明他对试制向广大群众广播无线电话内容的扩音器的工作进展情况是怎样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一次提醍说：
“这项工作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试制成功（邦契—布鲁耶维奇早就保证过一定会成功），将会给宣传鼓动工作带来极大好处。”
[10]
大约过了一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谈到无线电广播的问题。1922年5月19日他用电话口授了给约·维·斯大林的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交政治局全体委员传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无线电广播工作的报告后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附上的这一报告的作者邦契—布鲁耶维奇，是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一个极优秀的工作者和发明家，是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
从这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一个人的生动的语言播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也完全有可能安设千百个收音机，使共和国内千百处远离莫斯科几百俄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远离几千俄里的地方收听到莫斯科的演说、报告和讲课。……
因此我以为，在完成无线电话通讯设备上，在生产安全适用的扩音器上，绝对不要吝惜资金。”
[11]
在同一天补写的信件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无线电实验室最大限度地加速研究改进和生产扩音机和收音机的条件下，可从黄金基金中拨款给无线电实验室。
1922年9月19日，即莫斯科无线电话台开始使用以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获得了政府的最高嘉奖：劳动红旗勋章。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一决议里，特别表彰了实验室的科学领导人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瓦·彼·沃洛格丁和亚·费·绍林[12]的工作。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01—710页
（叶灵春 译 顾柏林 校）
[1] 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的回忆录全文载于：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1953年莫斯科国家无线电和通讯书籍出版社版。——编者注
[2]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88年2月21日——1940年3月7日），苏联无线电工程师，无线电技术奠基人之一。1906年起参加无线电工作。1912年入伍。1918年创建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1922年期间设计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的建造方案。此后曾任教于下诺夫哥罗德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通讯工程学院。1940年逝世。
[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5页。——编者注
[4] 见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该画描绘的是查波罗什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拟写书信，嘲笑土耳其苏丹的情景。——译者注
[5]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里亚科夫（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яков，1887年12月16日——1952年2月24日），苏联无线电技术专家。1918—1927年期间工作于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年领导建设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此后参与设计和建设了许多广播电台。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2年逝世。
[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1页。——编者注
[7] 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8] 瓦伦丁·彼得洛维奇·沃洛格丁（Вале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Вологдин，1881年3月10日——1953年4月23日），苏联高频技术科学家。
[9] 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奥布霍娃（Наде́жда Андре́евна Обу́хова，1886年2月22日——1961年8月14日），苏联歌剧歌唱家。
[10] 《列宁文稿》第10卷第209—210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2—323页。——编者注
[12] 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绍林（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Шорин，1890年11月23日——1941年10月21日），苏联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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