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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卡耶夫卡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1889年初夏,家里人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喀山迁往萨马拉,住在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里,母亲在那里买了一小块地。我们住在一所不大的木屋里,紧连着木屋有一个草木丛生的荒芜的花园,花园同大田隔着一条水沟。花园的西北角上有个“沃洛佳之角”,这是一张小木桌和一条固定在地上的长凳,这个角落里长了很多树,太阳光几乎照不进去。沃洛佳很快就在小桌子附近踩出了一条十到十五步长的小路,他经常在这条小路上来回踱步,思考书里的内容。通常在早晨九点钟左右,他就拿着书和本子到这里来,不停不歇地一直学习到下午两点钟左右。从1889年到1893年这五年时间里,这里实际上就是伊里奇的工作室。他的学习从不间断,我真想不起来,有哪天上午他不在这里学习。在离桌子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他给自己安了个做体操的架子,他管它叫“莱克”。这玩意儿有点象秋千架子,只是没有绳子罢了,一根圆圆的棍子,固定在两根木柱上。在那几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在这个架子上锻炼身体。他把一根刨得很光的械树棍子安装在离地一俄丈高的地方,这样,踮起脚尖来,指尖刚好能碰到棍子。轻轻一跳……双手握棍,引体向上,双腿前翻,腹部贴棍。然后就坐在棍子上做各种动作。有一个背部(而不是腹部)贴棍的动作,他练了好久没有练成。应该指出,他曾坚持不懈地练过许多次,但还是没有练成。终于有一天,他调皮地笑着,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们练莱克去,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终于练会了,你去看!”这个困难的动作确实完全被他掌握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口喘着气,露岀满意的神情坐在莱克上。这个动作是这样的:引体向上,两腿挂在棍上,先胯部过棍,后背部上升,保持平衡,最后坐在棍子上。虽然我间或也在他的莱克上练过,但这个动作我始终没有练会。
  阿拉卡耶夫卡位于萨马拉以东五十俄里的地方。总的来说,这个地方属草原地带,但就在阿拉卡耶夫卡附近,那时还有两处树林:农民的“蚁林”和从前属皇室地产部的“响林”。从城里到阿拉卡耶夫卡村,有一段路我们坐火车到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的斯梅什利亚也夫卡车站,另一段路,约三十俄里,我们乘家里那匹叫布兰卡的马拉的车。我经常到车站去。当要我驾车送沃洛佳时,我必须十分留神,因为他是要对着表计算时间的。天气晴朗时,他要求车子跑得很快,为此,就要用鞭子来吆喝懒惰的布兰卡,并且要随时注意着它。沃洛佳不喜欢自己赶马车,总的说来,他从来都不对马发生特别的兴趣。一路上都是草原和田野,只是到了阿拉卡耶夫卡附近才有树林。这儿的空气是多么新鲜啊!特别是从尘土飞扬的萨马拉来到这儿,就更有这种感觉。
  阿拉卡耶夫卡附近没有河流,但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池塘,周围杂草丛生,特别是在池塘的边岸上长满了水生植物。我们每天到这里来洗两次澡,为此我们在一块干净的地方用木板搭了个更衣室。沃洛佳游泳游得很好,他能够头枕双手,悠然自得地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我常去池塘边钓鲫鱼,打野鸭。伊里奇不喜欢钓鱼,而打猎呢,只有在愉快地散步时才顺便去打一阵子。在阿拉卡耶夫卡时期,我和他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打过猎,主要是打黑琴鸡。
  不过,沃洛佳出去散步时常常不带猎枪,有时一个人出去,有时在家里人中间找个伙伴,同姐姐妹妹或者同母亲一起去,马尔克·叶利札罗夫[1]住在阿拉卡耶夫卡时,也同他一起去。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大家通常都聚集在小凉台上,围着一盏大灯,蛾子啦、甲虫啦都在这盏大灯周围打转。凉台上有的人看书,有的人下棋。我看到沃洛佳借助词典在看英文版的李嘉图的作品。后来他还看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的俄译本。这是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他大概是从萨马拉市立图书馆里借来的。
  在这几年里,瓦·瓦·沃多沃佐夫[2]住在萨马拉,他是《欧洲人民的生活》一书的作者、著名女作家伊·尼·沃多沃佐娃[3]的儿子。沃多沃佐夫来萨马拉之前,被判处行政流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申库尔斯克服刑。我们刚住在萨马拉时,他常到我家来,但后来就几乎不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大喜欢他。沃多沃佐夫家藏书很多,所以他的房间被书橱塞得满满的。所有的书都很清洁,而且装上了新的封面。他对自己的藏书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他爱书胜于爱人。他知识渊博,称得上全城第一,但这种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显然塞满了他的脑袋,因此他自己毫无独立见解。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民粹派,而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别人到他那里去往往不是去找他本人,而是为了向他借书。有人告诉我,当大哥亚历山大·伊里奇因被指控谋刺沙皇遭到逮捕后,沃多沃佐夫的第一句话是:“唉,多遗憾哪,他向我借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在这本书大概完了……”
  九十年代初,有个姓柯西奇的省长(大概是萨拉托夫省省长)被解职。据说他是个出名的自由派,对政治流放犯颇为优待。沃多沃佐夫对这一点特别称道,他和他的小组建议用政治活动分子和全体左派的名义向他致意。这个建议在萨马拉引起了争论。伊里奇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激烈地断然表示反对。因此,大概就没有向他致意。
  在萨马拉时期,在哥哥的同志中间,我清楚地记得的有: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4]、伊萨克·克里斯托佛罗维奇·拉拉扬茨[5](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札罗夫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哥伦布”,在以后的革命年代里,大家也就一直这样叫他),还有很早就去世的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约诺夫。我还记得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哥卢别娃[6],她经常到我家来,积极参加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
  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常向斯克利亚连柯借阅半公开的书籍,如皮萨列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对我们青少年来说,这个人的身上有着一种特别的神秘色彩。他的外表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高高的个儿,健壮的体魄,戴一副深色的夹鼻眼镜,经常拿着一根瘢节很多的手杖。
  在这几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了很多有关农民经济的统计工作。统计资料(按耕畜数量、耕地面积和租地数量等等划分各类农户)说明农村中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发展,说明农民在分化成为经济上富裕的农民和贫苦的农民,分化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广大无产农民或半无产农民。这些结论粉碎了民粹派关于农民属于同一类型的空想。这些结论清楚地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这些结论也证实了俄国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政策的正确性。
  伊里奇的同志们——斯克利亚连柯、拉拉扬茨和约诺夫——那时也在研究他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的统计材料。我保存了一份斯克利亚连柯写的不长的稿子(我在1893年抄下来的),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组流传工作的一件很有意义的样品。
  记得也是在1893年,我读了费多谢耶夫[7]的文章《俄国农奴制崩溃的原因》。这篇文章的手抄本曾在萨马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传。文章究竟是谁给我的,我记不清了。很遗憾,我当时没有能把它抄下来,因为文章很长,而给我看的期限却很短。费多谢耶夫在这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中证明:1861年的改革当然不会是由于上层的自由派情绪引起的,而且也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认为与其等着下面起来解放,还不如从上面去“解放”农民),而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些产业最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地主是赞成“解放”的,因为过渡到自由雇佣关系对他们有利。农奴制关系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耕作比较精细和合理的农业的绊脚石。在四十年以前,人们,特别在自由派社会和部分人民中间,还牢牢抱着“沙皇和他的近臣们爱好自由”这种荒谬的偏见不放时,在这个时候,驳斥这种对劳动群众有害的偏见,揭穿这种关于“解放”农民的谎言,证实改革有利于统治阶级,即使不是对全体统治者有利,至少对最富有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那部分人有利,这对于象费多谢耶夫这样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费多谢耶夫运用斯克列比茨基[8]的多卷本著作《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农业》中的材料证明:最大的地主,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的拥有比较高级形式(就耕作精细化和合理化而言)产业的大地主完全赞成“解放”,即赞成新的、对他们有利的资本主义奴役形式。落后的负债的小地主则反对改革。
  现在,这一点对每一个有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很清楚的了,而在当时,在四十年以前,则需要加以证明。无怪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费多谢耶夫的著作评价很高,正如大家所知道,他还几次想同他见面呢。[9]


  最初载于《列宁在萨马拉(1889—1893年)》(《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83—87页
  按德·伊·乌里扬诺夫:《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68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3版第28—32页刊印,根据最早印行的版本作过校订




[1] 马克·蒂莫菲耶维奇·叶利札罗夫(Марк Тимофеевич Елизаров,1863年3月10日——1919年3月10日),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6年移居萨马拉。1909年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任铁路人民委员,1918年辞职。1919年任贸易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因感染斑疹伤寒而逝世。

[2]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多沃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одовозов,1864年12月22日——1933年10月7日),俄国经济学家。188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6年加入劳动派。二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大学任教。1923年流亡德国。1924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33年在布拉格卧轨自杀。

[3] 伊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沃多沃佐娃(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дово́зова,1844年8月5日——1923年3月23日),俄国教师、儿童作家。

[4] 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кляренко,1870年11月6日——1916年7月?日),1886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3年受列宁影响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后在萨拉托夫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1年起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6年逝世。

[5] 伊萨克·克里斯托夫洛维奇·拉拉扬茨(Исаак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Лалаянц,1870年7月24日——1933年7月14日),188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被捕。1905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起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因长期重病而逝世。

[6] 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雅斯涅娃—哥卢别娃(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Яснева-Голубева,1861年?月?日——1936年5月10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3—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书记。十月革命后曾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司法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契卡工作。1928年退休。

[7] 尼古拉·叶弗拉夫莫维奇·费多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Евграфович Федосеев,1871年5月9日——1898年7月4日),188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8—1889年期间在喀山领导马克思主义运动。1889年被捕。1893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8年在流放地自杀身亡。

[8] 亚历山大·伊里奇·斯克列比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Скребицкий,1827年5月2日——1915年9月?日),俄国作家、历史学家。

[9] 为了同尼·叶·费多谢耶夫会见,列宁曾于1893年9月来到弗拉基米尔,但两人未能见面,因为那时费多谢耶夫在狱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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