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李大钊

(1926.5)

　　“一个探求支配人类运动原理的深玄的想象家，惯称两端相接的法则，为支配自然界奥秘的原则。在他看来，俗谚所云‘两极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伟大而有力的真理。这一个原理，哲学家用之可以执简驭繁，如同天文家用Kepler的法则或Newton的伟大的发见（引力的法则）一样。

　　两极相遇是否是那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勿深论。而此原则之显明的表现，是可以在中国革命似将影响于所谓文明世界的结果看得出来的。说欧洲人民的未来暴动，和他们的为共和的自由与政府的经济的未来运动，其系于现所经历于此天朝帝国者将远胜于现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胜于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从而发生的全欧战争之似有可能。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论，但此并不谬妄，只一细察此事的实状，便可洞明无余了。

　　不管什么是他的社会的原因，不管他们听的是什么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产生了慢性的变乱，过去约十年间存在于中国，现在集合起来成了一个可惊的革命。他的暴发的机会毫无问题的是那强制输入麻醉毒品叫作鸦片的东西于中国的英国大炮所给与的。在英国炮火之前，满洲皇统的权威扫地无灵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锁未开与所谓文明世界未曾接触的孤立骤被侵入了，东西交通的开发，从此以后在加利佛尼亚州的黄金的诱引之下很快的进行，同时这个帝国的银钱，——他的生命膏血——开始流出于大英帝国的东印度了。

　　一八三○年以前，中外贸易的平准还是中国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银货不断的由印度、不列颠、北美合众国输入于中国。一八三三年以后，特别是一八四○年以后，则银货由中国到印度的输出，几乎耗竭了这个天朝上国。于是中国皇帝严令禁止鸦片贸易，但是所得的还答是对于他的法度与以更强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经济结果以外，关联于鸦片密输的贿赂公行，将中国南方各省国家官吏的风纪完全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国的父亲一样，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对于各该属县邑的维持亲长关系者。但此父权的威力，是维系国家全局惟一的道德纪纲，渐为以默许鸦片密输、自饱私囊的官吏的腐败所蚀毁了。此种情形，曾多见于发生变乱的南方各省，鸦片遂适如其分以获得了制御中国的主权，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仆，乃以丧失甚所自有的主权了。这好象历史于他把中国全民族从其遗传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以前，先使他们沉醉一回似的。

　　英国棉花的输入从前几乎没有，英国羊毛的输入亦只有少许。至一八三三年以后，则二者输入于中国，很快的增加。这是由东印度公司把对华贸易独占转移到私人商业的时期。至于此等物品大规模的输入中国，乃在一八四○年以后，这是其他各国、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北美合众国）在中国贸易亦获得一份的时期。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影响到本地的产业，同他从前曾经影响到小亚细亚、波斯、印度一样。在外国竞争之下，中国国内有许多纺者织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艰苦，而社会生活亦随着外货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年不幸的战争以后，赔款必须付给英国。那巨额的不生产的消费的鸦片，随着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属的流出，外国竞争对于本地制造品的破坏的影响，公共行政的腐败情形，产生了两件事物：旧税益加烦累，新税又见增设。这样，在一个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发出的皇帝诏令里，我们可以察知有些令颁布给武昌汉阳等处以及南方各省督抚，令他们减轻或缓人民的纳税，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许强取以逾定额。诏令上说，倘不这样，则‘贫苦人民将何以堪’，诏令上又说，‘则当举国艰忧之时，如此吾民或能免于苛吏诛求之祸矣’云云。这样的辞语和这样的宽假，我们犹忆在一八四八年顷曾从奥地利亚听见过，那是日耳曼的中国。

　　所有这些集合起来从着中国的财政、道德、产业及政治构造向行动的崩解的动因，在一八四○年英国炮火之下，领受了完全的发展。这个炮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灵，强迫了这天朝上国与俗野的世界相接触。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国保藏的原状，那个孤立，必须依英国的媒介来一强制的终结。分解必定随之而起，这与谨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论何时，一与空气相接，立即分解一样，是确然的。现在呢，英国已经造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那中国的革命怎样的迟早将其反响及于英国，经由英国以及于欧洲。这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八五○年以后，读者常被唤起，使其注意及于英里制造品不平行的发长，在那最可惊的繁荣中间，不难指出一个逼近产业危机的显明征候。虽然有加里佛尼亚州和澳洲，虽然有浩大未曾前间的移民出境，苟无任何特别事变，在一个相当时间，迟早总有一天市场的扩张不能齐驱并驾于英国制造品的扩张。这种不相比齐，必要造成一个新危机，其确定与过去所曾经历者全无异致；但是假如大市场中之一忽然变成缩狭，那么危机之到来，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国的变乱完全有此影响及于英国。开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茶税低减主要原由之一，期于以茶的增加的输入，谋对华制造品的增加的输出。现在每年由联合国（The United Kingdom）输出到中国的价值在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贸易独占权废止以前总额只为六○○、○○○镑，在一八三六年总额达于一、三二六、三八八镑之数。在一八五四年（此年代疑有误）又增加到二、三九四、八二七镑。至一八五二年，则达于约三、○○○、○○○镑了。至于由中国输入于英国的茶的总量，在一七九三年尚未超过一六、一六七、三三一两，但在一八四五年，达于五○、七一四、六五七两，在一八四六年则又达于五七、五八四、五六一两，现在（一八五一——一八六二年）已超过六○、○○○、○○○两以上了。

　　上季的茶收获超过前年的额不下二、○○○、○○○两，已经为上海的输出表所明示。这个超过，有两个情由可以说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终的市场情形很是低减，多量剩余下来的过剩物品，移入于一八五二年的输出；在另一方，是那关于茶输入的变更的英国立法的近顷报告，传到了中国，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极贵的价钱，上了预备市场。但是关于来季的收获，则情形大异了。这可以从伦敦某大茶庄的通信中，摘录下来的下列语句证明：

　　‘在上海恐惶已达于极点，金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五，银的缺乏至于一点亦不能不见得以还付英船对于中国应付的税款。这于出港许可是必须的，因此阿尔阔克（Alcoek）君曾同意于负有对中国官吏交还这些税款的责任，而以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认可的担保的领收为质；设若着眼于商业的最近的将来，则贵金属的缺乏，乃为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为此种空虚，适值于他们的使用最是需要的时会，以致茶丝的购买者深入内地影响于他们的购买，因为此等购买，须以正在腾涨的金银块付价，以致那些生产茶丝者得以尽操纵的能事’。

　　‘历年此季开始办理新茶以为常，可是在现时除去保障人身与财产的方法而外什么也谈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设若在四、五月中不能应用那些保护茶叶的方法，这黑茶、丝茶一切纯良种类均包含在内的早期收获，将成为同在复活节尚未成熟的小麦一样的损耗’。

　　现在保护茶叶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国的舰队驻在中国海中可以给与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干涉，这次却容易产生象那可以切断产茶内地与输茶海港间一切交易的纠纷情形，如此则于现在的收获，一个价格的腾起是可以预期的（投机已经在伦敦开始了）。即于次季的收获一个大的缺乏，亦是同样的确定。不宁惟是，中国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动时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样，虽然准备着将他们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物品卖与外国人，而如东洋人在大变动的恐怖中所惯作者然，亦欲置之于贮藏。故于茶丝的取偿，除硬货的钱币外，则多不愿受。英国于是乎可以预期他的主要消费品中之一的价格的腾起，金银块的流出，出售他的棉花和羊毛制品的一个重要市场的缩狭，即那一切威胁商业社会沉静精神的事物的乐天祝咒家的‘经济学派’亦不得不作如下的语句了：

　　‘我们不要自信觅得一个为我们输出品去到中国的市场，其广大一如从前，……我们对于中国的输出贸易将遭蒙损害，满切斯特（Manchester）及古拉斯哥（Glasgow）的生产，将有一个减少的要求，这是最可能的’。

　　切勿忘记了象茶那样一种必需的物品，象中国那样一个广大市场的缩狭，将适合于一个西欧的歉收，从而发生麦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腾贵，于是缩狭了制造品的市场。因为每一种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腾涨，依一个相当的对于制造品的需要的低减，相为消抵以保内外的平衡。迩来大不列颠各处，时闻关于收获减色的叹声，‘经济学派’关于此问题有云：

　　‘在英伦的南方，不仅有些土地尚未耕种，并有许多已种的田，亦呈出恶象，或则谷实的发育不良。预定种小麦（Wheat）的濡湿下田，正在发生损害的征候，已极明显。种菾菜（Mangel wurzel）的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空误了，种植的很少，而那预备植种芜菁（Turnip）的田时，看看亦迅将过去。为这样一种重要的收获的任何充分的预备，也没有安置妥当，……燕麦的耕种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时下种的燕麦很少，迟种的燕麦，少有能得丰厚的收获的，……在许多区域内，饲养的羊群间的损失，其价值也不在少。’

　　谷以外的农产品价格，比去年的增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且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欧洲大陆，谷较在英伦腾高，而在比利时和荷兰则菜麦（Rye）高涨了一倍。小麦及他种谷物，亦从其例。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普通商业范围的大部分已为英国的商业所荡尽，我们可以很稳当的卜知中国革命将掷其火星于现在产业制度积载过多的地雷上，而致此长期准备的总危机的爆发。这个广播海外的总危机，将为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所紧接，中国送来骚乱于两方世界，而西方列强方由英法美的战舰载着所谓‘秩序’到上海与南京，这是一个伟壮的奇观。这些将要援助那动摇的满洲皇统的秩序贩客的列强，忘记了对于外人的憎恶并驱逐外人出此帝国，从前只是中国的地理的人种的位置的单纯结果，而自满洲鞑虏征服此邦以后，才成为政治制度了么？在十七世纪末，那互相竞敌，争着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间的纷争轧轹，给了满洲所采行的排外政策一很大的助力，是明显无疑的事实。此外这个新朝因恐外人或将袒右那当中国人民被征服于鞑虏的上半世纪间在大多数华人间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采行排外政策也更剧。根于这些顾虑，当时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许与华人交通，外人只准经由一个离北京及产茶地方甚远的都市广州与华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于与行商交际，行商是政府特许公开的从事外国贸易的商人。为的是使其余的人民得以避免与那可憎的远人相接触，无论如何，西方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干涉，此时只能致中国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长商业的停滞而已。

　　同时关于印度有须注意的，是那世纪的英国政府，足有他的岁入七分之一，是靠着售卖鸦片于华人的。同时印度人的大部分，又靠着在印度鸦片的出产，以需求英国的制造品。华人对于鸦片的使用的非难，并不减于德国人的禁绝淡巴菇（Tobacco），但是因为这位新皇帝知道赞助罂粟的培植及在中国自己境内鸦片的预备，很明显的将立刻予印度的培种鸦片事业、印业的岁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财源以绝大的打击。此种打击虽不能立刻即为与此有关的利害关系所感觉，经过一相当的时期，将必显其效用，将必加厚并且延长这普遍的财政危机。这危机是我们已在上文卜定其运命的。

　　自从十八世纪开始以后，在欧洲未曾有过激烈的革命而不先朕以商业和财政的危机者，此理证之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无二致。这是实在的，不仅仅我们每天看见那些统治的权力者与其人民间，国家与社会间，各阶级间，冲突的胁迫征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现存的各强国间冲突，亦似乎将达到图穷匕首的程度。最后谈判的机运亦且若现若隐了。在欧洲各国的都城中，每日都有关于普遍大战的飞书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复消灭了。似乎又有个半星期的平和的确保了。虽然，我们的确知道欧洲列强间的冲突可以达到无论如何的极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显出无论如何的危迫，由于这个国那个国的些个狂热的党派，无论如何的运动都可以企图，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愤慨，都一样的被那繁荣的呼吸销沉下去。战争与革命都一样的不能令欧洲争哄起来，除非是一个普遍的商业的和产业的危机之结果。这个危机的信号，与夙常一样，必要发自英国，他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关系是不必须的，就以英国工厂有未曾前闻的扩张，英国的公开政党全然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关变成广大的诈骗投机卖买的商馆，奥地利亚的财政濒于破产，招人民仇恨的错误层层叠叠到处都是，反动的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和那曾经一度显露于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罗斯迷梦等等事实看来，在这些时候，那样一个危机必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