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三章 反军国主义的危险 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在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是特别敏感的；它们充分认识到：自己之得以保有那种最关重要的凌驾乎民主主义和工人阶级之上的统治地位，有赖于军国主义的保护，它们采取严密的阵势去对抗两种形式的反军国主义—— 一是针对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一是针对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自从反军国主义对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来说已成为一种严重危险的时候起，那种由于流行的革命言辞的一时影响，从司法审判方面曾显示出犹疑不决而且往往宽厚地处理问题的黄金时代，就在比利时甚至在法国，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德国，可以回忆一下前陆军部考冯·格斯勒于1894年1月（公布于1897年8月6日的“帝国法令汇编”）颁布的“口罩”法令，即愚民法令；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下级军官和兵士〈没有提及上级军官们，因为根据他们的社会出身和境况，这些人毕竟是可靠的〉从事任目何一种显然出自革命思想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目的活动，不仅禁止他们持有或散发革命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作品，甚至还为了消除一切围绕这一思想方向的活动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企图，规定未经上级预先批准，不得参加任何联盟、会议、庆祝仪式和储金会。此外，还命令凡在现役军中服役任职的人如在兵营或其它办公室内发现革命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作品时，应立即向指挥员告发。这一点特别能够显示出军国主义为了达到自已的目的，是何等肆无忌惮，而它对自己的“同胞”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是何等的蔑视。这样德国军国主义就肆意地为自己设立了一种专门的刑法上的保护物，以防止社会民主主义的或一般反军国主义的毒素渗入现役军队，哪怕它本身是合法的，并且与煽动人们拒绝服从命令等完全无涉。这个防范方法甚至比瑞典的“口罩”法令还要优越。从各方面来说，告密是最卑鄙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成为一种在职守上必须服从的命令。不去告密的人就认为是不执行当局命令而被投入监狱！ 为了尽量扩大这个法令的范围，在这公告中还明确规定：这个命令和指示也适用于一切参加演习和征召集训的人。自然在这种情祝之下，事情是作得过火了。因为执行这些命令并加以检査，简直是不可能的，例如对于被征召去参加演习或者甚至征召集训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演习或集训的期间切断他们与职工会或其它所谓革命组织的联系；也不可能在这些期间里使他们停止订阅工人报纸（这是技术上完全办不到的事情），或者在这一期间里，将一些被禁的革命书刊从他们的住所中扔出去，或者使他们不去阅读这些书刊。此外，本书作者知道，1905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波茨坦的军事法庭判决一个工人长期被剥夺自由，罪名是他在征召集训的那一天晚上，参加自己职工会的会议。反之，1904年在波茨坦刑事法庭向一个工人提出诉讼却是失败的，这个工人将社会民主党报纸寄给他相识的一个下级革官，而报纸之内又载有一些关于下级军官恶劣境况的报道，但结果被告宣告无罪。 格斯勒法令运用于现役军人时是何等严酷，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中得到证明：当士兵在执行勒务的问讯中，或者甚至在法庭审讯中作证宣誓时，确认自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信仰，而且郑重声言甚至参军以前还保留（在“平民”时期）这种信仰，军事法庭就会判决有罪——这种作法显然是完全违法和极不道德的。 在这里须忆及哥特克上校事件，这是一个从多方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哥特克上校系一退职军官，他被剥夺穿着军服的权利，只因他在讨论赛尔维亚国王被杀这一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对于一个军官来说，在一定情况之下，他对祖国所承担的义务髙出于他对国君所承担的义务。 1906年夏天，哥尼斯堡的学徒工和青年工人联盟遭受到刑事起拆和警察的干涉；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事件是：1906年10月初在报上发表的普鲁士陆军部长一项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性质、方式及范围的秘密命令。的确，这一命令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统治阶级的惶恐和丧尽天良。此外，还有冯·埃赫贺恩将军的反社会民主党人的训令，也同样是属于这一性质的。 自然，这种对反军国主义的敏感性，其本身也和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一样，带有国际性质；而对于反军国主义活动的反动，正如在其它地方业已指出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粗暴的和残酷的。 1906年5月斯塔夫这个“半社会主义者”在瑞典实施的反对反军国主义鼓动的“口罩”法令对此提供了更详细的说明，该法令在第一议院未经任何辩论，而在第二议院却经过激烈辩论之后，终于以压倒多数被通过。这个法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原则上属于压制反军国主义者的未来的“法律”形式。这一法令特别加重了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若干犯罪行为的处罚，例如在口头上和写作上进行煽动可以成为被判有罪的行为，该法令上将最高的刑罚从两年徒刑提髙到四年苦工监！这个法令还进一步规定，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美”犯罪行为和诱惑人们不服从法律或不服从司法当局，就应判罪；对于公然以破坏士兵责任心和服从心为其目的的作品，授予军事高级人员以没收并把它转交特定官署的权力。最后，这个法令还授权军队的指挥当局，对于任何假定在那里将会发表一些危害纪律的言论的集会，可以禁止士兵参加。关于这一法令的效果，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 莫斯勒说得对，反动势力到处宣称兵营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损害的，他们处处把反车国主义看成是大逆不道。当莫斯勒谈到法国时他曾说过：对反军国主义的最疯狂的攻击系来自崇拜金钱的神庙，来自交易所，来自国际资本的行列，这些国际资本伪善地唱着保卫“祖国”利益的高调，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德国来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只有在这一点上稍有不同：我国的情况是由于它所特有的君主政体—官僚政治—农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种产生出来的。 有一个极有兴味的证据足以说明对反军国主义的敏感性，同时也能说明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内敌人的职能比反对国外敌人的职能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两厢比较起来，前者处于更优先的地位，这个证据就是德皇于1906年对法国新闻记者加斯东英尼艾所发表的声明（他早在1895年1月26日和1901年3月22日的演说中就会号召过向社会主义者在青年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斗争）。德皇在这个声明中曾把反军国主义描述为一种“国际上的灾难”，这还是特别指法国的反军国主义来说的，而这一反军国主义据说当时还是意图削弱法国军队——我们的“世仇”——的活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稍嫌不足的是还没有建立一个“反对反军国主义者”的国际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