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平梅 -> 中国托派党史

中國反對派是從那被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出來的。

──托洛茨基


第一章
在聯共（布）黨內爭論中形成中國托派組織

──中國托派組織的產生


· 一、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
· 二、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
· 三、聯共（布）黨反對派與當權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北伐蔣介石反共
· 四、聯共（布）反對派與當權派論戰中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生托派反對派的形成 　


一、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


　　1923年，列寧在病中，聯共（布）黨內關於黨的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消除官僚主義等問題，發生了爭論。那時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批老布爾什維克形成了不定形的、無組織的左派反對派，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結合在一起的「三駕馬車」的政策。而「三駕馬車」控制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小資產階級傾向」的罪名來壓制左派反對派。

　　列寧逝世後，聯共（布）黨內的爭論更為激烈。1924年9月《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出版，序言《十月革命的教訓》引發了「列寧主義」問題、「不斷革命論」問題的爭論。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提出不斷革命論，俄國革命正是不斷革命的具體表現。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明確表示過，對俄國革命「正確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我」。本來這個問題是無可爭論的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訓》提到了不指名的斯大林「支持第一個臨時政府」１的立場，而遭到列寧的反對；提到了加米涅夫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起義的事情，這就刺痛了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的傷疤。於是加米涅夫、季諾維加夫和斯大林聯合起來，批駁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不是列寧主義，而是反列寧主義。把早期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爭論，列寧批判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反擊列寧的往事搬出來，進行反擊。

　　1925年開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發生矛盾，斯大林開始排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和布哈林結合。斯大林修改了他1924年的「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見解，而認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結合，反對斯大林的「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

　　1926-1927年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對蘇聯工業建設、富農問題、官僚主義問題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國際問題上，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布哈林的「英俄委員會」的策略，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策略和蘇共、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政策。


二、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


　　馬林於1921年3月被共產國際派往遠東研究遠東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馬林在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人多次會晤，瞭解各地共產黨組織及建立了共產黨。曾訪問過孫中山及國民黨多個要人。

　　1922年3月間馬林在上海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等人會談，馬林說，國民黨領導了海員罷工，國民黨和工人組織已建立了聯繫。國民黨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國民黨內推動群眾運動十分容易。我們應利用國民黨的左翼，去改變國民黨的策略，中國共產黨應該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活動。陳獨秀等人反對馬林的加入國民黨的意見。

　　陳獨秀隨即徵詢各地共產黨組織對加入國民黨的意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各地方組織均反對加入國民黨。陳獨秀於1922年4月6日《致吳廷康的信》列舉了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理由：

　　「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各省人民視之，仍是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五）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

　　第三國際倘議及此事，請先生代陳上列6條意見為荷。
　　

陳獨秀」2


　　共產國際並沒有接受中國共產黨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意見，而是接受馬林的建議加入國民黨。

　　1922年7月11日，馬林向共產國際作了此行的報告，關於中國方面，馬林說，中國產業工人很少，無工人運動。階級未分化成形，沒有一個階級能擔當時代的使命。國民黨傾向於社會主義，同情蘇俄。國民黨在南方與工人有聯繫，領導了海員大罷工，大批海員工人參加了國民黨，國民黨是一個工人政黨。該黨的綱領使不同的派別有可能加入該黨，使社會主義者能夠加入該黨。共產黨人應在國民黨內開展政治活動。國民黨領導人向馬林表示，他們願意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黨宣傳。「然而，我們的同志拒絕這個主意。這些共產主義小組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那他們的宣傳前景是暗淡的。3

　　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工作之後，1922年7月17日，共產國際書記拉狄克根據馬林的報告起草了給馬林的指令，指令內容：「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二、共產黨將在階級分裂中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那一翼；三、「為完成這些任務，共產黨人應該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成一些小組」去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建立中華民國和反對中外剝削者的階級鬥爭；四、建立專門宣傳組織，反對帝國主義。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五、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眾，在目前是建立工會。4

　　這個「指令」是給馬林的，就是要馬林執行指令中的任務。1922年8月，馬林帶著這個「指令」回到中國。8月29日至30日在西湖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馬林聲稱共產國際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在服從共產國際指令之下，作出了加入國民黨的決定。

　　馬林所進行的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都隱瞞著托洛茨基。1922年12月，馬林回到莫斯科，曾與托洛茨基見面。托洛茨基得知共產國際接受了馬林的建議，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的「國共合作」。托洛茨基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這樣的「國共合作」是階級合作。托洛茨基並不反對國共合作，但應該實行黨外合作的方式而不應該「黨內合作」。

　　1922年11月至1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對東方革命問題作為重點問題來討論。大會提出「反帝統一戰線」口號。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初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在會上，托洛茨基反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黨員立即退出國民黨。托洛茨基的意見被會議所否決，支持馬林在中國的政策的是布哈林。會議於1月12日通過了布哈林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

　　《決議》寫道：「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由於中國工人運動不強大，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帝的民族革命，「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但是，這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原有的旗幟下行動」。「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5

　　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就成為國民黨黨員，就要遵守國民黨的紀律，服從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一切決定。他進行的一切工作也就以國民黨的政治面貌出現。《決議》要「不能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那又怎能做得到呢？既然，國民黨為革命的中心，國民黨是統一戰線的實體，國民黨的旗幟就成為統一戰線的旗幟，那又怎能不使中國共產黨捲起自己的旗幟而舉起國民黨的旗幟呢？《決議》要「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可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幾乎全體加入國民黨，也幾近於合併了。《決議》所有以上要共產黨做到的「黨內合作」，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只有「黨外合作」才能做到。

　　1925年「五卅」運動，工人階級掀起強大的罷工浪潮，反對外國資本家欺壓工人、槍殺工人，顯示了中國工人走上了政治舞臺，具有強大的力量。此時，共產黨員已發展到一萬多人，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叫喊要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而中國共產黨亦感覺到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受到國民黨的束縛，未能放開手腳發展工農運動，未能旗幟鮮明地施行共產黨的革命政策。1925年10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四屆第二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大多數人主張中共脫離國民黨獨立發展。陳獨秀提出「應當及時準備退出國民黨」，卻遭到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

　　大批共產黨員湧入國民黨，在共產黨活動之下建立的國民黨地方支部，有不少全是由共產黨員組成。國民黨的領導幹部，日益害怕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所支配，會被共產黨所吞沒，對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有極大的疑慮。於是有的國民黨人叫喊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有的國民黨人製造事端，排斥共產黨人。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藉口中山艦駛入黃埔「晝夜升火，圖謀不軌」，逮捕了海軍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蘇聯顧問處和住所，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並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此為「三．二零事件」。

　　「三．二零事件」是蔣介石策劃的有預謀的事件，6目的是壓制共產黨人，排斥蘇聯顧問，打擊盤據在廣州的省港罷工工人。當時，在廣州的聯共（布）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採取對蔣介石退讓政策，布勃諾夫和鮑羅廷壓制中共反擊蔣介石。

　　「三．二零事件」暴露了蔣介石反動的真面目（這個真面目露一露臉，馬上又縮回去，換上左派的假面孔）；同時，也更加暴露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與國民黨所產生的矛盾。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是：在蔣介石發動「三．二零事件」的前幾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接納國民黨為同情黨，並選舉蔣介石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名譽委員7，這個名譽委員蔣介石則發動「三．二零事件」來「報答」共產國際。

　　4月8日，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發表文章，否認蔣介石在廣州發動政變。4月中旬，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提出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遭到斯大林、布哈林的反對。政治局作出決議：中國共產黨員仍留在國民黨內。4月20日聯共中央機關刊物發表文章，表示對廣州國民政府的支持，對蔣介石的支持。

　　5月15日，國民黨中央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事前蔣介石得到鮑羅廷允諾不反對會議提出決議案）。該決議案限制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的部長；交出在國民黨內共產黨員名單，共產黨發給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指示須先經兩黨聯席會議討論。

　　這樣歧視共產黨員的決議案，就很難進行黨內合作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決主張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鮑羅廷反對退出國民黨，聯共中央政治局反對退出國民黨，共產國際反對退出國民黨。

　　但是在中國，中共向國民黨提出改變「黨內合作」為「黨外合作」。1926年6月4日，中共發出《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問題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黨內合作或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國民黨通過《黨務整理案》，「或者認為與本黨合作方式，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部分人的疑慮猜忌……故必須先在合作上有幾種之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慮……以後兩黨合作方式問題……可各自根據其黨之決議以相協商，文函會議皆可。」

　　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四屆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遵照蘇共的決定，壓制中國共產黨提出退出國民黨的要求。於是，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案》，就是反對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繼續實行黨內合作。


三、聯共（布）黨反對派與當權派對
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北伐蔣介石反共


　　1926年9月19日托洛茨基準備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提出的《提綱》，指責「聯共（布）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的政策。現在，中國共產黨該以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資格去行動，爭取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8。只有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才能夠獨立行動，才能夠放開手腳開展工農運動。

　　1926年10月21日的《真理報》卻說，反對派關於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被證明「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犯罪」。

　　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會議，在斯大林和布哈林控制之下，會議撤銷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政治局委員。1926年11月2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解除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主席職務，同時取消共產國際主席制度，改為總書記。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布哈林當選為總書記，而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總書記的地位在共產國際中起到首要的作用，也就是確立了斯大林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地位。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主要是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在會上布哈林作報告，斯大林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提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書面報告之外，還在會上作《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與會者一致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所提出的「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意見。斯大林說：「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嚴重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在那裡加緊自己的工作。」9

　　譚平山在會上說：「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革命力量的聯合組織，我們應該促進國民黨的進一步發展，並借助它來堅持不懈地進行民族革命。聯共（布）反對派要求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這個要求意味著甚麼？它意味著中國無產階級放棄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它意味著無產階級政黨脫離最廣大的革命群眾，放棄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權，它意味著消滅中國革命」10

　　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並不等於不要統一戰線，「黨外合作」也是統一戰線的一種形式，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更不是「脫離廣大的革命群眾，放棄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權」，而是共產黨把革命群眾交給國民黨轉變為由共產黨親自領導；不再把革命的領導權讓給國民黨，而轉變為共產黨把革命的領導權拿回來；不再用國民黨的旗幟而高舉共產黨的旗幟領導革命鬥爭。

　　在會上，眾多人的發言，都提出實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布哈林說：「現在共產黨就應該支持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但是，戰勝外國帝國主義究竟能達到甚麼程度，就要看中國社會的主要實體，即農民捲入鬥爭的程度。因此，在革命軍佔領的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在其他地區把農民組織起來，提出和支持農民的要求，應該是中國正確的革命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巨大的困難在於，……而土地制度的大動蕩很快就會影響到加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使他們產生動搖」。布哈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所犯的主要錯誤，就在於黨對農民問題注視不夠，過份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佔領地區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儘管要維護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黨還應該堅定的去「建立、支持、擴大和鞏固革命的農民組織」。11

　　譚平山在發言中，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需要有一個包括一切革命階層的反帝反封建殘餘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一方面，我們必須保證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和鞏固民族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在這種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很不容易執行正確的政策路線。我們的錯誤就在於，我們未能利用這種矛盾來發展農民運動，同時又來鞏固民族統一戰線。」12

　　一方面「要維護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又要「實行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就會使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破裂，這個矛盾怎樣解決？布哈林沒有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譚平山沒有提出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在會上誰也沒有提出解決這個矛盾的可行辦法。確實這個矛盾是不可能有甚麼辦法解決的。要麼，為了維護統一戰線就不進行土地改革，壓制農民運動；要麼堅決進行土地改革，支持農民運動，即使統一戰線因此而破裂（也就是與國民黨破裂）也不顧。

　　譚平山在書面報告中，提及到「已參加國民黨的工農群眾，受黨章的束縛，有逐漸與國民黨同化的危險，開始對自己的階級利益漠不關心。」13既然工農群眾參加國民黨有被國民黨同化的危險，就不應該把工農群眾推到國民黨那裡去，可是譚平山卻說：「……工人和農民也能以整個組織的形式入黨〔國民黨〕（例如工會、農會等等可以與國民黨聯合）。這樣一來，這些分子脫離本階級的危險性就不存在了」14。這樣說來，就不是共產黨直接領導工會農會，而是把工會農會交給國民黨領導。工會、農會在國民黨領導下也就必然被國民黨同化。

　　斯大林提出中國未來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中共必須參加未來的民主政權。15

　　中國共產黨遵照斯大林的意見，後來，遂有共產黨員參加武漢政府，要使武漢政府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政府。

　　譚平山在報告中指出「去年（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這是一個虛有其名的左翼政府。那時起，政權實際上掌握在右派手中……工農運動由於種種阻礙不能全面開展。三月事件以後確立了中間派獨攬軍權，但政權仍和從前一樣，為右翼所掌握。」政府不頒布工會法，政府沒有接受農民的要求。「當大地主與貧苦農民之間發生衝突時，政府總是站在大地主一邊。」16

　　在「三．二零事件」和國民黨「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獨攬黨、政、軍大權，成為一個獨裁者。廣東政府就是在這個獨裁者領導之下壓制工農運動。可是，斯大林卻說，廣東政權是「未來全中國政權的萌芽」。也就是說，廣東政權是未來工農民主專政的萌芽。

　　斯大林沒有認識到廣東國民政府的本質是資產階級政府，更沒有看到「三．二零事件」之後廣東國民政府的變化，沒有看到蔣介石反共、反工農的本質。依然信賴廣東國民政府，信賴蔣介石不會反動。斯大林沒有想到，那個「未來全中國政權萌芽的廣東政府」步蔣介石「四．一二」之後，進行反共屠殺工農。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布哈林、斯大林的講話和會議所作出《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都是指導中國共產黨今後所實行的方針政策。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北伐進軍甚為順利。7月11日攻佔長沙，9月6日攻克漢陽，7日攻佔漢口，武昌被包圍，10月10日攻佔武昌。蔣介石率領的東路軍在安源工人的協助下，於9月6日佔領萍鄉。經過三次攻打南昌，終於，11月8日佔領南昌。

　　在北伐進軍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工農運動發展起來。工農群眾支援北伐軍，萍株鐵路工人趕走醴陵的敵軍。在湖南農民參加了平江的戰鬥。在軍閥被趕走的地方工會農會紛紛建立起來。北伐軍佔領武漢後，武漢總工會的工會會員發展到30萬人。9月以後，罷工浪潮連接不斷。1926年冬至1927年春，武漢的郵務、印刷、紗廠、香煙廠、店員及手工業工人都捲入罷工浪潮。湖南工會會員由6萬增至15萬人。

　　農民運動更是大發展。截至1926年11月底止，湖南有54個縣已有農民協會組織，會員共有107萬餘人。到1927年1月底，會員增加到200萬人。農民普遍提出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要求武裝打倒土豪劣紳。有些地方，農民已開始沒收地主土地。在湖北省，1926年10月底，有20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有20多萬人。

　　工農運動的發展，階級矛盾尖銳起來，國民黨內的地主、資產階級看到工農運動迅猛發展，危害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就企圖壓制工農運動，打擊共產黨。蔣介石就執行了這個任務。

　　1927年3月6日蔣介石指使倪弼槍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15日蔣介石離開南昌順江而下，16日到達九江，17日使用青洪幫流氓搗毀九江縣黨部，搗毀了由中共領導的九江巿國民黨黨部、農民協會和工會，打殺數人，查封了中共報紙《國民新聞》，逮捕了六、七十人。蔣介石3月19日到達安慶，3月23日，在蔣介石的指使下各種行幫的打手，搗毀安慶國民黨黨部、工會、農民協會等左派和中共領導的機關。所有贛州、南昌、九江、安慶事件都是由蔣介石指使青洪幫、地痞、流氓進行的。蔣介石卻詭稱是工人內部的糾紛，拒絕干預。就是讓他們放開手腳，大肆搗亂。

　　1927年3月23日，北伐軍佔領南京，在江右軍未入城之前，地痞勾結敵人打家劫舍，搶劫外僑。英艦砲轟南京。第6軍第17師師長楊傑受蔣介石指使，誣稱是南京共產黨蓄意製造的。蔣介石就以此為藉口來打擊共產黨。

　　蔣介石在江西的反共、反工農行為，再次暴露了蔣介石的反動面目，但他把這個反動面目掩蓋起來，他是在幕後指揮，站在前臺表演的是青洪幫工人、流氓、地痞。

　　早在1927年1月1日，蔣介石到武漢，在歡迎蔣介石的宴會上，鮑羅廷警告蔣介石，不得壓迫工農及共產黨。蔣介石對此惱羞成怒，說是對國民黨領袖「批謫中傷，詆譭污蔑得無微不至」。因此，蔣介石對鮑羅廷極為憎惡，電告共產國際要求「自動撤回代表鮑羅廷」。共產國際沒有回電，他又電鮑羅廷，促其自動離去，鮑置之不理。

　　蔣介石早已決心「清黨」反共，至此，他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來進行。

　　上海工人於1927年3月21日發動武裝起義，22日武裝工人佔領了上海取得了勝利。23日北伐軍進駐上海。3月22日蔣介石對上海報界發表聲明，表示完全服從國民黨在漢口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決議，特別是關於取消主席制度（也就是解除他幾個主席職務）和建立集體領導的決議。他表示，國民軍理應服從黨的領導，國民黨黨員不允許有個人的、脫離黨的路線的行動。「所有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議」。其實，蔣介石對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高黨權是極為惱火的。蔣介石是要獨攬大權，實行個人獨裁，他22日的聲明只是施放煙幕彈，來掩護他積極進行反共「清黨」工作。

　　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1927年3月25日出版）刊載唐心石的《上海工人的勝利》，稱讚蔣介石22日聲明，蔣介石表示服從黨的決議，「像蔣介石這樣一個革命者不會像帝國主義所懷疑的那樣與反動分子張作霖同流合污，轉而反對他至今為之奮鬥的解放運動」。17

　　托洛茨基1927年4月3日寫了《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駁斥共產國際，斯大林反對反對派所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他指出，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的政策是右派孟什維主義的政策。「不管廣大的勞工運動、不管工會與鄉村中革命的土地運動底強有力的生長；但是共產黨人仍不得不和以往一樣，成為資產階級底一個從屬部分，且以無力的附庸資格加入那個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國民政府；那末，必須明白地說，組織共產黨的時期尚未到來，因為在革命時代毀損共產黨底信譽……倒不如根本不成立共產黨還要好得多」。現在首要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共產黨完全獨立，進行公開的鬥爭，舉起共產黨的旗幟去爭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如果這一點做不到，一切關於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都是空談。

　　托洛茨基舉出波蘭社會黨領袖之一的畢蘇茨基進行法西斯政變反對無產階級的例子，說道：「有誰想否認國民黨幹部中能發現其自己底畢蘇茨基們呢？他們會被發現的。候補者早已指定了。如果波蘭畢蘇茨基需要30年完成其演變，則中國的畢蘇茨基衹需要一個更加短的時間去完成他從民族革命到民族法西斯的轉變。」

　　正如托洛茨基所預告的那樣，蔣介石在反共之後，就是建立法西斯的獨裁統治。

　　托洛茨基從階級關係的分析，預告：「中國革命已高昇至一新的水平，民族主義者營壘中更深刻的分化，牠之行將分裂成革命派與改良主義買辦派，乃是整個局勢中絕對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出來的」。托洛茨基駁斥《共產國際》社論和斯大林「向國民黨輸入工農血液」來加強國民黨，乃是「任務中的任務」的說法。托洛茨基說：「進行不獨立的共產黨政策，供給國民黨以工人，乃是準備了條件，讓人們最成功地在中國建立法西斯專政，而且在不遠的將來」。

　　「從無產階級來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為工人階級創造最大限度的自由。國民黨在內部既不允許任何政黨，也不允許其他派別存在的中央集權政黨的哲學乃是無產階級敵對的哲學──反革命的哲學，乃是為明天的中國法西斯主義奠定思想基礎的哲學。那種認為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就意味著合作破裂的說法是荒謬的。這不是停止合作，而是終止奴屬。因為政治合作以雙方平等為前提的，是以雙方協議為前提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並非如此，無產階級並沒有與資產階級達成協議，而是以隱蔽的形式隸屬於它的領導，用一個組織的封籤貼在這個從屬關係上。」

　　「這種合作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平等條約』，如果中國革命在整體上要求廢除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那末無產階級必須廢除自己與資產階級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最後托洛茨基提出建立工人蘇維埃組織和領導工農運動。18

　　托洛茨基的文章刺痛了斯大林和布哈林，他們把這篇文章扣押了，禁止發表。

　　托洛茨基預示：「民族主義陣營」必然分裂。正如拉狄克發出警告：「蔣介石們準備決戰」。這些「警號」都不是斯大林、共產國際所願意聽的；相反，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從1927年3月18日至3月25日，連續發表幾篇文章，斷言：所謂國民黨分裂，排擠共產黨人；所謂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妥協等謠言，都是「沒有根據」的，「國民黨發生分裂，上海工人和革命士兵產生敵對情緒完全不可能的」。19

　　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蔣介石進駐上海。中國共產黨人對形勢的發展，認為潛伏著危險的前途而感到憂慮，尤其是南昌、九江、安慶、杭州等地的工農被殺害，共產黨員被逮捕，預感到蔣介石將會在上海進行反革命。早在1927年1月25日召開的上海區委全體會議上，區委書記羅亦農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P.而爆發直接的衝突」。20在北伐軍進入上海後，在上海區委各部委書記會議上，羅亦農說：「最近的政治情形日漸嚴重，是整個新右派向我們進攻，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已由江西而安徽、而浙江而江蘇、上海了。目標就是蔣介石。蔣用60萬收買流氓搗亂，在各地打總工會……已決定對付C.P.反抗武漢。……」會議決定，進行倒蔣。21

　　莫斯科已經知道蔣介石軍隊在南昌、九江、安慶、杭州等地殺害工農，逮捕共產黨員的事情，可是斯大林對蔣介石仍然認為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

　　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機關積極分子會議上，作《關於中國大革命形勢的講話》。他說，中國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以反帝鬥爭為主要目的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專政。革命應當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

　　「拉狄克同志說，上海人民應當起義，立即趕走帝國主義。這是愚蠢的」。「現在不能進行決戰。我們希望上海工人穩住，為以後的決戰保存力量。」我們不應看到上海工人組織遭到毀滅。「我們禁止他們組織武裝暴動，保住了實力，用於未來的反帝鬥爭」。

　　國民黨是一個由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手工業者、反帝的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黨。「它是一種類似革命議會的東西」，「事實上是共產黨人在那裡起領導作用。」有人居然建議我們退出國民黨，退出這個革命的議會，「如果右派聽從多數人的決定，而這個多數又是我們的人，那我們見甚麼鬼就得退出議會，為甚麼急於趕走右派？」試想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意味著「讓國民黨聽憑右派擺佈，讓國民黨旗、這面全中國旗幟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幟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強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早就提出過退出國民黨，拉狄克去年4月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黨否決這個意見。

　　儘管右派有各種毛病，有各種缺點，然而眼下右派正領導著反帝軍隊，至少現在，蔣介石領導著軍隊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不能放棄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還可能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我認為，像右派這樣一些人，應該利用到底。從他們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後才將他們像榨乾了的檸檬一樣扔掉。誰不這樣做，誰就是笨蛋。」

　　斯大林說，過去和現在國民黨右派在一些省份有過逮捕、槍殺的事情，以後還會有的，說我們掩蓋這些事情是不對的，我們要對這些事情核實，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同志，我們以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用建議的形式來體現指示。22

　　斯大林認為反對派一再提出「中國革命正處於危險」，「民族主義陣營會分裂」、「蔣介石準備決戰」、「蔣介石是無產階級運動公開的敵人」的警告都是無稽之談。要繼續支持蔣介石，反對把右派趕走。

　　就是在斯大林講話之後的第7天，這隻未榨乾的檸檬──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工人、共產黨人。

　　1927年4月初，季諾維也夫擬就了《關於中國革命的提綱》。這個《提綱》是綜合聯合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聯合反對派）各方面的意見而寫就的。這是聯合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第一個全面的、原則立場鮮明的文件，對於當時的爭論以及後來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的爭論都有重要意見。這個《提綱》也是對斯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批駁。

　　《提綱》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離開國民革命，同大地主勾結，同帝國主義妥協，結成同盟來鎮壓工人階級和農民運動。隨著工農運動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正在成為反革命的因素。農村和城市的階級鬥爭一開始爆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就發生危機。國民政府要麼成為工農和城市貧民的政府、反帝的政府；要麼成為大地主和資產階政府，和帝國主義妥協的政府。

　　必須把右派從國民黨內及政府中清除出去。這樣的清洗必須同武裝工人和農民聯繫在一起。

　　國民革命軍是非常不純的，主要是由僱傭軍組成。國民軍的指揮員都是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總司令蔣介石是右派，即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已一再證明自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敵人，是會背叛中國革命的人」。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變，並非蔣汪之爭，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蔣介石的勝利導致廣東反動派的勝利，農民協會被摧毀，農民武裝被解除，工人受到重大的打擊。

　　《提綱》對廣東政府（國民政府）的論斷和斯大林的廣東政府是「未來全中國政權的萌芽（即工農民主專政的萌芽）」的論斷恰恰相反。《提綱》寫道，國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將軍手中的工具，大資產階級一直在政府中起主導的作用。國民政府反對工農運動，鎮壓罷工，扼殺農民運動。國民政府在北伐進軍的後方禁止罷工，國民政府鼓勵建立黃色工會，政府反對武裝工人。1926年8月6日，蔣介石下令解除工人武裝，逮捕工人並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李濟深解散了受左派影響的國民黨廣州委員會，建立右派委員會。1926年10月第3軍第25團士兵衝入廣州火車車輛修理廠，槍殺工人。在廣州發生的事情在其他國民軍佔領的地區同樣發生。

　　《提綱》提及到《共產國際》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的社論23。社論說「國民黨的領導現在缺乏革命的工農血液的病，中國共產黨必須為輸入這樣的血液作出貢獻，那時情況就會根本改變」。24《共產國際》編者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在莫斯科幹部大會上說，國民黨是黨和蘇維埃的雜交體。斯大林在大會上說「國民黨是這樣一類革命的議會，有它的主席團即中央委員會」，「蔣介石比策烈鐵里和克倫斯基多了一個腦袋，因為他根據情況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季諾維也夫指出，後者和前者一樣錯誤！若果說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議會，那麼，在議會中各黨派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為甚麼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革命的議會中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獨立？把今天的國民黨同1920年土耳其的基馬爾的黨相比，倒是恰當的。基馬爾黨當時裝成革命的黨，當等待到適當的時刻到來，它把共產黨人驅入地下，砍了共產黨領袖的腦袋。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需要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她既不依賴於國民黨的右派，也不依賴於國民黨的左派。

　　共產黨不能批評孫文主義，共產黨機關報上不發表干擾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任何文章。這意味著禁止共產黨批評國民黨。共產黨甚麼時候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義務。

　　「在人民看來，共產黨人要對國民黨的一切行為，包括反對工農的行為，負共同的責任，因為他們對國民黨不作任何尖銳的批評。在向群眾宣傳鼓動時，共產黨人根本不以或者幾乎不以人民的名義，不以本黨的名義，而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出現。這樣，在聯繫群眾時，常常喪失黨的共產主義的立場觀點。」共產黨沒有自己的日報。沒有共產黨的日報實際上就是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中心。總之，共產黨變成了國民黨的附屬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國民黨的附屬性，使黨不能履行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義務。

　　「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不會被『萬里長城』隔開，但是，只有無產階級也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佔據不斷加強的領導地位的時候，資產階級革命才能發展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不應該對國民黨左派領袖，首先是汪精衛抱任何幻想。必須盡一切可能把國民黨左派引上革命的道路，而不是變成左派的尾巴，因為左派本身是右派的尾巴。

　　今天在佔領上海之後，巨大的罷工喚起農民運動以後，可以和必須提出建立蘇維埃口號，建立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士兵的蘇維埃，不允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它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專政，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建立蘇維埃才能保證和準備中國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只有建立蘇維埃才能為工人階級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創造一個較好的形式，只有蘇維埃才能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的政府機構和開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

　　《提綱》指出：「只要統帥部留在蔣介石手裡，只要政府中最重要職位留在國民黨成員手裡，只要資產階級這些代表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有著重要的支撐點，革命事業總是不斷地受到嚴重的危害。在目前的情況下對於中國革命來說，從內部的叛變（不管是直接地還是間接地，不管是很快還是很慢），遠比轟炸南京和佔領上海要危險得多……蔣介石已暴露出自己是工人和農民的敵人，……如果統帥部留在這個人手裡（即使受著監督），那麼這就是沒有明白：這是內部存在最大危險的徵兆。如果共產黨人對此也不負政治責任，那麼他們就是走在一條他們必須立即離開的十分陡峭的道路上。」25

　　季諾維也夫提出蔣介石叛變的警告，而斯大林卻信任蔣介石會遵守紀律的。


四、聯共（布）反對派與當權派論戰中
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學生托派反對派的形成


　　共產國際成立的第一天，就非常重視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列寧尤其是重視東方革命問題。共產國際為了推動遠東工人政黨的建立，指導遠東各國共產黨，設立了遠東局。在遠東的共產黨都是新建立的黨，為了培養遠東地區的共產黨幹部，1921年3月在莫斯科創辦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有蘇聯東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中國、蒙古、日本、朝鮮、印尼、印度、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國。學生都是黨員。中國學生設有「旅莫支部」。1926年在列寧格勒創辦列寧主義學院，培養黨員幹部。

　　中國共產黨建立不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展開了，革命幹部卻極為缺乏，極為需要一所培養中國革命幹部的學校。那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1925年5月就開始籌辦學校，為了紀念逝世不久的孫中山，1925年9月宣佈建立「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一般稱為「莫斯科中山大學」）。該校受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國民黨派國民黨黨員邵力子為駐校代表監督校務。1925年11月間開學，托洛茨基主持開學並講了話。校長拉狄克，屬於托洛茨基反對派。斯大林為限制反對派在學校的活動，派米夫為副校長。在學校任教的教師，大多數從蘇聯各大學抽調來的老黨員教授，其中有數人是反對派。學生是由中國共產黨選派和中國國民黨選派來校的。故此，學校就有共產黨支部局和國民黨支部局。由於共產黨員跨黨，國民黨支部局實際上為共產黨員所把持。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共之後，國民黨進行清黨。國民黨宣稱，中山大學使用孫中山的名義作掩護反對國民黨。故此，宣佈取締莫斯科中山大學，召回邵力子，國民黨黨員的學生退學返國。國民黨支部局隨即撤銷。自此以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全部是中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及少數工人、農民。1928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學生併入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員成為所在國聯共（布）黨員。不過，聯共（布）把中國共產黨員只作為聯共（布）候補黨員。故此，中山大學共產黨支部局受聯共（布）、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三方面領導。

　　聯共（布）黨內的爭論，特別是有關中國問題的爭論波及到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在教師、學生中引起爭論，特別是在中山大學，爭論甚為激烈。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師生，密切地關注著中國革命的進行。當他們得知，北伐順利進軍，佔領武漢和上海，無不歡欣鼓舞。聯共（布）反對派與斯大林、布哈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早就在師生中展開。反對派的文件、意見書、「提綱」等等，雖然被當權派所扣押，不許發表，不許傳播。反對派的聲音被封鎖。但是，反對派通過在中山大學的反對派師生，把反對派的文件傳播開來。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傳到中山大學，整個學校都沸騰起來了。隨之，反對派與當權派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就趨於激烈。

　　通過「四．一二」政變的事實，中山大學的學生，很多人認識到反對派的預言、警告是正確的，而當權派、共產國際是錯誤的。於是，眾多的人傾向於反對派方面，而反對當權派。

　　當時以聯共（布）黨員身份加入了聯共（布）托派反對派的人有宋逢春、區芳、梁幹喬、史唐、張特、安福、范金標、卞福林、趙彥卿、陳亦謀等十多人。

　　斯大林於1927年4月21日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革命問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斯大林詭辯地說，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是全民族聯合陣線時期，當蔣介石發動「三．二零」事件時，聯共（布）中央認為「必須執行把共產黨保留在國民黨內的路線」，應當「使國民黨右派退出國民黨或把他們開除出去」。斯大林卻忘記了，直至蔣介石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7天──4月5日，斯大林還說，不要把右派趕走，要把右派像榨檸檬那樣榨乾了才把它扔掉。

　　斯大林繼續寫道：「這條路線使革命進一步展開，使左派與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和國民政府內親密合作，使國民黨的統一鞏固起來；同時揭露並孤立國民黨右派，使之服從國民黨的紀律。若果右派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就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聯繫和他們的經驗；若果右派破壞這種紀律並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們逐出國民黨。」

　　斯大林從上海三個蘇聯人員寫的《上海來信》，早就知道，蔣介石們早已在壓制工農運動，屠殺工人了，早已破壞「紀律」並「背叛革命利益」了。可是，斯大林卻一再說「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要繼續支持蔣介石，並不是「把他們逐出國民黨」。明明是錯了，斯大林卻說，「後來的事件完全證實了這條路線的正確性。」！

　　斯大林說，「蔣介石政變表示民族資產級退出革命」，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已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現在存在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武漢的政權「事實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保持國民黨統一的政策」，「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於革命的國民黨」。

　　最後，斯大林批評反對派、拉狄克等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提出進行決戰，「就是幫助革命的敵人」。在不是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候，提出建立蘇維埃。在目前，在武漢地區提出建立蘇維埃就是反對武漢政府的政權。反對派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提出共產黨員最好退出國民黨。「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這就是說退出戰場，拋棄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敵人稱快。這就是說，削弱共產黨，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幫助上海的卡維溫克們，把中國一切旗幟中最受歡迎的國民黨旗幟交給國民黨右派。」「因此，不久以前我黨中央全會堅決地拋棄了反對派的政綱是完全正確的。」26

　　斯大林要中國共產黨舉著國民黨的旗幟進行革命；相反的，托洛茨基要中國共產黨舉起共產黨的旗幟去爭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既然，斯大林要中共舉起國民黨的旗幟，就是要國民黨繼續領導革命，也就是要中共把革命領導權仍然交給國民黨；那末，斯大林要中共爭取領導權，要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就成了一句空話。

　　斯大林和布哈林都認為，蔣介石「四．一二」政變是資產階級退出了革命統一戰線。「目前正在展開的階級鬥爭標誌著中國革命的這一歷史性轉折，標誌著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即資產階級開始脫離革命，但尚未變成反革命。」27現在是從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就是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農民）聯盟。國民黨也就從四個階級聯盟變成為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聯盟。武漢政府就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農民）聯盟的政府。28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給宣傳員的提綱）》進行批判。指出「中國革命的四月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的失敗，而且是領導者官僚方法的失敗」。斯大林的提綱「代之以往更加錯誤的決定」，這樣的方法，「成為年青政黨之特別笨重的障礙物」。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提綱錯誤的主要來源，正如全部領導路線的錯誤來源一樣，在於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及其對中國階級關係的影響的錯誤觀念。「帝國主義底枷軛，被用來當作『四個階級聯盟』政策底辯護理由」，「以為階級鬥爭底法則並不存在於中國──因為有帝國主義底壓迫」。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間隔「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爭，有如內部的制動機，他們以繼續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群眾，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妥協了。」「處身於國民黨內並成為領導者的民族資產階級，實質上是買辦與帝國主義底工具。」「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強諸階級底政治分化。」

　　斯大林提綱，對於四月政變前所實行的政策路線，認為「是唯一正確的路線。這條路線就是大力支持國民政府。可是廣州政府正如譚平山所說的，名義上是左派政府，實際上政權是操在右派手中，三月事變後蔣介石實行軍事獨裁的政府。犧牲工農利益。」

　　誠然，提綱說起了關於資產階級必然要退出革命的「先見」，這不過是空洞的老生常談。可是，為了長久地保持聯合陣線，不惜將自己的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政策。「不惜將工人政黨在組織上從屬於資產階級底政治機關。」

　　為民主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道路而鬥爭，「必須有無產階級主要工具：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她在自己的旗幟之下鬥爭，永遠不許牠的政策與組織解消在其他階級底政策與組織之中。共產黨在理論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沒有保證，則關於『兩條途徑』的一切談論都不過是嘲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共產黨服從蔣介石底政治紀律。共產黨簽字負責不批評孫中山主義，不批評這個小資產階級理論，它不但反對帝國主義，也反對階級鬥爭。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報紙，即她缺少一個獨立政黨底主要武器。在這樣條件之下而談為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鬥爭，乃是自欺欺人。」

　　斯大林提綱提到：「當共產黨在革命國民黨底隊伍中戰鬥時，必須比素來更甚地保持其獨立」。但是共產黨直到如今不曾存過這樣的獨立。「這個獨立底缺少，正是一切禍殃與一切錯誤底來源。」

　　斯大林提綱，反對建立蘇維埃，但是提綱提出武裝工農；要知道只有蘇維埃才能武裝工農。「蘇維埃口號是一個號召，它號召人們經過那兩重政權底過渡政制，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底真實機關。」

　　我們早已聽過斯大林說武漢政府是「革命中心」，「唯一的政權」，「同時，我們黨部會議上正在替馮玉祥進行廣告運動，說他是『工人出身』，『忠實的革命者』，『可靠的人』等等。」這一切都是重覆過去的錯誤。不過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其中這些錯誤能釀成甚至更悲慘的後果。」29

　　過後不到兩個月，馮玉祥投到蔣介石那裡，汪精衛的武漢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再次證驗了托洛茨基的預見，斯大林、布哈林的錯誤。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把國民黨比作土耳其的基馬爾黨。基馬爾黨裝成革命黨，與土耳其共產黨合作，等到適當的時機到來，就把共產黨驅入地下，砍了共產黨領袖的腦袋。不幸，蔣介石的國民黨和基馬爾黨一樣，揮起屠刀砍殺工人和共產黨人。

　　中山大學學生，聽了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擬出了十個問題，請斯大林解答。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學，對他們所提出的十個問題，一一作了解答，也就是對反對派的意見的批判。

　　斯大林沒有從「四．一二」政變中汲取教益，反而為國民黨辯解。他說「基馬爾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這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也沒有強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國家內，方有可能」，「不能把基馬爾黨和武漢左派國民黨相提並論，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國相提並論一樣……安哥拉遠不是武漢，正像基馬爾黨遠不如左派國民黨一樣」。「反對派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國之間的這一切差別，把基馬爾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為一談，不加區別地把一切東西攪成一團。」30

　　斯大林把蔣介石的政變看成是「必要的」，是一件好事。他詭辯說：「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的低落，那是錯誤的……看來他們以為：假若蔣介石沒有分裂出去，革命事業也許會好些。這是愚蠢又不革命的想法。蔣介石的政變事實上是使國民黨洗去了汙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當然蔣介石政變不能不使一些地區工人遭到局部的失敗。然而這是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事實上整個革命已隨蔣介石的政變而進入其發展的更高階段，即土地革命階段……。蔣介石政變就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曲折之一。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為藉此可以把一切骯髒的東西從革命中清洗出去，並沿著強大的土地運動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進。」31於是乎斯大林得出了國民黨成為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盟，武漢政府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農民）聯盟的政府。要使武漢政府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政府，武漢政府就要發動土地革命，「必須使國民黨把數百萬的革命農民和工人包括進去，從而變成千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組織。」32

　　蔣介石叛變後，斯大林把希望寄託在汪精衛、武漢政府、武漢國民黨以及自稱為工農子弟的馮玉祥身上。「首先和馮玉祥會師，在軍事上就鞏固起來，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加緊瓦解蔣介石的後方和前線，然後將上海問題全部提出，這是不是比較適當呢？我想這樣做是比較適當的。」33

　　照斯大林所說，武漢政府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農民）聯盟的政府，當然會發動土地革命，可是，當湖南和湖北農民自動進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區的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的時候，武漢政府不但沒有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反而認為「農民運動過火」，要壓制工農運動。

　　托洛茨基得知兩則電訊：1.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任命馮玉祥為政治委員會委員；2.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工會聯席會議，通過決議，要加強工人的革命紀律，必須遵守國民政府的法令。隨即，托洛茨基於1927年5月28日寫了《還不是該明白的時候嗎？》一文。托洛茨基寫道，現在全世界都知道蔣介石任命馮玉祥為政治委員會委員，但是蘇聯工人卻不知道，為甚麼？是因為共產國際中有人直到最近還把馮玉祥看成真正的「工人」或「農民」，可靠的革命者。就是說，人們在馮玉祥身上犯的錯誤就像過去在蔣介石身上犯的錯誤一樣。人們不去警告中國工人和中國黨，不去動員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採取真正的革命措施反對軍閥，反而對電文隻字不提，把它塞在衣服口袋，但是革命的階級邏輯是不能塞在口袋的。第二份電文對於任何一個嚴肅的革命者來說，它像閃電一樣把整個形勢照得清清楚楚；同時也證明，官方路線是錯誤的，是會直接引起災難的，反對派的路線才是正確的。由群眾推著前進的工會試圖改正中國和莫斯科領導的錯誤，準備直接消滅敵人。但是，本應成為消滅敵人總體計劃的制定者和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卻呵斥工人，並命令他們加強（對資產階級的）「紀律性」。更有甚者，武漢政府禁止工農進行鬥爭，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通過共產黨。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起了懦弱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和假激進派幫兇的作用。「漢口政府若果繼續這樣的政策，它在垮臺之前很可能與蔣介石合流，反對工農。難道現在還不是該明白的時候嗎？」34

　　不久，中國局勢的發展，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預見，馮玉祥倒向蔣介石，汪精衛與蔣介石合流。

　　托洛茨基指出整個革命不能依賴於國民黨能否接受我們的勸告。他們是不能接受它的。「土地革命不能獲得汪精衛底同意來完成，而是要不理汪精衛，要反對汪精衛來完成。為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要解放我們的手，要叫共產黨員的二部長退出國民政府，要號召群眾去立即佔領土地與建立蘇維埃。」35

　　當托洛茨基寫上述文章時，正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開會期間。全會主要討論中國問題。實際上會議是集中批判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全會不許季諾維也夫出席，在全會上反對派只有托洛茨基和伍伊維奇發言。

　　托洛茨基在會上發言。他首先指出，拒絕向黨公開季諾維也夫和我的提綱，是理虧的表現，也表明這是害怕反對派提綱比多數派提綱在黨的輿論面前顯得更正確。《真理報》的一篇文章，宣稱「誰蓄意破壞共產國際內部團結，誰就是犯罪分子……」等等，也就是說，一切敢於同即將發表的決議進行論戰的人為犯罪分子。在此期間，在莫斯科，對中國革命問題，無論是口頭的或書面的發表不同的看法，都是以處理反對派的辦法作為反黨處理的。反對攻擊季諾維也夫同志的被開除出黨或受到開除出黨的威脅。希望執行委員會作出決議，準確地客觀地公佈關於我們討論的情況，並附上這分發的提綱和文件，我們不能掩蓋、封鎖和禁錮中國革命。「黨的制度的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險中的最大危險。」領導的每一個錯誤，都被「善」加利用，被用來反對反對派。蔣介石政變的電報到達莫斯科的當天，我們私下就說：反對派必將為此付出特別慘重的代價。

　　果然，驅逐反對派的事件層出不窮。

　　布哈林的決議說，中國革命事態的發展，證實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所指出的關於資產階級必然脫離民族統一戰線並轉向反革命的論斷。中國工人讀到布哈林對四月事件竟然和布哈林預先規定的路線完全一致，他們會感到非常驚奇。「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是被在國民黨這個聯合黨中佔領導地位的『民族』資產階級戰勝的，因為共產黨在一切決定性問題上都服從這個聯合黨的組織紀律。」「為了防止資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批判關於四個階級聯合的卑劣理論，把它視為對中國革命的真正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我們這樣做了嗎？沒有，恰恰相反。」

　　托洛茨基指出布哈林對國民黨錯誤的理解，說甚麼國民黨是一種「特殊形式」。國民黨並不是甚麼「特殊形式」。它是一個政黨，這個黨並沒有體現出「四個階級的聯合」，而是體現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民群眾領導的作用，共產黨成為國民黨的下層組成部分。國民黨專政，不僅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同時也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農民的階級鬥爭。「武漢政府還不是革命的政府，對它抱任何幻想或進行任何宣傳，就等於葬送革命。只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士兵蘇維埃才能為革命政府提供基礎。」

　　托洛茨基最後提出：「所有文件、講話、提綱和文章都必須向國際的各個支部公開發表，中國革命不該遭到封鎖和禁錮。」36

　　托洛茨基在第二次發言中，特別強調地指出，假使中國農民不去建立自己的蘇維埃，而去追隨汪精衛及其同夥這種類型的武漢政府的領導人，那麼，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背叛你們……。「汪精衛類型的政治家，在困難的條件下，將以十倍的努力同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農……。」37

　　反對派伍伊維奇發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打算修改自己的路線，想從國民黨中退出來。「可惜中國黨修正自己政治路線和糾正錯誤策略的各種嘗試都遭到鮑羅延同志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的嚴厲反對。」

　　伍伊維奇在發言中提及到拉狄克在1927年1月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所作的報告。拉狄克說：「中國革命的最終命運將在武漢而不是在上海決定。對革命進程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直接的軍事上的失敗，而是民族革命運動內部階級鬥爭的結局。蔣介石到處槍殺工農，準備進行最後決戰。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必須鼓起勇氣全力以赴地去驅逐右派，掌握運動的領導權。」這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所說的話，「四．一二」政變完全證驗反對派拉狄克所說的。可是，斯大林在1927年4月5日的講話，提出不要驅逐右派，蔣介石是守紀律的。

　　伍伊維奇最後說：「同志們，現在你們又說，中國土地問題已列入議事日程，你們主張讓武漢政府進行並領導土地革命。而你們過去則說，不必攆走蔣介石，他不會叛變，而我們則反對……這一次在對待武漢政府問題上，你們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因為你們認為應號召小資產階級，說它有能力進行土地革命。你們還說土地革命前不要蘇維埃，只有在國民黨完成土地革命之後，在我們充分利用國民黨之後，才能在中國成立蘇維埃。我們給你們的答覆和對中國工農發出呼籲是：你們決不會在小資產階級領導下完成土地革命。你們還在執行那種為蔣介石的政變做嫁衣裳的錯誤、犯罪的政策。這一次將是國民黨左派中動搖不定的領導人和武漢國民黨將領的政變。」38

　　在托洛茨基和伍伊維奇發言之後的一個多月，武漢政府汪精衛就與南京政府蔣介石合流了，進行反共。又一次證實了托洛茨基、伍伊維奇所發出的警告。

　　共產國際執委會不會接受托洛茨基這個公佈會議的各種文件的建議。全會封鎖得嚴嚴密密的，不許記者進入會場採訪。會議是在一個小客廳召開，這樣就把數百名按慣例將前來列席聽演講和報告的蘇俄以及外國共產黨排除在外。會議的正式事項沒有在共產國際的刊物上發表。全會的決議案沒有全文發表（當反對派在各國報刊刊登了反對派的講話之後，才發表了全會的刪節記錄）。全會的決議，代表們不得帶走。他們的講話，速記稿也不許發表。選舉時，反對派的成員不得發表聲明。作出這種種限制並沒有把反對派聲音封鎖住。反對派把在全會上的發言在國外報刊上發表了。因而中山大學的學生也聽到了反對派的聲音，瞭解到反對派的意見。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召開期間，中國局勢日益嚴峻。湖南省農民早已自發地進行土地革命。減租減息早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有些地方農民自己動手分了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插標」為記，準備分配土地。沒收地主土地、鬥爭土豪劣紳，都是農民自發地進行。農民協會儼然成為農村政權，也就是反對派所提出的農民蘇維埃。對那蓬蓬勃勃的農民土地革命，為斯大林所宣稱的「能負起土地革命責任」的武漢政府，在5月間就叫喊「農民過火行動」，要壓抑農民土地革命。5月17日發生夏斗寅叛亂和5月21日何鍵、許克祥在長沙屠殺工農的「馬日事件」。

　　6月10日武漢政府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孫科、顧孟余，唐生智、張發奎等人去鄭州與馮玉祥會談。隨後，6月19日馮玉祥在徐州與蔣介石會談。他們討論了「寧漢合一」問題以及清共問題。馮玉祥在徐州會議後，就進行「清共」。7月15日，汪精衛宣佈「分共」。被斯大林譽為「革命中心」的武漢政府倒向蔣介石一邊，共同反共。也就證驗了托洛茨基所言：「汪精衛一類的政治家，在困難的條件下，將以十倍的努力同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農」。

　　武漢政府變為反革命的政府，這樣的事情對中山大學的學生震動很大。一位中山大學學生共產黨員盛岳寫道：「俄國領導人勸我們要對武漢政府抱有信心，可這個政府也倒向蔣介石一邊。被斯大林認為特別可靠的馮玉祥這個軍閥，也轉向支持蔣介石。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被屠殺。我們感到心情沮喪，陷於絕境，長期壓抑而愈益表現為暴怒。共產國際來了一個代表同共產黨員學生見面，……我們連珠砲似的向共產國際代表……提出許多令人氣憤的問題。例如：為甚麼共產國際不從上海『四．一二』政變汲取教訓，採取措施，防止僅僅三個月後又在武漢發生同樣的政變？一點不假，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的領導最易受人指責。」39

　　經過這兩件事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武漢政府「分共」——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威信一落千丈。更多的學生傾向於反對派。拉狄克於1927年7月被斯大林解除了中山大學校長職務，由副校長米夫升為校長，同時幾個反對派的教師被撤職。斯大林採取這樣的措施並沒有減弱反對派對學生的影響，更不能夠阻止更多的學生傾向於反對派。此時，以史唐、宋逢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員學生20多人早已參加了聯共（布）托派反對派。他們積極地在學生中進行托派宣傳活動。在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也有10多人參加了聯共（布）托派反對派。

　　192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盛大的紀念大會。斯大林、布哈林等蘇聯高級黨政軍領導人站在列寧墓的主席臺上檢閱隊伍。中山大學中國學生進入紅場，托派學生揮舞布條，高呼「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其他隊伍擁護當權派的學生立即攻擊托派學生，互相鬥毆。他們一面打，隊伍一面前進。當隊伍走到主席臺前，中國學生突然打出布旗，上面寫著「執行列寧遺囑，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並且高呼「擁護托洛茨基！」口號。

　　在這樣的群眾大會上，當著斯大林等高級領導人面前反對斯大林，是蘇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當著許多各國共產黨來賓的面，高喊「反對斯大林」，使斯大林更為難堪。

　　參加這次紅場事件的中國學生區芳40、梁幹喬、陳亦謀、史唐、宋逢春、張特、朱懷德、陳琪、聞嶽、陸一淵、楊華波等人，被開除黨籍或團籍，遣送回國。

　　斯大林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把黨內爭論公開訴諸於群眾為由，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作出開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黨籍的決議。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於東南邊疆的阿拉木圖。1928年初，蘇聯開始展開肅托運動，大批托派分子被逮捕被流放。

　　但是，這種高壓手段，並沒有阻止托派在中國學生的發展。

　　1927年9月間中國革命失敗後，有六、七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及少數工人、農民被送到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或東方大學。這部份學生並不知道反對派與斯大林當權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更不清楚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有一次，為消除托洛茨基反對派學生的影響，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親自到東方大學召開全校黨員大會，他在會上作報告，詆譭托洛茨基，說托洛茨基從來就是孟什維克，長期以來反對列寧，托洛茨基參加十月革命只不過是投機。他的講話立即引起聽眾的憤怒，有的提出抗議，有的要上臺講話為托洛茨基辯護。耶洛斯拉夫斯基的講話，想要達到消除托洛茨基思想在東方大學學生中的影響，適得其反，反而推動了那些到學校不久，還不大清楚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學生去閱讀反對派的文件，去研究聯共（布）爭論的中國革命問題，因而推動了中國學生走向托洛茨基反對派。

　　那些剛剛在國內經歷過革命失敗的悲慘景象，大批自己的同志在自己身邊倒在血泊之中，工農群眾被槍殺。究竟甚麼原因造成如此慘重的失敗？他們帶著這個問題來閱讀蘇聯黨爭的文件，他們明白了：「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聯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甚麼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摘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41

　　王文元敘述他讀了托派文件後是怎樣轉到托派的：「我最早讀了一個文件是季諾維也夫的《不得已的答覆》，然後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綱》42，以及反對派《政綱》43。這些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為它那無堅不可摧的邏輯力，也因為它那鋒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於論斷與警告之一一為歷史事實所證明，特別關於中國革命部分，那是太顯然了，任誰看了都要驚嘆和贊成的。……我看了這幾個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來悶積於胸的，關於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問，這時就全部清楚了：原來在根本上與重要方針上它都受命於斯大林一系的，決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原來並非沒有人見到，因而並非不可能預防的。聯共中的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曾預早而及時地提出警告，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只因斯大林──布哈林們固執了自己的錯誤，排拒、壓制並打擊了反對派的批評，所以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才會有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終於完全斷送了它。……從此，我成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當時反對派的名稱）了，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在組織上。」44

　　王文元敘述他為何轉為托派反對派是有代表性的。在革命失敗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及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正如王文元所經歷過的那樣，在看到反對派文件之後，有幾十人轉向托派。

　　1928年秋，東方大學中國班併入中山大學。從東方大學轉到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托洛茨基反對派。到1928年冬，中山大學的反對派和同情者合計有一百四、五十人。佔全校學生四百餘人的三分之一。

　　蘇聯在1928年初就進行肅托，中國學生中的托派反對派都在隱蔽著活動。為了更好地領導分散在各個學校的托派學生，有必要建立領導機構。於是，在192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山大學十多個托派學生，帶著一些食品水果，到莫斯科郊外去「郊遊」野餐。他們在一個叢林開會，會議主持人安福。安福首先傳達了聯共反對派同志的意見。在各學校聯共反對派同志許多人被捕，聯共反對派已難於與中國學生反對派接觸，也不可能由聯共反對派直接領導中國學生的反對派。故此，中國學生反對派應建立一個獨立的領導機構，來領導中國學生的反對派。

　　安福說：「現在在莫斯科各間學校以及列寧格勒的列寧主義學院都有我們托派的人。為了更好地把分散在各間學校的托派中國學生組織起來，以及進行統一的政治和組織活動，就需要建立一個領導機關，尤其是蘇聯同志已難於與分散在多間學校的中國學生托派接觸，我們更需要建立一個在聯共黨內中國托派獨立領導機構。聯共托派反對派同志與我們領導機關聯繫，以間接的方法來領導我們。」經過討論，決定成立「幹事會」為領導機構。選舉七人組成「幹事會」。七人是：安福（書記），范金標（組織），王文元（宣傳），曾猛、卞福林為幹事、李平、謝英為候補幹事。安福負責與聯共反對派聯繫，由於安福不懂俄語，范金標和王文元協助安福，與聯共反對派聯繫。范金標負責與各個托派小組聯繫，王文元負責翻譯各種文件。聯共托派反對派莫斯科委員會派波略可夫與中國學生托派幹事會聯繫。（波略可夫曾是中山大學教員，肅托運動時被開除出黨，他在莫斯科附近的工廠做工。）

　　會議決定，繼續在中山大學發展組織，並在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以及列寧格勒的列寧主義學院的中國學生中發展組織。

　　1929年6月，大批中國學生將被送回中國工作。三、四月間，中國學生托派幹事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回國後如何工作問題。會議決定：1.回國後的同志留在黨內，不暴露自己的立場，遵守紀律，服從多數。討論政治問題時，要以曲折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糾正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出的錯誤決議；2.以中共黨內一個派自居，不組織新黨另立門戶。如果被開除出黨，則在中國已有的反對派組織中工作。在討論該項問題時，只有劉仁靜一人反對在共產黨內工作。

　　會議還決定：幹事會的范金標和王文元將要回國，由趙彥卿代替王文元負責宣傳工作，李平代替范金標負責組織工作。

　　1929年8月，王文元等廿多人回國。托派的人隱瞞了托派身份，在共產黨內工作。

　　在他們回國後不久，1929年底，蘇聯掀起肅托運動，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到中山大學主持清黨，對每個學生進行審查。托派學生有些人動搖了。托派幹事會的趙彥卿受不起清黨的壓力動搖了，他向學校支部局組織部的毛齊華透露自己是托派。毛齊華立即向支部局組織部長伊格那托夫報告此事，支部局要趙彥卿交代托派組織及活動情況。趙彥卿把材料交出去不久，自感羞慚，就自縊身亡了。45幹事會的組織幹事李平在一次大會上自認是托派，同時交出了托派的名單。格柏烏當晚按照二人交代的名單進行大逮捕，其中有些人只是托派的同情者。安福、范金標、卞福林等人被投入監獄。陳琪、聞嶽在南俄流放地逃跑，偷越國境，聞嶽被擊斃，陳琪押回投入監獄。經過這次大逮捕，莫斯科中國學生的托派組織瓦解了。

　　劉仁靜於1929年3月向列寧學院申請繞道歐洲回國，獲得批准。1929年4月，劉仁靜離開莫斯科，途經波蘭、羅馬尼亞轉到德國。在德國取得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爾邦斯的介紹信和托洛茨基的住址，乘船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去馬爾馬拉海中的普林吉坡島（亦名太子島）比龍克．阿達村拜訪托洛茨基，得到托洛茨基熱情的接待。托洛茨基與劉仁靜談話有十多天，談了中國革命問題，中國托派的鬥爭綱領。在談話結束時，托洛茨基交給劉仁靜《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綱領》帶回中國。

　　劉仁靜不僅帶回來《反對派綱領》，而且還有托洛茨基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在會議上的講話，各種流傳的內部消息，各國反對派對托洛茨基的評論和推崇，以及托洛茨基的通訊地址等。

　　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他沒有向中共中央報到，只是與惲代英談過話，表示對六次大會不滿意。他參加了我們的話派活動。

　　1929年12月20日《紅旗》發表署名文章，揭露劉仁靜參加反對派活動。1930年1月1日《紅旗》發表《給劉仁靜同志的信》，「劉仁靜同志：你回國後即已表示反對六次大會及中央路線」，你的意見未見你向中央提出。你回國經過歐洲，與托洛茨基會面，「並受命回國活動。最近你又以列爾士署名，公佈《反對派統一運動前途》文章，公開承認你在進行第二黨組織。綜合上述各種事實，中央對你提出最後意見，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天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一）如果上述各項不是事實，你用文字表示擁護六次大會決議及中央路線，反對托洛茨基主義；（二）「如逾期不回答，中央即認為你已經默認」，中央得作出最後決定。

　　劉仁靜沒有作答，中共中央也沒有作出開除黨籍的決定。劉仁靜就是這樣脫離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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