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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战士寒君

刘平梅



三十年代中国托派开会照片。左起第四人为寒君


  今年是寒君逝世61周年。

  寒君原名王璇,南京人。他出生后就跟着母亲行丐生活,他未见过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某年,他在上海与母亲行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收留了他,教他读书认字,自小受共产党人的思想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当他十五、六岁时就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地区做工人工作。他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对阶级敌人极度憎恨,立志要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32年时为共产党沪东区区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工人斗争,在一次电车罢工斗争中,他打电车,被电车的窗玻璃把右手掌划开了二寸长一个口子。他领导过多次的上海工人斗争。

  他在共产党内是属于罗章龙派,不满意李立三路线的盲目的罢工斗争,盲目的暴动政策,他从工人接触中,了解工人情绪低落,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盲目的进行罢工斗争和盲目的策动暴动是行不通的。1932年间他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深受感动。他从多方面去找寻《热潮》的关系,他从托派工人那里找到托派。彭述之与寒君谈话,彭述之介绍了托派在革命退潮时的政策。寒君以自己亲身斗争经验,认定托派的政策是对的,于是他和中共沪东区委员会的李平一道参加托派。参加托派后,他是托派沪东区委员会委员。

  1933年9月间,寒君和李平被捕,李平大骂国民党,立即被枪毙,壮烈牺牲。国民党不知道寒君在托派担任的职务,把他作为在工人活动中的托派,判他3年有期徒刑。

  1936年底尹宽被捕,适好寒君刑满释放出狱,寒君补上尹宽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位置,寒君为中委。

  1938年夏,在香港工作的刘家良回上海,寒君被调到香港工作,寒君任华南区临时委员会书记。

  1939年9月,我以中山潜逃至澳门,在一间私立小学任教,无所作为,我写信去香港给寒君,我要求去香港工作,寒君答应我去香港。到香港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与寒君住在一起。在我与他共同生活中更好地认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为人。

  我们住在工人、贫民区的筲箕湾,或者太古船坞附近地区,为的便利于做工人工作。筲箕湾的工厂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太古船坞及附近地区的工厂亦有我们的工人同志。寒君不会说广东话,有时由他妻子当翻译,有时我当翻译。

  寒君勤奋学习,中文写作文句通顺明达。为了阅读第四国际的出版物、报章、文件,他在上海时得到懂得英文的同志帮助,学习英文,他来到香港时,依靠翻字典,已能勉强看英文报纸,或者把它翻译为中文。他经常买《密勒士评论报》来看。他为了争取时间来看书报,就利用走路的时间来看书看报。我们为了节省几个铜板,都是走去工人区开会或工作。我受到他的影响,也是经常带着一本书走路,边走边看,或者利用等人见面的空隙时间来看书。以寒君连小学也没有读过的人,文化水平已达到中学生程度,是很难得的,这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

  他要全心全力做托派工作,就没有去找职业,他的生活是依靠托派组织来维持,但是托派很穷,党员不多,所收得来的党费就不多了,能给他的生活费也就不多了。有时同志们知道他经济困难,就帮助他几块钱,因为同志们大多是工人,工资不多,还要养家活口,拿出几块钱帮助他就很不容易了。

  我和他住在一起时,时常断炊。有一次我们二天没有饭吃了。我躺在床上看书,他恐怕我是肚子饿情绪低落,他以乐观的态度笑着脸逗我笑。其实,他是饿惯了的,而我因家庭贫穷也是饿惯了的。

  寒君对人的态度是诚恳可亲,从来不会恶言相对,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诚恳地帮助他改正错误,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也是心平气和的与之争论,他从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势,压制对方。对同志热情帮助,无论对工作或同志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次工人同志失业,生活困难,无钱买米,他就把身上仅有的二块钱给她,而自己回到家里无钱买菜,我们就吃白饭。我们平时很少食肉,大多数是大豆芽菜煮汤。

  我们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到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

  1942年托派中央解散华南组织,寒君和我们十多个工人同志拒绝接受三个登记条件而离开托派组织。寒君对我说,我们不另立托派组织,我们争取无条件的恢复组织关系,我们仍进行托派活动。寒君并不因为脱离了托派组织关系,就消沈不干革命了。

  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工厂关门,商店竭业,同志们在香港无法生活了,纷纷离开香港回乡生活。寒君夫妇生活陷于极度困难。此时,因长期吃不饱,已患有肺病的寒君迫于无奈在太古船坞找到一份工作,在锻造车间抡八磅大锤的重体力劳动,不幸于1943年3月间吐血而死,结束了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200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