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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1947年8月16日)



  大概这个土地会议写文件的时候,我们考虑了一下,要有这样几个问题:思想问题、组织问题,方法上的群众路线问题等。的确是这样,中央在写“五四”指示时,是有一种思想与精神的,但这种思想与精神并没有在全党、在一切地方贯彻,有些地方没有贯彻。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农民要求土地,不解决土地问题,群众运动就会压下去,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失,搞乱,有的类似大革命运动,农民要土地,如果不给就危险的很,大革命就会失败(有类似那样时期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中汉奸,清算关系,各种东西都有毛病(?),而最本质的问题是农民要求土地,要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当时我们想,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确定拥护农民群众这个运动,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蒋介石要进攻我们,和平的希望是没有了,在四、五月时,我们要准备国民党的进攻,打内战。但那时对于和平幻想是不是还有一点呢?一定要有这个准备,假设是和平还有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搞和平,但这个和平有极大可能要破裂的,因此,就要准备战争,打退蒋的进攻,而且这个战争很大可能是长期的战争,不彻底搞出个胜负来,战争是不会停下来的。同时,我们也估计到了再来一个三国调停之类,战争,战一下又和。所以,当时的政策是这几方面都照顾到的,我们不只是单独照顾一方面,而是几方面都照顾到的。又能够对长期战争有利,但是,和平来了,我们也可以搞和平。

  对于和平问题,从今天看起来,我们党内有的讲和平幻想,也就是幻想,现在已看的很清楚,事实证明了,和平是不可能的,的确是幻想,但是这个幻想也有它的根据,至少就我们中国的形势来讲,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结束,一定要休息一下。那时候苏联在搞和平(一直到现在还是搞和平),美国在那时,也想搞和平,那时它也不清楚究竟国民党和共产党到底能不能够合作,他也不晓得。就是国民党也想搞一搞和平。所以那时,我们也想搞一搞和平,因为,抗战八年,大家很疲劳,休息一番,为什么不好呢?当时和平对我们是有利的。就是假设美国、国民党要搞和平,苏联也搞和平,那时,我们不能不搞和平。人家那时请毛主席到重庆商量国家大计,搞和平,政协建议,我们不去,没有可能,如果我们不搞和平,政协会议不签字,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不签字,我们就会失败,政治上犯大错误。全国、全世界要和平,所谓这个和平幻想,是带广大群众性的,全世界、全国人民要和平,他们有和平幻想,我们也有一点幻想,就是没有幻想,也不能不幻想,因为全世界、全中国广大群众要和平,群众的觉悟程度是这样的,是幻想的,好了!照你们的办。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五年群众相信沙皇,幻想沙皇,群众跟着去了,共产党也只好跟着去。全国的群众幻想和平,就是我们没有幻想,也只有幻想要搞和平。我们搞的结果还很好,××、××、××他们在谈判中很成功,打破了群众的和平幻想,孤立了国民党,我们争取了群众,在整个政治上讲,外交斗争是一幕戏是成功了的。我们曾经派了许多干部,党内很重要的干部饶漱石……他们一批,打外交仗,打的很好,没有失败,我们胜利了,美国、蒋介石在外交仗上打了败仗。自毛主席到重庆后,就出现了新的斗争方式,敌人突然用了一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所不熟悉的一种方式来整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打败,而是打了胜仗。不过中央的思想在那时一致的认为和平是不可靠的,我们主要的方针是孤立美国、蒋介石,争取群众,并不想在和平中得到什么,不过在这个和平中间,党内有些人真的有幻想,党内也有觉悟程度的高低,负责同志也是一样,但一般的我们都解释了、说服了,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

  在当时,进行土改,解决土地问题对和平有没有妨碍呢?我们也考虑过,消灭地主阶级,群众起来,不但不妨碍土改,而且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已经证明了,不搞土地改革,和平就破坏的更快。在苏北搞了土地改革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倒,还在坚持,……如果要打内战,更是要土地改革,现在已经证明了,没有土改,仗是打不下去的,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打游击,象苏北那样的打游击,如果不进行土改是打不下去的。所以当时决定土改,对农民群众有必要,而对当时的政治上,整个形势上,也很有必要。那时中央的思想是彻底实行土改,但有些地方没有贯彻,同时中央的思想也是在发展的,当时也有些不很清楚。所以对抗的也有,没有贯彻的也有,也有不彻底,不明确的地方,现在要把它彻底搞明确,要贯彻土改,全党一致的把思想搞一下。

  现在已经证明了,党内是不纯洁的或者甚至于可以说很不纯洁,全国各解放区看不多一样,在东北,热河新解放区也许不同一点,但也有很多干部是各解放区派去的也一样,所以这个思想问题,不仅中央的领导思想或者还有某些缺点,一直各解放区的领导机关的思想(领导人的思想)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党内不纯洁,很多地主、富农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出身的到我们党内来,或者外省灼、或者本地的(这中间当然有区别外省的知识分子、城市知识分子、或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是有区别的),不管怎样都是密切联系地主阶级思想,同时加以富农思想反映在我们党内,形成思想上的对抗。这最近表现的很明显,地主、富农一个是在党内反对,一个是在党外反对,地主、富农采取各种办法来反对、破坏土改,大概我们许多地方土改不彻底,或者不但不彻底并且出了很多乱子(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东西以及许多缺点和错误),这里边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地主阶级与富农反对土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地区与地主、富农打了胜仗,有些地方打了败仗,有些地方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党外占优势。中央的路线——雇贫农思想不占优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到地主、富农是不能轻视的,作为一个阶级讲,任何阶级是不能轻视的,决不是那样容易服从的,地主压农民,压服不了,不屈服,今天农民压服地主阶级、富农,也是不容易一下成功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模模糊糊的想,那不是革命的观点。这中间是有着许多激烈的斗争的,流血的不流血的,和平的暴力的。总之,就是一切斗争方式,一切可能采用的手段,都要采用起来,相反的我们不大觉悟,不采用,不了解这个问题。地主将财产分散、隐藏在群众里边,他也参加群众运动,在村子里取得某些领导权,或隐藏到我们党内,成为我们的党员、干部,或在政府机关、财政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取得合法地位,用各种方式来反对土地改革。因此他们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带到党内、带到群众中去,使得党内斗争与群众斗争很复杂,如果我们简单的讲,这是群众内部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干部问题,不是阶级问题,这对实际情况是不大合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思想问题,就是地主、富农的思想路线与贫雇农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这中间是有斗争的,不只是在思想上有斗争,地主、富农还要从组织扰乱,采取组织上的破坏,钻入我们党内来,并且他们钻入我们党内来很容易找到同情者、保护者。因为,党的成分不纯,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党就要破坏土地改革,但他可以同情他、拥护他、保护他,如:斗争的不得了可以到我这儿住一住。一个江西的老干部拿起枪来保护地主。暴露消息,“党内搞土地改革,赶快把土地卖掉,分散东西、藏掉……”。党内有这样一些人,而且相当多,所以地主阶级在农村没有地方保护,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主要的不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而是跑到我们这地方来。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党内思想上、组织上采用一些办法,把党整理一下,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党才有可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所以党要领导土地改革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办法,跟着而来的就是纪律,加上纪律的制裁。我们全党要一致动员起来,贯彻这个土改的思想与组织办法,把农民集中起来,团结起来,与其他思想分开界限,再一个,要采取组织办法,思想土贯彻,组织要加以整顿,规定一些办法,对以后在思想上、组织上不服从,破坏,采取两面办法,假服从的要纪律制裁。用这三个办法把党内问题解决,没有这,我们不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取得一致。我们这个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对地主、富农和农民搞不清楚,没有界限。而地主他们也不采取正面的斗争方式,他们是两面的,是假意的。我们的“五四”指示,土地改革,他们也不反对,农民运动,他们也不反对,但是在思想上是反对的。因为组织上、思想上混淆和界限不明,或没有界限,所以党内的思想、组织是很乱的,假设这样,那怎样领导群众呢?怎样使群众更加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去进行这样一个激烈的斗争?这样去消灭地主阶级完成这样一个革命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一点,中农、贫农就比我们好,他们思想明确,组织明确,组织纯洁,但我们党内是混淆不清。所以我们党内澄清界限,就是说要在中央的路线之下,在我们的土地改革方针,“五四”指示的路线之下,取得全党,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组织一致,使我们党能够进行土地改革。在群众思想,组织上取得一致,把地主富农清除出去,组织农会,不让他们参加农会。我想现在党内有些地方,不是全都如此,全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些地方是很不妙的。整理党内组织,党内不要轻视,这个问题自从“五四”指示以来,我是反复考虑,今天我还是考虑,考虑到这个土地会议上怎样讲法,党内是个激烈的斗争,如果冒冒失失地去搞,那会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现在写这个决议,脑子里贫乏的很,材料不够,有许多材料我现在没有肯定,所以要求代表,特别是主席团的同志要帮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现在我们这个严重的斗争,整顿党是很困难的,很激烈的斗争,甚至急迫的很,因为战争的形势,农民群众等不得我们党决定这个情况,他们很难允许我们这样迟缓,所以现在就整顿党,主要是整顿组织,恐怕要依靠群众帮助,没有群众帮助,这个党要想整顿好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的确确,我们党是比一些群众团体,群众组织落后了,被人家强奸了,被地主强奸了,被地主淫乱了,而贫雇农,甚至在农会是纯洁的,没有被人家强奸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请示过,他回答了这个意见,我们自己要下决心想办法去搞。这个整顿,有许多地区,恐怕整顿要在党内先整起,从上面整起,首先中央的同志取得一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党现在处在危急的关头,在这个阶级斗争里头,少数的利益,次要的问题应该抛开,要严整纪律。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稍有动摇,在领导机关稍动摇一下,你不明确一点,在党内就有巨大的影响。从事实证明,如果中央的同志在思想上一致撑贫雇农干部的腰,薄一波、邓子恢他们就晓得这个问题,所以能够取得优势,就能够解决问题,或大体解决问题。我们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中间一有布置,甚至讲一句话,点一点头这有很大关系,这就撑了地主、富农的腰,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态度不明确,思想不明确,组织领导机关采取缓和、妥协的态度,这个问题有决定的关系。中央取得一致,区党委取得一致,由区党委召集一个县的干部会来解释证明一下,使一个县有三、四个有决心的干部,他们的思想是明确的,组织有些办法,他们也有纪律,就是点头吭气都有严格的规矩,不是随便点头,随便发言,要守纪律。关于报告,写文件等等就更不要讲了。就可以依靠这个干部去整好乡区干部,他们再召集干部会,他们的干部会整好以后就可以去整村里头。上边的问题解决了,村里就可以比较顺利解决,这就是经过了党的组织方针,我们现在用工作团不能解决多大问题,但是有的情况下是依靠工作团下几个村,不然村级干部就好不容易整好。我们设想,我们把党整理一番,把区委党委整理一番,地区村干部整理一番,村就可以搞好,搞不好,那就可以整第二次、第三次。恐怕要先经过整理、整顿,在思想上组织系统上取得一致,再去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团只是暂时的特殊的采用,地方党经过他们整过以后,工作团就可以撤回,到其它地方去。首先在党内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整理纪律,整理党内的制度,再去进行群众运动,领导在群众中间就可以取得一致,只要我们党做的一致,就可以一致,我们的基础扩大了,就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土地解决了以后,党整理了以后,才能够建立一些民主制度,使党员公开,来开会,开代表会选举村乡区县干部,把土地,把农民代表会搞起来,自上而下的把各种组织改选与健全起来。如果执行这个方针,就要思想上一致,思想明确,组织有界限,办法上要妥当,步骤不要错乱,不要犯急性病,但必须有决心,不要等待,一等就要出毛病,这的确是相当困难。所以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决心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然就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完成不了任务。如果不加整顿的话,那么,一方面要有决心,一方面恐怕我们还要有在思想上动员,所以干部觉悟这个东西,还是要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