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 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文学史家的伪造



  中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斗争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艺政策的周扬,即周启应,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义领导,受到鲁迅最彻底的攻击,这斗争更似一条红线,贯穿了反胡风反雪峰的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官僚周扬,千方百计要抹去鲁迅用风力的笔尖给他画下来的肖像。唯有在打击当年属于鲁迅门下的胡风和雪峰时,来间接证明鲁迅本身的错误。
  鲁迅死了之后,共产党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愿意死掉拉倒的)。鲁迅让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对于共产党宗派主义及过去实行阶级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即成为中共御用文学史家的障碍,无法掩饰或调和鲁迅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矛盾。
  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号中,御用文学史家刘绶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他说当时鲁迅病中受了胡风和雪峰的欺骗。企图以此改变当时争论的真实内容。可惜无论如何化尽力量,也无法驳倒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种种对人对事的论点。(在反胡风时,周扬即使应用特务手段证明胡风为“内奸”,但仍是无法使读者信服的。)
  刘绶松说鲁迅受欺蒙,是因为他在病中。雪峰在“鲁迅将要逝世的时候,利用他的党员的身份对鲁迅进行蒙混和欺骗”,现在他为了“保卫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有必要把这一椿历史公案弄清楚”。
  怎样弄清楚呢?他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产党员’冯雪峰的手笔”,“也幸而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长文的原稿也还留在人间”,就可“对这次争论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而这时间的真相也大白了。”
  好一枝曲笔!不从反驳鲁迅信中的论据去证明,而从这信是雪峰的“代笔”去证明——证明鲁迅写这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只是被雪峰的反党活动所利用。这等于在泥塑的鲁迅偶像上去镀金,可是手艺太拙劣了,反而把泥塑的底子暴露出来了。
  原来他们如此铺张崇奉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斗争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聩糊涂了;原来这只虎虎有生气,至死也不肯饶恕敌人的大虫,不过是一只易受欺骗受人摆布的死狗。
  (刘绶松这个发明,在以后别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已采用了作为正式的史实。)
  据《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自己编的,致徐懋庸信当然在内。但在该后记中并未说及这信是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由冯雪峰代笔的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病中答访问者》。鲁迅全集印行了许多版,没有人敢否认这封信不是鲁迅自己的,只是在较后来的注释中,把徐懋庸致鲁迅的信说成是“徐懋庸个人的行动,而雪峰替鲁迅拟稿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刘绶松比这更进一步,说鲁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颠倒了黑白。厚诬鲁迅,孰有甚于此者!
  不论怎样说法,即使以雪峰的原稿来作证,对于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论据,后来没有人敢于正面驳覆,甚至坐在中共宣传部高位上的周扬也不能。在对付胡风和雪峰的斗争中,只证明鲁迅之憎恶周扬确有先见之明,周扬终不过是个“白衣秀士”王伦!
  御用的文学史家不敢引用鲁迅别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致胡风的信中说:
  “……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
  “……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正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一年之后,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说:
  “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启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证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信!……”
  鲁迅说:他是由于看事看人的结果,才下这个断语的。鲁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风辩护了,可是他所写的信,对于此后胡风的罪状,却是永远有力的辩护状,并足以指控中共历次文化冤狱的罗织罪状之不实的。
  此外鲁迅生存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共领导下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的信中也可想见的:
  “就是近几年……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
  这里所说的“元帅”、“工头”,究竟是指谁呢?根据刘绶松的文章,那时上海党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是周启应。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那时有过“牢骚”和“忧郁”,不是没有根据的。幸而《鲁迅书简》中保有了这两封信,正直无偏见的文学史家将来一定不会说鲁迅曾受了欺蒙。
  实际上,不论周扬运用什么部长的地位,把胡风、雪峰、黄源、孟十还等鲁迅生前所爱护的人加以如何打击,或御用的文学史家刘绶松之流怎样用曲笔玩弄文字,说鲁迅如何受了欺蒙,说雪峰以自己的意见和文章,强使鲁迅为他利用,达其反党目的,但有一条最确实的证据,使他们的千言万语失去了立足之点,那便是《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记的一句话:
  “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伪造历史,厚诬前贤,是史大林派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法,他们假借保卫鲁迅之名,对文学宗派主义进行护短护私之实,只不过在鲁迅的战斗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们的侏儒伎俩而已。


(一九五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