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导言

鸣谢

　　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是我在1952—1953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资助下，于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俄国研究中心，特别感谢该中心主任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和副主任马歇尔·D·舒尔曼（Marshall D. Shulman），他们很支持本书的出版，把第二部分的出版权让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L·克兰（George L. Kline），他为这部作品准备了第二部分所用的某些材料；感谢艾尔弗雷德·E·森（Alfred E. Senn）在俄文参考材料方面的援助；感谢阿卡笛·R·L·格兰迪（Arkadii R. L. Gurland）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帮助。

　　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Jr. ）阅读了手稿，并照例给我提出了他透彻的批评。

　　索引是莫德·黑兹尔坦（Maud Hazeltine）准备的。

赫伯特·马尔库塞
布兰代斯大学
1957年6月

导言

　　我的这项研究，试图按照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方法，来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倾向，也就是说，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展开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上的各种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重新考察其前提。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历史方向，我们的批判使用了它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这种方法包含着双重的假定：

　　（1）苏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倾向），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Kremlin）为了合理地说明和论证其政策而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以各种形式表现了苏联发展的现实。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苏联理论的极其贫乏以至它的不诚实性，与其说败坏了苏联理论的基本意义，不如说其自身便暗示了造成明显的理论残缺的原因。

　　（2）各种可以看出的客观倾向和趋势在历史上起作用，它们构成历史过程的内在合理性。由于这一假定容易被误解为对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认可，因此这里要作少许的答辩和说明。

　　对于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念的确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些规律是理性的表现——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和在物质、精神文化中起作用的一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力量。于是，历史便同时也就是一个逻辑的、目的论的过程，就是说，是意识和自由的实现中的进步（尽管有沉沦和倒退）。因而文明各主要阶段的顺序，便是依次上升到人类的更高形式——量的和质的增长。马克思保留了这种基本概念，同时，又对它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历史的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以实现，其进步性不在自由的实现中，而是在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创立中；它们仍然只是维护阶级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肯定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正是它的反面；理性只属于无阶级社会的未来，无阶级社会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社会组织。在黑格尔看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却还只是史前史。

　　关于历史规律的假定可以与一切目的论相分离。前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从一种社会制度导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由各个社会自身既定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劳动的基本分工和组织决定的，而且政治、文化制度也导源于这种基本分工和组织，并与之相适应。社会生活的多维和多方面，不是各种事实和力量的单纯的总和，而是构成了一种清晰可辨的统一，以致在任何范围内的漫长的发展，都必须从它们与“基础”的关系上去了解。根据这种结构的统一性，便可以把连续的社会制度区分为本质各异的社会形式，而社会的一般发展方向在可以证明的意义上是由它的来源“预先决定的”。要确定一个精确的日期（即使在一个世纪或更长些的时期内）来标明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束和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开始（比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表明存在着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潜在趋势。新社会出现在旧社会的机构内部，通过旧结构中的明确变化——这种变化一直累积到本质上不同的结构的出现。在这个链条中，归根结底不是“外部”原因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基础已经奠定，例如，当它们“符合”各自社会内部相应的发展，或者符合社会的愿望和需要（像野蛮人入侵削弱了的罗马帝国，像从13世纪到16世纪国际贸易和商业以及地理发现对正在内部起变化的封建社会的影响）时，所有明显的外部因素和事件（如地理发现、入侵、深远力量的影响）才能对社会结构发生作用。

　　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一旦制度化，就不仅决定了各自社会内部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外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过程是合理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内部发展的例子是：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现阶段，由于它对经济的私人调节和政治调节的日益加强（换言之，由于它日益增强的政治性经济和文化），使它显得是前一阶段所盛行的自由企业与自由竞争之“合乎逻辑的”——即固有的——结果。无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说明这样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利用。外部发展的例子是：在野蛮部落军事组织的冲击下，封建制度从晚期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的基本体制中产生这一事实，也许为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工业文明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看来都可合理地预见到，大型机械化工业的基本制度及其控制下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将会带来与自由主义时期相比具有不可挽回的差别的政治和文化制度——这种历史趋向，很可能取代西方和苏联制度之间目前某些最显著的差别。

　　关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概念的这种简要概括，可以用来表明这种传说的非目的论特点。它不蕴涵目的，不意味着发展运动中的历史有什么“结局”，不暗示任何内在于过程的形而上学的或精神的理性——只有它的制度的决定性。而且，它是一种历史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它绝不是“自动的”。人们与现存的自然、历史条件发生相互作用，在由此自我给定的制度结构内部，发展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进行的，它们是历史的动因，它们的活动是选择和决定。

　　如果用这种传说来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会有一种限制。苏联社会的这种决定性的趋向，似乎并不能仅仅根据苏联社会的结构来界说，而必须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规定。即使我们极粗略地考察一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在每个发展转折关头，苏联的理论（和苏联的政治）都反映了西方相应的发展，反过来也是这样。这本来似乎是不证自明而又几乎不值一提的，只是因为事实是：人们通常很少研究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估计到它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表现，或仅仅把它当做权宜之计或短期间调整一类来加以了解。然而这种相互作用似乎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反映着两种对立制度之间的一种本质联系，因而它影响的正是苏联社会的结构。这种联系最明显的形式体现在两种制度所共有的技术经济基础（机械化和不断强化的机械化工业）中，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社会组织的主要动力。与这种技术——经济的公分母相对立的是极不相同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里是私营企业，而在苏联社会那里则是国营企业。那么，共同的技术—经济基础会不会最终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保持自身并超越这两种制度呢？社会制度的不同，会不会继续扩大两种制度对生产力利用的差别呢？（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技术—经济基础自身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它，究竟由谁利用，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极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局限。）这个问题，对于估价国际动态和全球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它可以提供某种预备性材料。

　　西方与苏联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决定性的历史趋势，从属于支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以及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中。从一开始，由于“古典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释放出来的特殊的国际动因，规定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先锋队学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对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和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胜利，重工业的持久优先地位，一种压抑的极权主义集中制的继续。严格说来，这些理论乃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用马克思的术语，“反常的”）发展和重新调整，对因这种调整而导致的西方世界革命可能性下降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发展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程度，可以用“共存”这一术语的作用来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共存概念有过很不相同的强调——从短期的策略需要到长远的政治目标。但是，如果没有可以确定的衡量标准，则这种“短期”与“长远”的区分便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些标准反过来又以对苏联发展的历史方向的可论证的理论估价为前提条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若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相比较，任何事情都可说是暂时的。在这种语言的范围之外，谈论什么“短期”政策就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可能延续几十年，而且不是由政治波动而是由国际形势的结构所决定的。就此看来，共存也许是当代最独特的特征，即两种对抗形式的工业文明相遇，在同一国际舞台上互相挑战，哪一方也不能强大到足以代替另一方。两种体系的相对弱势，是它们各自结构的特点，因而是一种长远的因素；一种体系的有生力量的完结，就等于这种体系的终结。在西方工业社会里，其弱势来源于日益狭窄的世界市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中生产过剩的经常性危险，由于这种危险，人们被迫采取经常性的政治对策，但这些对策又反过来限制了该体系的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苏联体系仍然遭受着生产不足的祸害，它要借助各种军事、政治措施才能与先进的西方世界长期抗衡。这种动态的含义，将在下面几章里探讨。

　　* 指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学说。——译者注

　　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来的发展，按其主要的阶段和特征，将作为一种“异常”格局的结果来讨论，在这种格局中，社会主义^[1]社会的建设，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不如说是与资本主义的共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继者，不如说是它的竞争对手。这并不是说，决定苏联社会基本趋势的政策（比如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是一种无情的必然性。这里是可以选择的，但它们是一种断然的历史选择——是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进行伟大社会斗争的所有阶级面前的“选择”，而不是由苏联领导者任意进行的选择。其结果是在这种斗争中决定的：在欧洲大致是在1923年决定的：苏联领导者虽然为它出过力，但并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苏联领导者在那时的作用大概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要小得多）。

　　如果这些见解能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苏联领导者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就无关紧要了；一旦融入到新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目标之中，马克思主义就服从于那超越领导者意向并为操纵者自己所屈从的历史动态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探讨，有助于弄清领导者自身所服从的这种历史动态——不管领导者是如何的自主或极权。因此，在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发源时，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抽象教条的正确性，而是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的倾向，这些倾向也许还可为预见未来的发展提供一把钥匙。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必须作简要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声称是一种本质上崭新的哲学，实际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从意识形态转到现实、从哲学解说转到政治行动来实践这种传统。为此，马克思主义不但重新规定了主要范畴和思维模式，而且重新规定了它们的检验尺度；它们的正确性是由历史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行动决定的。从早期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化真理的概念，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党性（partisanship）概念，有着理论上的连续性。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运用传统的哲学真理标准来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论怎样有力而扎实，都很容易被这样一种论据所驳倒，即它的概念基础已被进入了历史和理论概念的不同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本身似乎一直完整无缺，因为它一直处于这种论据之外。但如果批评涉及尺度本身，即按照它们自身的主张和内容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发展及其运用，就有可能探究出在它所显露的思想和政治形式下的真实内容。

　　“从外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评，或者必须把它的那套理论成果当做“宣传”予以抛弃，或者取其表面价值，也就是把它们看做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社会学。我们首先的选择似乎是要弄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究竟何在？它的特征又是在什么基础上造成的？^[2]第二种选择则可能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争论，而这些争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又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按这种方式把《简明哲学辞典》（Concis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或1950—1951年的逻辑问题讨论等，看做哲学或社会思想史中的事件，那么它们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它们的哲学错误在任何学者看来都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并没有起到对普遍有效的范畴和思想方法加以系统地学术阐述的作用，而只是对它们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定义。^[3]相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批评，即根本不从它们的表面价值上看待这些理论，就能够揭露作为它们实际内容的政治意向。我们在此提出的观点是，把批评的重点从引人注目的公开论战，诸如关于亚历山大诺夫论战（Aleksandrov debate），或逻辑和语言学的讨论，转向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趋向，并且只把前者用作例证后者的手段。

　　内在的批评在这样的设想下进行，即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政策的形成和实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苏联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运用，可以推论出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的重建，则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意识形态于是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部分，尽管它只是用作统治和宣传的一种工具。据此理由，把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之前的马克思的理论反复进行比较，就是必要的了。马克思理论的苏联式的“修正”，不应作为马克思的教义学问题来对待。我们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标记，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领导者是怎样解释和估价变化着的历史形势，以建立其决策的构架。

　　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特征。它的大部分理论见解具有一种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意向；这些见解被用来解释、论证、促进并指导为这些见解提供实际“素材”的某些行动和态度。这些行动和态度（比如加速农业集体化、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个地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决定论），都是在苏联领导者应用于变化着的历史形势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质的名义下，被加以合理化和论证的。但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我们了解苏联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以它们的实用主义的职能，规定着苏联发展的趋向。

　　所以，必须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的公开理论形式与其实际的意义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是通过方便的“伊索寓言”式的术语来表达的，因为这一术语只能掩盖而不能指出实际的差别。的确，按苏联的习惯用法，“民主”、“和平”、“自由”等词的含义，与西方世界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它们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苏联的用法还重新规定了专门的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本身也就被改造了；它们变成了对本世纪上半叶基本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从这种观点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是试图调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继承与新的历史形势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形势似乎已使这种学说自身的中心概念，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失效了。因此，作为讨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我们必须限定一下苏联马克思主义由以产生的历史情况和理论形势。我们必须尽量确认历史的发展对马克思分析的突破之处。这是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本书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一些基本概念，由于这些概念，苏联马克思主义呈现为当代历史和社会的一种统一的理论。我们根据其教义式的陈述来讨论这些概念，只是为了在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联系中展开对它们的研究，因为这种联系乃是它们所解释的，并且只有这种联系才使得它们具有意义。我们始终把重点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似乎反映和预期的倾向上。因此第一部分集中于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客观因素，第二部分则涉及主观因素，也就是涉及“人的材料”——它被认为是跟随领导并达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目标的。这部分的材料取自苏联伦理哲学。

注释

^[1] 这里对苏联社会用“社会主义”一词，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意向和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社会。

^[2] See pp. 39 f below.

^[3] See Chapter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