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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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注：（86）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注：（87）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注：（88） “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不管这些装置如何精巧，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属于工具的概念；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38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 000个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293]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注：（89）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294]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295]、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注：（90）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296]〕；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注：（91）大约从1850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筘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纺纱纱锭和翼锭纺纱纱锭的机器。〕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299]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注：（92）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300]相反地，德国的基督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301]〕、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注：（93）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302]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自由。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的土地。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0 000马力的12 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303]〕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304]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注：（94）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305]〕，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像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就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要设计成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注：（95） “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36页］）〕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一种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须有一种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一种进行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起作用，也就是说，一种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么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注：（96） 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技艺协会^[281]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划一性的改良，都使应用蒸汽机来提供纯机械力更为可能……　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惟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 000磅提高1英尺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 ¹/₂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3、4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农活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占有优势。早在17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注：（97）孚耳阿伯，1625年。德库，1688年。^[306]〕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它不能随意增大，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注：（98）现代的涡轮机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注：（99） “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的水流；虽然水磨的采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有生产蒸汽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它在工艺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308]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注：（100）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上图样，第四个工人把图样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一小时制成3 000个或更多信封^[309]。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310]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样一台工作机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一个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搏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像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注：（101）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18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械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像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械毛纺织业是在机械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然宁可用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注：（102） “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 20页）〕，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特殊工人小组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地，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一旦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以前，走锭纺纱机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像工具一样，靠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滑动刀架还未转化为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纺纱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纺纱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像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另一部分是联合在像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注：［72］见本卷第396—403页。——编者注〕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像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像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甚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仍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注：（103） “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311]只要极其粗略地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试制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任务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像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提供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注：（104）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1867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惠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310*]〕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312]（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完全不再能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各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19世纪最初10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滑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313]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各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注：（105）《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这种附件的采用立即使各种机器完善和便宜了，并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么，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部分，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注：（106）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 16 ¹/₂吨重的轴，就像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315]例如，内史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英尺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毫不费劲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注：（107）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316]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注：［73］见本卷第375—382、386—387、393—396、405—406、417—418、422页。——编者注〕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17]。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注：［74］见本卷第429—432页。——编者注〕〔注：（108）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按照它自身的价值使产品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
　　〔注：［75］见本卷第237—238页。——编者注〕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注：［76］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注：（109）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像他没有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6、337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318]〕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注：［77］见本卷第377—378、401—403页——编者注〕。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像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贝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注：（109a）〔第3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 000英尺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 000磅上升一英尺，或—分钟使一磅上升33 000英尺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50马力，那指的是用博尔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因此，一台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和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台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多少33 000英尺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3、4甚至5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英寸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319]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台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①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英担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么分配在每英担上的价值就会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么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320]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78］〔注：（110）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册^[180]中将加以说明。〕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注：（111）当机器排挤马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用的其他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321]，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又是这样看的。^[322]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323]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关于货币、商业等的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贝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注：（112）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 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 400名工人，生产了1 300万磅钢锭。在这里，1马力还摊不到两个工人。〕；每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下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 ⁵/₈ 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废棉不说）在转化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 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 000个劳动小时。〔注：（113）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324]。〔注：（114）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在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325]。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2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326]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个人一天平均的工作。〔注：（115）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281*]上所作的报告。〕
　　前面已经说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 ¹/₄ 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注：^[79] 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么，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 000镑，那么，这3 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 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对象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注：（116） “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0页）〕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因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所以，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注：（116a）第2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注：（117） “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不用雇用童工〈即13岁以下的童工〉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岁以上〉去完成了……　半日制”促进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2、43页］）〕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328]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注：（118） “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上涨，机器往往不会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注：［80］见本卷第42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注：（119） “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注：（120）在美国南北战争8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兴奋剂^[329]（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81]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注：（121）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①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注：（122）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②。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就贩卖儿童来说，身为父母的工人具有确实令人愤慨的、十足的奴隶贩子般的特征。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　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 66页）〕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注：（123）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1页。〕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贝特纳尔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外加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注：（12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4版注：贝特纳尔格林区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注：（12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 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注：（12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II页第137号。〕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迫使不满13岁的儿童像成年人一样从事劳动，因而付给他们较高的卖价的工业部门。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注：［82］见本卷第297—304页。——编者注〕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 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 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 047人）；24个区是10 000人至11 000人；39个区是11 000人至12 000人；48个区是12 000人至13 000人；22个区超过20 000人；25个区超过21 000人；17个区超过22 000人；11个区超过23 000人；在胡、伍尔弗汉普顿、阿什顿安得莱恩和普雷斯顿超过24 000人；在诺丁汉、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福超过25 000人；在威斯贝奇是26 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 125人。〔注：（127）《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注：（128） “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注：（129）同上，第454页〕。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注：（130）同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是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儿童大批死亡。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泽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注：（131）《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5、455、456页。〕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注：（132）同上，第456页。〕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注：（133）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英国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注：（134）《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7页。〕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注：（13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注：（136）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页。〕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强’。”

　　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作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

　　“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注：（137）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8、19页。〕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务中类似的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她的笔迹说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　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注：（138）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少得可怜，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交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注：（139）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注：（140）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 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 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如果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 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注：（141）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注：（142）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阿什利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注：（143）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注：（144） “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看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律王式的掠夺^[330]，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制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像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在二者相一致的前提下，一台在7 ¹/₂ 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也不会多于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¹/₂ 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损耗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注：（145） “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第281页）〕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注：［83］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注：（146） “前面［83］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注：（147） “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5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211、212页）〕，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注：（148） “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 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　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233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注：（149）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 1834年伦敦版第64页）〕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注：（150）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册180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阿什沃思先生曾教训纳索·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时，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331]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注：（151）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阿什沃思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注：（152） “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惟一手段”（同上，第11、14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9页）〕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332]。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注：［84］见本卷第351—355页。——编者注〕。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以此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转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个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注：（153）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册头几篇中看到。〕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注：（154）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像赫斐斯塔司的鼎状宝座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注：（155） “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注：［85］见本卷第418—426页。——编者注〕〔注：（156）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代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像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里斯蒂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1782年汉堡版［第312页］）〕 “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正像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古代人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注：［86］见本卷第345页。——编者注〕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注：［87］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在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注：（157）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消。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大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强度较大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¹/₅ 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¹/₃ 小时剩余劳动和6 ²/₃ 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的持续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注：［88］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注：（158）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88]〕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注：（159）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注：（160）《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注：（161）同上，第19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数量。〕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 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 12便士。”〔注：（16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页。〕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注：（163）同上，第21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总是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彼此多帮助。”（同上）〕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机构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50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 ¹/₅ ）。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聚精会神，更多地活动。”〔注：（164）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1844年，阿什利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3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2台纺40支纱的走锭纺纱机，等于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2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纺纱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1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1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 200次，合计是4 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 400次，合计是4 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1个人要干以前由2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 000绞，1843年达到21 000绞。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注：（165）散见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不可能生产出和12小时一样多的产品。我还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注：（16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注：（167）同上，第22页。〕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弹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翼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 000转，也就是说，翼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 500转，现在〈1862年〉是5 000转，而走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 000转，现在是6 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注：（16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在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89］〔注：（169）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352页注（109a）［89］）。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他还说：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注：［90］见本卷第446页。——编者注〕〔注：（170）《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 217额定马力，推动25 638 716个纱锭和301 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 503 580个，织机数是369 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么1856年就需要175 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 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标准计算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注：（17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15页。〕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注：（172）同上，第20页。〕“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两小时或16〉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注：（173）同上，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333]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 093 799个锭子，1862年有1 388 544个锭子；1856年有9 260台织机，1862年有10 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 137人，1862年是52 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 830个，1856年是1 324 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 289 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么，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 617台，1856年是38 956台，1862年是43 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 737人，1856年是87 794人，1862年是86 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 956人，1856年是11 228人，1862年是13 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注：（174）《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863年4月27日，议员费伦德在下院说：

　　“我受兰开夏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2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3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4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注：（175）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2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匹，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匹。19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布每匹的织造费就已由2先令9便士下降到5 ¹/₈便士。^[334]
　　第2版补注：“30年前〈1841年〉，一个棉纺工人带3个助手，只看管2台共有300至324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现在〈1871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6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的强度达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地步。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注：（176）《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注：（177）现在（1867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注：（178）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输出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	135 831 162	143 966 106	197 343 655	103 751 455
棉线（磅）		4 392 176	6 297 554	4 648 611
棉织品（码）	1 091 373 930	1 543 161 789	2 776 218 427	2 015 237 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11 722 182	18 841 326	31 210 612	36 777 334
	输出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麻织品（码）	88 901 519	129 106 753	143 996 773	247 012 329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磅）	194 815	462 513	897 402	812 589
丝织品（码）		1 181 455①	1 307 293①	2 869 837
毛纺织厂		〔注：① 磅。——编者注〕
毛纱和精梳毛纱（磅）		14 670 880	27 533 968	31 669 267
毛织品（码）		151 231 153	190 371 537	278 837 418
		输出价	值（镑）
棉纺织厂
棉纱	5 927 831	6 634 026	9 870 875	10 351 049
棉织品	16 753 369	23 454 810	42 141 505	46 903 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493 449	951 426	1 801 272	2 505 467
麻织品	2 802 789	4 107 396	4 804 803	9 155 358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	77 789	196 380	826 107	768 064
丝织品		1 130 398	1 587 303	1 409 221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	776 975	1 484 544	3 843 450	5 424 047
毛织品	5 733 828	8 377 183	12 156 998	20 102 259

　　（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 13卷）
　　1839年到1850年间，兰开夏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4％，1850年到1856年间增加了19％，1856年到1862年间增加了33％；而在两个11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3页。在兰开夏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中占45.2％，占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棉纺织厂蒸汽马力总数的72.6％，占雇用职工总数的58.2％（同上，第62、6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在整个纺织业占着多么大的比例。］〕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注：［91］见本卷第429、435—436页。——编者注〕。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注：［92］见本卷第453—454页。——编者注〕，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平达，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注：（179）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注：（180）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0、141页。^[335]〕，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注：（181）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外勤人员、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注：（182）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管理人员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336]。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注：（183）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民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 “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93]〔注：（184）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153]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纺纱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这样做并没有产生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注：（185）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如下荒诞的看法：他不是把机器“构成”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构成”为为了工人自己而进行的局部劳动的综合。^[277]〕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注：（186）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337]。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 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注：［94］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注：（187）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338]〕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注：（188）《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①］〕〔注：① 见本卷第661—665页。——编者注〕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②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注：② 见本卷第383—386页。——编者注〕〔注：（189）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339]，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注：（190）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 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 这些工人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338）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见本卷第334页。——编者注>，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4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利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工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 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1863年6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往往载有它的正式公布日期以后的事）〕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注：（190a） “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20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制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事故……　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　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7 ¹/₂小时，而其余几天是10 ¹/₂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么，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65％以上。”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 17页）〕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注：（191）在第三册第一篇259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工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那么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　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8]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340]难道不对吗？〔注：（192）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 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注：（193）参看约翰·霍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中。业主的一贯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活尽可能廉价地得到完成；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版第61、62页。（作者是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17世纪，反对所谓Bandmühle（也叫做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注：（194）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341]1621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谈到在莱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 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隆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17世纪30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18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里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342]。19世纪最初15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343]，为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344]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注：（195）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那么，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认为，分工主要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50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1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1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那么，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注：（196）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潜在的）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l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使用最多……　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当应用于农业时，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与其说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不如说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么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注：① 见本卷第837—841页。——编者注〕像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注：（196a）〔第4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在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部，大农业都是靠从16世纪，特别是1648年以来盛行的“清地”〔注：② “清地”的原文是“Bauernlegen”意思是：封建领主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编者注〕建立的。——弗·恩·〕〕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注：（197）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消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 ¹/₂ 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注：（198） 1834年济贫法^[345]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能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三下四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 1834年伦敦版第29页）〕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就这些织工短暂一生的结束来说，机器带给他们的就只是“短暂的不便”。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注：（199） “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二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第23页］）〕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注：（200）《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把蒸汽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为了节省动力，改进制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注：（20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注：（202）尤尔《工厂哲学》第1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注：第2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火车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　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件，现在生产这些部件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　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号和17863号）〕“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注：（203）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注：（204）同上，第321页。〕“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注：（205）同上，第23页。〕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性〔注：［97］见本卷第476—480页。——编者注〕。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8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　工资每星期节省10镑，飞花减少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 ¹/₄ ，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 ¹/₂ 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 ¹/₃ 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 ¹/₃ 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 ¹/₃ 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注：（206）《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8页及以下各页。〕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奇代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注：（207）同上，第109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惟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司令官们不得不决定这样做，不过有些地方工资降低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346]〕

　　下表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

　　　　　　　　　　　　　　 工厂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046　　　 2715　　　 2405
　苏格兰　　　　　　　　　　 152　　　 163　　　　 131
　爱尔兰　　　　　　　　　　 12　　　　 9　　　　 13
　　　　　　　　　　 ————————————————————————
　联合王国　　　　　　　　 2210　　　 2887　　　　 2549

　　　　　　　　　　　　 蒸汽织机台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75590　　　　 368125　　　　 344719
　苏格兰　　　　　　　　　　 21624　　　　 30110　　　　31864
　爱尔兰　　　　　　　　　　 1633　　　　 1757　　　　　2746
　　　　　　　　　　 ————————————————————————
　联合王国　　　　　　　　 298847　　　　 399992 　　　379329

　　　　　　　　　　　　　　　　 纱锭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25818576　　　28352125　　　　30478228
　苏格兰　　　　　　　　　2041129　　　 1915398　　　　1397546
　爱尔兰　　　　　　　　　 150512　　　　 119944　　　　　124240
　　　　　　　　　　 ————————————————————————
　联合王国　　　　　　　　28010217　　　30387467 　　　　32000014

　　　　　　　　　　　　　　在业人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341170　　 407598　　　　 357052
　苏格兰　　　　　　　　　　 34698　　　 41237　　　　39809
　爱尔兰　　　　　　　　　　3345　　　 2734　　　　　 4023
　　　　　　　　　　 ————————————————————————
　联合王国　　　　　　　　 379213　　 451569　　　　 401064

　　可见，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 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一台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 612 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 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注：（208） “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发展起来。纽卡斯尔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 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 000 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 262、263页）〕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348]，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注：（209）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34、35页。^[349]〕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动走锭纺纱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注：（210）费尔贝恩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350]〕〔注：［98］见本卷第446—449页。——编者注〕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结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 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自动走锭纱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　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当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时，它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注：（211）尤尔《工厂哲学》第367—370页。〕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直率的昔尼克主义^[96]，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出人的最可鄙的目光短浅的性格，它使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公正的。可是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注：（212）尤尔《工厂哲学》第368、7、370、280、321、322、281、475页。〕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注：（213）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持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 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 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 000镑。〔注：（214）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 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 500镑是不变资本（3 000镑用于原料，1 500镑用于机器），1 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 ¹/₄ 。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 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 500镑而只是1 000镑，那么，1 000镑可变资本就被转化为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人数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 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态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其次，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使追加的机械工人人数持续地被雇用，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而且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 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转化为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352]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 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50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50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50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像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金额1 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 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 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为1 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转化为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需求的这种减少没有由需求在其他方面的增加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转化为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反而用自己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随意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注：① 见本卷第735—736页。——编者注〕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么，在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注：（215）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像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注：（216）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呆小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8岁小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82页）〕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注：（216a） “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第275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4倍的产品中包含4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4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么，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注：① 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劳动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注：（217）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353]（1863年伦敦版第II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 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 546人，20岁以上的173 067人。在前一类中，5至10岁的835人，10至15岁的30 701人，15至19岁的42 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 222人。〕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注：（218） 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60 807人，其中包括工厂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3 329人。〕再拿原料来说，〔注：（219）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 771人，其中男工123 430人，女工2 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 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 620人。〕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 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354]。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注：① 见本卷第832—841页。——编者注〕〕。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么，在这种机器制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开全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注：（220）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棉织工）和2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紧急，还能收入多些……　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24、26页）〕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最后，这些被珍妮机、翼锭纺纱机和走锭纺纱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也就分成无数的部门，因而社会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就增加。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注：（221）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在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注：（222）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 665人。〕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重新造成的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 211人^[355]，电报业有2 399人，照相业有2 366人，轮船业有3 570人，铁路业有70 599人^[356]（其中包括大约28 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5种新工业总共有94 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 066 224人，其中男子9 770 259人，妇女10 289 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法律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和使女） ………………………………………………… 1 098 261人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黄麻等纺织厂和机器织袜业、机器花边业的全部雇佣人员 …… 642 607人^（223）^[357]

〔注：（223）其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只有177 596人。^[358]〕

　　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 ……………………………………………………………………………… 565 835人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金属手工工场的雇佣人员 …………………………………… 396 998人^（224）^[359]

〔注：（224）其中妇女有30 501人。〕

　　仆役阶级 ……………………………………………………………………………………………………… 1 208 648人^（225）
〔注：（225）其中男子有137 447人。在这1 208 648人中还没有把不在私人住宅中服务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第2版注：从1861年到1870年，男仆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267 671人。1847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2 694人，而1869年有4 921人。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俗称小奴隶（“little slaveys”）。〕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 208 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庭奴隶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么，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甚至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注：（226）相反地，加尼耳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360]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转化为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等等〉准则，制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第212页。〕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注：［99］见本卷第478—479页。——编者注〕。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 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 819 146个，蒸汽机27 439马力，水车1 390马力，雇用94 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 163台，纱锭7 025 031个，蒸汽机28 925马力，水车1 445马力，雇用88 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注：（227）《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及以下几页。但在这同时，雇用日益增加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110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11 625台蒸汽织机，628 576个纱锭以及2 695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个时期的劳动。”〔注：（22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9页。〕〔注：第2版补注：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拉德福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

　　根据某些由经验提供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注：（229）《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组成部分占 ²/₅ ，可变组成部分占 ³/₅ ，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 ⁴/₅ 的不变组成部分和 ¹/₅ 的可变组成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 ²/₃ 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 500镑，那么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 000镑，那么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 ¹/₃ 。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 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应雇用1 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 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 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注：［100］见本卷第449—453、467—470、476—480页。——编者注〕〔注：（230） “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极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注：（231）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册180叙述。〕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
〔注：（232）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　　　　　　 34540143磅
　　1860年　　　　　 204141168磅
　　1865年　　　　　445947600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4570581磅
　　1860年　　　　　　 20214173磅
　　1865年　　　　　　 20679111磅］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
〔注：（233）　　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958457磅
　　1860年　　　　　 16574345磅
　　1865年　　　　　　 29920623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1789346磅
　　1860年　　　　　　 59166616磅
　　1865年　　　　　 109734261磅］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注：（234）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4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1846年　　　　 401949393
　　1852年　　　　 765630544
　　1859年　　　　 961707264
　　1860年　　　 1115890608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为单位）
　　　　　　　　 1850年　　　　　 1862年
　　小麦　　　　 16202312　　　　 41033503
　　大麦　　　　 3669653　　　　　 6624800
　　燕麦　　　　 3174801　　　　　 4426994
　　黑麦　　　　 388749　　　　　　 7108
　　面粉　　　　 3819440　　　　　 7207113
　　荞麦　　　　　　1054　　　　　　 19571
　　玉蜀黍　　　 5473161　　　　 11694818
　　Bere或Bigg
　　（大麦之一种）　 2039　　　　　　 7675
　　豌豆　　　　　811620　　　　　 1024722
　　豆类　　　　 1822972　　　　　2037137
————————————————————————
　合计　　　　 35365801　　　　 74083441］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363]（见下表）

**几个五年期间和1866年**
	1831-1835	1836—1840	1841—1845	1846—1850	1851—1855	1856—1860	1861—1865	1866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	1096373	2389729	2843865	8776552	8345237	10913612	15009871	16457340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	225263	251770	139056	155461	307491	341150	302754	216218
每年平均入超	871110	2137959	2704809	8621091	8037746	10572462	14707117	16241122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	24621107	25929507	27262569	27797598	27572923	28391544	29381760	29935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产品的数量(夸特)	0.036	0.082	0.099	0.31	0.291	0.372	0.501	0.543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注：（235） 1866年7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10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30％至40％。5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3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戴·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1号）〕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期和涨潮期内实现。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的时期，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364]，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365]。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他们的领袖被提交兰开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回落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229，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366]。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回落，美国南北战争8，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德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注：（236）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 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 887家工厂中，有2 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 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 372家。〔注：（237）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8、19页。〕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 ¹/₃ ，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极小的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废棉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含有脏物，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之后，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注：（238）同上，第41—45、51、52页。〕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制品出了毛病，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自动走锭纺纱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注：（23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2页。〕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工资中也常常要扣除房租。〔注：（240）同上，第57页。〕难怪在兰开夏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　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注：（241）同上，第50、51页。〕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注：（24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62、63页。〕。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¹/₄ 磅棉花和2 ³/₄ 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¹/₄ 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其他种类的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注：（243）《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注：（244）引自博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1页。〕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垄断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367]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注：（245） 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的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 665 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 070 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 221 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 001 322镑；数量增加为10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点。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如要不被消灭，就得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挤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移居国外。〔注：① 见本卷第662—665、730页。——编者注〕〕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注：① 见本卷第426、435—443、486页。——编者注〕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 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 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注：（24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热力机^[295]，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注：（247）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不可避免的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 ¹/₂ 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注：（248）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制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不是由按顺序的各个发展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最为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15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注：（249）吉洛特先生在伯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1851年，该厂就能生产18 000多万枚钢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板。伯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1861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1 428人其中女工1 26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368]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蒂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 000个工厂工人和9 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注：（25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I页第415号。〕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就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注：（251）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注：（251a）《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注：（252）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加那利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用于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注：（253）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克斯利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 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英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英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运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绍索菲尔兹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注：（25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XVI—XVIII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200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注：（255）《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注：（256）同上，第30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25—35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30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同上）〕：

各有关产业部门雇用的不同年龄的工人人数	在健康方面互相比较的几个产业部门	各有关产业部门按年龄划分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各有关产业部门雇用的不同年龄的工人人数	在健康方面互相比较的几个产业部门	25—35岁	35—45岁	45—55岁
958 265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	743	805	1145
男 22 301 女 12377	｝伦敦的裁缝业	958	1262	2093
13 803	伦敦的印刷业	894	1747	2367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注：（257）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用机器制作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I、XIX页第125—130号；第52页第11号；第113—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丁汉贫民诊所杜鲁门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注：（25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I页第166号。〕：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 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 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 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20至40人，有些工场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 ¹/₂ 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 200立方英尺。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丁汉，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英尺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他们的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注：（259）《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VIII、XIX、XX页。〕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丁汉周围80英里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注：（260）同上，第XXI、XXII页。〕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一个是霍尼顿花边业区，包括德文郡南海岸20英里至30英里宽的地带和北德文的少数地方；另一个区包括白金汉、贝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亨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 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直到12岁或者15岁。在第一年，年龄最小的儿童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像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门外的其他脏物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¹/₂ 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注：（26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X、XXX页。〕

　　在白金汉和贝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赫特福德郡的大部分地区和埃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 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 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 913人，其中儿童近6 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369]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饿得半死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他们的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英尺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²/₃ 立方英尺呎、17立方英尺、18 ¹/₂ 立方英尺，最多也不到22立方英尺”。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英尺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注：（26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XXIX、XL、XLI页。〕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注：①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注：（26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185页。〕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化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生产者，便帽生产者，裁缝，妇女头饰工和女时装工〔注：（264）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衬衫生产者和缝纫工，胸衣生产者，手套生产者和制鞋工，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 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 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 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 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 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 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 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 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 024 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们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125]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注：（265）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注：（266）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1 000—1 20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 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LVII页第319号）〕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因为工资被降到仅够餬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工人。最近10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注：（267）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370]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 6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即使在那盛行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的工场里，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注：（26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XXIII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XXII页第438号。］〕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注：（269） “工场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在首都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各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像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注：（270）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注：（27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注：（272）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这就发出了家庭工人出卖缝纫机的信号。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注：（27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注：（274）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 200个“人手”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注：① 见本卷第542页。——编者注〕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注：（275）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 LXVII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LXVII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XLVI页第 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大约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371]，只有4 063人。〕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注：（276）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13、14页）〕，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注：（277）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　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陶器烧得更快了”。〔注：（27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3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 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注：（279）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32个14岁至17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230个青年。1865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因为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注：（28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Ⅸ页第50号。〕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注：（281）《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注：（282） “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　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97页）〕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注：（283）以高炉为例，“因为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VI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　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VII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XVIII页）“在伯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拼命赶工。”（同上，第XI页）〕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注：（28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II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拼命赶工，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班加点。”（同上，第XXXI页）〕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外部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这个领域，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计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像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注：（28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V页第235号和第237号。〕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注：（286）同上，第127页第56号。〕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usages which have b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rade”），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注：① 指1833年的工厂法，见本卷第321—325页。——编者注〕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注：（287） “至于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定货托运任务而造成的商业损失，我想起，这是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提不出任何像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55页）〕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注：（28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VIII页第118号。〕；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变化无常的赶时髦的风气〔注：（289）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大害处：1．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第9页）〕，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注：（29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注：（291）例如，布拉德福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或7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惟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　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38号）〕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注：（292）同上。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第81页第32号）〕。但是，正像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注：（293）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 X页第38号）〕，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
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注：［101］见本卷第276—278、320—344页。——编者注〕]在谈到工厂立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册^[180]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注：［102］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20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1 800个。每到秋冬两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发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唐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怀特，在1865年12月16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在许多场合，身体被铡掉14。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而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国家对打麻工厂进行适当监督，就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注：（29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V页第72号及以下各号。〕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200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20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这些作坊里雇有27 878个工人，他们至今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中，甚至往往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注：（29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500立方英尺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注：［103］见本卷第204—295页。——编者注〕。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么，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立法在500立方英尺的空间面前碰壁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英尺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注：（296）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25立方英寸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20次。所以，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72万立方英寸或416立方英尺。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廷和布鲁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1 300立方英寸；这就等于说，在24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8盎司固体炭素。“每人至少应该有800立方英尺。”（赫胥黎）〕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注：（297）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受初等教育，就不能同时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1页）〕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注：（298）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3、64页），也可以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18、119、120、126页及以下几页。〕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那些在学校里只呆半天的人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注：（29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注：（300）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违者将受到饿死的惩罚这个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① 见本卷第258—265页。——编者注>。例如，斯内尔先生报告说，在萨默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费尔特姆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注：（301）在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的地方，对推动机器的工人来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因此，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耗费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注：［104］见本卷第429—431、483—488页。——编者注〕。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就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注：（30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注：（303）同上，第7页第59、60号。〕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注：（304） “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小屋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编第8卷第327—328页）〕，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态，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注：（305）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要进行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人制品的缺点。”〕，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注：（306）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372]）〕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注：（307）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注：① 见本卷第492—528页。——编者注〕。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注：（308）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昂·科尔邦《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374]——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注：（309）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　体力劳动是上帝原本安排的……　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悠闲固然使一个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苦……　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　一种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多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当工厂立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注：（310）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业中看到的那样〔注：①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特别是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一点。〕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亲权）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遭受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　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　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亲权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注：（31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285、289号，第XXV、XXVI页第191号。〕

　　然而，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注：（312） “工厂劳动可以像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注：① 见本卷第529—553页。——编者注〕〕。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注：（313）《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7、32页。〕；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注：（314）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库克斯利先生们（布里斯托尔的生产钉子、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行工厂规定。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注：（31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页第35号。〕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袋纸盒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上总是感到不安，他在自己的工场关门以后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定货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注：（31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IX页第28号。〕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劳动和妇女劳动的供给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注：（317）同上，第XXV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注：（318）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从炼铁厂到制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场，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煤精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人，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定好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体力储备；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国民受到了侮辱。”〔注：（319）《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注：（319a）工厂法扩充条例于1867年8月12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涉及金属铸造、金属锻冶和金属加工的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50人以上的工场。——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劳动时间规定法，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我在第二册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法律和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375]〕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次长达20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被任命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　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1863年〉仍然非常泛滥……　这份报告〈1842年〉20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既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也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注：（320）西尼耳《社会科学年会》第55页及以下几页。］〕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像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2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还在1864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通过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提案为基础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手工业是指〈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7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由于其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300个，但对于本来就人手不足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注：（321）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副视察员，41名助理视察员。新添的8名助理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25 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整个欧洲成为一桩如此大的丑闻，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仍完全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11]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呼呼和询问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询问更多的证人！
　　询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糊里糊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询问人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我记得，问题和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词。
　　1．矿山中10岁以上少年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3、4、5点钟到傍晚4—5点钟。（第6、452、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少年不换班。（第80、203、204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122、739、740、1717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18岁或者22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161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1663—1667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定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布鲁斯先生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布鲁斯先生问道：“如果父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么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14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107—110号）维维安：“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吗？——一般说，不会。”（第174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是很苦的活。这些少年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像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一样。”资产者维维安：“如果一个少年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首先，他得自己买蜡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少年在矿里念书。”（第139—160号）

　　2．教育。矿工要求像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认为，1860年法令中关于使用10—12岁少年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应当约束。”（第115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116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137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211号）“为什么不送儿童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他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啰？——决不是，不过……”（第454号）“1860年的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443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444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717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718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少年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720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721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722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少年呢？——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1634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1636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1638号）“在哪一方面？——身体方面。”（第1639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1640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1644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1646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儿童都入学，那么，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第1647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儿童，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705、726号）

　　3．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谴责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　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1—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么你仍然〈铁石心肠！〉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　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么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像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身体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在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被她们拖了后腿。”［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么，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诉讼程序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0号）“为什么不满意？——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被邀请当陪审员的一般是邻近的小店主，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当一部分陪审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第378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有实际知识。”（第379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第380号）

　　5．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煤桶的容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煤桶用欺骗的办法被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1071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第1073号）

　　询问就此了结！
　　6．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7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岁的人，他要管130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助理视察员。”（第234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280号）“你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呢？——决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285号）“你说的助理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级别低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决不希望要级别低的。”（第294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295号）“如果你们要求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　——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297号）

　　这种讯问方式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531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1860年法令第17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20天的考虑时间；20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5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号）

　　资产者询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种抗辩纯粹是瞎想出来的。”（第586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第589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就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第1042号）

　　1865年大不列颠有3 217个煤矿和12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10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1866年和1867年）惨祸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200—300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的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这些尝试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注：（322）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之父，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变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注：① 见本卷第346页。——编者注〕。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376]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瑟灵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出版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4版注：英国立法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第264页〔注：② 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1878年的工厂和工场法^[377]中把所有有关的立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1．纺织工厂。在这里几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10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准许劳动5 ¹/₂小时，或者每天劳动6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5天每天劳动10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6 ¹/₂小时。——2．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1．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大。——3．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它们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4．不雇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18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宽。——5．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有弹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1877年3月23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历史的”、从一个一个案件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注：（323）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第2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第4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弗·恩·〕〕，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注：① 见本卷第774—802页。——编者注〕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 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 205人。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陈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注：（324） “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按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分裂开来的民族，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划分，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样一种批判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批判知道评论现在，谴责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注：（325）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379]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它据为已有；^[380]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对此作了阐述；^[381]1817年，李嘉图把它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382]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它庸俗化了，^[383]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1] 《国富论》1.4.2。

^[79] 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尤其是第1章第3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q年II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94。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8] “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93]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96]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125]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53] 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 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80]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277]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81] ^[281*]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页。——428。

^[293]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8。

^[294] 指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429。

^[295] 热力机（kajorische 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19世纪30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9、529。

^[29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45—14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30。

^[29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5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30。

^[29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1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末尾。——430。

^[299]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430。

^[300] “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431。

^[30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5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3页。——432。

^[30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1166页。——433。

^[30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1167页。——434。

^[30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4和1207页。——434。

^[309]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435。

^[310] ^[310*] 《国际博览会》，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435、441。

^[31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40。

^[312] 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作“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普遍统一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441。

^[31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8—23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42。

^[31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43。

^[31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页。——443。

^[31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443。

^[317] “人的手的创造物”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44。

^[318] 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版第1卷第4章。——445。

^[319] 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447。

^[32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8—231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7页。——447。

^[321] 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448。

^[322] 卡·路，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页和378页脚注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2页。——448。

^[323] 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1793年柏林版《序言》第13页，和《箴言》81，第102页。——448。

^[324] 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49。

^[325] 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1861年11月1日左右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7] 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408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1859—1863年在伦敦写的第VII笔记本第207页。那里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8] 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是1842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569页。——452。

^[329] 戈弗雷兴奋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54。

^[330] “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64、868。

^[331] 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67。

^[332] “初恋时期”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68。

^[333]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也有这一统计材料。——478。

^[334] 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79。

^[33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中的几段文字。——483。

^[336]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484。

^[337]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端。——486。

^[338]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487、489。

^[339] 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88。

^[340] “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 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91。

^[341] 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其中的引文见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亨·莫·冯·波珀在《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93。

^[34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493。

^[343] 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93。

^[344] 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亨·罗·卡斯尔雷任外务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403）。——493。

^[345]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46] 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1867年1月2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99。

^[347] 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4—125页。——500。

^[348] 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34—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501。

^[349] 马克思给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1版，但他引用的却是1836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2版。——501。

^[35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8页。——501。

^[351] 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9—130页。——502。

^[352] “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allire licet 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506。

^[353] 在英国，从1801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见注6）每十年进行一次。——510。

^[354]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页。——511。

^[355]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IV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 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 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 191人。——513。

^[356]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VII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 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 414人；铁路工人27 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 539人；铁路警察1 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 779人。——513。

^[357]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8]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 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9]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III，LV和LXV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514。

^[360]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515。

^[361]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率第1224页。——517。

^[362]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2、1218页。——518。

^[363] 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520。

^[364]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365]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1272页。——523。

^[366] 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法国的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524。

^[367] 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来扩大市场的。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528。

^[36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9和1177页。——530。

^[369] 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XXIX页第296、299号。——539。

^[370]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371]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46。

^[372] 见《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与无产者》。——560、875。

^[373]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60。

^[374]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 ultra 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85页。——562。

^[375] 马克思没有实现这一意图。——566。

^[376] 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3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77。

^[377] 1878年的工厂法和工场法是一项把有关工厂和工场的法律合并并经过修订的法律（维多利亚四十一年通过。第16章），见《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作的序言》1879年伦敦版。马克思个人收藏有这本书，并在雷德格雷夫所作注释的边上划了线。——577。

^[378] 指莱·德，拉韦涅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78。

^[379] 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559页。—— 580。

^[380] 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499页。——580。

^[381]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页。——580。

^[38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XI笔记本第495—496和564页。——580。

^[383]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午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99—800页。——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