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
7月7日的妥协辩论
科伦7月12日。我们在昨天晚上才接到7月7日的妥协会议的记录。平常我们接到速记记录只比书面报道迟24小时。现在，收到记录的时间不仅没有提早，反而更迟了。
改变这种缓慢状态是很容易的，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报道它们立法议会消息的速度就可以证明。英国议会开会经常开到早晨4点钟，可是4小时以后会议的速记记录就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传遍伦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议会往往要到下午一点钟才开会，到五六点钟才结束，可是到晚上7点钟，“总汇通报”就已把会议速记记录的版样送到巴黎各报的编辑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
我们还是来谈谈7月7日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汉泽曼内阁受到不少恶意的讥讽。我们且不谈会议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许多抗议，且不谈德斯特尔关于取消7月4日会议快结束时所通过的决议的提案（这个提案还依然留在议程上），也不谈列入议程的其他许多提案。我们只想谈谈今天猛烈地攻击内阁的一些质问和令人不快的提案。
菲力浦斯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质问内阁，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卫我国边境以防御俄国的侵略？
奥尔斯瓦特先生：我认为在议会的这次会议上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
我们非常愿意相信奥尔斯瓦特先生。他能给我们的唯一答复是：没有什么措施，或者更确切些说，从德俄边境调了好几团人到莱茵。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议会对奥尔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可笑的答复却无动于衷，对他引用car tel est notre bon plaisir〔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利〕的话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只有几个议员对它“嘘”了几声，另外几个议员喊了几声“好”。
博里斯先生提议在1848年下半年取消下层纳税人的等级税，并且立即取消为强制征收他们上半年的欠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提案被提交给专门委员会。
汉泽曼先生起来声明说：这类财政问题必须经过非常慎重的讨论。而且完全有理由来等待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他在下星期就要把一系列有关财政问题的法案（其中也包括等级税的法案）提出来讨论。
克劳泽先生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能不能在1849年年初以前以所得税代替磨粉税、屠宰税和等级税？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解释道：他已经说过，下星期就要把财政方面的法案提出来讨论。
然而，汉泽曼先生还没有历尽艰辛和困苦。接着格雷贝尔先生起来提出一个冗长的提案，提案的每一个字都击中汉泽曼先生的要害：
只是把国库和财政枯竭当做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无论如何是不够充分的；
要讨论强制公债（格雷贝尔先生表示在实现一切诺言的宪法未通过以前，他反对发行强制公债）问题，就必须审查财政管理方面的一切账簿和文件，因此，格雷贝尔先生提议：
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1840年以来财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全部账簿和文件，并且就此提出报告。
然而，格雷贝尔先生所列举的理由比他的提案还要糟。他谈到许多耸人听闻的关于非法使用和挥霍国库资金的传闻；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要求有关方面提出关于30年和平时期里取之于民的一切款项的开支情况的报告；他说：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以前，大会不能表决一文钱。强制公债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强制公债是对以前整个财政管理部门的最后宣判，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强制公债还产生了特别令人惊奇的印象，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听说，财政状况很好，即使在严重的战争时期国库也不需要我们发行公债等等。其实，汉泽曼先生自己在联合议会里就计算过：库存至少应有3000万。这也是很可能的。因为象在战时那样的重税不仅还在继续缴纳，而且其总额也在不断增加。
提议发行强制公债的消息一传播出来，一切信任就随着这种痛苦的绝望立刻变为泡影了。
恢复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是马上完全真实地说明国家的财政状况。
虽然汉泽曼先生在说明强制公债的时候，试图用种种幽默的言词来和缓空气，但是他毕竟不得不承认，强制公债将造成不良的印象。
汉泽曼先生回答道：内阁既然要求款项，它自然要对过去的开支状况作一切必要的说明。但是在我已经提过两次的财政法案即将提交讨论的时候，应当等一等。至于传说国库尚有巨额库存（近几年来已不断减少），那是不可靠的。在最近这些艰难的年份里，在由于商业的空前停滞而造成的目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最好的财政状况也会陷入困境，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里有人说：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不，诸位先生，它不应当是破产的前奏，相反，公债应当使信用恢复过来。”
（应当！应当！仿佛强制公债对信用的影响是取决于汉泽曼先生的善良愿望！）从国家证券行市的上涨就可以证明，这样的忧虑是多么没有根据。诸位先生，请等待财政法案的颁布吧，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向诸位保证了。
（可见普鲁士国家的信用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贷款给它，哪怕出最高的利息。于是汉泽曼先生除了采用这个使国家破产的最后一着，即发行强制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还说国家的信用提高了，因为自从3月18日以来，国家证券的价格勉强上升了2—3％！如果真正把强制公债发行出来，这些证券还不知会怎样跌价呢！）
贝恩施先生坚持要任命一个前已提出的财政检查委员会。
施拉姆先生：国家赈济贫民的拨款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自由需要我们出钱，那末到现在为止政府从未为它破费分文。相反，政府宁愿花钱来使自由不要扩展到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
梅策先生：国库空虚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此外，我们现在还听说，国库早就分文无存了。这个消息更加证明有任命一个委员会的必要。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又站起来声明：
“我从来没有说过国库里现在没有分文或者它早已分文无存；相反，我曾经说，在最近六七年以来，国库是大大地充实了。”
（如果把汉泽曼先生的这个声明和他给联合议会的报告、御前演说对照一下，很难了解事情的真象究竟如何。）
采什科夫斯基：“我赞成格雷贝尔的意见，因为汉泽曼先生总是只给我们许下诺言，每当会议提出财政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即将作解释，而这种解释他却从来没有作过。这种拖延态度之所以更使人感到奇怪，是因为汉泽曼先生就任大臣已经3个多月了”。
商业大臣米尔德先生最后出来帮助他的陷于窘境的同事。他请求议会还是不要任命委员会。他答应内阁方面要表示最大的坦率。他请大家仔细地研究一下既成的局面。但现在必须支持政府，因为政府目前正是要把国家这只大船从现在搁浅的窘境中拖出来。国民议会无疑会伸出援助的手。（好啊）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想给汉泽曼先生以可能的援助。然而财政大臣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笨拙、更不机智的辩护士：
“想掩饰财政实况的财政大臣，是一个坏财政大臣。如果某个财政大臣说，他将作应有的解释，我们就应当认为他也许是个正直的人，也许相反！！（全场活跃）诸位先生，我从没有侮辱过谁，我是说：如果某个，而不是说：如果这位财政大臣！！！”
赖辛巴赫：这些高谈原则和信任问题的大辩论的美好日子在哪里呢？当初，汉泽曼先生急欲冲锋陷阵，可是现在，这种机会来了，而且又涉及到他本人的主管机关，他却回避了！的确，大臣们许下无数的诺言，提出种种原则，只不过是为了在几小时后就把它们推翻罢了。（全场活跃）
汉泽曼先生等人起来替他辩护。然而，没有人这样做。最后，他惊恐地看到鲍姆施塔克议员站了起来，于是他自己赶快抢先发言，不让鲍姆施塔克再一次说他是个“正直的人”。
你们是不是要等愤怒的、被讽刺和一切反对意见所折磨的狮子-杜沙特尔最后显出他全部的威力，驳得他的敌手体无完肤，简言之，是不是等他提出信任问题呢？可惜，他以往的坚毅和勇气已经荡然无存，从前的威严已经消声匿迹，犹如艰苦年头的国库库存一样！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垂头丧气的、受了屈辱的、不为人所承认的大财政学家。事情已经到了他不得不找理由来搪塞的地步，可是找的导什么样的理由啊！
“凡是搞过财政工作，在工作中和许多数字（！！）打交道的人都会知道：对于财政问题方面的任何质问都不可能立刻作出充分的解释；税收问题非常复杂，在立法议会上也要辩论（汉泽曼先生使我们想起了他在上次联合议会上的出色演说）［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许多天甚至一个星期。”
但是，难道有人要求充分的讨论吗？开始大家要求汉泽曼先生就税收问题作简单的答复：“是”或者“不是”；随后又请他同意任命一个审查过去国库管理处的账目的委员会；当他拒绝这两件事以后，大家才指出他现在的谨小慎微和他过去的种种诺言是正相抵触的。
正因为“解释在工作中会碰到许多数字的财政问题”需要时间，所以委员会应当马上开始工作！
“不过，我没有事先提出财政问题，是有重要原因的。我认为，我稍微拖延一下，对全国的局势会有良好的影响。我希望国内局势稍事恢复平静，国家的信用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我想，这种希望是不会落空的。我也相信，事先不提出这些法案来审查，这样做是对的。”
好一番剖白！原来汉泽曼先生的应该巩固国家信用的财政法案，却有破坏国家信用的危险！汉泽曼先生认为还是暂时保守国家财政状况的秘密为好！
国家处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不公开宣布财政状况，不用事实来消除怀疑和谣言，反而不负责任地发表这种含糊其词的声明。在英国国会里，如果发表这种不妥当的声明，立即就会提出不信任案。
济贝尔特先生：
“直到现在，我们还一事无成。当所有的重要问题刚要解决的时候，不是停止讨论，就是搁置下来。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通过一个完善的决议，我们还没有把任何一件事进行到底。今天，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复辙，还要去相信诺言而把问题拖延下去吗？谁能担保内阁还能再维持一个星期呢？”
帕里鸠斯先生提出了修正案，要求汉泽曼先生在14天内，把1840年以来有关财政和国库管理方面的必要资料提交应当立即选出的16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帕里鸠斯先生声明说，这是他的选民给他的特殊委托，因为他们都想知道，1840年还拥有4000余万的国库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修正案比原提案还要尖锐，按理说它会使受尽折磨的杜沙特尔暴跳起来的。现在，大概该提出信任问题了吧？
恰恰相反！汉泽曼先生虽然反对提案，但是对这个修正案和它的侮辱性的、最后通牒式的期限的要求却毫无异议！他只是说，这件事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对承担这种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可怜的委员们表示同情。
接着，关于表决问题做了一些说明，同时对汉泽曼先生又指责了几句，随即进行表决。关于转入议程的各种提案，不管是已说明理由的和未说明理由的，都遭到否决，得到格雷贝尔先生支持的帕里鸠斯的修正案，几乎一致通过。
汉泽曼先生只是因为没有表示任何反抗，只是因为对帕里鸠斯的侮辱采取了克己的态度，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他犹如一株片叶不存的光秃秃的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受人凌辱和摧残，连嘲弄成性的人看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我们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话：
日耳曼的子孙，
绝不应用恶意的机智
嘲弄落魄的大人先生！[141]
关于会议的后一半的情况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2日
载于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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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41]引自海涅的“鼓手长”一诗（参看钱春绮译“新诗集”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第189页。——译者注）。——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