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马克思家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

在卡尔·马克思家里^[214]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

　　1880年12月我到了伦敦，和一位经常去看马克思的民意党同志列甫·加特曼去拜访马克思。我们搭乘伦敦的地下火车，它当时还是用蒸汽机车驱动的。那时马克思只和他的女儿爱琳娜住在一起。
　　我们用门锤(当时在英国这是当门铃用的)在大门上敲了三下，一个年轻的女仆就来开门了,加特曼问她:“Mister Marx in?” 〔“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她认识加特曼，她回答说，马克思还在英国博物馆，但是他的女儿在家。
　　我们走进客厅，马克思的女儿就立即出来了。这个身材匀称的美丽的德国型姑娘，使我想起了《浮士德》中的传奇人物甘泪卿或玛甘泪215。
　　起初，我们用英语交谈。但是当她发觉我用英语表达某些词句感到困难而用了几句法语的时候，她就马上改用法语；后来我们就一直用法语交谈了。
　　她再次谈到她父亲在英国博物馆，要到晚上才能回家。半小时后，我们就起身告辞。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又去访问了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我对马克思的最初印象是他非常像他的照片！我们互相问好，在靠墙的长沙发椅旁的一张小桌子周围坐下来，然后我就笑着告诉他我对他的印象。他也笑了，他说，这样的话他也常常听说，但是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是照片像本人，而是本人像照片。
　　他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肩膀宽阔，对我们两人都很亲切。他的举止和谈吐使人立刻感到他充分了解自己的卓越作用。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忧郁和孤僻。那时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家家户户都点着灯。我清楚地记得，马克思家里的那盏灯有一个绿色的灯罩。即使在那样的灯光下，我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和他的书房，沿着三面墙壁都摆着书，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些照片。
　　除了爱琳娜，没有一个人走进走出，所以我就产生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当时并不住在这座屋子里。爱琳娜常常跑来，坐在旁边的卧椅上参加我们的谈话。还有人递给我们茶和饼干。
　　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极感兴趣的民意党的活动。他说他像所有欧洲人一样，觉得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就像幻想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神奇。
　　两三天以后，我在即将离开伦敦的时候，又访问了一次马克思，并和他父女俩在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分别时，他交给我五六本早为我准备好的书。他还答应我，只要我们把准备出书的译文的最初清样寄给他，他就给我们写一篇序言。
　　当他知道我两三个星期以后就要返回俄国的时候，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希望我平安归来。我们答应互相通信，但这并没有实现。我回到日内瓦后就收到彼洛夫斯卡娅的信，说有许多事要我赶快回去筹办。我收拾行装立即动身，可是在2月28日当我以日内瓦大学学生洛基叶尔的名义越过国境的时候，我被捕了。以后我又被转押到华沙城堡。我在那里用敲墙的方法从关在隔壁牢房的塔杰乌什·巴利茨基同志那里知道了3月1日的事件216。
　　起初，我被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的阿列克塞半月堡，后来又被关在什吕谢尔堡。在1905年底被释放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和马克思商谈的那件事结果怎样。后来也不知道，直到1930年，我在别人寄给我的政治苦役犯协会出版物《民意党文献》中突然看到马克思给《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这篇宣言收入我参加创办的《社会革命丛书》)，这才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
　　我想起了和马克思父女的会面，想起了我在仓促离开日内瓦去俄国的时候，曾把他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准备译成俄文的书籍交给留在那里的一位编辑《社会革命丛书》的同志(好像是普列汉诺夫)。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在马克思的那篇序言中读到了如下的话：“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一字不差，这正是我们分别时他对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