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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米哈伊尔(Bakunin，Michael)
1814年5月30日生于普列姆基诺，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尔逝世。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贵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无政府主义推行于国际革命运动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手。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巴枯宁强调否定在辩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说：“热衷于破坏同样是热衷于创造！”（见“参考书目”②，第57页）。在成为一名社会革命家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鲁东的影响。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为反对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专制统治者而进行一致斗争的运动。由于在1848—1849年间发生的几次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他赢得了坚定的革命者的声誉。他在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7年，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于1861年潜逃。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潜力，并且反对这种运动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愿望。接着，他试图把社会革命推广到国际范围。他的突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许多组织中得到发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曾于1868年申请参加第一国际，这个申请被拒绝了，然而，在同盟宣称它自行解散后，它的日内瓦支部被吸收入国际。在国际支部中，巴枯宁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一些地方和瑞士。于是，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巴枯宁被开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秘密团体，其政策是跟第一国际的政策相对立的，而其目的则在于瓦解国际。在开除巴枯宁的同时，作出把总委员会的会址从伦敦迁移到纽约的决定，于是国际便分裂成两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在5年之内消失了。
在论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对立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趋于明朗。这些分歧包括关于国际应当如何进行组织的对立观点，马克思主张运动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一种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还有两个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国家要被推翻，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应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而随着阶级由于社会化措施的实行而趋于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相反地，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威原则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2）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起一个跟一切有产阶级的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包括那些在议会舞台上争取有利于本阶级发展的各种让步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巴枯宁则追随蒲鲁东，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各种体现”；因此，他反对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行动。当他相信革命者应当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要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他们的使命主要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动被压迫阶级（农民和其他边缘集团以及城市工人）起来，用自己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然后，人民会在它的废墟上建设“未来的社会组织……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建立起来的，起先是在他们的工会里，然后是在公社、地区和国家里，最后是在国际和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大联盟”（见“参考书目”③，第206页）。
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明只要其他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还认为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GNO）
参考书目
①E.H.卡尔：《米哈伊尔·巴枯宁》，1937年英文版。
②赛姆·多尔哥夫：《巴枯宁论无政府状态》，1971年英文版。
③阿瑟·莱宁：《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选》，1973年英文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1973年英文版。
银行（banks）
参看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
基础和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即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决定着国家和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存在及其形式。对这种思想的最早的表达方式之一，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然而，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并不仅仅用以表示两个依附的社会层次即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看来，这个术语至少有一次被用来表示一个阶级的意识或世界观：“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但在多数场合下，这个比喻还是用来解释社会三个总的层次的关系，以说明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是受基础决定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是独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因此，任何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都决定着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意识的转变。
马克思曾在一段话中对基础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述，这段话也就成为他的比喻的经典式的表述方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并不被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生产结合或物质条件；它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人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为复杂。马克思意识到，基础的决定作用会被人曲解为经济简化论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和不平衡性，阐明它可以跟上层建筑所起的影响作用并行不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断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9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神生产的特征是由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所决定的，但精神生产仍然被认为能够对物质生产起“相互作用”。换句话说，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被设想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够起某种影响作用的东西。
其次，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跟艺术生产和法律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罗马私法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者希腊艺术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但问题不在于理解一定的艺术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发达的物质条件相适应，希腊艺术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而神话则是人们安抚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错误观念“有一个否定性的经济基础”（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真正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在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为典范或模式。马克思试图用人类历史童年时代的天生魅力来说明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至少表明他认识到，艺术和法律的形式由社会所决定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够限制它们对于其他的时代同样适用（参看艺术条目）。
第三，马克思在回答那种认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不适用于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会的反对意见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影响作用。马克思重申了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他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补充说：“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区分了“决定”和“支配”的不同涵义。根据这种区分，经济始终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并不总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在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之中何者居于支配的地位。这种区分究竟能否从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来，还是有争议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归结为经济现象，这个方面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也反对以简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他在强调经济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只能“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他摆脱了机械的因果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这个层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层次即上层建筑则被看作是它的结果。然而，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则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种“辩证的”因果观来取代上述概念，根据这种辩证的因果观，最后的决定因素并不排除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为了强调这一论点，恩格斯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恩格斯还进一步把具有实际影响的不同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上层建筑诸成分之间及其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这种简释曾被人批评为把黑格尔关于自然——观念的关系这种概念转换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样，恩格斯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恩格斯竭力反对19世纪80年代掺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作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能够扭转这种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论著所造成的趋势。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实践概念（参看实践条目）的缺乏以及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那种脱离社会活动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于助长以简化论的方法来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还由于最初两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著作中，实践的观念得到最有力的表达）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确，由于缺乏一种起协调作用的实践概念，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观念便容易产生一些有争议的解释。
一方面，观念的上层建筑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现象，即仅仅是一种其真实性归根到底只能在生产关系中发现的反映。于是，意识也就失去其特殊内容和意义，并且被归结为经济关系。列宁的某些论述就时而给人以这种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会的进化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只能集中到生产关系上去理解。列宁宣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仅是通过生产关系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并且也是这样地来论述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对于上层建筑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进行分析了。列宁后来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页）。这些论述同列宁那些为人所熟知的、但绝非简化论的关于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精心论证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释趋向于把上述空间观念的诸“层次”加以区分，似乎这些层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并按先后次序出现的截然不同的“整体”和“领域”。例如，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如下五种层次：（1）生产力的状况；（2）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既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决定于已有的经济条件，部分地决定于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5）反映这种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⑤，第70页）。然而，这种空间与顺序相结合的结构，却未能表达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层次”都来自人的实践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层次”被看作是互不相关的现成“实体”，而对于社会总体是如何出现的问题却不作解释。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了。作为客观事物的经济究竟是怎样创造出作为另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或理论呢？
最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不能表达一种确切的含义。这部分是由于人们同时要求它起两种作用：既要描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特定的社会层次的发展，又要说明其中的一个层次如何决定其他的层次。执行第一个职能看来是恰当的；这就是说，它有助于描述制度上的差异的发展情况以及特定的实践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知识的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些特定的实践领域是由特殊的机构所支配的。然而，它看来却不那么适合于用来解释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或者用以说明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每一层次的产生，这是因为只要它还势必成为一种静止的观念的时候，它就倾向于把一些动态领域——诸如阶级斗争或实践——归结为一种跟其他层次相脱离的层次。于是，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的观点也就成为因果关系的外在模式。
（JL）
参考书目
①斯图亚特·霍尔：《对“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的再思考》，载J.布卢姆菲尔德编《阶级、领导权和政党》一书，1977年英文版。
②佐尔格·拉林：《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
③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1960年英文版。
④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1962年英文版。
⑤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1969年英文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英文版。
鲍威尔，奥托（Bauer，Otto）
1881年9月5日生于维也纳，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
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1904年，鲍威尔给卡尔·考茨基送了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此后便经常为该刊撰稿。他曾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请求，写了一本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著，该书于1907年出版，成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年，他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书记，并跟阿道夫·布劳恩和卡尔·伦纳一道创办了该党的理论刊物《斗争》，并任该刊主编。奥匈帝国崩溃后，鲍威尔曾在短期间（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长。1919年他强烈地反对在奥地利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为模式）的思想。在以后几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缓进革命”和“防御性暴力”这样一些概念，并按照这种精神发表了一部有关奥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干篇对俄国革命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几篇收编为文集，译成法文（见“参考书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名论著（“见参考书目”④）和一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化进行分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在1934年起义后，鲍威尔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先是住在布尔诺（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移居巴黎（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1907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奥地利革命》（1923），1970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第1卷：《合理化还是非合理化？》，1931年德文版。
④同上作者：《法西斯主义》（1938），载博托莫尔和古德合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1978年英文版。
⑤叶蓬·波尔代编：《奥托·鲍威尔与革命》一书，1968年法文版。
⑥尤利乌斯·布朗塔尔：《奥托·鲍威尔生平著作选》，1961年德文版。
本杰明，瓦尔特（Benjamin，Walter）
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
本杰明可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生前并不出名，他的影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广泛传播。可是，关于他的著述的确切含义是一直有争论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脱凡世以至赋有堪称异才的悲剧性人物，另一些人则把他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本杰明的最早作品中贯穿着对神学的深刻的兴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评论哥德的小说《亲和力》，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用他自己的迹近清教徒主义的伦理来对抗20世纪初期文化理论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义。这种思想意图在他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这篇博士论文中，进一步发展为对精神生活中的那种不问政治的“禁欲主义”展开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来却是在反对17世纪路德教派的戏剧。这篇作品是本杰明在33岁的时候写成的，最透彻地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篇东西也正如他所说的，“是我的德国文学阶段的终结。”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本杰明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问题进行研究，其出发点是认为学院式的文学史所提供的经典准则只能起很小的辅助作用。他的这种转变也还受一个外来因素的影响，他的上述作品被法兰克福大学所否决，从而使他想在大学里干一番事业的希望破灭了。
从1925到1933年间，本杰明主要靠写新闻小品来维持生计，他开始跟布莱希特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尽管他决定不参加共产党，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这个冬季里对莫斯科的访问，确立并加深了他对新苏维埃国家的文化生活的兴趣。这反映在他这个时期写的生动而带有论战性的文章（主要是评论）中。纳粹的上台迫使本杰明离开柏林，并把他的新闻写作的生计大部剥夺掉。然而，他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里获得一些研究任务，依靠这项报酬以及其他小额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开始创作。在那几年里，他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主要的理论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题目是《法国作家的目前社会状况》。这篇文章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们正如本杰明本人一样，从投身于纯粹的文化先锋队伍转而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则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谓“连拱廊式”复合结构的方式来阐述的法国19世纪思想意识形态史有关。其中包括《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著名文章，它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艺术”是不能跟它的技术和社会阶级环境分割开来的。本杰明这篇文章和论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对技术（Technik）理论所作的发展，对于了解他所理解的关于思想和文化没有独立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关键的。他所写的关于鲍德莱尔的两篇文章（当时只有《论鲍德莱尔的若干动机》这一篇发表了），则把他对阶级、技术和文化的理解融为一体，对法西斯主义和一般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广泛的批判。本杰明在他晚期创作的这些非常杰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类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著述。
以上我们仅仅涉及本杰明本人提出发表的著作，这些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他的思想顺理成章地发展的情况。可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很大的压力要把他从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布莱希特的立场（这是他很容易被归并入的）中分离出来。本杰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尔诺和热尔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费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创作的未发表的作品的章节，来把他说成是一位犹太神秘哲学家，说他的政治始终从属于一种空想的弥赛亚主义。当然，从近年来发表的本杰明的主要著作来看，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不过，本杰明的最后一篇作品——《哲学史提纲》，确实很难把它解释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条约后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写成，它对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完全抱悲观的态度，把人的智力活动想象成为一种魔术般的回忆，并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时间上的一种空想主义的停顿。然而，在本杰明的著作中出现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够排除在其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进行分析的基本原则。
（JR）
参考书目
①《瓦尔特·本杰明全集》，1972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启明录》，197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德国悲剧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了解布莱希特》，1977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单行道及其他作品》，1979年英文版。
⑥朱利安·罗伯茨：《瓦尔特·本杰明》，1982年英文版。
⑦热尔肖姆·肖姆勒：《瓦尔特·本杰明——一段友谊的历史》，1982年英文版。
⑧里查德·沃林：《瓦尔特·本杰明——一种赎罪的美学》，1982年英文版。
贝纳尔，约翰·德斯蒙德（Bernal，John Desmond）
1901年5月10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郡内纳赫，1971年9月15日在伦敦逝世。
贝纳尔由于学识渊博并对自然与社会现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称为“圣人”。有一位还把他叫做“万事通”。他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科学院”中的佼佼者，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他在论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和苏联。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X射线晶体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此项成果有助于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跟他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两名学生（多罗西·霍普金和麦克斯·佩鲁茨）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贝纳尔是皇家学会会员和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奖金（后来从策略上考虑改为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又是美国棕榈自由勋章的获得者。也许由于他的想象力过于奔放，他不能够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长期和深入地集中钻研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学成就。然而，他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却使他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行动的科学方面作出贡献，这特别是表现在策划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岸进攻即D日的联合行动中。
20世纪20年代初期，贝纳尔在剑桥大学加入共产党，他非常积极地在科学家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31年，苏联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科学技术史国际会议，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响。在那次会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辩地论证了应当把科学跟生产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从而一反通常认为科学具有自供自给的性质这种信念。于是，贝纳尔便以最大的热情、像着了迷一般地去阐明科学紧密地反映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还认为应当把科学看作是对社会政策的先导。他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的社会职能》（1939年）和《历史中的科学》（1954年）这两部著作，它们始终被看作是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这些问题的典范论著。出现了“贝纳尔主义”，它的含义是：如果由资本主义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种种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话，那么社会就可以沿着由科学合理性所决定的路线前进。科学既是照耀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灯塔，又是进步的发动机；贝纳尔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对科学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改造使科学得以向全体人民开放，从而必定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新的力量”（见“参考书目”②，第900—901页）。他的观点当时在英国和苏联都很有影响，并且在苏联的影响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对冷战和苏联制造的李森科主义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发现他自己很难把对苏联的进步模式的忠诚，跟斯大林主义和对科学研究的可怕的破坏（特别是在他的生物学这个专业领域中）协调起来。他曾经把苏维埃国家作为好比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力量源泉来加以维护，而如今他越来越看到适得其反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公开地反对正统的共产主义，但随着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现（这些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态度），他在英国的影响日益降低。贝纳尔对于在英国学术协会中建立起科学社会关系这一研究专题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会议上的表现也很活跃。然而，在1949年，出于冷战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中的职务。他在提倡科学的工联主义方面的表现也很积极，并在建立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中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含糊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贝纳尔则在确立这种态度上起了带头作用，可是，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专家的作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态度，却很暧昧。直到最近，科学家们一般仍然认为科学从相对上说不那么容易引起争议，然而对贝纳尔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坚持认为，把科学本身运用来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但却把政治问题和应估价的问题分开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问题。社会价值、优先权以及责任等问题，都应当在总的文化范畴内按照他们本身的要求来提出，而不需要交给一个新的官僚阶层或专家团体来处理。
（RMY）
参考书目
①约·德·贝纳尔：《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1967年英文版。
②同上作者：《历史中的科学》（1954），1969年英文版。
③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④莫里斯·戈德史密斯：《圣人约·德·贝纳尔生平》，1980年英文版。
⑤莫里斯·戈德史密斯与A.L.麦凯合著：《科学之科学》，1966年英文版。
⑥多罗西·霍格金：《约·德·贝纳尔——皇家学会会员对其生平活动的回忆录》，1980年英文版。
⑦卓纳森·罗森赫德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50年来对激进科学之回顾》，1982年英文版。
⑧加里·威尔斯基：《可以看见的学院》，1978年英文版。
⑨罗伯特·M·杨格：《贝纳尔的问题的关联性》，1980年英文版。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
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
伯恩施坦是一个犹太人火车司机的儿子，从1866年至1878年在银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并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人他都是在1880年结识的。从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该报是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一份非法刊物），这份报纸最初在苏黎世，继而在伦敦发行。伯恩施坦从1880年起住在伦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国。在伦敦，他成为恩格斯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为自己的代笔人。同时，伯恩施坦还跟费边派发生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影响。
从1896至1898年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图对马克思主义中他所认为的过时的、教条的、非科学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进行修正，同时却否认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1899年，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以最透彻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在这部经典的修正主义的主要著作里，他对马克思关于工业不断集中和经济危机不断尖锐的预言以及工人阶级不断贫困化的理论提出质疑。“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他主张工人阶级要争取一种“不断的前进”的前景来防止“一场灾变”。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需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以逐步地“朝着民主的方向来改造国家”，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参看有关条目）的想法，号召社会民主党要“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写道：“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尽管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谴责，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间，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代表。他在以后的作品和讲演中，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并采取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参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主张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恩施坦呼吁实行和平解决，并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在脱离社会民主党后，他于1917年参加了更为偏向左翼的独立社会党（USPD）。战后他又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并于1920—1921年间参加起草该党的纲领。
（MJ）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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