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idealism）
马克思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把现实看作是依赖于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无限的）或观念（特殊的或超验的）之中；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变化的主要或唯一动因置于主体、观念或意识之中；伦理的唯心主义则把一种在经验上缺乏依据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状态设想为一种对行动进行判断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径。马克思的反唯心主义，或者说他的“唯物主义”，其意图不在于否定观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简化论的唯物主义明显不同的是，它还坚持这点），而在于否定给这种观念添加的独立性和（或）把它解释为第一性。
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间发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唯心主义展开广泛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并开始对它们的主要科学调查领域进行规划。这种批判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具有费尔巴哈主义的特点，在这里观念被置于有限体现的精神的属性的地位；第二个层次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时候精神本身则处于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的地位。
马克思在从事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注意力一开始是集中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上，其工作内容包含对黑格尔的把主客体颠倒的三段论法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本体论，思辨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实体的唯心主义社会学，以及黑格尔把颠倒的主题等同起来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归结为认识，然后是把科学归结为哲学；马克思提出前者的奥秘条件是一种无批判力的实证论，同时指明后者所产生的后果是对意识形态的百依百顺。在按照费尔巴哈主义的精神完成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后，马克思便进一步以发展中的人的社会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代替了费尔巴哈主义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同时，马克思还坚持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体论的本质，又注意防止本质先于存在论的特性，既关心避免物化，也同样地关心防止唯意志论，这是因为他是从人的实践或劳动中形成他的社会形态再生产和转化的概念，以及一般历史过程的概念。
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怀疑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强有力的论战，但与此同时，他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却往往沦为一种教条主义的和冥想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由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重新强调马克思唯物论的主观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时候，却又往往偏向某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第二国际时期的康德主义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斯大林以后时期中出现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都对马克思的“伦理自然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切含义和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从不同方面来看，唯心主义的问题，正如它在开始的时候那样，迄今仍然处于接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参看认识论条目）
（RB）
意识形态（ideology）
在以往的哲学批判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产生影响。一条是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所发展的对宗教的批判，另一条是对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以及对德国哲学意识特别是对黑格尔关于主体活动的解释（参看唯心主义条目）进行重新评价。然而，以上这些批判并没有能够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歪曲跟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则力求表明意识的“颠倒”形式跟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意识形态的概念，正是通过对产生于并掩盖着社会矛盾（参看矛盾条目）的思想的歪曲，来反映上述这种关系的。因此，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明确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内涵。
跟那种单纯对马克思的某一阶段的著作进行研读的方法相对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放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考虑，从而排除了这些阶段之间任何突如其来的“认识论中断现象”。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随着马克思对他的观点的发展和对新的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地取得新的范畴。第一个阶段包括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这个阶段的标志是主要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进行的哲学辩论。当时，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还没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不过这个未来概念的物质要素却已在他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备了，他把这些概念描述为掩盖着事物的实质的“颠倒”。黑格尔的“颠倒”包含着把主观转化为客观和把客观转化为主观，这就是从观念必须在经验的世界中表现自己这种假定出发，普鲁士国家便作为观念的自我实现而出现，这样，“普遍的绝对”便决定着世俗社会，而不是被世俗社会所决定。
但是，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是一种幻想的感觉的产物。如果说黑格尔的观点是抽象的话，那么原因是“这种‘抽象物’就是政治国家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意识的颠倒，其根源在于现实本身的颠倒。同样的思想也贯穿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尽管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基本原则，即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上帝创造人是一种颠倒，然而他却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提出这种颠倒不单纯是哲学的一种异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和苦难。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宗教的颠倒使现实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补偿，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种严谨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阶段从1845年跟费尔巴哈决裂起到1857年为止。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时候他们自己的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经具备，并终于放弃了第一阶段的以费尔巴哈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在这方面，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颠倒”这一观念仍然保留，但这时马克思已经打算用它来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所依赖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前提，因为他们相信批判的任务在于把人从错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过他们忘记了”，——马克思说，——“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9页，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的这种“颠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尔主义两者都包含在内，它是以意识而不是以物质现实作为出发点。与此相反，马克思则确信人类的现实问题不在于错误的观念，而在于现实的社会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后者的后果。
实际上，人由于受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限制，只要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上述的矛盾，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些矛盾反射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也就是说，采取纯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掩盖和曲解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通过掩盖矛盾的办法来为矛盾的再生产效力，因而也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可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现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对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的错误和歪曲。意识形态观念和非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能通过批评来解决，它们只能随着产生它们的矛盾的实际解决而消失。
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写作《大纲》时开始，它的特点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以《资本论》的完成告终。在这些论著的行文中，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简直看不见了，然而马克思通过对“颠倒”这一概念的不断使用和再加工，表现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在这之前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观念把现实给歪曲或“颠倒”了，其原因是现实本身是颠倒的。但这是一种直接的、不通过任何媒介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进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颠倒了的意识”和“颠倒了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现实本身的本质的种种表象作为媒介的。这种“现象的形式”的领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和竞争构成的，是作为“现实关系”的隐蔽水平在生产领域的颠倒表现。马克思是这样表述这个问题的：“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资本论》第3卷，第232—2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呈现在表面上的经济关系的办法来掩盖隐藏的本质形态。这些由流通领域构成的大量表象不仅产生意识形态的经济形式，而且这个领域本身还“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在这方面，市场同时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源泉。“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页）。不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当然是掩盖着在交换过程的表面下所进行的东西，在那里“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并且证明它们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页）。
从早期对宗教的批判直到对神秘化的经济表象和貌似自由与平等的原则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现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的一贯性。有关意识和现实双重颠倒的思想一直是贯彻始终的，虽然这种思想最后由于要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方面而弄得比较复杂。因此，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批判的和否定的涵义，然而它仅仅用在跟掩盖矛盾的和颠倒的现实相联系的那种歪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经常引用的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意识这种定义，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所批判的哪一种歪曲，这样就为把意识形态跟各种各样的错误混为一谈开辟了道路。
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意识形态的概念开始取得新的含意。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内涵，但却出现了一种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这些新的含意具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并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来表达；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作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虽然这些新的含意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概念进行系统的再加工的结果，但是它们最后还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内涵。这种替换过程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干论述中，可以找到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们的论著中，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沿着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进，但其中仍难免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之处，这些地方偶而还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兰西便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来支持他自己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即解释为人从中意识到他们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的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领域（见“参考书目” ②，第133、164、377页）。恩格斯也在个别场合下提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范围”，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形式的意识的总和（参看《反杜林论》第9编）。
有助于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展成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这个事实说明马克思以后的最初两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读过该书。因此，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还有特别是像列宁、葛兰西以及卢卡奇这样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意识形态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论据。在该书还没有出版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进行探讨的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便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它们经常地被新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引用。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包含着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当然也就无法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进行恰当的区分。这样，通过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便逐步地确立起来。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当中，还没有人公开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
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尽管无产阶级的观念在方向上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它们是基于那些说明社会进化的物质因素，所以它们仍然被认为是反射出来的，因而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伯恩施坦把意识形态跟观念和理想等同起来，他只不过是在重复梅林和考茨基已经说过的东西。然而他却得出了他们所没有得出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征兆来看的是，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尽管伯恩施坦当时已经由于他对马克思的“修正”（参看修正主义条目）而受到攻击，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那样一个问题上对他展开批判。这就说明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捍卫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问题。
可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是基于19世纪最后几个年代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东欧。这时候马克思主义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创立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需要上，因此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和政党组织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斗争着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并且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列宁扩充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意，从而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在一种阶级对抗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显示出跟统治阶级利益的联系，而对它的批判则要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要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或者引申来说，要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跟不同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意识，特别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在意义上的变化进程最终完成。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为掩盖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为一种有关阶级意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中性概念。
列宁的概念成为最有影响的概念，并且对于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新贡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卢卡奇那里就很明显，例如，卢卡奇从他的早期的著作开始，就把“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术语用来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两者，而不包括一种必要的否定的涵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说是“准备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确定是导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见“参考书目” ⑥，第258—259、227、228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其原因不在于它是一种一般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在结构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支配和感染着无产阶级的心理意识。卢卡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超出了列宁的论述。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从属地位是由于资产阶级保持一种旧的意识形态并拥有更强大的传播思想的手段；而对于卢卡奇来说，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化现象之中的无产阶级，其状况及实践本身就使它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从属地位。另外，正如卢卡奇后来所认识的那样，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过高估计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以至达到使它们仿佛变成可以代替现实的政治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地步。 列宁对意识形态的看法还影响了葛兰西，后者显然是抛弃了否定的概念。不过，葛兰西对于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马克思不一样，他把这个概念看成是“特殊的个人的任意杜撰”（见“参考书目” ②，第376页）。于是，他阐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识”跟“有机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并集中地对后者进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明确地表现在艺术、法律、经济、生活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观”（同上，第328页）。但是，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还必须具有影响人们的具体态度和提供行动的方针的能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浸透力，因为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行为准则，不能没有指导方针。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一块阵地，人们在这上面进行活动，并获得对他们自己的立场和斗争等方面的意识”（同上，第377页）。因此，就是在意识形态里并通过意识形态，一个阶级能够对其他阶级实行领导权，也就是说，能够争取到广大群众追随和同意。列宁和卢卡奇是把意识形态提到理论水平上来对待，而葛兰西则把意识形态按其思想表现和严谨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
葛兰西通过对知识分子和思想意识机构（教育、宣传工具等）在意识形态产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启发性的分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列宁和卢卡奇没有能够弥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发的思想意识之间，即阶级的“归属”意识和心理意识之间的距离，而葛兰西则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双重决定因素的潮流。的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况且，阶级本身创造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不存在把一种科学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的问题，任务倒是在于去更新现存的智力活动，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够取代一种有缺陷的意识，而是反映一种集体的意志，一种出现在阶级面前的历史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两种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许许多多争论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说法中只有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作者由于不能够接受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分歧，便力图把这两种说法调和起来。阿尔都塞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在过去20年中曾对意识形态作了最有影响的解释。他把意识形态理论区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前者把意识形态的职能看作是保障社会的团结，后者则认为前一种职能是由保障一个阶级的统治这种新的职能所限定。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行使这些职能，是由于它是“个人跟他们的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一种表现”（见“参考书目” ①，第153页），是由于它对个人提出质询并把个人构成接受各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肯定被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认为它们反映被剥削的阶级的反抗。阿尔都塞还坚持认为科学是跟意识形态绝对对立的，但同时又把意识形态说成是社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客观层次。这种看法的疑难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可能把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存在跟整个意识形态都使个人服从于统治制度这种说法调和起来。此外，要把作为反科学的错误表现的意识形态跟作为社会客观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调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只是意识形态的歪曲，而科学是安放在其他什么地方，但即使这样也是有问题的。
（JL）
参考书目
① 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年英文版。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佐尔格·拉林：《意识形态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
⑤ 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
⑥ 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imperialism and world market）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概念中，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上也许是最富有折衷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是最少照顾到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概念。这个术语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狭义地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成为强国对穷国和弱国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同义语。许多对帝国主义提出这种解释的作者，都把列宁作为理论权威来引证，虽然列宁曾尖锐地批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作出那样的解释。
帝国主义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世界规模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在这种积累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的情况下来对它进行调查研究。这种理论有三个要素：（1）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2）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所划分的时代；（3）根据世界的政治划分来把现象纳入“各个国家”。由于第一个要素包含着第二个要素，因此实际上只有两个相互有别的要素。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产生了以下的密切联系但又各有特点的调查线索：（1）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竞争”）；（2）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影响（生产方式的表现）；（3）受资本统治压制的人民所受的压迫（“民族问题”，参看民族条目）。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列宁的著作构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最有名的论著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小册子，书名就叫《帝国主义论》。但是，如果把这部著作看作是列宁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的发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论贡献，那就错了。理论基础是列宁称之为“通俗纲要”的东西，可以在他大约20年前写的两篇长文中找到，即《论所谓的‘市场问题’》和《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这两篇论文的目的都是在于捍卫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反对消费不足论的论断，从而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理论，并且展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质，以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参看蒲鲁东条目）。
在他的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列宁列举了目前众所周知的下列的现象特征：（1）在与商品输出同时，“资本输出”具有首要的意义；（2）生产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尔中；（3）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4）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势力范围；（5）这种瓜分进行完毕，这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将要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斗争。其中第一个特征——“资本输出”，往往被单独用来标志帝国主义时代的因素。可是，“资本输出”这个术语，正如列宁在他那两篇论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的产生，是因为商品是资本，而资本实现其循环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然后又回到货币资本）。
在考虑为什么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前，必须考虑到输出这个词的用法。在论著中，帝国主义的特征不是用资本运动这个术语，而是用输出这个特殊的词来表述，这就在资本运动跟资本输出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分，即前者是指国内的运动，而后者是指国际的运动。由于资本在仅仅越过国界或关卡时并不发生形态的变化，因此这种分析性的区分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说明来论证，即说明政治界线对于资本的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从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一种比较具体的，即根据不同的国家来考虑世界划分的表述方式时，就一定需要若干附加的概念（就像对帝国主义本身那样）。这里明显地牵涉到对一个国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义。明确地进行政治划分，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处。在列宁的表述中，资本输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统治阶级瓜分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阶级的势力是由每个国度中的国家来代表的。因此，资本输出意味着国家的媒介作用和统治阶级在利益上的势力冲突。这种势力冲突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其统治阶级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民族问题的冲突）。列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并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结论发展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积累产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正是从这种框架出发，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地，共产国际在纳粹入侵苏联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
至于考茨基，则是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并且明确地断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会在帝国主义时代过程中趋于消失。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的两块基石，它们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关帝国主义论著的特点，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依附论上。这种理论十分强调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统治，并且时而含蓄时而明确地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资本家阶级下降到附庸的地位。
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两种阐述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兼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列宁所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积累理论那里来的。资本主义代表着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反映着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榨取是在生产中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基础上。购买和出售劳动力，既反映资本主义的实质，又决定这种实质。它反映工人跟生产资料的脱离（参看原始积累条目），而一旦这种脱离得以实现，劳动力作为商品这种状况便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一定要通过商品流通来完成。一无所有的工人必须挣取工资来购买那些他们不再为自己而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则必须出售商品来取得货币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重新开始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是通过交换、生产、销售（资本循环）的不断重复的周期来进行的。由于这个道理，马克思把资本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是通过把一定数量的货币形式的价值用来交换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开始再生产的过程，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批已经增殖的价值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又必须通过销售而成为货币资本。这种在竞争条件下实现的自行增殖的过程，不断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这就是资本增殖的理论。这种增殖的理论完全是抽象于任何空间条件的一般理论。一旦我们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考虑的时候，就不需要专门的资本增殖理论了。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这种理论相对照的，是消费不足论者特别是卢林堡所进行的分析，后者否定资本主义是在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结论，因而认为有必要制定一种关于资本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进行运动的特殊理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导致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明确的分期，以说明资本的国际运动的不同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如上所述，资本具有增殖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不发展，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就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的信贷机构相对来说是不发达的，从而使得货币资本的运动发生困难，这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或这种形态跟前资本主义形态之间，都是如此。况且，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而货币的作用受到极端的限制，因此，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运动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限制。结果是，这个时期资本的国际运动主要是商品与资本的运动，即商品贸易，而这种贸易逐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在这种贸易中，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往往用来换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新大陆的奴隶制）内部所生产的原料和食品。
至于这种贸易给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很有争议并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结合到对生产方式的表现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齐等）断言，单靠贸易就足以使资本主义实质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19世纪过程中世界的落后地区实际上就是这样改变的（参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目）。然而，马克思则断言，由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单纯贸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倾向。人们根据这种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市场的早期发展，往往限制资本主义在列宁所说的“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中发展。由此可见，在工场手工业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关系，发展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却限制了其他地区实现同样的改变和发展。
可是，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大工业的阶段（主要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14章），其特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伴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促进这种集中的信贷机构的发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所进行的生产（集中），产生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实行垄断的倾向。在马克思和以后列宁的理论表述中，伴随这种垄断化过程的是竞争的加剧。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垄断化完全解释为跟竞争截然相反的东西，即认为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结束。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则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即断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竞争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消灭，但却会在这些国家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就是用来说明这种状况的。
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垄断化和竞争加剧这两者结合起来，便宣告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并使经济领域中的冲突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信贷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财政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参看金融资本条目），从而使货币资本的大规模输出成为可能。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货币资本（还有生产资本，下面要谈到）的输出无论过去和现在大都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还有商品资本的运动也是同样如此。这反映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不发达。在有关帝国主义论著中有两个主要争论之点，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能否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以及货币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如何。后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些形式的资本输出，是否有助于使落后的国家发生变化并使资本主义在那里得到发展。如果是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便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这指的是在落后国家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这种倾向，将意味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出现。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便有必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明确的考虑。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单纯的交换并不能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强制力量来打破阻碍自由工资劳动力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使用这种强制力量则要求有国家的操纵。现在再看看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的说法，它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倾向于跟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结成同盟，而这种同盟则阻碍落后国家的本国资产阶级去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参看民族资产阶级条目）。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始终是软弱的，同时那里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发达的。
在这种分析中，资本主义本身还是被看作是进步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世界实行帝国主义的统治，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不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们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矛盾，便被视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许多作者，特别是毛泽东，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有两个阶段的结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即推翻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资本的联合统治；接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它要求无产阶级、农民跟本国资产阶级（或至少是该阶级的分子）结成联盟，因为后者跟帝国主义资本有着强烈的矛盾。
认为在一个由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统治下的国家里，以反帝为主的斗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个总的论断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就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不发达国家而言，如何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倒是大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在一些国家里一旦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就有希望发展到跟目前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的水平和结构，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正在诸如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发生（见“参考书目” ⑥）。可是，主张依附论的理论家却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情况连可能性都不存在。他们使用“依附的资本主义发展”（或“歪曲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个术语来说明世界落后地区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由于这个术语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种相当主观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这种依附论给“依附的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的早期阶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个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所统治的时代里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这个事实就是依附论的理论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础，这样一来，不发达国家的全部动力只不过是对外来统治的反应，而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也就在极端局限的意义上被用来说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依附论的理论家们对依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假设，在逻辑上是奠定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已经消灭。正是这种所断言的竞争已经消失，使得帝国主义资本关心限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维护它们的垄断地位的一个方面。这种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平庸之见，近年来受到相当多的抨击（见“参考书目” ②、⑦）。
可以不夸张地说，从列宁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基本上停滞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表了若干带有经验主义性质的作品。不过近年来又出现了理论上的争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种客观条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