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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nation）
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强烈地意识到民族的结构或性格问题。但是，民族性本身并不是一个使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他们盼望它尽快地消失；当时他们远为关心的则是民族的结构成份和社会阶级。在他们看来，许多民族都已经在消逝，诸如威尔士和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对此他们不感到惋惜。他们很早就想到，工业的发展正在加速上述的过程的发生，把所有文明的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一个资产阶级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中民族意识则消失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甚至宣布“工人没有祖国”。
实际的政治情况使他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民族问题，然而，系统地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是由他们的后继人来做。这种观点先是在鲍威尔的经典著作（见“参考书目” ②）中提出，然后在斯大林的1913年写的小册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鲍威尔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还有若干分歧）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种族的或部族的现象，它具有5个基本特征：一个稳定的、延续的共同体，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资本主义上升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才出现了民族这种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见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现归结为一个民族市场（同类居民的共同市场）的产业发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现在西欧，而当时比较靠近欧洲东部的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工业的到处发展，燃起了人们同样的愿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权要求独立。其中只有俄国犹太人除外，只有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他们的左翼组织，即成立于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认犹太人的民族地位，并要求它本身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自主。在经过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激烈争论后（会上对民族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终于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于早期的事例，则还有种种问题。举例来说，苏格兰人在中世纪反抗英国征服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具有单纯的民族性而已，还有，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否也不应当给予民族的称号。同样地，把这个公式用于西欧的人民，也还在若干疑点，例如，一些甚至过去就够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欧人民，如今却举行运动来争取他们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当满意他们被合并入法国的（参看《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远远不是这样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苏格兰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注定要消灭的一些民族（特别参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新莱茵报》1849年2月15—16日）来说明。在亚洲，则进一步出现一些问题，看来，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国、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话，那就越来越困难了。在非洲，能够满足斯大林的5项要求的政治实体，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国家一样，都必须通过人们在深思熟虑下作出的努力来加以锻造，由卡布拉尔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统治下的葡属几内亚，便是一例（参看民族主义；鲍威尔；伦纳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 阿努阿尔·阿布德尔—马列克：《意识形态和民族的产生》，1969年法文版。
② 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1907），1924年德文版。
③ 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几内亚革命——非洲人民的一次斗争》，1969年英文版。
④ 约瑟夫·契列波夫斯切克：《论欧洲的小民族和年青的民族》，1980年英文版。
⑤ 若尔日·豪普特等：《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问题（1848—1914）》，1974年法文版。
⑥ R.A.卡恩：《多民族的帝国》，1950年英文版。
⑦ 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1936年英文版。
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
这个词纯粹应用于落后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其落后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对后者占有优势。在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可以根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在落后的国家中，则至少必须考虑到以下四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出现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直接生产者。在落后的国家中，阶级斗争其所以特别复杂，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瓦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倾向，所以在两个剥削阶级之间便可能产生一种对抗性的作用，而这种对抗则与出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同时进行；第二，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统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对全体人民的压迫，虽然它有时需要得到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人物的支持（参看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诸条目）。落后国家的这些特点，已经在如何采取正确的策略来实行革命转变的问题上引起尖锐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在革命斗争中起任何作用。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通常使用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词来指落后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那个资本家阶级集团。这意味着这个资本家集团在反帝斗争（这个斗争的特点是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支持）中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力同盟者。可见，这个词通常用来断定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下的这种定义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它预定好在当地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之间会有矛盾。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一词，则是用来说明当地的那部分倾向于跟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资产阶级。有一些作者区分落后国家的这两部分资产阶级时，试图通过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说明，并从这种关系中推断出它们的政治作用（见“参考书目” ①）。
根据这种方法，买办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其资本是处在流通之中（如商业、银行等）的那部分当地的资本家阶级。由于完全从事商品流通，这个资产阶级集团便具有跟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结成同盟的特点。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其资本是处在该落后国家的生产领域之中的当地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是固有的现象，而在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之间的竞争，则提供了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起一种反帝的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本在跟帝国主义资本进行竞争中便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原则上说，这便使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同盟者。但是，这也还可能产生一种相反的作用，即在竞争上的不利地位可能迫使当地的资本家阶级集团跟帝国主义资本结成同盟，从而使自己成为多国公司的供应者或附庸。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的”，决定于任何一个特殊社会形态当时的具体情况。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单纯地从狭隘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帝国主义倾向于压迫落后国家中所有的阶级，这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如此，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压迫，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进步的作用，跟无产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或者是试图发动工人阶级去支持反帝斗争。
可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联盟，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是资本的化身，它是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生存的。此外，目前在不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往往统治着国家，因此它是工人阶级必须推翻的阶级。尽管存在着这种实质上的对抗，然而大多数革命理论家和领袖们都主张无产阶级在其夺取国家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特殊历史阶段上，应当跟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列宁在1920年写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义务“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或是在资产阶级之间，“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50页）。大多数主要的革命领袖也都持同样的观点。斯大林在他的论述中国革命（1925—1927）的文章中，建议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虽然他小心翼翼地警告不要让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势力在这种同盟中处于附属的地位。毛泽东则具体实现了斯大林的这种建议，他通常被看作是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不过，只要认真读一读毛的著作，就可以明显看到他并不主张把跟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看作是必须在一切不发达国家中加以运用的普遍的革命策略。相反地，他强调指出任何同盟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势的结果，同时他还警告人们不要采取一成不变的公式来武断地在一切地方加以运用。毛泽东在主张跟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时，是很谨慎的。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指半殖民地）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然而，……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矛盾论》）。这个问题也是在印度长期不断地进行争论的问题（见“参考书目” ⑤）。
（ED）
参考书目
① 伊利沙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秘鲁的阶级同盟和阶级斗争》，1977年英文版。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③ 毛泽东：《矛盾论》。
④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1925—1927），1975年英文版。
⑤ M.N.罗易：《印度在转变中》，1922年日内瓦英文版。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人们普遍地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是走了弯路的，这在他们早期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时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样一种行将爆破性地发展的力量。由于侨居国外并具有理性主义的观点，他们自然而然地对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少了解。他们把希望放在阶级斗争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欢一种宣扬超越社会差别和模糊了阶级意识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们承认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实践的组织者，他们也就不难了解到民族环境和民族传统是工人阶级运动所不容忽视的事情。
在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要比他们的谴责小斯拉夫民族时所表现的激烈情绪更能惹起人们的批评了。他们激烈地谴责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起来反对比较强大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从而帮助保守主义重新取得统治。他们试图把当时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势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们分成反动的和进步的。依他们之见，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尽管事实上从这些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来看，他们最低限度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当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宽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国的压迫而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认为不管他们的斗争是输是赢，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参看《新莱茵报》，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战斗结束以后，还说了一些远为激烈的话。这种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于他们的一种疑虑，即怀疑当时使一些领导人受到影响的泛斯拉夫主义就是对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国的支持。列宁后来（在1916年）则把这种敌对情绪加以合理化，他断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正义，而在当时却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使这些要求服从于更大的进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确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723页）。
对于波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是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的，况且波兰为重新获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仅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兰的独立会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国和德国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从而使德国能够不受干预地进行发展。马克思克确实曾经对波兰能够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担心（论东方问题，第59条）。一个重要依据是波兰的自由曾经由于农奴贵族阶级的不负责任而丧失，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该阶级却在跟天主教会结成联盟之下领导着民族运动。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比较进步的党派。后来，恩格斯对这件事情的论述有所不同：波兰应当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摆脱外国统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标之上，而且一个国际工人运动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础上繁荣发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430页）。除了波兰这个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马克思还认为独立对于爱尔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或其领导人有什么特殊的尊重，而是考虑到英伦诸岛整体的进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战争是名正言顺地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的，不过这种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种浮移不定的基础之上，因为每一个战争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一些动机要比另一些更成问题。除了勾起对旧日的冲突或压迫的回忆之外，战争还留下了使各国工人阶级的友好联系难以发展的怨恨。一切阶级都受到影响，而且政府也热衷于维持敌视外国的感情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巴枯宁派跟马克思主义派发生分裂，是跟那种自以为是地反对德国或西方优势的亲斯拉夫情感不无联系的。巴枯宁就曾经希望建立一个斯拉夫人民的联盟，以保证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地位（见“参考书目” ③，第42页）。那些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国工人运动的人，如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识到那种由于1870年战争失败所遗留下来的恶感，以及对马克思这种“德国的”学说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盖得等人感到非得发表一个宣言来反驳对他们所进行的所谓反对爱国主义的指控不可，当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之下，这种指控是比较容易被利用来对付一切左派的（参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饶勒斯是一位不那么完全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一种认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属于他们本国的强烈意识，他把《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解释为：工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剥夺掉，因而必须加以恢复。
意大利和德国都曾经是争取统一的分裂的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力图挣脱他们所不想要的那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却是列宁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宁本人敏锐地感觉到沙皇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所有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沙皇和大俄罗斯的统治表示不满。列宁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种在实践中不容易实现的良好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一方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义务，另一方则是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狭隘的、自私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在1913年写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观点。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写成的，不管怎么说，它是跟这位导师的观点非常吻合的。
跟马克思主义原则中的许多论断一样，这本小册子在很多地方都跟当代形势所提出的问题难分难解。斯大林从考察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着手，认为随着工业在俄罗斯帝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引起的动乱，地方民族主义普遍地抬头，从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去遏制这种影响，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些人是缺乏这种义务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能靠对民族自决权实行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保障。斯大林接着对奥地利的社会党领袖（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所采纳的纲领进行详细的批判，认为这个纲领是替哈布斯堡帝国（如今转变为奥匈双重王朝）解忧排难，而让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笼中挣扎。尽管这个纲领试图给予这些民族以一种充分的文化自治来满足它们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认为这是很不象样的东西；它没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分裂为吵吵闹闹的民族派别。
对于俄国人来说，波兰是一个大问题。早些时候的那种地主贵族的叛逆活动已经消沉下去，还没有一种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一些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最雄辩的是卢森堡，认为对民族主义的支持目前已经成为落后倒退的东西，而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联合则具有高得多的要求。这种观点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认为如果不承认波兰的自由权利的话，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联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改变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看法，列宁则重申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联合各民族并使各国人民合并为一个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给每一个民族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机会的话，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720页）。
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学说的建立，这个国家沿袭了过去的许多争端，甚至芬兰和波罗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兰一样分裂出去。为了给予每一个种族的共同体按照其规模和历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订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措施。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对过去的惨痛的回忆，磨擦仍然难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党代表大会上曾谈到两种对立的“蔓延着的偏向”的威胁：一种是地区的分裂主义，另一种是以国际主义面目出现的、主张过早地实行各民族合并的大俄罗斯主义。然而，要在不断受到外国入侵威胁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建设经济，这意味着必须求助于群众的爱国主义，如今这种作法由于已经涤除阶级社会的罪恶而获得净化，因而可以被认为合理合法的了。这在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是不能够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来进行号召的，所以设置一种苏沃洛夫勋章，并且制作了一部电影来歌颂这位沙俄帝国主义的英雄。所有这一切都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宗教怀疑论的理性主义。
1916年在都柏林起义中献生的詹姆斯·康诺利，曾致力于把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起义结合起来。这项实验在爱尔兰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离主义的运动在西欧如同过去在东欧那样地不断扩散。例如苏格兰民族党人——一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已经产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则倾向于把这些运动视为不受欢迎的分散活动，或者视为开倒车和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活动。这种情况甚至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屡见不鲜。许多亚洲国家以及实际上所有非洲的国家都包含着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愿望可能产生各种棘手的问题。无论在伊朗还是巴基斯坦，共产党人的观点都跟俾路支少数民族的观点格格不入，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应当跟其他进步的省份进行合作，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在那些对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地方，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融合和联系则取得许多成就，列宁在1914年以前一直欢呼亚洲的起义，认为这种起义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第三国际也跟它的对手第二国际很不一样，它对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全力的支持。在亚洲，可以跟欧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同时崭露头角，而后者由于有更好的组织和更明确的理论，往往取得领导地位，如同中国在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对法国的统治所表现的那样。印度则是一个例外，在那里，由于跟西方有那么悠久的联系以及政治活动的宽容，使得民族运动沿着解放路线的开展有一个漫长的发动过程。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于是否跟这种民族运动进行合作以及根据什么条件进行合作，长期争论不休；他们其所以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应归咎于他们所表现的脱离民族斗争的姿态。
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中国，最终会占上风的力量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现在来断定还为时过早。在欧洲，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全盛时期结束的一个里和碑（见“参考书目” ⑦，第84页）在这以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则加强了每一个民族政党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的倾向（参看民族；革命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 伊恩·库明斯：《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运动》，1980年英文版。
② 巴塞尔·戴维逊：《非洲走什么道路？一个新社会的探索》，1967年英文修订版。
③ 霍莱士·班克罗夫特·戴维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1967年英文版。
④ 托马斯·霍格金：《越南——革命的道路》，1981年英文版。
⑤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汤姆·奈恩：《英国的分裂——危机和民族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⑦ 奥尔加·A·纳尔基维茨：《马克思主义和权力的现实（1919—1980）》，1981年英文版。
⑧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1936年英文版。
⑨ 托尔·多纳编：《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战争》，1940年英文版。
⑩ R.图兹穆罕麦多夫：《苏联中亚细亚的民族问题是怎样解决的》，1973年英文版。
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关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给人们提供一种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诱人的选择。好几十年以来，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摘录出来并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那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表现出19世纪的思维特点的一种进步，而他们的学说的一些最有影响的解释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借重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和类比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特别是借重了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达尔文主义发表了或深或浅的见解，而他们的理论的解释者则把这些见解作为把人类和社会的概念跟科学的方法和设想进行联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提到达尔文主义是他们历史观的自然史基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的发现跟达尔文对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的发现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对于从达尔文主义引申出来的关于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形象——马尔萨斯的斗争规律和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规律，都同样地感到震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页）。恩格斯甚至在他的对自然科学最为关注的著作中，也要对猿和人之间的劳动概念加以区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7页）。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都密切地关注着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科学发展。在把辩证法跟自然规律进行结合方面，恩格斯的进展要比马克思大得多（参看自然辩证法条目）。马克思则更多地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和一种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的手段来关心。他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的直接效果是加深人的非人化”。他接着又说：“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马克思在《大纲》中强调指出工业和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预见到这种联系将会继续发展。（参看“资本”一章）。而在《资本论》第1卷，他在冷冰冰地叙述技术发明是如何用来控制工人的段落中引用了尤尔的话：“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资本论》第1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思想派系，都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只要我们打开“科学”这个词来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它往往是被用来作为树立其正统性的一种手段，而且它所指的也往往不是自然科学（参看科学和技术革命条目）。当谈到自然科学的时候，通常所指的也就是为满足生产需要而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资料。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鲍里斯·黑森的“论牛顿‘定律’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一文（见“参考书目” ②），它把科学革命中最著名的文献跟17世纪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立意相同的论文则强调认为科学理论是实践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布哈林认为，那种认为科学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它把职业科学家的主观热情跟科学的客观社会作用混淆在一起。科学的社会职能保留在生产过程中（见“参考书目” ②，第19—21页）。
葛兰西则认为一切科学假设都是上层建筑，而一切知识都有历史上的联系（参看《狱中札记》，第446、468页）。他说：“因此，事物本身不是我们的主观，而是怎样地从社会上和历史上为生产而进行组织，所以自然科学从本质上应当相应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人的关系……能不能在一定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这样说：自然所提供的机会不是预先存在的那些力量的发现和发明，也就是不是事物的预先存在的各种性质，而是跟社会的利益、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进一步需要密切地相联系的‘创造’？”（《狱中札记》，第465—466页）。
自然科学的作用和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发展，导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的缩小，从而使资本主义得以围绕着诸如微电子学、生物工程学等学科进行调整；同时，由于对进度、监督和管理采取日新月异的手段，使人们更加注意到有必要把政治学运用到科学、技术和医学中去。总的说来，秉承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参看辩证唯物主义条目）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实践看成是具有中性价值和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东西（参看贝纳尔条目），而“批判的理论家”（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则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假说及其正统作用视为革命转化问题的核心。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RMY）
参考书目
① 安德鲁·阿拉托：《第二国际的再考察》，1973—1974年英文版。
② 尼古拉·布哈林等：《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编》（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④ 罗塞尔·雅科比：《对自动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的政治学。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1971年英文版。
⑤ 乔治·利希海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英文版。
⑥ 基本科学杂志社集体创作：《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主义运动》，载《基本科学杂志》1981年第2期，英文版。
自然（nature）
人们可能会这样想，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所以“自然”这个范畴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然而事情远非如此。在马克思早期的笔记中就包含了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以维护一种把注意力放在人类工业上的唯物主义。自然是独立地存在的，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只有通过人类劳动的一种转换关系，自然才显示出其性质和意义。劳动既非自然，又非文化，而是它们的母体。因此，尽管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会乐意被称为“唯心主义者”（这个绰号通常被用来批判那些强调马克思传统中的黑格尔思想成分的人），但是也很少会有人希望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具有批判的性质。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供其利用的事物，而不是为自然本身服务的力量。人们试图发现自然的本身的规律，其目的在于征服自然，使其服从于人类的需要，即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或生产手段。“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把自然加以历史化的方法，是布哈林、卢林奇（早期的）、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的特点。这种方法可以用卢卡奇的话来归结如下：“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凡是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这种自然都是跟人发生关系的，同时无论自然在跟人发生关系中所表现的形式即自然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都是受社会制约的”（见“参考书目” ⑤，第234页）。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至少有两种思想成分在自然观方面倾向于缩小人类历史和人类目的的中介作用。第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源自于恩格斯，它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发展并成为苏联哲学的官方正统学说。这种方法主要不是从人类社会的中介作用出发来考察自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加以本体论化，从而使自然不成其为人类对不可知的实体进行改造的东西，而是成为一种能够直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顺乎自然并且对它的真实的范畴不加歪曲的话，社会主义就有了保障。第二种思想成分跟辩证唯物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但具有更多的实证主义的因素，把它称为实在论比较合适。它的追随者们会否认他们把辩证法的范畴本体论化，会对那种认为自然范畴和知识范畴会一一相符的说法提出某种不同看法，列宁、巴斯卡尔和蒂姆帕纳多的哲学论著都属于这种倾向之列，他们的作品具有注重自然科学和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特点。
对以上所探讨的三种倾向性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个集团把他们的哲学奠定在一种对自然的概念进行人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并从这点出发来对自然科学、生物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和假设进行研究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集团则把关于自然和科学的概念纳入一套辩证法规律之中。至于实在论者，他们倾向于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设想来考察自然的概念，并且把人文科学奠定在生物学的发现之中。
（RMY）
参考书目
① 罗依·巴斯卡尔：《科学的实在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② 尼·布哈林等合著：《科学在十字路口上》（1931），1971年英文版。
③ 马丁·杰伊：《辩证法的想像》，1973年英文版。
④ 大卫·佐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1917—1932）》，1961年英文版。
⑤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⑥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 阿尔弗莱德·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1971年英文版。
⑧ S.蒂姆帕纳多：《论唯物主义》，1976年英文版。
需要（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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