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工资(wages)
工资是支付给工人作为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代价的货币形式。工资的水平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它象其他价格一样，是根据市场（这里指的是劳动市场）供求的具体情况围绕着其价值而摆动的。然而，跟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并不转化为生产价格，而对于其他商品来说，其市场价格则是围绕着生产价格来摆动的（参看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条目）。从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转化的。
马克思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工资形式的欺骗本质。由于一日的工资是在做完一整日的工作后支付的，因此它看来似乎是支付给一日的劳动代价一样。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工资，他们除了看到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以外，对于资本家如何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利润没有作出解释。因此，据他们看来，利润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不等价交换（参看剩余价值条目）。而马克思则认为，对问题进行这样的分析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剩余物的形式，它如同其他任何生产方式的剩余物一样，是生产的结果。不等价交换不能生产出剩余物，而只可能对它进行再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榨取剩余物的特殊方式，只能在利用工资劳动进行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即在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劳动形式下，劳动和工资是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因此，就必须对工资形式本身进行分析，揭露出它的假象，即看到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剥削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构成工资货币量的数额变化之上的。
工资的虚假性质是从如下事实中得出的：工资是在人们同意完成一定数量的劳动的情况下付给的，然而在这里进行买卖的实际上却是工人的劳动力。劳动力是根据它的价值来支付的，而这种价值必须小于工人可能在一天内创造的东西，否则就不能得到利润。因此，看起来支付给工人的是一日的劳动代价，而实际上支付给他或她的只是劳动力的代价，这种价值只相当于一日劳动的产物的一部分，因此，他或她实际上所得到的只是一日劳动的部分价值，马克思把这一部分称为必要劳动。在剩余的时间里，他或她创造出为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物，这部分就是剩余劳动。如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假象一样（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工资的形式也是现实的。这就是说，工人只有在进行一天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天的工资，假如任何人在干完他的必要劳动的时数后便停止工作，同时声称给他的工资就是完成那么多的工作的话，那么他所得的工资只能按照他完成的时数的比例而减少。说工资形式具有假象，是从在它下面隐藏着剥削这个意义来看，而不是从认为它是不现实的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跟他所考虑的工资支付的特殊方式相一致的推论。工资率是根据时间来确定的，比如，计时工资率是由工作日的长度来决定的。由于劳动力价值──补充工人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量──是按照一整天的劳动来支付的，所以计时工资率就等于这一整天的价值量被除以工作的时数。因此，计时工资率是同工作时数成反比的，工资低的人，就不得不工作得最长。对额外劳动时间的支付，甚至按照高的工资率对这部分劳动进行支付，也都不能够改变确定工资率的基本方法。额外劳动时间本身也可能成为正常工作时间的一部分，对基本的和额外工作时间的相对的报酬率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时候，工人被迫去加班加点来使他或她的劳动力得到补偿。临时性工作的报酬率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尽管它不能保证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为此所需要的就业量并不是随时可得的。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曾经认为，像低额的计时工资率、被迫付出的额外劳动时间以及临时性工作等这样一些不好的做法，会随着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而消失。他看来并没有把家庭和国家作为工人劳动力可以籍以进行补充的替代方式来进行考虑，他所设想的情况是资本可以自由地继续这些超经济剥削的做法（见“参考书目” = 1 \* GB3 ①）。
马克思并不认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虽然这时候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看起来是根据他们的生产数量来付给报酬，但是实际上每件工作的报酬，却是通过把劳动力的价值分摊在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的办法来确定的。因此，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便使报酬率降低，而不是使工人带回去养家糊口的那部分报酬有所增加。这就很清楚，工人所出卖的是他或她的劳动力，而资本家则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利用工人的劳动力。所以，从提高生产率（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中获利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但这种利益从表面上看却像是资本的产物。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率的增长，这一点在马克思考察各国工资的差别时表达得最清楚。在这方面，马克思认为：尽管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资水平在绝对值上比较高，但那里的劳动力价值却要比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低，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目的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这最终必须采取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的办法）来实现。由此可见，虽然工资是随着时间和资本主义经济从不那么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运动过程而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跟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由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他们也就受到更大的剥削。
（SH）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S．德·布鲁诺夫：《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1978年英文版。
= 2 \* GB3 ②N．杰拉斯：《本质与现象──马克思〈资本论〉中拜物教的诸方面》，载《新左派评论》第65期，1971年英文版。
战争（war）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恰好是在欧洲经过1/4世纪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后，即在1815年到1854年这一长期和平阶段，这段时期可能影响他们倾向于不把战争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此外，他俩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进步青年，是在跟他们的志趣格格不入的普鲁士军事王朝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制定的历史研究方法，便把经济生产作为他们的基本方法，而相对地不那么重视当时的历史编年学家所注重的战争、征服和暴力。虽然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承认冲突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却缩小了它的意义，认为征服者会不得不使自己去适应他们所发现的生产制度，正如占领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甚至把征服民族的语言和宗教也一并接受过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81页）。
不过到1848年，他们却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朋友们一道，倾向于进行一场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这是一种战略，它建立在法国的革命军驰骋欧洲这一先例的基础之上，他们可能把这种情况看作会使欧洲厌恶进步并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它革命化。从这时候起直到他们的生命结束，战争的问题本身迫使他们俩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他俩展现了不同的而又是相互补充的兴趣，马克思的兴趣侧重于在理论问题上，而恩格斯则侧重在军事方法和技术的演进上。恩格斯曾在普鲁士炮兵中服过短期的义务兵役，并且参加过1849年德国西南部的一次流产了的起义。他在1851年写的一封信中（1851年6月19日致魏德迈）表明，他正计划从事广泛的军事研究，这种研究具有非常实际的目的，即使自己能在下一次爆发的起义中有能力进行指导。他给马克思的时事评论提供了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其他作品使他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声誉。
在关于当代的经济和战争的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但却从未成为定型的意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2节）和其他地方，他们承认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大约到1800的年为止，在这个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时期里，发生了许多由于商品竞争的尖锐化而引起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然而，他们对于晚些时候出现的产业资本主义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应当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回到他早先在《神圣家族》（第6章第3节）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直观。根据他们的看法，拿破仑迷恋于战争和荣誉本身，从而没有通过开辟市场来扶植法国资产阶级，反而把它从工业建设的道路上拖开；这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恰当的看法。在1849年，马克思把他的这种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平概念扩大到金融贵族，认为它经常希望保持和平，因为斗争会使股票市场不景气（参看《法兰西阶级斗争》第1节）。他在1853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除了经济危机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战争的传闻，然而经济危机看来可能更多地是依据政治的原因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原因来挑起战争（参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当时，欧洲已濒临克里木战争（1854—1856年）的边缘，这个战争是欧洲的一系列新的冲突的第一个回合，马克思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注视这场冲突。在战争爆发以后，他注意在同盟国方面的经济动机是跟政治的动机掺杂在一起的。拿破仑第三需要军功来照耀他的那顶不光彩的王冠，而帕麦斯顿则企图转移议会改革的要求。把战争谴责为各国政府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害，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一种自然倾向。另外，他和恩格斯以及在他们以后的列宁，都始终坚定地反对和平主义。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要考虑的是沙皇俄国这个“欧洲警察”的干涉，因为它曾促使1848—1849年期间的各国革命的失败。在他们看来，一次反对尼古拉一世的战争若能成功，那就会解放俄国并重新开辟欧洲的进步的道路；如果能够把各国政府之间的常规的格斗转变为具有原则性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战争，那就更好了。因此，他们不喜欢那种有可能而且应当进行得坚决、但却远不如他们所感到的那般坚决的斗争。恩格斯曾对指挥者的无能表示痛惜，认为这是“战争艺术”的衰落；马克思则担心斗争会消失，并对“现在的驯服的人种”摇头叹息，仿佛认为文明在工业繁荣的咒语下已被宣告失败，只有进行最热忱的斗争才有出路。他们讨厌那些把科布登主义的谩骂跟他的关于虚假战争的抱怨掺合在一起的磨坊主人。
从这种对革命战争的想象或幻想出发，对于随后发生的（直到1870年为止）的斗争，他们只能给予有限的支持。这些就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战争，或民族解放战争。然而，社会主义者不能去指导这种战争，但却可以去支持任何表现出有利于工人阶级前途的一方。在这些战争中有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密切地注意这次战争，并且怀着希望北方取得胜利的热望。恩格斯作为军事观察家，对南方的斗志和军事技巧表示很不赞赏。马克思则在分析那些据说是有利于北方因素方面表现得比较活跃。
在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一国际已经存在，当时它通过一项决议（并不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谴责统治者的纷争破坏了和平，主张工人阶级应对战争持中立态度。但是，这场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却带来了德国的统一（继意大利的统一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于这个统一是由上面（俾斯麦和普鲁士军队）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来实现深表遗憾，但是他们仍然欢迎这一变化，认为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加速工人阶级的发展。他们倾向于把1870年战争看作是由于拿破仑第三（他们对他一贯痛恨）挑起的，而德国方面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他们同时号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实行兼并，并争取跟法国工人进行和解。
客观的事件和进一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对于战争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原先看法。奇怪的是，恩格斯比较不那么愿意把战争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至于马克思，当他在1857年左右（在《大纲》中）致力于解开人类早期历史之谜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战争至少在某些时代曾经是基本的因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0—520页），看来他的朋友并没有读过他的这段论述。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对土地的争夺，势必使打仗成为一切原始的农业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希腊，打仗成为一项重要的集体职能，而城市则随着成为作战的组织中心而发展起来。战争和征服也同样是罗马人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终于使罗马共和国由于奴隶制和形成社会不平等而被颠覆。相形之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重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条主要原则，对任何认为历史主要是实行暴力的观念加以嘲笑。他在10年后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各章的详尽补充。这篇文章论述了德国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他试图证明：俾斯麦把日耳曼小国的大杂烩一扫而光，从而无意地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事情，而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只不过是要暂时付出的代价；西欧已经形成了少数巨大的民族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和睦对于工人运动所谋求的进步来说，是很重要的（参看《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篇东西没有写完，大概是恩格斯对于自己的论断失去了信心。
与此相近的另一条思路，是多年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如拉法格）视为可行的一条思路：1848—1949年间发生的事件以及他们把克里木战争仅仅当作假想拳击赛的看法，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军队只不过是旨在管制本国人民的宪兵。马克思写道，中产阶级在1848年后由于害怕工人而转向政府和士兵请求保护。“这就是欧洲各国的常备军的秘密，不知道这个秘密，未来的史学家就不能理解他们”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7页）。他在评论西班牙的反革命时所讲的话，对于19世纪大部分以至整个20世纪的西班牙军队都是适用的。此外，军队还惯于从其本身利益出发来插手政治。这是马克思所考虑到的另一种威胁，特别是当他看到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得以利用法国军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对阿尔及尔进行野蛮征服的训练中培养起来的）来进行他的政变并取得王位。
马克思知道，军队对群众具有某种号召力，这不仅是由于沙文主义的感召，而且，从士兵的想法来看，军队还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马克思曾写道，法国的农民对战争和荣誉具有最强烈的爱好，因为军队吸收了农村的过剩人口（参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7节）。不过，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废除常备军，但不是采用以法国国民自卫军为模式的中等阶级民警来代替它，而是代之以一种更为民主的“全民武装”。很可能，恩格斯其所以在60年代热诚地投身于自愿军运动，是把这种运动看作是朝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社会民主党都提出了上述要求。然而，各国政府却都在普遍征兵制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常备军。恩格斯（还有列宁）怀有这样的希望，即无论实行何种办法，政府都在对群众进行武装训练，而群众最终会利用这种武装来推翻它们（参看《反杜林论》第2篇第3章）。
同时，恩格斯对于军队的过分的庞大日益感到不安，当时的军队几乎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一个等级。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军队变成了目的本身，而国家则只不过降低到附属品的地位，其职能仅仅在于给军队提供给养（参看《反杜林论》第2篇第3章）。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越来越对战争的危险感到担心。这时候，由于各国社会党在不断壮大，看来它们不久就能够掌权，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战争”的想法，而且也不需要这样一种战争了。同时，如果使用可怕的毁灭性的新型武器来进行战争的话，那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打击，而且也是对文明的打击。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一封长信（1886年10月25日）中谈到巴尔干的危机和各种挑衅的势力（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法国将军布朗热）时说道，如果战争爆发的话，那么它的真正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动乱。“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可是到1891年，他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德国应当准备防御如今已结成联盟的俄国和法国的进攻（参看1891年9月29日致倍倍尔的信）。他的这些话在1914年被人引用了，其实他是忽略了：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了解哪一方是侵略者是有困难的。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他怀有一种奢望，即新的武器库会使战争的危险变得更加无法估计，以致没有任何政府胆敢冒此风险，而大陆上所划分的各种联盟可能会消失（参看1895年1月22日致拉法格的信）。显而易见，在事件迭起和国际关系趋势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恩格斯的想法是起伏不定的，他的逻辑往往不是容易理解的，而且没有一个观点是清晰的。
他的后继者们继承了这种不断加深的困惑思想。随着1914年的临近，在第二国际（它的领导层大多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召开的12次代表大会上，都主要讨论了战争危险的问题。法国社会党人饶勒斯曾在1905年对一次欧洲战争的后果作了两个方面的预测，这些预测都证明是正确的：一方面是这次战争会引起革命的爆发，而这是值得各国统治阶级永远记取的；另一方面则是这次战争还会导致一个充满民族仇恨、反动和独裁的时代的到来（见“参考书目” = 6 \* GB3 ⑥，第126页）。考茨基，这位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曾考虑到战争往往要比革命更能把僵化的社会制度片片瓦解；作为历史学家来说，他满可以为自己有这种见地感到欣慰。然而他同时也像恩格斯一样认识到，对革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个不稳固的制度把战争作为出路来孤注一掷；不过他比较热切地希望起义的阴影会起一种相反的作用，就是使政府出于恐惧而不去大动干戈。他曾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遏制各国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达30年之久，否则的话，战争早就爆发了。但是，他认为前途仍是愁云密布。每个统治阶级都指控它的邻国在阴谋反对它，于是，仇恨便被煽动起来，成为歇斯底里狂热；帝国主义的扩张肯定使军备进一步扩张，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以至达到极点和爆发点。除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变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种倾向（见该书英文版第149、154页）。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那本使他入狱18个月的书中写道：帝国主义是一种“如此复杂的、多形态的、多方面的”现象，以致很难对它进行剖析。他认为，军人和资本家彼此没有好感，尽管他们都把对方作为不可缺少的讨厌东西来加以接受。从财政上说，军队就象童话故事《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一样贪得无厌，虽然大部分的负担仍是压在工人的头上（见“参考书目” = 5 \* GB3 ⑤，第9、41、48—52页）。这样一种议论，固然说不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直接论断，不过我们从《资本论》中还没有发现并无法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来。但是，从《资本论》写成以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普遍发展起来，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它的结构也在改变，金融资本的集中在迅速进行。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代里，资本主义看来是日益理所当然地被谴责为热衷于发动战争，尤其是因为它的代言人如此大言不惭地主张贸易必须跟随大炮而来，主张各国必须参与生存的斗争，否则就会屈居下风。在1912年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制止这场灾难发生的话，它们就应当努力使敌对行动停止，并且利用所引起的危机来推翻资本主义；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为了资本家的私利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
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际便毫无希望地分裂了，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此分裂。列宁把这种分裂看作是资本主义从战争中所得到主要收获之一。他在1914年10替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宣言中，列举了战争的种种复杂原因：军备的扩张，争夺市场斗争的尖锐化，旧君主国家的王朝利益，以及旨在愚弄和分裂工人的企图；而工人必须以变战争为国内战争来回答它（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568—574页）。他在1915年夏天针对右翼社会党人写的长篇论战文章中指出，在历史上没有“纯粹的”现象，而只有混杂的东西。塞尔维亚的民族权利只不过是锅里的一味佐料，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味。实质上，所有的政府都一直在准备这场战争，它们都是有罪的；要问谁先动手是毫无意义的；在目前的情况下重新搬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代里讲过的关于“进步”战争的话，是不老实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665页）。
当然，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是比其他社会党更加希望从本国的失败中得到什么，因为他们的力量很弱，所以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掌权的机会，何况这种机会是遥遥无期的。可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列宁越来越多地对资本主义的战争罪责进行谴责，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也比其他国家要弱。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一命题，贯穿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同时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这部著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这两本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1919年3月，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地肯定了这样一种分析，即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所决定的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而引起的。当时，俄国正经受着中一种斗争的考验：内战跟外国武装干涉结合在一起。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1919年12月5日）中，就此作出几点政治结论。他认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它是政治的缩影。他还相信这次斗争要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快地使投入斗争的工人和农民受到教育。在大会结束的时候，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指出了一些具有现实的、常识意义的军事教训。据他看来，战争既不像传统的军事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具有永恒规律的科学，也不像某些热情的青年人所想象那样，可以根据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出的一些条条来像下棋一般加以指导（见“参考书目” = 7 \* GB3 ⑦，第113页）。
在1918年以后，共产党人很快就提出了关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警告。鉴于1941—1945年大战的经验和这次战争给俄国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马克思主义者（除中国的以外）非常强调防止战争，把这看作是人类最迫切的需要。在1961年发表的一个公开宣言，实际上是否定了毛主义的冒险主义和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其他共产党则认为（虽然提法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战争是通向革命的途径。与此同时，对于战争和社会的历史研究也活跃进来，虽然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方面作了许多宝贵的贡献，他们强调指出德国大企业对于战争所应负的责任，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则把这点给模糊了，他们把这场战争单纯作为反对希特勒或纳粹主义的战争来看待。但是，尽管在本世纪出现了列宁关于战争的学说，实际上还不能够说已经有了一种广泛的、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战争原因的学说。在各种各样的设想当中，恩格斯在他逝世那一年所提出的认为战争很可能由于过度贮存军备而爆发的设想，看来最切合今天的情况。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由于殖民地解放战争的进行，便有必要形成一些更新鲜的思想。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欧洲内部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所给予的支持比较起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给予殖民地解放战争的支持更加明确；事实上，殖民地起义是十分普遍地由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恩格斯经常写一些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海外民族运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他是秉着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精神写这些文章的，但是同时却怀有一种期望，即预期帝国主义通过对僵化了的旧制度的摧毁而证明它具有一种非出于其本意的革命意义。他对当时缺乏组织和领导的印度人、波斯人和中国人的作战能力，一般估计得非常低。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是坚决反对游击战争的策略的，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东西，并且没有用处。后来的经验表明，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的游击战争，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像毛泽东和武元甲这样的人却认为应当尽快地建立起正规军，而把游击队作为辅助手段。目前，殖民地的解放战争已在广大的区域完成；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了战争，这种战争的原因是有待探讨的（参看民族主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 1 \* GB3 ①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札记E：“马克思主义对战争的态度。”
= 2 \* GB3 ②W．H．夏龙勒和W．O．汉德逊合编：《军事评论家恩格斯》，1959年英文版。
= 3 \* GB3 ③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889—1914年）》，第3卷，1956年英文版。
= 4 \* GB3 ④武元甲：《奠边府》（修订本），1964年英文版。
= 5 \* GB3 ⑤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1973年英文版。
= 6 \* GB3 ⑥玛格丽特·皮斯：《让·饶勒斯──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1916年英文版。
= 7 \* GB3 ⑦列甫·托洛茨基：《军事论文集》，1971年英文版。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
本世纪20年代，源自于中欧和西欧的一种哲学的和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对正在使俄国革命成果成为法典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前者后来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它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转向文化、哲学和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一种个人和流派的松散的集合，他们当中有意大利的葛兰西， 中欧的卢卡奇和科尔施，而从30年代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在维护这种思想风格中起着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尔德曼和联合在《现代杂志》（萨特、梅洛-庞第等）和《论辩》杂志（勒费弗尔等）周围的一些集团，组成了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派（见“参考书目” = 8 \* GB3 ⑧）。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的几代，特别是在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当然，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在西欧还有其他许多拒绝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式，其中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潘涅库克）。
俄国革命赋予列宁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崇高的威望，因此，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并且相信他们是在列宁主义的框架结构中工作的。当卢卡奇和科尔施在1923年分别发表了他们的基本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共产党的忠诚的理论家。然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对他们的论著作出敌对的反应，于是，科尔施终于被德国共产党开除了，而卢卡奇则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跟他原先的观点划清界线。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跟传统的列宁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葛兰西、卢卡奇和萨特，都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哲学的形式，但却以哲学的论道来衬托出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反对立场并不单纯源自于形而上学的差异；它的哲学方向暗示出、有时甚至阐明了那些跟列宁主义相抵触的政治组织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那么倾向于先锋队的党，而更多地倾向于委员会和其他各种自治形式。他们的理论和原则也往往打上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后果所带来的烙印，这指的是20世纪西欧革命的毫无例外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对这些失败所作的哲学思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注重有关文化、阶级意识和主观性的范畴。他们跟从考茨基直到布哈林、斯大林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断然决裂，后者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种制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分析“主观的”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或意识形态，而比较少地分析那些“客观的”结构──帝国主义或积累。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这种地位经常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困扰。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著，都把马克思主义誉为一门有关历史和自然的普遍学说。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定义接近实证论，即把社会科学归结为一种自然科学。而实证论的研究方法则有损于主观性和阶级意识的批判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跟纯粹的自然不相干的。无论卢卡奇（见“参考书目” eq \o\ac(○,11)11）还是葛兰西（见“参考书目” = 5 \* GB3 ⑤）都基于同样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文化的和意识的理论；为了突出这些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据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而是一种社会理论。
为了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从实证主义和粗糙的唯物主义中挽救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提出一种改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批判。在卢卡奇的最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叙述中（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趋向于乌托邦的冲动力），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旨在取消政治经济学或从经济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本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推翻的一种经济统治状态。
科尔施曾提醒说，马克思把他的所有的主要著作都加上“批判”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并不由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的发现而濒于枯竭；批判本身还要求跟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接触。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哲学的死亡，然而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哲学的真理，直到这些真理以革命的方式转化为现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地概括了哲学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是解放的心脏，而哲学是解放的头脑，两者都至关重要。“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跟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交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核心，这些论著带有一种乌托邦色彩的解放精神，而这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就是回到早期马克思的同义语。
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内容，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反哲学唯物主义的那种流传甚广的看法来说，不啻是一种纠正。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然而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恰好是在不再维护一种简单的、消极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上实行了转变。费尔巴哈没有能够把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真理纳入自己的观点，同时由于他未能把思想和哲学的批判作用概念化，于是他的唯物主义便充满了清净无为主义。马克思几乎没有对哲学提出一种辩解，他一再强调关键在于改造世界，而不是单纯地了解世界。不过，他确实为哲学事业作出贡献。一个世纪以后，阿多尔诺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开头就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视为对哲学的维护：“一度呈现枯萎的哲学，由于人们错过了认识它的时机而又成活下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概念跟黑格尔相呼应，而且它的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熏陶。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是整个传统的特征，在这种传统中产生了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科叶夫的《阅读黑格尔著作导论》以及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之类的著作。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仍然存在或是已经确立的地方出现。在中欧，威廉·狄尔泰恢复了对黑格尔的研究；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