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五部 党的合并 第一章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1866年以来，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外交战，不过较大的王牌始终掌握在俾斯麦手里。 俾斯麦代表着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即形成一个广大的经济区域的民族统一，而波拿巴只是受那种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日益加深的困难所驱使、也许还受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利欲所驱使，这些资产阶级大叫大嚷要“报萨多瓦之仇”。波拿巴主义在莱茵河西岸早就在走下坡路了，而在莱茵河东岸却还处于上升状态；当波拿巴被迫采取失败的冒险家的绝望行动的时候，俾斯麦还可以勉强应付得了。可是谁也不敢因此而贸然行事，丹麦、意大利和奥地利不敢接受波拿巴的拉拢，来组成反北德意志联邦的攻击同盟，俾斯麦也不敢受人诱惑，来拿国土和人民去作各种买卖。 因此俾斯麦所奉行的政策当然还不是光明正大和深得人心的，更谈不到是什么革命的了。如果说俾斯麦拒绝巴登自动提出的参加北德意志联邦的要求，是因为害怕由此引起同法国的战事，那么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不是怕战争本身，而是怕一场太正大、太得人心的战争。假如波拿巴为了干涉纯德国的事务而挑起战争，德意志民族的愤懑情绪就会上升到足以使俾斯麦害怕起来的程度，他愿意同法国一战，但是他希望这一战是一场反革命的王朝战争，因此他用早就过时的秘密外交政策的残砖破瓦，给他那塞纳河边的老朋友构筑了一个陷阱。俾斯麦暗中策动霍亨索伦旁支的一个亲王继承由于1868年的革命而虚悬的西班牙王位。如果他的对手若无其事地听任他这么干，这个外交阴谋的结果，对德国将比对法国更为不利。可是波拿巴却笨手笨脚地掉进了这个拙劣的陷阱。由于所谓霍亨索伦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是对法国荣誉的侮辱，波拿巴对普鲁士宣了战。在这两个魔术师中间，俾斯麦较为机灵，他懂得给波拿巴的宣战加上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罪名，他用巧妙的手法把埃姆斯急电的原意倒转过来，并在一系列的官方声明中，厚颜无耻地否认自己曾参预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之事以及类似的活动。 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踉踉跄跄地跟着本国的波拿巴跑，而莱茵河此岸和彼岸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却洞悉战争的真正性质。国际的法国会员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公布了《告各民族工人书》，其中说：“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法国工人发表的许多类似的声明，都谴责了这一“纯粹的王朝”战争。这些声明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开姆尼茨、莱比锡、菲尔特、纽伦堡、慕尼黑的群众大会完全赞成这些言论。可是其他群众大会，尤其是在有白拉克出席讲话的不伦瑞克的群众大会和有施韦泽出席讲话的柏林的群众大会，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是有保留的，那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次的和平破坏者是波拿巴，法兰西民族若不及时推翻挑衅者，德国将不得不进行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的防御战。这两个大会是在7月16日举行的，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也在一篇宣言中谈到战争问题[1]，对波拿巴和霍亨索伦的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宣言说，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事，不过德国工人不能容许这场战争改变纯粹的防御性质。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清楚而有力地谴责了兴风作浪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也闹得很凶。 毫无疑问，无论在德国的普通人民群众中，还是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中，都有拿起武器打退波拿巴的进攻的要求。即使人们当时已经像今天这样洞悉俾斯麦的外交阴谋，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尽管俾斯麦做了许多坏事，尽管北德意志联邦同一个民族的理想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但终究也有必要向外国表明，德国决心（而且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民只是透过所有的外交谎言看到一件事实：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必须进行战争。南德王朝和人民代议机关被不可抗拒的浪潮卷走，预备队和后备军都斗志昂扬地走上了战场。只要这场战争是对波拿巴进攻的抵抗，就会深得人心，北德意志联邦的官方人士竭力把这场战争渲染为对法国政府，而不是对法国人民进行的纯粹防御性的战争。 7月19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召开非常会议，一致赞同发行战争公债。可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既不给用1866年的行动为现在的战争做好准备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也不赞成波拿巴的暴虐的罪恶政策。这种示威行动本身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俾斯麦的阴谋同波拿巴的阴谋一样，本来就是应该反对的。可是，只在有可能制止俾斯麦和波拿巴的罪恶活动时，这种精神示威才是切合实际的政策。要是没有这种可能，那就要看谁的事业更坏，谁的胜利造成的灾难更严重了。这个判断不能有丝毫含糊。《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得好：“拿破仑的胜利意味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的失败，意味着波拿巴的残暴军队在欧洲的霸权，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裂。”因此拉萨尔派的议会代表赞成战争公债，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表示赞成，加入了爱森纳赫派的弗里茨舍也赞成，而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萨尔分子则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弃权表示很不满意。 他们对《人民国家报》的态度也不满意，在这些日子里，这家报纸确实表明，仅凭一时的热情不能执行坚决的政策。在7月17日的一号上，它宣称，“强大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波拿巴的挑战面前投降，不在民族自由党的虚构世界中生活的人，就必然预见到这一结果，“假如普鲁士接受法国的挑战，那就是发疯”。《人民国家报》在下一号，即7月20日的报上不得不放弃这种错误的观点，十分正确地说：“波拿巴妄想通过征服普鲁士，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并对法国的社会共和主义运动发动一次‘国内的萨多瓦’。十二月王权是反动的欧洲的基石。波拿巴一垮台，现代阶级统治和靠刺刀统治的主要支柱也就垮台。一旦波拿巴得胜，法国民主派失败，欧洲民主派也就要失败。我们的利益要求消灭波拿巴。我俩的利益同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这以后的一号，即7月23日的报上又说：“让德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在骄横的富豪的伴随下，自相厮杀吧，我们无产者同战争是毫不相干的。”党报的态度同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委员会在7月24日的一篇宣言中，在完全维护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认为，因为战事是防御性的（而且只要战争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应该支持这个战争。 在以后的几周中，这种对立发展到十分紧张的地步。白拉克用尖刻的言词谈论“李卜克内西君主国”和“傀儡”（指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而李卜克内西说，布伦瑞克的五个委员不能把他们个人的观点作为党的准则提出来，如果这样做，就会像审判伽利略的枢机主教团一样可笑。可是“布伦瑞克的五个委员”是党的代表大会任命的党的领导，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得到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支持，因此较之李卜克内西的看法就远非“个人的”看法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冲突又一次使德国工人阶级有面临分裂的危险，不过这种冲突终究是最后一次了。 一 色当、吕岑、凡尔赛统治阶级奉行的背叛政策，使这种冲突得到了解决。德国军队迅速取得胜利，在短时期内就粉碎了波拿巴的统治。在色当战役的那一天，在莱茵河西岸，资产阶级共和国得到了保证，而在莱茵河东岸，德国的统一（就这种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而言）得到了保证。现在德国本可以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完全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利益的合约，这个合约同时也能使欧洲大陆的两个最优秀的文明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为欧洲文明的和平发展创造重要的前提。 可是这恰恰与德国君主和容克的心意相反。正当他们能给这个曾经使封建浪漫主义的王权伤透脑筋的法兰西民族以致命打击的时候，怎么能期望他们采取宽容而有远见的政策呢！普鲁士国王当然一再庄严地宣称，他是同现在已被推翻的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兰西民族作战，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却甘愿充当用尖利的牙齿咬坏侵略战争门槛上的五角星[2]的老鼠。马克思用鄙夷的笔调写道：“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3] 早在8月3O日，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知名之士”就在柏林集会，为的是要在一份呈给普鲁士国王的奏折中和一份致德国人民的宣言中准备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从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他们除了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家”外，还要求得到“巩固的边疆”，他们说，全世界应该知道，“君主和人民”决心弥补1815年没有做的事情；这个外交错误使欧洲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错误不能重演。资产阶级的裁军英雄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德国在侵略战争中夺得阿尔萨斯-洛林，欧洲就可以废除军备。可是他们并不仅仅依靠这种意味深长的论据的说服力，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所有反对侵略战争者进行可耻的威胁。他们号召“人民”, 把这些坏蛋“坚决从他们的生活中，从他们在城市和国家的集会中驱逐出去”，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们在巴黎驱逐德国人的时候又补充说，“假如我们是法国人，他们的有害活动很快就被制止了。”今天看来，这种愚蠢的狂热与其说是可怕不如说是可笑，但是在一场火热的大战中，它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政府毫不迟疑地用一系列的暴行使这种狂热达到顶点。 面对着这一侵略战事，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国家报》马上取得了一致，拉萨尔派也转入反对假爱国主义的狂热行为的阵线。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只限于尖锐批评统治阶级的政策，而布伦瑞克执行委只会在9月5日的一篇宣言[4]中，号召德国工人利用群众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争取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这个宣言包含着马克思 在一封信中发表的意见[5]，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同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时，曾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在那封信中明确预言了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事实上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德法两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俄国取得了欧洲霸权；他把兼并叫做“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他的其他预言也得到了证实，他说，德国在战争中证明：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国际总委员会9月9日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更详细指责了兼并政策的历史谬误；从这时起，《人民国家报》上每一号都写着：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的和约！不要兼并！惩罚波拿巴及其同犯！ 民族自由党的英雄们向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告发了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当时法尔肯施坦将军在汉诺威任沿海地区的总督，他曾经非法地把几个无辜的丹麦人和汉诺威王党分子投入监狱。根据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逮捕了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裁徒屈恩，木匠格腊勒，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俄国边境吕岑[6]附近的保应要塞。在同一天，执行委员会前委员铜器工人埃勒尔斯和印刷厂主人西维尔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西维尔斯是一个六十岁的跋腿老人，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敌，他的罪过是：在他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的营业主任接受了印刷宣言的生意。被押解的犯人在极有希望养成敬神和虔诚习惯的祖国走了三天，爱国的贱民对这一押解很感兴趣。白拉克和他的同志时而被看做盗墓贼和散兵游勇而加以嘲笑，时而被用惊异的眼光看做是刚被俘的法国政府官员，时而又被用道义上的愤懑接待，因为他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饮食，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用苦中作乐的诙谐，来忍受爱国的、愤慨的可爱批评，后来柏林波茨坦车站的兵站司令受到战争的神圣怒火的袭击，以“将在吕岑受折磨”的“野人、流氓、坏蛋”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这种诙谐。在吕岑，他们起初受到的待遇很坏，后来才稍好一些。 连续发生的其他逮捕事件（约克也在汉堡被捕）完成了这一爱国主义的壮举，不过这些被捕者都被关在本地的监狱里。可是在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根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要求，在不受法尔肯施坦管辖的德累斯顿成立了一个新执行委员会以后，盖布也被戴上镣铐解往吕岑。法尔肯施坦禁止举行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会，并禁止《人民国家报》在沿海地区发行。自由党的庸人们看到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不是暗中发笑，就是大声叫好。直到约翰·雅科比于9月14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反对兼并，而被捕解往吕岑时，进步党人才发出表示抗议的微弱声音。 法尔肯施坦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掩饰他的行为的法律借口。固然，沿海地区被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并没有同时宣布取消法津保护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也没有取消根据宪法作出的任何人犯罪都应正式受审的规定。俾斯麦在回答科尼斯堡市政机关的抗议时，找了一个借口说，反对兼并的运动使法国人的抵抗更坚决，因此军事当局可以惩罚抗议的主谋者，并有权扫清达到战争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姑且不谈这种断言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它本身就有漏洞：一口气说出了两句谎话。第一，德国人反对兼并决不会使法国新政府的抵抗得到加强，这个政府的机关报说得很对，俾斯麦在他的侵略战争中不会由此而受到迷惑，第二，当抗议运动开始时，当局还没有承认兼并是这场战争的目的。出于人类文化的崇高观点，反对兼并的工人阶级，同出于夺取新销售市场的利欲、赞成兼并的资产阶级具有完全平等的、符合宪法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内部对兼并的几次怯懦的抗议，是由棉纺工业中发出的，因为它担心会受到阿尔萨斯棉纺工业的竞争。 若干情况表明，俾斯麦不是出于法律原因，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对法尔肯施坦将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干下的暴行并不特别满意。可是，即使他有这样想法，他也没有权力反对一位干出非法行为的普鲁士将军；军国主义也不容许他对自己进行攻击，后来俾斯麦利用11月举行的普鲁士邦敌会选举，通过10月24日国王的命令，释放了被囚在吕岑的罪犯中的“普鲁士臣民”, “只要在这段期同没有作出对他们依法监禁的决定，只要没有对他们起拆”。在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彭霍尔斯特是普鲁士人（因为他是被并吞的拿骚人）。其他人必须忍耐到11月14日，可是，由于布伦瑞克军事法庭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依法对他们进行待审拘留，于是他们就被绳捆索绑地投入了布伦瑞克监狱。12月初，汉堡市参议会也鼓起勇气，请求释放了盖布，只有西维尔斯一个人还留在吕岑。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迹象，所以根据普鲁士司法的奇怪的逻辑，他应该受到特别严重的惩处。到了圣诞节他才被释放。那时，由于法尔肯施坦下令封闭了他的印刷厂，他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也遭到了破坏。可是至少这种暴行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惩罚；经过持续几年的诉讼，西维尔斯才争取到布伦瑞克高级法院作出判决：法尔肯施坦应赔偿他的损失。 这时，德国的君主们尽可能把德国的统一搞糟。假如任他们随心所欲，德国的统一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普鲁士国王写信给他妻子说，因为他要上这条船，所以他“心情郁闷”，当时已经半疯或完全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在咬霍亨索伦给维特尔斯巴赫[7]套上的疆绳。几乎只有普鲁士王储热衷于德国的统一（当然他主要地也是从王朝功名心出发，而不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虽然没有很大才华，但受过现代教育，大家都相信他对战场上的恐怖景象怀着正直的嫌恶心情。同从前建立关税同盟时一样，建立新的德国共同体的又是经济上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使“大英雄”屈服于它的铁拳之下，在它的无情的强制下，一切至高无上的反抗都化为齑粉。德尔布吕克是一个普鲁士官僚，同时也是一个曾在关税同盟的学校中枯燥无味地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的官僚，他主持同南德各邦政府的会谈，后来在凡尔赛大本营中给这次会谈作了不可更改的结论。只要在这个结论里有一种历史进步，它就是战场上的无名死者带来的，他们所流的大量鲜血成了新建筑的牢固的油灰，君主们和大臣们是把这所新建筑造得极其简陋和极不坚固的。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中所包含的有保证的民权，还没有普鲁士宪法里那样多，忠实的爱国者米凯尔说，它的产生最多只是为了“暂时支持北德一个短命的军事国家”，这个宪法就成了德意志宪法的基础，不过又向坏的方面作了一些重大修改。现在南德各王朝证实了施韦泽的话，他说，它们彼此之间可以屈从，但不肯向民族利益作丝毫让步。不仅如此，它们甚至证实了俾斯麦的讽刺，他说，对南德各邦来说，普鲁士的政策太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现在又有了可以给“狂妄自大的普鲁士主义”以沉重打击的好机会，一方面与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相敌对，一方面竭力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无产阶级则只字不提。关于巴伐利亚分立主义当时由于形势有利而得到的权力，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一个明确概念：北德意志宪法共有七十九条，巴伐利亚邦就违反了二十六条，其中有几条当然只是在形式上违反，另外还自行全部或局部地废除了二十五条。可是它的所有要求中没有一个是以扩大一点点民权为目标的。相反，它竭力把已被普鲁士分立主义搞得不成样子的德国统一弄得更糟。它把北德意志联邦关于定居和结婚的进步立法视为眼中钉。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国王批准，那么将来他的婚生子女在巴伐利亚境内在法律上就视为私生子女，这就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为之流出大量宝贵汗水的崇高目标之一。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凡尔赛谈判中仅仅落得那个封建浪漫主义的称号——皇帝和帝国，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悲喜剧性的插曲。普鲁士国王宣称，他“丝毫”也不因此而趾高气扬，而巴伐利亚国王却不得不被迫（用手枪顶住胸口）在俾斯麦起草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上签字，通过这个文件，德国的皇冠就戴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头上。 从一开始，德意志各王朝就非常重视，在塑造人民的未来命运时不要听人民的声音。可是它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凡尔赛协定，一方面要得到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追认，另一方面要得到南德人民代议机关的追认。这个决定带着一种斯文的威胁口气：要不就接受，要不就拒绝。哪怕更改一个小小称号，德国统一就又会化为泡影。南德各议院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抵制最后也必须服从，而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它是在7月开幕的，这次会议的权限延长到年底），也不敢进行有效的反抗。它于11月24日开会，国王发表了御前演说，这篇演说同7月的御前演说有着尖锐的矛盾，它说，波拿巴进行战争是“得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同意的”。现在它宣布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战争的目的，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目的，它要求发行新的公债。为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了修正案说，帝国议会应该否决公债，并要求联邦首相在放弃兼并任何法国领土的情况下，尽速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可是除了他们以外，赞成这个提案的只有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就公债本身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还有弗里茨舍、门德、施腊普斯和汉诺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艾瓦德。弗尔斯特林在春天就已经辞去议员职务了。这六个社会民主党议员也一致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皇帝和帝国的称号。只有在表决巴伐利亚条初时，才有进步党人（甚至也有几个民族自由党人）投反对票。 尽管如此，皇帝和帝国的新生也没有任何良好的预兆。德尔布吕克把一顶新制的皇冠像一件从未见过的样品一般放在议会的桌子，他也不大清楚这件商品到底应该列入关税表中的哪一类。王太子厌恶这种商人习气。俾斯麦也承认，德尔布吕克应该设法让戏演得更好一些。不过，“世界历史性事件”通过戏剧性的化装是否会得到很大好处，还是一个问题。这场戏的演出，至少能坦率地表现出事态的真实情况。身兼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自由保守党领袖弗里登塔尔用露骨的商人腔调问道：德国人民是否会有一个领袖？德尔布吕克就用他那平板的声音朗读了俾斯麦强迫巴伐利亚国王接受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作为对弗里登塔尔的答复。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政党拥护君主之间的协定，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协定不是为了建立自由的王国，而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王国。它们又一次为了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粗暴地指责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言人的身分、勇敢而坚决地代表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12月17日，帝国议会会议结束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还有加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赫普纳尔以“阴谋叛国”罪名被捕，这是同当时的突际情况相适应的。与此同时，帝国议会多数派的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带着拉斯克尔用他那晦涩难解的德语写成的奏折，前往凡尔赛再三恳求普鲁士国王为祖国的利益接受德国的皇冠。 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们站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就像从前亨利皇帝站在卡诺莎[8]宫的庭院中一样，嘲笑和讽刺雨点般地落到他们头上。廷臣和容克地主用不同声调重复普鲁士国王的轻蔑的话：“啊，我应该感谢拉斯卡尔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荣誉。”可是代表团在凡尔赛也发现了一颗多情善感的心，这颗心在施梯伯的胸中跳跃着。俾斯麦正确地估计了施梯伯的独特的统治手段，又让他当了政治警察的头目。这位科伦共产党人案的伪证的主谋犯理所当然地感觉到，像他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比在封建专制国家中更有可能得到优渥的待遇，于是他奴颜婢膝地拜倒在帝国议会代表团面前。代表团也不是忘思负义之辈，施梯伯在一封庄严的信中，接受了代表团的“最亲切的感谢”和“完全的忠诚”，他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好让施梯伯的子孙万代能把它当作他们的祖先的荣誉证书而永世保存下去，他还写道：“为了使代表团受到体面的接待，我为它做了许多工作。宫廷党和军人党的态度相当冷淡，我在这里代表平民党和德国人民。真是奇怪的时代！”是的，“时代”是“奇怪的”，连这个顽固的罪犯都为它而表示惊异，这是可以理解的。 德国的侵略战争引起法兰西民族的坚决而顽强的抵抗。法国志愿军作战的勇猛，就像学习过1813年普鲁士国民军法令[9]似的，俾斯麦对这些“杀人犯”甚感恼火，认为这些杀人犯都该绞死，就像从前拿破仑下令把席尔的军官当做土匪枪毙那样。两国之间经过半年的鏖战，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牺性，法国的抵抗终于遭到失败。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临时和钓，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必须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缴纳五十亿法郎的赔款。 最后缔结的和约也是反动派的胜利，这个和约签字以后不久，即3月3日，举行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选举。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最不利的时期，它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反对侵略战争的政党，它受到的战争压力最大，这个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还在法国作战，他们的人数远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人都要多。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仍然得了十万零一千九百二十七票，约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其中拉萨尔派得六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票，爱森纳赫派得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票。拉萨尔派的人员的主要来源是普鲁士王国，它在那里得了四万六千三百一十三票，其中莱茵区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二票，在汉诺威得了六千八百零五票。爱森纳赫派人员的主要来源是萨克森王国，它在那里得了三万一千零四十三票。拉萨尔派在萨克森只得了二千二百四十六票，爱森纳赫派在普鲁士只得了二千五百四十四票。爱森纳赫派在巴伐利亚以二千五百一十九票，在布伦瑞克以二千四百八十六票占了优势，拉萨尔派在黑森以三千九百七十三票，在卢卑克以五百四十三票，在不来梅以一千五百零六票，在汉堡以五千零七十一票占了优势。1871年的选举是在一种非常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上述所有数字只有相对的价值。战争爆发前不久，在柏林有四千名拉萨尔分子在施韦泽率领下列队参加了瓦尔德克的葬礼，在那里的六个选区中，木工格劳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八票。在爱森纳赫派比拉萨尔派肯定要强大得多的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人所得的四百九十一票，又全部落入在斯图加特提出自己候选人的拉萨尔派之手。在南德，总的来说，由于选举还是件新颖的事，加上编造选民册的手段极为卑劣，因而对工人参加选举起了阻碍作用。不过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传所要克服的困难愈大，它从1867年以来在选票方面获得的巨大进展就愈值得重视。只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丧失了。拉萨尔派进入复选的不过三人，而且全部落选，他们是：裁缝布罗伊尔（阿尔托那），哈赛尔曼（汉诺威的高斯拉尔选区）和施韦泽（爱北斐特-巴门），施书泽在那里得了八千四百七十七票，但却被各资产阶级政党竞选联盟击败，这个联盟共得九千五百四十票。爱森纳赫派只有倍倍尔在格劳豪-梅朗内当选，他的对手是资产阶级作为示威性的候选人提出的舒尔采-德里奇。此外，在茨维考-格里米乔，施腊普斯取得了胜利，在米特魏达，施皮尔在复选中才为一个民族自由党候选人所击败。 3月24日，施韦泽宣布，他打算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的理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党牺牲了时间、劳力、心灵的平静和金钱。谁也不能强求他继续这样牺牲下去，他可以要求解除职务。人们不能肯定，施韦泽内心里对自己的独裁不能再维持下去这一点作了何种程度的考虑；从外表上看，施韦泽是由于不能维持《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战争，这家报纸的订户降为二千七百户），才产生这种想法的。他甚至不能把这家报纸维持到5月中旬，即将由他召集的代表大会期间。最后一期是4月26日出版的。可是，如果党不得不接办这家报纸，那么施韦泽就不能再像直到今天这样独断独行了。竞选失败对他的决定可能也有很大影响。他本人甚至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对自己的选民已经不负任何责任了，事实上，他由于丧失了通过议会活动而得到保证的优越地位，他的独裁便失去了另一个重要支柱。战争期间，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态度软弱一些，也许他会逐渐看到，同爱森纳赫派相此，他已完全陷入困境，自从色当之役以来，两派的合并只是时间问题，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没有他的独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可能对他的决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6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代表七十四个地区、五千三百五十六名会员的三十四名代表，大会对施韦泽“由于个人情况”不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表示遗憾，大会通过了一致的信任投票，对他“多年的英明领导”表示感谢，并建议会员，选举哈森克莱维尔为新主席。施韦泽继续处理党内事务，直到7月1日。同上一年的代表大会一样，人们对金库账目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结果没有差错。施韦泽把党的两家机关报的所有权交给了党，因此代表大会承担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债务一千塔勒。大会决定，7月1日以前《鼓动者》是党的机关报，7月1日以后停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作为唯一的党报每周出版三次。出席5月25日举行的全德支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只有代表二十七个地区的四千二百五十七名会员的十九名代表，毫无疑问，工会组织的迅速瓦解，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但是个别劳动部门的混杂也使会员产生了顾虑、代表大会决定至少要把这种现象消除到这种程度，即同一行业的工人可以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分会，就以他们的行业命名。瓦工就一向保持着这种特殊地位。 7月1日，新任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就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一期也在同一天出版。 二 俾斯麦的醒悟1848年3月18日，三月革命前专制主义的最顽固的代表普鲁士亲王，被革命逐出柏林。1871年3月17日，同一个人以德国皇帝的身分从凡尔赛胜利回到柏林，统治阶级向他欢呼，颂扬他不愧为鄂图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他自己可以说，1871年3月17日的他同1843年3月18日的他，并不是两个人。甚至他那偏狭的头脑里也可能涌现出这种想法，即二十多年来在德国进行的争取自由的内争，无非都是欺骗，他那奉天承运的皇冠像那位天国之主那样永恒，据说他的皇冠就是从那位天国之主的桌上拿来的。 他刚一沉溺于这种梦想，第二天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宫廷的墙上写了“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10]。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证明1848年以来的欧洲历史具有伟大的意义，虽然各国人民为了取得这种意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在的一切地方，都对巴黎工人的革命起义报以响亮的欢呼声。无论是拉萨尔派或者是爱森纳赫派，都表现毫不动摇。柏林、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爱北斐特的群众大会同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开姆尼茨的群众大会一样，对巴黎的社会革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向这个革命的战士致以德国工人的兄弟般的敬礼。《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同样卓越地嘲笑了一些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公社或者反对它的“恐怖”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天真的恬不知耻”。利用这种狡猾的策略可能得到某些微小的好处，但是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策略，假如采取这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就会染上德国自由主义的遗传病，也就是说，为了一点值得怀疑的小利，不仅丧失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而且也丧失长远的重大利益。毫无保留地拥护巴黎公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莫大的好处。今天所谓“公社的恐怖”的说法已经成为笑柄了。每个对情况稍有了解的资产者，同一开始就洞悉情况的德国工人同样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暴行是公社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们干出来的，公社的缺点不在于它不人道，而是在于它不敢采取坚决的措施。 国际总委员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坚决拥护巴黎公社。在马克思起草的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11]中，总委员会立即为工人阶级的战斗队伍升起了光辉的旗帜，这支队伍的法国支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威胁着国际的生存，事实上，这篇卓越的宣言的后果和影响，同国际的没落是有一部分关系的。并不是所有欧洲的工人党，在政治上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成熟，尤其是英国工会被欧洲资产阶级竭力利用巴黎公社制造的恐怖的假象所吓退。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在必须维护事业的实质的时候，事业的形式不是重要的问题。能为他的政策作最有力的辩护的就是宣言本身，它是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写成的，在后来所有论述巴黎公社的大量著作中，这篇宣言直到今天仍然远远地名列前茅。虽然宣言的目的是为公社辩护，在需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不因它大谈起义的缺点而减弱自己所表示的赞成，但是它也明确地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因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经典著作。 当时从俾斯麦那里传出一句话，即公社又使他经历了“第一个失眠之夜”。不管他有没有这样说，这句话终究是很好地锐明了他当时的处境。巴黎工人的起义向他指出，他的外交同博伊斯特或波拿巴之流的外交相比，可能稍胜一筹，可是在当代的伟大群众运动面前，就是过时的笑谈了。他在夜间思索的结果是，他向帝国港会提出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巴黎公社的真正核心是对普鲁士城市法规这个市区自治的天堂的向往。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为一个严肃的会议没有因此而哄堂大笑表示惊异，他补充说：“请你们坚决相信，全体欧洲无产阶级和所有还怀着自由和独立的感情的人，都注视着巴黎。虽然巴黎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我提醒你俩，巴黎的战斗只是一次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主要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二三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战斗口号，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这个崇高的会议没有为俾斯麦的愚蠢的想法发笑，却认为对倍倍尔这番话应该报以狂笑声。当然从此以后，这种笑声就完全消失了。 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倍倍尔的这篇演说，是使他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质的“光线”；从这时起，他就把这个运动看作国家和社会应该对之进行正当自卫的敌人，力图反对它、镇压它。这一自白的诚实性，人们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对于一个所谓政治家来说，达个自白是够谦逊的了。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公开斗争，事实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个斗争起初是以傲慢的态度断断续续地进行，后来在争取自身生存的绝望斗争中越来越不顾死活，直到可耻地垮台为止。 过去俾斯麦对法尔肯施坦的横暴行为在表面上没有表示满意，而现在在他看来，这些暴行就是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打击。布伦瑞克的囚徒无缘无故地被监禁了约二百天，莱比锡的囚徒被监禁了约一百天，到3月末他们都被释放了。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当局、检察机关和侦查法庭对在被捕者或他们的同志的住宅中进行多次搜查得来的材料，向叛国和亵渎君主方面做了分析，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搜到的材料，内容丰富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花费了许多精力而毫无结果就显得更加难堪了。法尔肯施坦的突然袭击使爱森纳赫党领导的所有信件和书籍全都落到自己的迫害者手中。布伦瑞克法院和萨克森法院都没有表现出要把坏事做得更坏的特殊倾向，同时强逼这些法院扮演军事暴行的恭顺帮凶的角色的方式，可能也起了一些抑制作用。沃耳芬比特耳的高等检察院甚至建议，停止以图谋叛国罪对布伦瑞克的被捕者起拆，高等法院的上拆推事团也赞成这个意见。不过在这一点上仍有保留，即对白拉克及其同志，可以根据不属于刑事推事团权限范围而属于地方法院权限范围的其他罪行起诉。可是很明显，用这种漂亮词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那令人愤慨的事实：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被剥夺了几个月的自由。 然而布伦瑞克的打算没有考虑到柏林的意图。俾斯麦力图实现沃耳芬比特耳高等检察院的保留条件。1871年10月1O日，即被捕者被释后半年多的时候，布伦瑞克的检察官科赫完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至少对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和屈恩提起了公拆。老布伦瑞克和新北德意志的刑法有一些弹性条文，对违反公共秩序的起诉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实际上经过三天审讯，军事法庭判处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十六个月徒刑，施皮尔十四个月徒刑，屈恩五个月徒刑，待审拘留的时间计算在内。可是高等法院对这个判决作了很大的改变，只根据参加一个据说有非法目的的协会的罪名判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各三个月徒刑，施皮尔两个月徒刑，屈恩六个星期的徒刑。即使这个判决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以三月革命前的旧法令为依据的，在理论上尽管可以对判决进行反驳，但实际上这个判决就等于宣判被告无罪，因为高等法院认为待审拘留时间已经抵消了所判的刑期。 莱比锡的资产阶级陪审法庭比布伦瑞克的博学多才的法庭显得对柏林更加听从。1872年3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尔被控图谋叛国，在莱比锡陪审法庭受了两个星期的审讯。证明被告有罪的材料，与布伦瑞克案件中的材料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批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无论如何要对被告进行不公平的诉讼的“证据”。陪审员面前摆着一百四十份以上的证明材料，有信件、演说稿、报纸论文、纲领，1848年以来革命文献中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些东西不仅有被告及其同志写的，也有他们的政敌写的。可是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件能够提供哪怕一点影子，证明被告蓄意进行一项在刑法意义上的叛国行为。为达到这个目的，米克庭长就用不公正的主持审判的办法来抬自己帮忙，这种办法在当时德国各邦还相当少见，所有资产阶级的独立报刊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外对陪审员也不是没有施加压力，后来他们之中果然有八个人（正好是为作出判决所必需的人数），竭力设法要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罪。法院宣判他们两人各在要塞监禁两年（两个月待审拘留计算在内），赫普纳尔被判无罪。 但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理由说，这个案件为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宁愿为此忍受几年的要塞监禁。他们不仅获得了全体正直人士不断给予无辜的被判刑者的个人同情，而且还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作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一开始就被定为这出法律戏的配角的赫普纳尔，满足于用强烈的挖苦来嘲笑对他的控告，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庄重而严正地为他们个人所受的审判辩护，而且表现非常坚决和机智，因而他们轻而易举地打退了庭长和检察官的粗野的攻击。况且，一向比倍倍尔少接近工人群众的李卜克内西，发展了那种使这个“革命士兵”很快就得到无产者的信任的优良特征。因此这一审判具有很高的鼓动价值。这一审判扫清了许多对工人运动的偏见。审判中的问答成了带进社会民主党思想世界的引人入胜的向导。 1872年7月，倍倍尔又一次成了阶级司法的牺牲品。莱比锡地方法院判他亵渎君主罪，因为倍倍尔在一个公开会议上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真话，即普鲁士国王不实践战争的成果应该是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的局面这一诺言。法院判他九个月徒刑，并“剥夺由公开选举所产生的权利”。法庭撤销了倍倍尔的帝国议会议员资格，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倍倍尔很快就成为可怕的战士。他孤军作战，没有一个党派支持他，但却善于在资产阶级议会的审判席上，把几个最有名的舞蹈家——勇敢的拉斯克尔和西姆桑打垮。被倍倍尔逼得走投无路的拉斯克尔，竟用庸人的“棍棒”进行威胁，接着又伪造了速记的记录，因为他觉得这个可怕的威胁太可笑了。被倍倍尔指责粗暴地违背议会规则的西姆桑，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多数派毫无见识地宣布他没有过失，他才得以摆脱窘境。这时莱比锡地方法院不仅为奉天承运的国王，而且也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对犯罪者进行报复。 可是格劳豪-梅朗内选区的勇敢的织工们，对爱国的玩笑了解得很差，他们投倍倍尔的票比上次多三千票，因而又把他送回了帝国议会。这时高贵的议会不得不亲自担任刽子手的角色；它否决了施腊普斯提出的召回倍倍尔的议案，这时他正被囚禁在胡贝尔图斯堡要塞。哪一个爱国者能够责备这个议会，说它不愿倾听响亮的声音呢，这种声音令人信服地说明，冠冕堂皇的新德意志帝国是何等卑下！ [1]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页——译者 [2] 中世纪人们画在门槛上辟邪的五角星。－一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6页。 [4] 这篇宣言载哈因茨·拜克：《德国工人运动和1870 -1871年的战争》，迪茨出版社1957年柏林版。也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86-887页。其中还载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故争的其他重要言论。——原编者 [5]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2-284页。——译者 [6] 波兰东北部城市，现名吉日茨科。——译者 [7] 巴伐利亚的王族。一一译者 [8] 卡裕莎是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主教叙任权冲突中，被教皇开除教籍，引起诸侯叛变。1077年1月，他被迫到这里向教皇悔罪。－一译者 [9] 1813年，为了进行反拿破仑战争，普鲁士国王曾颁布建立国民军的命令。－一译者 [10] 事见《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故事大意是：巴比伦迦勒底人的最末一朝国王伯沙撒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欢饮之间忽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读那文字，后来但以理被领到王前，但以理说这字是神使手显现书写的，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算你国的年数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乌法珥新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国。人们把它借喻为警告的意思。——译者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