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期，同第二个时期—样延续了四年半，而且也分为三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的时间并不相等。从1886年春天到1888年春天是非常法垂死挣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被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手抓住了腰带的怪物又蠢动了一次；从1888年秋天到1890年秋天是它最后本崩溃时期，随着它的崩溃，俾斯麦的整个体系也就瓦解了；这中间德国皇位更替，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九十九天。
　　反社会党人法垂死挣扎的情况同一般的垂死挣扎没有什么不同。《国民报》用自己的方式在1886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方面没有什么原则，但是政府的个别措施表明，它对选择手段是漠不关心的，在大动荡的前夕，现存制度的代表人物常常表现出这种漠不关心。这家民族自由党的报纸特别谈到俾斯麦力图利用司法界来做警察所作不到的事。毫无疑问，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而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头几年，官方裁判的比较慎重的态度又对它倾泻了格陵兰的阳光以后，那就更不容易办到了；倍倍尔有一次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可是司法同警察毕竟还不是一个东西。现在重新向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说明阶级司法的本质，肯定就是由于最不可靠的利益，动摇根据一句名言而来的阶级统治的最坚强支柱。但是，在警察暴力和警察的收买行为都不可挽救地失败以后，绝望的制度体现者还有什么办法呢？
　　倘若说在第三次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以后接踵而至的盲目的暴力打击还有其内在意义，那么后来俾斯麦就揭露了这种意义，他说，在他看来，社会党人问题只不过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看法，它在1886年春天一再说，残酷迫害的新风暴将引起无产阶级起义，以便用大量放血的办法使中了风的制度还能苟延残喘一个时期。

一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4月11日，普特卡默的反罢工令颁布了，一个月以后规定，在柏林举行公共集会须经警察当局批准，再过了一些时候，又禁止在柏林和阿尔托那公开散发印刷品；这样一来，第二十八条的所有四项全权在帝国首都变得活跃起来了。在所有戒严地区，驱逐出境的活动得到新的高涨；在马尔克地方的小城施普雷姆堡也实行了小戒严，因为应征入伍的新兵用唱工人马赛曲来回答一个警察走狗的粗暴行为。
　　最能说明官方“社会改革”的特色的，莫过于对工会运动的第一次暴力冲击了。反罢工令本身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这个命令只是促使警察机关注意，在暂时容忍同业联合会以后，现在又开始压制它们了，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以后立即得到遵守的实际方针必须恢复起来。伪善地要求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这同俾斯麦和欧伦堡在讨论非常法时答应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时的伪善保证，是同一种货色。反罢工令立即得到肆无忌惮的实现。为了破坏建筑业工人的春季运动，柏林瓦工的领袖们被驱逐出境，虽然他们同工人政党没有丝毫关系。瓦工联合会和建筑业工人出版委员会被解散了。三个女工联合会和所有工人地方联合会（警探伊林-马洛夫就是在一个地方联合会里被揭发出来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5月，在柏林有四十七次集会没有获得批准，其中有三十三次是工会集会，瓦工和木工成年不能开会。柏林是这样，凡有工会运动的地方也都是这样。
　　资产阶级看到警察的这种暴行，掩盖不住内心的满意。只有个别有见识的大工业家表示反对；相反地行会师傅对于迫害工会感到十分高兴，尽管一个建筑业行会会长的代表团曾向普特卡默毫不含糊地为反罢工令递交了请愿书。当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由于这个命令而在帝国议会中提出质问时，只有它的发言人讲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方面，班贝尔格尔“希望”这个命令不致扼杀联合自由，而只要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文特霍尔斯特就认为这个命令不是违法的。这一来，普特卡默更为得势，他诽谤那些靠工人的汗水"养肥“自已”、用口腔追求工入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几文储金”的鼓动家，然后他宣称，在每次罢工的后面，都有革命这条九头怪物在窥视。这句名言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愚蠢，因为罢工的确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学校，但是，普特卡默当然不是从历史心理学观点这样说的，而是从低级警察观点和资产者剥削观点这样说的。他认为联合权的成果是“极为可怜的”，他把这种权利的价値称作十分可疑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对这一切都一言不发，甚至《法兰克福报》也说，警察国家一天比一天得到发展，帝国议会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事实上，警察国家的确得到了发展。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只用反社会党人法不能制驭工会运动，所以还必须用种种司法手段来扼杀它。首先，营业法规所包含的反对罢工时越轨行为的弹性条文被尽可能地加以扩大，根据这个条文作出的判决，1886年不下一百七十九起，而1882年只有五起。在这个条文不能再扩大的场合，就用刑法典中关于严重暴行、关于强迫、关于要挟的条文来作补充；帝国最髙法院的一个判决是这些行为的顶点，这个法院认为教唆不遵守解约预告期限而停止工作，应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条，即教唆“不服从法律或合法规章”罪处理，即使未遂，也可判二年以下监禁节而根据一百十一条，教唆违法行为未遂只判一年以下监禁。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煽动别人同企业主解约的工人被判二年监禁，而教唆杀人和抢劫的罪犯才判一年以下的监禁！此外，人们还企图把工会当作所谓的保险机构（根据一条刑法条文，需要经过国家机关批准）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尤其必须忍受德国大多数结社法都有的、禁止政治团体彼此联系的规定。由于法院宣布法律上的工人保护问题是“政治"问题，工会的“政治”性质就被简单地制造出来。例如阿尔托那的一个木工联合会为依法调整劳动时间问题向帝国议会请愿，从提出同样请愿书的汉堡的一个木工联合会那里拿了几张写请愿书的纸，后来警察就以通过拿写请愿书的纸同另一个“政治”团体“发生朕系”这个美妙的理由而封闭了阿尔托那的木工联合会。国家检察官建议判该会理事每人四星期监禁，虽然地方法院只判了每人三十马克的罚金，但是它也证实警察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一级的帝国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做的。
　　以上所述虽然没有说明对工会运动的所有迫害的特点，但已经说明了一些特别出色的迫害行动的特点。尽管如此，还没有能够消灭工会运动，这应该归功于工人的値得敬佩的毅力和坚韧性。他们确实不比英国工会逊色，英国工会从来没有必要同这种在明国家从未有过的障碍进行斗争。当然对工会运动的狡猾迫害也起了有力推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向前发展的作用:阶级国家的官厅处理问题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样的事情，它们准许企业主联合会做，而工人联合会做了，它们就要追究；企业主最严重地违反联合法和结社法，它们故意不管，而工人的甚至最谨慎小心的举动总会受到新的迫害。这种行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由这些种子里产生出反抗的人。
　　同对付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司法也协助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半官方报纸用扱为明显的威胁口吻来回答第一审对日薪案的宣告无罪的判决。然后它十分满意地报道了第二审宣告有罪的判决。帝国最高法院也取消了开姆尼茨秘密结社案宣告无罪的判决，并指示该案由弗赖贝克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事先帝国最高法院对结社的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以致蒙克尔律师可以在弗赖贝克的法官面前说，幸亏帝国最高法院解释，“结社”必须同“公共事务”有关，否则每个家庭都有被认为是刑法典上所说的结社而受处罚的危险.
　　1886年8月4日，弗赖贝克地方法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判处奥艾尔、倍倍尔、弗罗默、乌尔利希、菲勒克和福尔马尔各九个月监禁，迪茨、海因采尔和弥勒各六个月监禁。这条怯律规定，参加一种结社，其目的和活动系利用非法手段阻碍行政管理措施或法律之执行者，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因为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的报告，一致同意了报纸的总的立场，所以据说被判刑的这些人通过一种“可以推定的行为”，参加了违禁的结社，这种团体的存在虽然没有得到证明，但是法院假定它是存在的。
　　弗赖贝克的判决引起了工人运动各大中心的许多秘密社案。这些案件本身同反罢工令一样没有引起人们新鲜的感觉。在弗赖贝克判决以前，也就是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秘密结社案件共有二十四起，其中六起宣告无罪，十起以停止审理而结束，而有八起（1880年在法兰克福、1882年在慕尼黑和波森，1883年在施泰廷、1884年在布勒斯劳、1886年在慕尼黑、阿尔托那、奥格斯堡）宣告被告有罪。但从1886年8月初到1889年1月底，也就是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有秘密结社案五十五起，其中只有十起停止审理，八起宣告无罪，而有三十三起共二百三十六人以被判刑而告终，剰下的四起还是悬案。在这四个案子中，为首的是爱北斐特秘密结社案。这个案子经过长时间策划以后，1889年年底，把八十七个人送上被告席。它的目的是要证明除了一个地方性的秘密团体以外，还有一个全德国的秘密团体，其最高领导就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然后准备对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发动一个秘密结社审判，作为整个战役的顶峰。但是在爱北斐特案件中遭到可耻溃败的不是党，而是秘密结社案的体系。如果说所有这些案件所揭露的，无非是一种该死的特务制度把正直的工人送上了法庭，以便用巧妙地琢磨出来的对刑法典的解释，为任何其他阶级都可以随便做的事情处罚这些工人，那么爱北斐特的案件就揭露了这样恶劣的状况，以致温和的自由派机关报也战栗地喊叫：够丑的了！秘密结社案时期主要是由于这种道义上的反抗而衰落下去的，而不是由于爱北斐特地方法院的法律判决——虽然“嫌疑重大”，但是没有证实德国有一个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的总联合——而衰落下去的。虽然如此，只有四十三名被告被宣告无罪，而四十四人因参加所谓地方秘密结社共被判十年多监禁。
　　除去秘密结社案而外，自从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常见的其他案件也增多了。1886年9月，一群朋友为被出逐出莱比锡的舒曼同志送行，有一根手杖上系着一块红布，四个便衣警察就冲进队伍要抢这块布。这几个既没有证明自己的身分也没有说自己是警察的捕吏，有两个被打倒在地，然而他们的宝贵的健康幷没有受到影响。可是舒曼和他的朋友们却必须为所谓暴动负责，他们十一个人共被判十年半苦役和十二年半监禁。几个月以后，舒曼死在苦役牢里，被判刑者中有一个人成了疯子。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反动时期所发明的、用长期的待审拘留虐待那些没有证据或证据很少的被告的老办法，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不仅柜普鲁士是这样。在汉堡的三件案子中，被告的待审拘留时间竟达十五年之久，后来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被判徒刑，而刑期总共还不到六年。
　　反社会民主党人法这个怪物就这样抽搐着作垂死挣扎，而德国工人永远知道，阶级司法是怎么一回事。

二封斋节选举

　　这时俾斯麦必须决定，应该怎样对待帝国议会这只榨去汁水的柠檬。撤开其他所有问题不谈，皇位的更迭已经迫在眉睫。皇帝每天都有死的可能，如果皇太子执政，俾斯麦就必须有一个顺从的帝国议会多数派。
　　因为帝国议会在保护关税和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表现得服服贴贴，而用烧酒专卖不能进行竞选宣传，殖民政策也由于种种“责难”已经变得不体面了，所以俾斯麦只有一个手段欺骗选民群众，这个手段曾经帮助他达到第一次有效的“全民投票”的目的，这就是军事恐怖。1886年11月，即比实际需要早一年，他就要求延长1888年春天才到期的七年军事预算，同时要求把和平时期的兵员增加到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军事预算增加到二千三百万马克。这个手段对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资本家反对派很难避开他，因为无论是自由思想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被钉牢在七年军事预算问题上。
　　可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害怕斗争，并立即退却。1887年1月，二读开始时，它不仅赞成每一个人、每一文钱，而且还放弃了每年批准预算的原则，它只是没有同意七年而只同意三年的新军事预算。由于理所当然地担心到三读时仍然可能产生这种反抗，因此俾斯麦在对决定赞成三年军事预算反对七年军事预算的二读进行了第一次表决以后立即解散了帝国议会，并定于封斋节——2月21日举行新的选举。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当然不像资产阶级反对派那样软弱，它连“一个人、一文钱”也不同意。它像反对整个军事预算那样，反对七年法案。可是，如果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政府和帝国议会之间发生争执，它就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得到多数，它坚持原则性立场，认为可以批准军事预算的，是帝国议会不是政府。当斗争被挑起以后，它就起而应战，比资产阶级反对派自己还要顽强地维护后者的权利。自由思想党人同平常一样扮演受迫害者的无罪羔羊的角色，虽然他们举双手赞成俾斯麦的其他一切主张，但是狠心的俾斯麦甚至不肯答应把七年改为三年。教皇全权主义者只是由于党派策略方面的考虑，才维护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权利。不过他们的态度比自由思想党人强硬一些。当俾斯麦失去自制，做他在文化斗争中多次断定为国耻的事情的时候，当他要求教皇帮助他反对中央党，从而委任一个外国的最高掌权者做德国内部事物的仲裁人的时候，文特霍尔斯特甚至对接受了这个可悲的差事的教皇表示敌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领袖对于现代议会制度没有任何偏爱。他把阿伦贝克-梅彭公爵领地^[1]的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汉诺威的前任司法大臣，他有举行政变的丰富经验。但是他也考虑到，像中央党这样一个天生的少数党不能让帝国议会的权利完全丧失掉，加之教皇全权主义者在积极参加俾斯麦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以后，迫切需要装作“争取真理、自由和权利”的先锋战士，在天主教选民群众中加强威信。
　　另一方面，两个保守党同民族自由党组成了聚集在自己的骑手俾斯麦周围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就是十年前开辟了反动时期的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联盟，其差别是，民族自由党大工业家及其不稳定的转盘政策完全屈服于保守党大地主。《十字报》发出了成立卡特尔的信号，俾斯麦用下面几句话非常正确地翻译了这个外来语，他说：东部的封建地主容克开进帝国要塞，西部的自由派市民为此大吹喇叭。
　　由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选举斗争一开始就不顺利。用“三年或是七年”这个浅薄的、不合原则的、不彻底的口号，很难动员广大选民群众。俾斯麦找到了一张吸引力大得多的王牌，即“战争还是和平”这个竞选口号。当整个警察机器为了破坏反对党的竞选宣传而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官方和半官方出版机器就致力于把谎话一直散布到帝国最偏僻的茅舍里去，说如果反对党得胜，紧接着法国就要向现在裁减了军备的德国宣战。政府报纸发布了关于法国采购战马和准备战争、关于法国制造麦林尼特炸弹和纯三硝基酚炸药的假消息；为了给这种欺骗以适当的强调，政府发布了禁止从德国输出马匹的命令。在2月这个很不平常的时期，许多预备队和后备军被召集起来，用一种新枪进行训练。卡特尔的成员的表现没有使他们的英雄丢人。他们散发了大量地图，企图用捏造的文字和数字证明，法军在德国边境集结，而没有同样强大的德军同法军对抗。他们还散发了最刺目的年市风格的画片，上面画的是，法国兵虐待德国妇女，赶走牲畜，焚烧村庄的情形。《社会民主党人报》写到：“这不是选举，这是一种围猎，一种袭击，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迫，一种最坏的拿破仑式的全民投票——只是更粗暴、更伪善、更有欺骗性，由于我们的容克阶级的教育水平较低，就必然形成这种情况。小拿破仑不会做得这样拙劣和粗暴——法国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不幸比我们高。所以就给小拿破仑规定了绝对的限制。”但是，卡特尔的爱国者正是对这种法国文化进行投机。假如他们不是正确地估计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比他们自己要规矩和慎重十倍，那么从这次选举煽动中就会产生德法战争。
　　尽管俾斯麦时常谈到诉诸恐怖在德国人心里绝不会得到反应，谈到德国人只怕上帝而不怕世界上任何东西。但是他明白，他的专治统治的根子归根到底是德国庸人的盲从和胆怯，而他向这些乐于助人的保护者祈祷并不是徒劳无功的。由于害怕最后一条母牛可能被法国殖民军抢走，他把最后几条公牛从家里赶出去；2月21日的总投票数比过去任何一次帝国议会选举都多一百五十万票以上，封斋节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卡特尔多数派。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可能想到这种行径）当然嫌恶这种胜利。被盲目的恐怖赶到投票箱旁边去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群众是在风里摇摆的芦苇，甚至他们也没有保证政府得到多数票。投票赞成卡特尔的是三百五十万票，反对它的是四百万票。假如议席的分配是按票数的正确比例进行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卡特尔在帝国议会中只是少数派。尽管皇帝和教皇反对，教皇全权主义者候选人比1884年多得了将近二十五万票，自由思想党人比1884年甚至少得了两万多票。
　　可是，以充分的严格的原则性进行这一斗争的唯一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首先取得了重大胜利。它的候选人共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点一，比1884年多得二十一万三千零三十八票。在普鲁士省，几乎所有中小邦，运动都蓬勃发展，甚至在关于战争的谣言起作用最大的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方也是这样。只有在黑森和亚尔萨斯-洛林（在全德国只有这两个地区）社会民主党的票数没有增加，反而稍有减少。虽然如此，党必须承担最沉重的竞选负担。它必须像在1878年和1881年那样的情形下战斗。在战斗前夕，平白无故地在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实行了小戒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前几次选举中在反社会党人法压迫下表现得非常勇敢的美因郜；为了一开始就散布必要的恐怖气氛，根据俾斯麦所吹嘘的“实际的基督教”的精神，第一批驱逐令在圣诞节前送到它们的牺牲者（其中有四个是有家眷的）手中。在选举斗争期间，虽然黑森政府长时间的反抗，小戒严还是扩大到奥芬巴赫，与此同时，施泰廷也实行了小戒严。施泰廷工人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被无缘无故地解散了，然后便衣警探在会场外面挑起了一场小骚动。武装力量的一次“果断的”刺刀攻击拯救了波美拉尼亚的首府，许多任务人受了轻伤或重伤，一人死亡，然后驱逐令像雨点似的降落下来。可是新戒严区表现得不比老戒严区逊色；社会民主党选票的急剧增加，就是他们对压迫者的回答。柏林九万三千票，汉堡-阿尔拖那六万五千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三万票，法兰克福九千票奥芬巴赫七千票，施泰廷四千票，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四千票。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上述戒严区。在帝国的二十三个纯城市选区中，党所得票数占它得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在这些次选举中，由于三个柏林工人即铸铜器工人瑙恩、钳工亨塞尔、铸模工拉赫曼的牺牲，令人深为感动地提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牺牲精神。他们三个是夜间开过受托人会议后回家时，在斯潘道运河冰上行走，因冰破而跌落水中淹死的。
　　按照选票数，党本可得到四十个议席，可是事实上只得了十一个议席，而在1886年的一次补选中盖尔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选区获胜以后，党在上届帝国议会中有二十五个议席。在封斋节选举中，除了在德累斯顿旧城参加过一次复选而外，所有萨克森选区一开始就丧失了。萨克森的狂热的秩序维护者所做的工作几乎比他们在1881年所做的还多，虽然所取得的成就要小得多。他们把一大批懒散的庸人拖到投票箱旁，但是并没有动摇1884年以来在全萨克森增加了两万人左右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在主要选举中党得了六席：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哈森克莱维尔）、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倍倍尔和迪茨）、阿尔拖那（弗罗默）和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党必须参加十八次复选，除去在德累斯顿旧城外，还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马格德堡、汉诺威、哥达、罗伊斯长系、汉堡第三区、卢卑克、基尔、格吕克施塔特、爱北斐特-巴门、佐林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第二区参加了复选。
　　这次的复选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选区几何学保证了卡特尔的胜利，那么反对党在复选中的紧密团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损失，卡特尔多数派虽然没有完全被阻止，但是被限制在这样少的票数之内，使它成为不稳的和不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迈斯特尔和津格尔早在2月23日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复选中投那些确实对普选权和非常法表示了自己态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发出了竞选口号：反对混杂！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自由思想党挽救了不少议席，以致它还能以三十二人之众参加卡特尔帝国议会。可是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自己表现得同过去一样不可靠；把最卑贱的党的专职制度带到自由思想党内的欧根·李希特尔不可能提出荣誉和理性所要求的复选口号；他可能害怕，这样就会损伤他这个失败选举的最可靠的组织者的声誉。在自由思想党人和和社会民主党人竞选的柏林第三区和基尔，自由思想党人用最可怜的方式乞求卡特尔兄弟的援助；而在卡特尔同社会民主党人对垒的地方，他们公开背叛自己的事业转向卡特尔一边，在汉堡第三区、格吕克施塔特、卢卑克、马格德堡和科尼斯堡表现得最不像话。自由思想党人就这样送给俾斯麦大约十个选区，使得卡特尔多数派成为牢不可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复选中仅仅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佐林根（舒马赫）、汉诺威（迈斯特尔）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俾斯麦又有了三年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他像堂·菲利普那样充分利用这个夜晚。卡特尔不仅一下子就同意他的七年预算提案，还同意他每年增加烧酒税一亿多马克、食糖税约四千万马克，此外还从纳税人口袋里为烧酒酿造者每年掏出四千万马克，为制糖厂每年掏出三千万马克的慰劳金。卡特尔把这次选举的盲目恐惧称作“国民精神的道德上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群众的掠夺者并非所想象的穿红裤子^[2]的魔怪。

三圣加仑代表大会

　　有了一种光明正大的、坚定的政策，一切事情往往都能顺利进展，因此社会民主党无须为自己议席减少而惋惜。在卡特尔帝国议会中，它可以因为有了一个利用适当时机在人民面前揭露反人民阴谋的坚强哨所而感到十分满意。关于参加议会事务的程度的争论现在已经停止，因此党可以更紧张地集中力量抵抗俾斯麦制度的新攻击，并主动采取攻势。
　　只要秘密结社案的目的是破坏党机关报和党代表大会，这些案件就像其他所有案件一样，是徒劳无功的。在帝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弗赖贝克的判决以后，议会党团就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式机关报的性质，这样丝毫也不削弱该报的影响，它的读者一个也没有减少。1887年9月，议会党团同党内从前的帝国议会议员和党在邦议会中的议会代表共同发表了一个要求派代表参加每个同志都被邀请的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当然，为了阻止伊林-马洛夫之流参加，关于某些人能不能参加大会的问题于由代表大会决定。号召通知了议事日程并且明确指出，计划中的讨论并不违反德国的普通法。只是非常法的执行迫使人们采取特殊措施；因此地点和时间暂时不能公布。
　　这样就避开了弗赖贝克判决的所有圈套，俾斯麦-普特卡默的政策又一次陷入困境。甚至资产阶级集团对他们的雇佣文人都非常鄙视，因为这些文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不违背普通法，那么代表大会为什么不在德国召开呢？倍倍尔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假如我们在我党的内部事务方面要依靠‘外来的恩惠’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依靠一个外国政府的‘恩惠’，也不依靠德国警察的恩惠。御用报纸和它们的操纵者可以记下这一点。”当然笨拙的德国警察这次也像过去一样，没有预先发现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
　　10月2日至6日，代表大会在距圣加仑半小时路程的布鲁根附近的许伦威根啤酒厂里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七十九人，其中七十四人是从德国来的。议会党团的总结报告指出，自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来，党的金库收入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马克，此外还收到外国同志尤其是美国同志和瑞士同志的五万二千九百零七马克，地方上的开支没有计算在内，可以估计地方上的开支比上述数字还要大好几倍。党像过去一样不屈不挠地反对它的迫害者；党代表大会的第一个决议就严厉谴责党员由于审讯和徒刑的威胁而逃走的行为。盖泽尔和菲勒克受到了同样严厉的不信任投票，因为他们由于不充分的理由，拒绝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号召上签名。关于党的议会活动、关于党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态度，也同维登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样作出了决议：只是对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的态度，代表大会根据封斋节选举的经验，建议绝对弃权。《柏林人民报》评论会议时说：如果说过去党内有一个“右翼”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是，党的无穷力量的最确当的证据在于，它在一切困难之中，着手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自从七十年代的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激烈增长，各个阶级的日子都变得很不好过，以致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的一种强烈意识开始远远超过工人的范围而发生作用。日益明显的是，普遍实行保护关税不是减少而是增加那些祸害，卡特尔、康采恩和八十年代为了调节生产而组成的其他企业联合，事实上加强了压迫消费者和无产者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剥削面前，根据法律保护工人阶级，是一种彻底得多的补救办法。这时也产生了种种幻想和许多虚伪言行，可是，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一股强有力的潮流，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这股潮流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转变，这是出于理所当然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先锋战士（尤其是俾斯麦）经常谈到竞争国家的国际竞争和种种社会立法，虽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性的工厂立法，但却是为了阻碍本国的工厂立法。
　　1881年，瑞士首先倡议在这方面举行国际谈判，但是没有任何成果。此后到处都更加感到这种需要；关于这一点的最确实的证据也许就是，甚至德国的卡特尔帝国议会也在第一次会议中就要求修订德国工厂法。它遭到了俾斯麦的坚决反对，所有国家的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也都碰到强有力的反对者。随着这种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就是很不可靠的人物也掌握这种思想，其中甚至包括像欧根·李希特尔和他的热狂的自由贸易派一伙这样的资本主义斗士。当他们完全肯定俾斯麦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让步的时候，就显得很想进行“社会改革的”蛊惑活动，这种经验就根本不用谈了。国际工人阶级把这个问题握到它的充分的高度，挫败顽固的敌人和半朋友或假朋友的把戏的日子更接近了。
　　这时候，国际工人阶级只要继承老国际的传统就行了，在老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经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如果说国际一方面由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会的背叛而没落的话，那么现在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国际的时机成熟了。无政府主义者到处遭到失败。像在德国和瑞士那样，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英国，无政府主义者里面也混亲着一些恶毒的内奸；1887年，正直的、大公无私的无政府主义者内弗被奸细特劳特纳尔、波伊克特和罗伊斯用卑劣的手段交给了德国警察，被帝国最高法院秘密判处十五年苦役。只有在美国，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为一定的力量，但只是因为它控制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急剧增长的运动，其结果是使这个很有希望的运动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报纸宣扬的暴力政策，使美国资本家能够进行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上扔炸弹和卑鄙的司法滑稽剧的阴谋活动。八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中一个被判长期苦役，七个被处死刑。这些人在炸弹案中是无罪的，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诺比林的霰弾射击中完全无罪一样，可是由于他们的错误策略，美国工人运动被卷入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它的正确策略已经胜利度过了的人为地挑起的憎恨和愤怒的大旋风之中。
　　另一方面，当英国国际市场垄断日益被德国、法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所打破的时候，英国工会从偏狭的拘谨态度中惊醒过来。因此它失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地位，被粗暴地推回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方面来。从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中可以一步一步地追索到这一点。比利时工人倡议召开的世界大会（德国党在维登曾决议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1881年在库尔举行，可是同四年前的根特世界大会一样没有显着成果。1883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几乎更没有收获，它最多只是通过毫无内容的决议而给了资产阶级一个唱起“社会主义道义上的失败”的廉价凯歌的好机会。这次会谈完全由英国工会控制，除了它以外，几乎只有可能派^[3]有代表参加，这个法国工人党派的领袖保·布鲁斯甚至阻止邀请德国工人参加会议。而1886年也是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各国工人党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居住在巴黎的格里姆佩同志作代表，而腊科夫以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除去德国、英国和法国以外，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澳大利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格里姆佩对英国工会的政策进行了也许不很客气但却很巧妙的攻击，腊科夫给他有力的支持；于是引起了两天的热烈争论。在这次争论中，英国工会的七个代表表现了十分动摇的态度；他们终于没有赞同会议关于推动各国政府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制定国际工厂法的决议（否则这个决议就被一致通过了），表面理由是他们没有全权，他们声明在倾向上是同意这个决议的。一年以后，英国工会斯温西代表夫会主动决定召开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当然只限于工会而且还附有许可条件，这些条件使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有警察非常法的国家不能充分派出代表。
　　这时举行了圣加仑代表大会。它作了一个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决议，其重点在于毫不容情地谴责无政府主义策略；决议中说，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可以说暴力是反动因素的时候甚至比它是革命因素的时候多，个人运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它反而是有害的、遭到唾弃的，因为这样做会伤害群众的法律感情。“我们要迫害者和驱逐者对被迫害者和被驱逐者个人的暴力行为（甚至极端的暴力行为）负责；我们把这种暴力行为的倾向理解为任何时代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发生的现象，而现在拿报酬的密探为了反动目的利用这种现象反对工人阶级。”最后这句话使代表大会不致蒙受这样的嫌疑，以为它也具有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一个月以后，在芝加哥被判罪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将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内西和津格尔用德国工人的名义，打电报给伊利诺伊州州长，请求主持人道，而不顾普特卡默及其一伙恶毒地利用这个行动。大家知道，被判刑者之中只有两个人被改判为终身苦役，有一个人在被处死刑前自杀了，其余四个人则坚决而勇敢地死在绞架上。后来，官方也承认他们是无罪的。
　　圣加仑代表大会把反对在英国工会中仍然经常出现的狭隘精神同反对无政府主义策略结合起来。代表大会委托党领导联合其他国家的工人团体，于1888年秋天召开一个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目的是促使各国工人为实现国际工人保护法采取共同步骤，从而给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性阶级斗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四驱逐令

　　1887年11月，当卡待尔帝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俾斯麦除了提出新的更高的军事要求外，还编了一条三尾鞭把选民打得皮开肉绽，使他们在封斋节那天任人宰割；面包税由三马克增加到五马克，立法时期由三年延长到五年，最后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延长五年，并残暴地加重了某些条款。俾斯麦由于自己的反动的局限性现在已经到了连卡特尔帝国议会也不能控制的地步。只有在延长立法时期方面（这是对普选权的第一次攻击）卡特尔多数派乐意跟着他走；大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为了工业的利益反对提高面包税，只是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援助，这个掠夺群众的新手段才能实现，相反地，无论是民族自由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不赞成对社会民主党的驱逐令，于是俾斯麦就骑虎难下了。
　　这个法令把对散布违禁印刷品的处罚最多提高了一倍，即由六个月提高到一年，说了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进行的“业务性的”鼓动将处二年以上徒刑。因为什么是“业务性的”，什么不是“业务性的”完全由法官随意决定，所以利用这条弹性条文就可以把任何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人先在监狱里关几年，然后再驱逐出境。因为对根据这项条文判罪的人和所有因秘密结社活动而被判罪的人可以采取取消国籍的手段。对所有在国外参加促进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会议的人也是这样。此外，对这种新制造出来的罪行，还可以处以徒刑。
　　这个提案干脆就是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破产。它企图用俄国皮鞭达到德国警察棍所没有达到的目的。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二条，可以限制专业鼓动员的逗留期限，这个可耻的武器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克里斯滕森因为犯了揭露奸细伊林-马洛夫的“罪行”，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似的在德国东奔西跑。凯泽尔因为犯了在社会民主党谈会党团中站在最右翼的罪过，建筑师克斯勒尔犯了参加建筑工匠的工会组织（根本没有参加政治鼓动）的罪行也都受到同样的迫害。可是这种迫害和驱逐活动在戒严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更加有力地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制定驱逐令的理由本身承认，驱逐活动往往把鼓动扩大到在那以前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鼓动的地区。于是俾斯麦和普特卡默企图利用把所有有嫌疑的人立即逐出德国的办法，来挽救他们的政治家的智慧所造成的这种自杀后果。此外，驱逐令还把它最毒的锋芒针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这时帝国最高法院还惊人地发现，订阅、甚至接收和保存几份《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要被当作帮助散布或策划散布而受到惩罚，但是该报仍然发行一万份以上，而且每周非常准时地散布到全德国各地，这家受威胁的报纸讽刺说：“一切猛禽中最凶暴的猛禽自认无能同欧鸲^[4]进行斗争，欧鸲的无所畏惧的歌声使它十分恼火。”甚至保守党集团中也有人感到这个提案给德国的名誉带来耻辱。
　　普特卡默本人对胜利当然是很有把握的。自从封斋节选举以来，他对一种新的滑稽姿态，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的沉默的受难者的角色深感兴趣，这个思想家带着轻微的失望，但却有令人感动的耐心，容忍愚蠢的人民误解他的聪明的意图。每当社会民主党议员就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发言时，他就倚着身子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漆皮靴，或者摸摸自己飘动的颊须，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那神的才智懒得同人的愚蠢较量似的。因此他也认为讨论驱逐令是不必要的，他让社会民主党人占了先，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把他从沉思地欣赏自己的漆皮靴的状态中惊醒，使他进入了作为救国者的最后的角色之中，这是瓷器店里的公牛的角色，正因为是最后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得十分逼真。
　　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好习惯采用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它广泛揭露了俾斯麦-普特卡默政府不仅毒害了全德国，而且毒害了半个欧洲的收买活动和密探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7年5月就揭露了把正直的内弗交给德国警察的可耻行径，这年年底，该报揭发出来的警探不下一打之多：在伦敦是作家萨克斯和破了产的歌手罗伊斯，在巴黎是作家特劳特纳尔、语言教师农纳和作家奥贝文德尔（他曾是拉萨尔的最初的拥护者之一，后来时常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在苏黎世是木工施勒德尔和白啤酒店店主亨利希，在日内瓦是铸工豪普特，在马格德堡是作家施文哈根，在阿尔托那是染工维游曼，在汉堡是木工诺伊曼，在莱比锡是书商内贝尔。其中少数人，如奥贝文德尔可能满足于现代科采布之流的角色，而大多数人，如罗伊斯和维希曼，施勒德尔和豪普持都是最恶劣的进行爆炸和挑拨的特务分子。苏黎世党员的巧妙而迅速的干涉，促使施勒德尔和豪普特供出许多情况，法院对被揭发的奸细进行的侦查，充分证实他们有罪，苏黎世警察长兼预审法官费舍受倍倍尔和津格尔的委托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把曾任巴登参谋将校的埃林堡从瑞士驱逐出境，多年以来埃林堡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卷入叛国活动，结果没有得逞。到那时为止，埃林堡被看作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冒险家；被驱逐出瑞士以后，他就到了对他进行叛国罪侦查的卡尔斯鲁厄军事法庭，虽然他有很大嫌疑，但是军事法庭没有逮捕他；后来，当陷害社会民主党的疯狂企图遭到失败，侦查对他和他的保护人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他就顺利地逃到国外去了。
　　倍倍尔和津格尔在帝国议会所作的对于进行挑拨的密探活动的揭发，粉碎了驱逐令。普特卡默的愤怒姿态使被揭露出来的丑行达到顶点。他好像神经错乱地说：豪普特和施勒德尔当然不是什么高尚人士，可是没有这些国家柱石，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治安全一天也不能维持。普持卡默咒骂扯下密探的假面具的正直人士是“一伙无赖”，骂警察长费舍是“不値得信任的家伙”；他用一种外交行动威胁瑞士，为的是使瑞士想起它对邻近大国的义务。在昏迷状态中，他还有清醒的一刻，因为他老老实实承认，像瑞士那样的文明状态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对封建野蛮的观念感到高兴，对现代文明毫无所知，这是普特卡默和俾斯麦的历史的不幸。可惜普特卡默又用捏造事实消除了这种减轻情节的调和作用，他说，社会民主党派出特务分子对他进行了突然袭击；不管他多么满意地注视着他的收买活动的发展，他从来也没有能够收买工人阶级。他终于拿出全付力量，庄严宣誓，如果他在怂恿犯罪这个问题上不是问心无愧的话，他一定会惭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整个会场都报之以冰冷的沉默；只有几个极右派的地方长官十分费劲地迸出一个“很对！”。一种可悲的政策已经到了它可悲的尽头。
　　唯有两个保守党准备自己走进示众的囚笼。民族自由党人声称，他们非常愿意同意把不加修改的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二年，而十分信赖卡特尔多数派的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八个人以外，全都参加了他们过去为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而提供的援军；这支持军的首领赖辛施佩格甚至又发表了一篇反对非常法的激烈演说。1888年2月18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以一百六十四票对八十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延长，即到1890年9月30日为止。

^[1] 普鲁士奥斯纳布吕克行政区的一个小公国，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六万多人口。——译者

^[2] 十九世纪的法国兵穿红色军裤。——译者

^[3] 可能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原编者

^[4] “鸲（qú）”，一种鸣声优美的小鸟。——译者

一 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二 封斋节选举

三 圣加仑代表大会

四 驱逐令

一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二封斋节选举

三圣加仑代表大会

四驱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