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
拉尔夫·密利本德
1958年夏
原载于《新理性者》第五期，1958年夏，第39—52页。中译文来自于《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4—205页，杨兴林译 张亮校。
法西斯主义与自由民主制
拥有财产的人总是厌恶民主。罗伯特·欧文在很久以前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总是惧怕民众参与政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实例说明，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没有反对过普选制的来临。倒是有无数的实例表明，当那些代议制机构对他们的权力、财产和特权看上去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时，他们竭力去摧毁那些机构。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1]是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的反民主倾向在20世纪最极端的例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没有夺取权力，他们所得到的只是那些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那时已经掌握但是对它的驾驭不再感到无助的权力〔注：此处翻译错误。原文It was offered them by those who had held it until then, but who no longer felt able to wield it unaided，意为“是原先掌握权力但是感到不再有能力独立行使的那些人把权力提供给了他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尽管法西斯主义非常复杂，而且成员更是不计其数，不过，它不过是法西斯主义者为其精英所开设的一个勒索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这个组织运行所需的费用数量巨大，比法西斯主义者的客户们所期望的还要多。但是，自从法西斯主义者通过粉碎议会制度、独立工会和左翼政党而履行了他们协议中的内容后，它的客户们还是支付了这笔费用，并且继续毫无异议地支付这笔费用，直至战争的最后阶段。即使是在纳粹看上去战无不胜时，也有德国人与纳粹政权进行斗争。虽然德国的传统精英在集中营的囚犯中并不是那么惹人注目。
当然，法西斯主义标榜自己是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和反民主的社会革命学说。许多法西斯主义者的确相信这一点，其中一些像恩斯特·罗姆的人甚至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当胜利后的同盟国军队在1945年进入德国时，即纳粹政权在德国连续十二年拥有完整的权力之后，他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与1933年以前就存在过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并无根本性差异的政权而已。当然在那十二年里，德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更多的事情是发生在人民而不是财产身上。[2]对于法西斯统治时间更长的意大利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
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威胁和现实困扰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不过，在那些折磨人的岁月里，本地精英试图用适当调整过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变体来取代自由政权这种恐惧，也让数千万的男男女女深感困扰。也正是在相同动机的驱使下，那些精英的德国和意大利对立面结成了政治强盗联盟。在马苏将军激发起我们的回忆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这种威胁看上去是多么迫切，也很难想象陷入困境中的统治阶级为了挑战源于腐败的制度而将摧毁自由民主制作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答案的信念是多么真实。就像那个已经不常用的文献所证实的那样，整个30年代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它将在这里发生”的警示。
战争结束后，即使那些曾经最大声地宣扬灾难即将来临的人也都改弦更张，认为这些恐惧已经如儿童的幻想或病态的梦魇一般烟消云散了。的确，这便于使人们忘记在那些年里许多顶层人士是姑息法西斯主义的，也便于使人们忘记，当时他们确实存在着对这种政治体系的有时是被迫的、有时则是公开的支持。在他们眼中，这种政治体系不仅致力于消灭作为野蛮的真正化身的俄国，而且在其中，人民和火车准点运行，劳动是“遵章守纪的”,左翼政党被打垮，颠覆社会的行为也被彻底消除了。
比如，就说法国吧，它也忘记此事就“发生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法国传统精英们的反民主倾向使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接受了1940年的战败，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欢迎这种战败。战败使维希政府成为可能，而维希政府则意味着恢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能恢复的社会秩序，以及加强第三共和国同样不能恢复的社会等级制。至少，战败保证了1936年的人民阵线那样的噩梦不会重演。同理可得，如果希特勒的新秩序继续存在，其他主要的欧洲被占领国家的统治秩序可能就会发现，与这种新秩序达成永久的和解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希特勒战败了。不是为了民主而发动、却是以民主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胜利了。战争一结束，与苏联的冲突就又以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名义恢复了。而在战争期间，这种冲突曾被东西方之间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临时联盟暂时中断。过去的二十年里，西方社会的代言人们没有一天不声明他们致力于自由民主制，爱戴代议制，对保护所谓的开放社会拥有坚强决心。
这些声明只会引起深深的怀疑。因为同样是这些狂热的民主信徒，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一个迷失正确方向的政权，并与之联盟，而这恰恰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3]他们在摧毁民选政府时从不犹豫，因此当然能够做出残酷的非民主行动，就比如说他们在印度支那半岛、阿尔及利亚、马来半岛和肯尼亚曾经干过的那样。
就在最近，法国国会议员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叛军和政治冒险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了许多自称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的人士的自由主义言辞是多么令人生疑。
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拥有财产、权力和特权的人的独裁主义倾向在其社会内部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威胁基本沉寂，甚至最近在法国也沉寂了，尽管法国政局一直处于极度脆弱状态中。我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议会制比原来所设想的更能兼容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的最高权益。
下面，我就来讨论这种兼容的更加重要的一些构成因素。
西方的共产主义
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的政治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面对来自左派的威胁时所采取的观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1948年到现在，美国没有左派）,西欧左派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它几乎没有对既有制度造成一种真正严重的威胁。
除了英国的其他西欧共产党都在经历“二战”后实力的下降。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有政党中规模最大和组织最好的政党，并且拥有自己的武装。然而，此时共产党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都可能会导致内战，共产主义的敌人便会像希腊一样，乐得接受英国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但共产党人却不能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因为据说斯大林有一次很坦率地说：“法国共产党的麻烦是法国与俄国没有接壤。”当然还有其他内部的外部的理由，最终，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拒绝了最有可能采取的主要政策：“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他们接受了在战后政府中分享权力的提议。
这看上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一个主要进步。事实上，收获几乎完全是相反的。因为通过把共产党人拉进尊重宪法的罗网，它直接导致作为关键时刻的一种不和谐力量的共产党人的中立化。它迫使共产党人在非共产主义的管弦乐中扮演第二小提琴手，从而将他们曾经具有的重要作用压缩到细枝末节的程度。即便如此，他们却满怀热情地以新角色投身各种活动，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参与战后重建的政党之一，并使所有其他任务服从于这个任务。
打个比方说，他们勤奋地帮助重建的这座大厦仍然是一座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几乎未加改变的旧房子。的确，工人得到了宽敞了不少的宿舍；但那仍然是座旧房子。
共产党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即便存在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他们能够做的却是少之又少，除非是回到敌对状态。而且，自从他们相信他们在这座大厦的运行中所获得的权力份额只是他们接管整个管理体系的前奏以后，他们感觉这样做非常不可取。
但是，这样想太不切实际了。因为共产党人参与战后的党派联盟作为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不能出现在法国或者是意大利，虽然它能够也确实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不过，这是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的前奏。只要在重建的任务当中急需他们提供工人阶级的有条不紊的合作，他们就会被容忍，如果不是实际上受欢迎的话。但是，一旦没有他们也行，他们就会被弃置不理并被重新扔回到经常性的、大多是无效的反对之中。
共产党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过议会多数，无论是单独获得还是与其他可靠的盟友联合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政治目的的工业骚动也被证明在西欧是无效的。为了抗议对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暗杀企图，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劳工运动曾发动工人罢工，使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几近瘫痪二十四个小时，但这和革命性突破之间的区别仍是巨大的。通过参与一系列暴力活动，法国共产党在1947年发动了一场大型的罢工。但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能够把这种罢工转换成夺取权力的斗争的问题。
冷静地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这个背景下，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值得一提——都没有在战后成为政权的重要争夺者。总体上讲，它们对这个时期政治的积极影响也相当小。法国共产党没有导致法国政府背离——哪怕一丁点——它与美国联盟的承诺。它已经不能够迫使历届法国政府结束自1946年以来连续 发动的殖民战争。1947年以后，它也已经不再能够为工人阶级在经济问题上争取到任何重大的让步。
当然，两国共产党都不得不应付各种公然的选举操控，其目的就是为了压低它们因巨大的民众支持而在议会中拥有的高额代表比例。不过，这些花招并没有能够解释西方共产主义相对的政治无能，这倒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特别有效。
当然，它也不能充分解释共产党更加明显的缺点。这些缺点没有妨害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获得并保持成百上千万的选票，或者继续统帅千百万党员的政治忠诚。要不是主要因为共产主义处于脆弱和困境之中，不管它们的缺点是多么的突出，也没有理由相信它们身上的这些缺点会充分地排斥更多的选民和支持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任何一个西欧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不会朴素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论共产党人们说或做些什么。
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在西欧已经被冻结。这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
美国在欧洲
在当下语境中，外在原因主要是指美国在战后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遭到内部的左翼“颠覆”的威胁，西欧可以完全仰仗——追逐自身利益的——美国的帮助。对于西欧的精英们而言，再也没有比知道这一点更有安全感的事情了。因此，美国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在西欧的绝妙替代物。因为它为本地的正统派对抗左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后者不能够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召集得起来的应急力量。现在，各种条约和联盟将西欧（特别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世界”国家）和美国绑在了一起。在这些条约和联盟中，美国帮助抵抗外部侵略的承诺远不及美国帮助传 统势力抵抗“国内颠覆”的承诺来得重要。这里的“国内颠覆”一词有用且富有弹性，语境不同，指的东西也可以非常不同。
有一些没理智的西方政治家会因为自己的国家暴露在俄国的军事攻击下而夜不能寐。但是，同样是这些政治家，却能比较泰然地看待他们所面临的或者可能会遭遇到的挑战，因为他们确信，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不会抛弃他们。
但是，1947年以后，美国已经做了远比确保西欧正统抵御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多得多的事情。在引起完全是人为的但极其普遍的西欧政治的向右转问题上，美国也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最明显的方面就在于它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在各自社会中的完全孤立。
美国的压力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各国的共产党员部长被从战后政府中驱除出去负责，以及美国对这些政府的帮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驱除行动，目前因为缺乏精确的文件支持而不能最终盖棺定论。不过，以下事实确实很难被质疑：共产党人占据的政治权力份额不断地被侵吞蚕食，政治地位日益边缘化，以及长期以来共产党招惹的麻烦一点点变多，不但因为共产党引起了其他政党的敌意、恐惧和怀疑，并且这些情感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因为其他政党愿意服从美国的绝对否决权。最艰难的情形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明显将共产党吸收到按照1945—1947年模式运行的正常的政治过程之中。
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工人阶级政党，这不仅证明了议会统治运作是虚伪的；它也意味着实际上只要继续支持共产党，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就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发言权。换言之，他们处在一种永久的内在移民状态。
对那些共产党力量微不足道的国家，美国的保守主义影响也是深刻的。这是一个有待论述的话题。不过，很清楚，无论如何，美国对战后欧洲的援助所采取的形式更像是在妨碍而不是在帮助复兴欧洲的资本主义。它拯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代价是不经过剧烈的重新组织，当地经济便无可救药；因此，它使延宕那种重新组织到不确定的未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它为谋求西欧在冷战中的支持铺平了道路，这大大地有助于加强正统力量，而现在我就应该论述这一点。
但是，尽管强大有力，美国不应该起到它已经起到的作用，也不应该一方面从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从当地的传统精英那里获得它已经获得的殷切的合作。
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中心位置。鉴于这是一个比社会民主党的信徒以及它的左派批评者曾经考虑过的还要复杂得多的现象，所以，着实需要一种恰当的社会学解释。
对此的任何社会学解释都得包括这样一个主题，即分析社会民主党的承诺及其成就之间的永久矛盾。社会民主党一直承诺进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并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并通过传播合作精神使社会关系人道化，等等。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正式地宣布放弃这些目标。不过，从其实际作为来看，它从来没有把这些看做管理社会或者是处理直接的社会疾患的运动目标。
显然，判断一个政党不应当听其言，而应当察其行，尤其是相当长时期内的所作所为。从社会民主党取得的成就来看，它的确做了很多事情，但都与消灭资本主义无关。这是一个几乎毫无疑义的事实。正如哈罗德·拉斯基曾经讲过的，它乐于从地质年代的角度看待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范围之内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更加说得过去，这涉及医疗、住房、教育、工资、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养老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及基本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权，尽管不是毫不犹豫，不过，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对此也谈不上真的不赞成。
这意味着，就其大端而言，社会民主党主要是一个忙于在劳动者与既有体制之间斡旋的政治中间人。对现代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除了在美国的某些特殊情境下，这也是一个单纯的工会运动所不能恰当发挥的功能。20世纪的资本主义需要一种连续的、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以及劳资关系的中介体系。它需要这样一个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真实关切到其福利的令人信服的承诺，还能够充分地进入既有体制，产生并维持一种合理的议价能力。
社会民主党总是愿意进行讨价还价，它已经越来越卷入并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愈益频繁地热情拥抱本应敌视的那个非亲生子。为了这个孩子能够带来的那些好处，他们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对这个孩子嘘寒问暖。他们已经成为反社会主义联盟中的正式的甚至是受欢迎的成员。就像在英国一样，他们因为拥有议会多数而单独执政，但其执政并不是为了推动现存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模式的彻底转变。一旦下野，他们则是“忠贞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反对者，极力让对手相信，一旦重新执政，他们不会去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
这全然不是一个容易扮演的角色。社会民主党内部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少数派，他们经常努力将社会民主党推离正统，朝着社会主义变革的方向前进。这有时会导致剧烈的党内斗争。但是，这些党派内斗争值得关注的不是它们的发生，而是它们的结果。胜利总是取决于社会民主党的当权派，至少从目前来说是如此。这些当权派总是设法维持对政党机器和政党领导权的控制，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对大多数劳工大众的忠诚的控制。
这最后一个事实表明，在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谴责中，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即，这些领导人应当为其政党的正统派政治姿态负全责。言下之意，要不是由于领导人政治上与思想上的邪恶，这些政党将完全是富有战斗精神的。这太幼稚了。仅仅用这些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过笼统和宽远。用一种复杂却有说服力的观点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当权派既是其委托人与资本主义政权相协调的源头，也是这种协调的一种反映。它既表达了劳工大众对那些政权的不满，也表达了普通百姓对那些政权的认可。[4]
社会民主党的当权派对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被证明是可能的—— 无论它意味着什么——社会改良得心应手。绝对贫困化曾经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特征，不过，这早就在一系列革命动乱中消灭掉了，如若不然，它就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镇压才能得到维系。即便认为相对贫困化的观点更加具说服力，那么,注重点可能还得放在“相对”而不是“贫困 化”上。绝对贫困化观点的问题在于既没有关注到战后时期社会改革的现实，也没有关注到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有可能成为正统立场的重要性。
即便如此，就正统立场而言，“二战”后，较之于外交政策的界定，社会民主党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几乎不值得一提，因为这种政策的主要轮廓是由那些为保守主义和正统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作出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从没有停止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歌颂国际团结，没有停止宣告自己对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的宏伟理想的忠诚。但是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具体的行动总是与宣告的决心相违离。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着手制定过有特色的外交政策；其持正统立场的领导人也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打算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即在美苏对抗支配下的年代里，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前提上的外交政策必须意味着什么。
对大西洋联盟无保留的支持非常明显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这种不足。大西洋联盟中的支配性合作伙伴公开承认，自己受到了一种与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或者按说是他们自己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社会哲学的启示，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似乎从来都因此感到困扰。他们一贯拥护美国战略，这个战略完全地建立在俄国的军事威胁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的虚构的前提的基础上。他们对作为神圣同盟的现代版的北约的忠诚几乎是宗教性的。例如，北约的现任秘书长就是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党首，这个事实当中无疑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东西。
无论社会民主党就自己对美国领导权的这种义务提出什么言之凿凿的论点，其最终结果都是大大有助于保守主义的力量。如果社会民主党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不接受外交事务上的双边伙伴关系，那么,发动一场旨在把西欧变成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堡垒的大规模军事努力可能会更加困难，或者是获得民众对核战略——它愈来愈清楚地暗示了它的设计者现在早已跨过了理性的门槛 —— 的默许也许会更加困难。
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自愿合作，把社会主义这根议会制和代议制的眼中钉拔掉，并把这些体制在民主政体中被认为应当发挥的批判功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可能远非那么容易。
走向不自由的民主
和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自由民主制也有一个传统的印象。那是一种复合的印象：它包括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职责以及有限的行政特权；军队服从于文职权力；自由地获得准确的信息和公开开放的政府；活跃的选民对相关事务的连续辩论；传播异见的自由；自由而有效地选择真正的政策替代方案。
当然，像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一样，人们总是满怀期待地描述自由民主制。民主党人一直相信，普选、社会改革、教育的发展、劳工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摆脱被奴役地位，必然会做出想象和现实相互间迟早会达成共识的承诺。
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标榜资本主义政权可能通过激烈的替代方式实现这些预期。“二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制的演变暗示，存在另外一种不如法西斯主义那么激烈，也与自由民主制关于自身的想象非常不同的替代方案。
没有任何政治体系完全依靠强制，在这个方面，自由民主制比其他体制依赖得都少。有些政府寻求总体的一致性，自由民主制则不然。据 说它建立在同意之上，它的生命就是辩论。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同意曾被看做每个公民对他的政府理性地提出的政策的肯定性回复。不管那种同意过去更多地是一个发明了的神话与否都不重要了，现在确定无疑的是它已经是一个神话了。如今，同意是前所未有规模上的工程学、标语化重复、重复论证的结果。所有的政府无论它们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对这件事情都高度娴熟，而且对思想控制的技术始终是变得越来越好。
精英们常常辩论说在大众政治时代这是“与生俱来的”,这倒是非常轻松的一句话。因为如果它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为此负责，除了那群顽固地拒绝把自己提升到那些文明化政治话语的高地的蠢猪，而他们的上级恐怕是想要仔细考虑那些文明化的政治话语。实际上，无论精英们自己希望得到什么,都不希望得到问题的透明和理性讨论。他们在混乱、琐事、似是而非的错误和保密方面有一种既得利益。真理也许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是非常难以忽视的。如果真理不能被完全压制，至少有一半以下的真理能够被抑制以隐瞒全部的谎言。
现在社会处于一种鼓励琐事和引起混乱的气候中，所以对事务的公共辩论给出了一种拥有自由的外观却没有危及现实的权力。因为实际制定出来的政策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公共讨论的结果，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事务领域。现在，民主政府正式地拥有了一种行动的自由，而民主政治则明确地否定政府拥有这种自由。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极大地促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这种贬值。作为国家和国际生活的主导性事实的冷战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方社会的军事主义愈来愈严重，这是其中之一。军事的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是正相反对的，这是政治学中一条正确的公理。但是在战略与科学紧密结合并且当二者都依靠保密的年代里，它的正确性被大大地强化了。
我们时代的科学使人类理解物理世界的本质的能力有了惊人的提高的可能性。但是正当拓展知识的时候，它也极大地拉开了少数的知与多数的无知之间的差距。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做得就越少；知识越多，无知也就越多。这里是惊人的相对贫困化的情况。这在它本身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它至少迫切需要对现代教育的基础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定义。但是冷战时代大众的无知不仅仅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也包括科学服务于集体死亡。我们时代的异化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尺度，但是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现实方面的异化；也是来自军事—政治方面的异化。
政府并没有惊恐地看待这件事情，相反地，他们非常关心鼓励这件事，坚持认为“公共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精致的讽刺性的短语）要求现在在生死攸关（在一种令人恐惧的字面意义上）的事务的决定上要绝对保密。
异化也孕育了一种无力感，即对于政策制定中的有意义的参与而言， 一种问题太大、太复杂、太骇人的麻痹感觉。它助长了私人生活。大多数人希望和平；但是在无休止的冲突的喧嚣声中，他们渴望和平与宁静。危险越大，秘密地躲避不堪忍受的选择的重担的诱惑就越大。所以，园艺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的嗜好。
冷战也在其他方面减轻了民主的压力。一个永久的敌人的出现是对保守主义的巨大恩惠，因为它给予了面临共同敌人（像奥威尔那样的）时国家统一思想一种新的可信性和新生。这是正统主义者一直以来反复灌输的东西，这几乎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因为他们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来提倡这种统一。保守主义需要重复不停的敦刻尔克式撤退，冷战就是这类真品的有效的替代物。永久的敌人也既是社会革命的体 现和活跃的倡导者，又是另外一种社会体系的体现和活跃的倡导者，这 个事实使保守主义更加容易地赋予根本性的社会变化的主张以模糊的氛围,以及对“不忠不义”或者更糟糕的词汇的精确特征进行定位。
忠诚是那些弹性短语中另外一个在战后年代被有效延伸了的词语。在它的最严格的意义上，它现在意味着一种对正好使我们的统治者满意的所有主要政策和安排的无条件的接受和一心一意的效忠。质疑这些政策就是某种邪恶的、叛逆的、反国家的。当然，忠诚的含义并非永远那样严格。但是这不应该使任何人低估它现在已经被延伸到了什么程度；也不应该低估对“忠诚”的坚持通过鼓励好公民最安全的态度就是基本的顺从（即接受社会主义是邪恶的以及神圣同盟的战略是好的思想）,如何腐蚀了自由民主制的政治气候。
也有其他打击异议的手段，而且现代自由国家对它们的使用是充分的。它现在拥有高度广泛的内部间谍系统；它公开信件，窃听电话，否认护照，查抄“颠覆性的”文学，以怀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忠诚”的原因解雇它的雇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手段。这些活动也不是临时准备的、暂时的权宜之计，它们是永久的、制度化了的、官僚主义地理性化了的技术。它们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警察国家或专制统治，它们只是预示了对自由的不断侵蚀。这是一种社会适应政府的方法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它使今天的人们震惊，而在明天就会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自由主义与直接的独裁主义之间不再有一种质的断裂，正如人们所讲，它纯粹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现在达到第三种程度了。
结论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能够处于半自由状态中。但是，因此就认为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存在的政治均衡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并认为它代表了对困扰这些社会的大量张力的一个持久的答案，则是一种幻觉。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使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这一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伴随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伊士远征的失败、俄国卫星的发射以及发现美国经济即便是大力支撑军备开支也没有结束最后一个联盟的繁荣，战后时代结束了。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一切事情看上去却那么的确定：共产主义集团经济上的活力和发展将会成为这一后战后时代的主要特征；斯大林时代的惊人投资将会支付日益增长的利息，这在我们时代的词汇表里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将会增长。
对这种威胁的一个答案是炸毁这个星球，这是一种现在决不会被排除的可能性。另外一个答案是在战争武器的生产和改善方面寻求慰藉，这增加了集体死亡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它不引起集体死亡，冷战的动力必定会产生西方社会内部民主的越来越大的腐蚀。二者不能永久地共存。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甚或是松缓一般不会消除西方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从而是政治方面的张力。它会在许多方面增加这些张力，因为它会使传统精英们面对被冷战舒缓了的内部压力。法国的例子就显示了各地拥有权力、特权和财产的人那时是多么快地又发现了代议制政府的缺点并试图按照他们的发现行事。
生活奢华和无忧无虑的人必须要么废除代议制政府；要么设法贬低它的意义以及减少它的影响。那是他们的生存法则，一个糟糕的法则，但是它只能通过对他们的政治权力所依靠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的改革来废除。
[1]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之处，然而对于我来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本质上可以交换使用的术语。
[2] 除了犹太人的财产，大部分财产被财产所有者吸纳了，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风月法令。（laws of Ventose：风月法令是雅各宾专政革命政府在1794年2月26日和3月8日（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由当时作为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圣茹斯特所提出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凡经审查被确认为“革命敌人”者应拘禁到和平实现时为止，其财产应被没收，无偿分配给“赤贫的爱国者”。Ventose是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六月，相当于公历2月19、20或21日至3月21或22日。——译者注）
[3] 当然，认为任何被定义为民主的政权（尽管是不可靠的）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权是没有用处的。
[4] 下面的社会民主党依国家不同而不同。在英国，它仍然保留着主要的工人阶级特征。另一方面，在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成员属于有争议的白领中产阶级的下层，他们的性格和秉性使其对任何所谓的真正的社会的大众化的社会变革非常怀有敌意。也许追踪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后的变化究竟有多深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衰落的原因，饶勒斯曾是它的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是居伊·摩勒。
感谢 希哲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