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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
彭述之

前卫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



前　言
1.让历史的文件作证

  • 「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
  • 关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
  • 关于「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批判
  • 结束语
    2.「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
  •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问题。
  • 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指的「中共中央代表」究竟是谁？
  •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束缚
  • 关于我在南京一行所得到的教训问题
  • 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问题
  •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与核子大战的关系
  • 张国焘的「画皮」与原形
  • 对张国焘「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说几句话
    3.附录：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陈碧兰）
    　



    • 前　言


    　　这个小册子所收集的两篇文章，「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和「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是专为揭露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对历史的虚构和歪曲而写的。

    　　「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是论证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反蒋政策和共产国际对蒋的妥协政策的分歧；以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共产国际对蒋采取同样妥协政策终于导致蒋的「四月十二日政变」，以此揭穿张国焘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的虚构和歪曲。

    　　「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1]除了彻底揭穿张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的歪曲和谎言外，并将他所提出的「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阶级斗争和核子大战问题，给以扼要的澄清和阐释，这不仅对于具体地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教训有帮助，而且含有现实的意义。

    　　当张国焘的「回忆」已印成专书出售，我将批评他的「回忆」这本小册子印出，以供阅读张书的人们，以及一般地阅读中共官方有关中国第二次革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和对照，假如人们从这种参考和对照中，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能够获得更具体的了解，那就是作者所最期望的了。

    　　附录：「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是陈碧兰写的，因张国焘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坚称：「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没有到过广州」。所以她将亲身经历的事实详尽地记录下来，以证实张国焘的惊人谎言。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让历史的文件作证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我个人的主张和行动，例如说：「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央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后来米夫派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承继着彭述之的衣钵」（明报月刊十三期八十九──九十页），像这类歪曲事实，意在中伤的故事，有我四十余年来，一贯反对史大林及其追随者（包括瞿秋白、王明和毛泽东）的没有民主的「中央集权」，即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的言论和行动，足以反证，故不拟在这里加以声辩和指正。

    　　但张国焘的「回忆」，谈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国民革命二、六两军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攻占南京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以及「上海的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的政策」等，这些重大事件，不仅和我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和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整个政治路线密切相联，同时也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失败的根源，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不得不根据历史的文件和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对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虚构的故事和评论，加以澄清。


    「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关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所采取的政策，有如下的概述：

    　　「我们（中共中央）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是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者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协调让步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我们觉得现在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别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担负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明报月刊十六期九十五页）

    　　张国焘前面这两段话包含着两个要点：一、三月廿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所采取的「态度」是「协调让步」或「妥协政策」；二、中央派他「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此一妥协政策」，假使张国焘这种「回忆」是可靠的，那么，中共官方历史家，例如何干之，为着替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推卸责任，指责「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见何着「中国现代革命史七十八」页），便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了，但有两个绝对不能否认的历史文件，恰好证明张国焘的「回忆」是虚构的故事。

    　　第一个文件是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及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有如下的叙述：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正是执行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苏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团的枪械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及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政府，进行北伐……」（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王健民收刊于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中，上面引文见该编一○六页）。

    　　从陈独秀前面的叙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对蒋介石的政策，恰好和张国焘的「回忆」完全相反：不是对蒋采取「妥协政策」，而是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不是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而是「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计划」，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的是「国际代表」，因为他「不赞成」中共中央「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计划」，反而「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第二个文件是「史特班诺夫在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上的一个报告」（「Stepano’s Report to a Meeting of the Soviet Group at Canton」见「Documents on Communisms,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onton」by Welbur and How）」。这是史特班诺夫（国民革命第一军顾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在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上所报告和答复其它顾问所提出的问题的纪录，在这个纪录中，史特班诺夫批评中共中央代表的意见时，有如下的话：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CT (Peng Shu-Chi) said that Chiang is an individualist who does not rely on the masses, he said that if Chiang should be oppos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the KMT left-wing at Canton, he would be alienated and isolated.」（Welbur and How 书264页）。

    　　史特班诺夫上面几句话，虽然没有能正确地转述我的意见（因他是从鲍罗庭方面听到的），但在本质上是与陈独秀的叙述相符合的。那就是：「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KCT（Peng Shu chi）主张Chiang should be oppos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KMT left-wing at Canton,」而不是对蒋采取「协调让步的态度」。

    　　从前面陈独秀和史特班诺夫的证辞中，无可争论地证明：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描绘关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采取的「妥协政策」是完全虚构的了。如果要说张国焘虚构的故事有一点真实的影子，那就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派他「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但正是这句话不自觉地暴露他的全部故事的虚伪，因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事实的真相」。还待「查明」，怎么在未明真相之前，能对蒋采取确定的「妥协政策」？难道中共中央决定一个重大的政策，像三月政变后对蒋的「妥协政策」，不须要根据「事实的真相」，只凭猜想或推测就够了吗？凡是虚构故事的人，往往于无意中透露其自相矛盾，缺乏起码的逻辑，而「露出马脚」来的。

    　　事实的经过是：

    　　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举行反共政变的消息在中外报刊上披露时，中共中央确曾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因为事先既未得到有关蒋准备政变的任何情报，就是政变后，也不知道它的内幕情形，迄至三月末，以伊凡诺夫为首的苏俄视察团回国路过上海时，我们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尤其不明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的真实态度，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以便作最后决定。但张国焘去广州后，并没有履行他「查明事实的真相」的任务，及时报告中央，直至四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导，得以最后决定对蒋的政策。

    　　这个政策的要点是：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它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为了实现上述的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均中央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广东省委员）」，并指定「彭述之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上述的政策，这便是陈独秀所指的「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的实际情形。

    　　但鲍罗庭那时还在苏俄，以致我去广州之行拖延了十余日，迄至收到莫斯科的电报，称鲍罗庭准于四月末抵广州，我才于四月廿六日或廿七日起程前往，当我和我的妻子陈碧兰抵达广州时，正是五一节的前夕，鲍罗庭已于前两天抵埗，因而我们有可能和他商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

    　　我到广州两三天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张国焘、我和陈碧兰，特委秘书薛世伦及李立三夫妇，都住在特委机关里几达一月之久），特委举行了三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当我报告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后，鲍罗庭即接着作冗长的演讲，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等所代表的广东派）的反革命政变，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我对鲍罗庭所强调的危险局势提出一些质询外，没有进行讨论，即行停会。在第二次特委会上，准备进行讨论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罗庭又重复上次的讲话，对中共中央的政策却不置一辞，我迫不得已质问鲍罗庭，他是否同意我们中央的决议，他反而问我：「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作，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我对他的回答是：「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罗庭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会，说：「这个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不但我们自己要特别认真考虑，而且必须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因此，他建议：我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举行一次谈话会，以便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并由他去安排。

    　　我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谈话会，是在广州郊外白云山寺院里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除鲍罗庭外，国民党方面有谭延闿、宋子文、何香凝和甘乃光。我们方面是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和我。首先由鲍罗庭说明谈话的旨趣，在于交换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意见，即：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还是继续原来党内合作的方式。谭延闿首先表示意见：他希望鲍顾问设法消除各方面的矛盾，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谋取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以便巩固国民革命的阵营。何香凝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认为这是革命中的大不幸，假如总理（孙中山）还在，廖先生（廖仲凯）不遭暗算，像三月二十日那样的不幸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她希望鲍顾问依照实际情形作合理的决定。宋子文默不作声，好像他对鲍罗庭提出的问题不感兴趣似的。只有甘乃光大发议论，谴责蒋介石的三月事件是在破坏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对革命的团结发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主张应设法补救，国共两党应和从前一样合作，因而他不赞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为这样，左派将更加孤立而被削弱，国民党将被右派所把持。但甘乃光这种左倾的调子，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后，在蒋介石改组和操纵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充当了农民部的部长。像这样的会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和意义，但对于鲍罗庭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那便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不赞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便打消我的「我们应立即准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在白云山谈话会的翌日，鲍罗庭特别约我和他作一次个别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鲍罗庭第一次表示了他的真实意向，其大要是：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Robespierre）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但为了成立革命的独裁，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究竟谁可以担负这个革命独裁的任务。他承认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他认为要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我认定鲍罗庭上述的见解，是表示对蒋介石完全屈服的政策。因此，我坦白地告诉他：蒋介石不但绝非罗贝士比尔，而恰是其反面，他在三月二十日举行的政变已是反革命的行为，如果我们承认他在三月政变后所攫取得的一切权力，承认他的「整理党务案」，甚至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以此来进行北伐，其结果一定是十分危险的，因而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弄得不欢而散。

    　　从鲍罗庭和我个人的谈话中，已知道他绝对反对我们中央对蒋的政策，但我还是召集了第三次特委会会议来进行讨论，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以作最后决定。但当第三次特委会议举行时，鲍罗庭拒不出席，只委托张太雷转达会议，说他的意见已在前面两次会议上表示过了，实际上，他在前两次会议并不曾正面表明他的观点，这显然是在玩弄诡计。以致特委会议无法进行。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那时从北方区委派来广州的赵世炎亦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提议：「我们应当信任鲍罗庭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执行。」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同赵的建议，在这种情势下，我除了表示不同意和保留个人意见外，再不能说什么，特别委员会的任务也就如此这般地结束了！

    　　鲍罗庭为要使他代表的国际政策，披上中国同志支持的外衣，他指示陈延年召集了广州的全体干部的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冗长的报告，重三复四地解释：中共对三月二十日事变所形成的危险局势，必须采取忍耐和稳健的政策，特别强调维持国共合作（即党内合作）的绝对必要，为了这一合作，必须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2]尽力支持他领导北伐，北伐的开展，对革命和我们都会有利的。鲍罗庭报告后，除了张国焘发言赞成鲍罗庭的主张外，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陈延年借口时间不够，请大家表决，在大多数举手赞成之下，便算接受了鲍罗庭的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在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玩弄诡计和压力之下，便转变成为投降蒋介石的政策了！

    　　前面叙述的关于我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组织特委，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对蒋介石的政策，张国焘是亲身参与其事的，而且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他也是亲自读过的（这从他的「回忆」内一个批注中引证「告全党同志书」的话，即可证明──见明报月刊十七期九十九页）。为什么张国焘对他亲身经历的事实，及与此有关的历史文件，完全抹杀，只字不提？他反而在他的「回忆」中虚构一套与事实恰相反的故事呢？他这样作，究竟为的什么？我们知道，中共官方历史家为了毛泽东的个人荣耀和崇拜，往往歪曲了事实，虚构故事来伪造历史，那么，张国焘虚构故事，其目的又何在？目的在于他的下一段谈话中：「陈独秀先生……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我又再次赴穗，担负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你看：张国焘在当时中共的领导层中，其地位是何等重要，何等有声望！「陈独秀……指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他「以全权」，「彭述之也对」他「表示推崇」，「拥护」他「去相机处理一切」！像这样地虚构故事来「推崇」自己，在张国焘的「回忆」中还有不少，在下一章中，我即将谈到另一故事。

    　　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张国焘不但虚构故事来「推崇」自己，而且还「自我推崇」。例如他说：「我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明报月刊八期七十六页）。实际上，在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中，只有李大钊堪称「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即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南陈北李」，而且这样的推崇，只有出之第三者之口，才有意义。但张国焘却犬懦主义地（Cynically）「自我推崇」，而且这类的「推崇」或夸耀，在他的「回忆」中，读者只要稍微留意，随处都可发现。这便是张国焘的「独有作风」，法国大作家普风（Buffon）说得好：「作风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


    关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谈到国民革命第二和第六两军，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攻进南京，至四月初退出该城这段时间的「演变」后，有如下的几段话：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亲历其境，他曾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他就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庵（即谭延闿）、李富春（当时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退出南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发生侵犯外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的残部，于抢劫的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刻引起反帝的怒火──他一心忙着反帝运动，其它的同志和二、六军的首脑们，亦大都侧重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现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为蒋的亲信所占领和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都散在南京城内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军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京，他因南京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错，影响全局，为何反帝偶发事件，放松了南京地区的军事部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份了，因为处理的全权完全在程潜身上。」（明报月刊二十期九十页）

    　　前面这几段杂凑而自相矛盾的话，又是张国焘虚构故事的另一杰作，这和他前面所编造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派他去广州「全权」执行对蒋的「妥协政策」，是同样的荒唐无稽。

    　　首先让我指出，我绝对不曾「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庵（即谭延闿）、李富春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关于这点，从前面所引证过的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亦可找到证明，独秀概述「当时（指北伐军占领上海后）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跟着，他说：「当时彭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见上引王健民同书一○七页）。从陈独秀最后几句话便可证明：张国焘所谓「我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主持那方面的工作」，是虚构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之所以「亲到汉口」，乃是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新形成的环境里，已陷于无法解决最迫切的重大问题，而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因自上海工人三月二十一日举行暴动，驱逐直鲁军，占领上海南北市区，革命潮流已达到最高点；但另方面，自白崇禧指挥的军队移驻上海，国民党的军人政客，如钮永、键吴稚晖之流，结合一切反动势力，包括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勾结租界帝国主义，专以反共为能事，迄至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以后，更以全力策划反共的政变。但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坚持我们继续支持蒋介石，尽力与之谋取合作，这便使我们的党陷于极端矛盾的地位，再加上瞿秋白在上海工人暴动后的第五天或第六天，未得中央许可，私自离开上海去武汉（后来知道他是去那里进行小组织活动，私印小册子，反对我和独秀）。于是，上海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只剩下独秀和我，在这种异常紧急的关头，独秀和我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它出路，我们将此种主张征询周恩来（他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工作，又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和罗亦农（上海区委书记）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们的看法，周恩来并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他所指挥的一师驻闸北）和严重（他的军队分驻苏州无锡一带）可能站到我们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国际的政策。独秀觉得我们两人不能作此违反国际路线的重大决定，因而请我去武汉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商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当我正准备乘轮赴武汉的当天（三月卅一日），罗亦农突然来要求我在南京逗留几天，代替上海区委视察那里的情形，帮助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受上海区委管辖），解决一些迫切问题，因而我当天晚上改乘夜车赴南京。

    　　当我四月一日清晨抵达南京时，（即二、六军占领南京一星期以后），那里的情形很平静。

    　　我首先访问南京市委书记谢文锦，询问二、六军占领南京后所发生的事件，他并于当天召集市委会议，报告各方面的情况，解决了一些问题。那天晚上，他陪我去看李富春，李请我住在他的政治部（南京青年总会），因而他得以详细报告二、六军占领南京后的一切情形。

    　　第二天，李富春同我去访问第六军的负责同志，那时程潜和林祖庵（即谭延闿）都不在南京，代行程潜职务的为唐蟒，代替林祖庵（即谭延闿）的是李世章，李亦是共产党员，他向我报告的仅限于第六军的内部情况，我把上海方面的情形向两李作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报导，指出当前的最大的危险是蒋介石策划的反共的阴谋，他们对这种危险并不否认，但觉得二、六两军还可以控制南京的局势，蒋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并不多，他或者不致于此时无所忌惮地发动反共的军事行动。但这个问题太严重，他们主张和谢文锦商量，召集南京市和二、六两军的干部会议来共同讨论，我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当天晚上，李富春安排我和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谈了一次话，我问鲁对于当前的局势怎样看法，他表示：他是一个军人，对于政治方面不够了解，但就他所得到的消息，蒋和武汉的关系似乎日趋恶化，有走到完全破裂之可能，这对于革命前途将发生极严重的影响。我又问他：「假使蒋和武汉破裂，你打算怎样应付？」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大，我已把这里的情形报告祖庵（即谭延闿）先生，请他指示方针，但遇到紧急事变发生时，只要你们（指共产党）和武汉一致，我是服从命令的。」和鲁涤平谈话后，李富春告诉我，鲁并无一定的政治主张，他是容易受人影响的。

    　　在我和鲁涤平谈话后的第二天，李富春、李世章和谢文锦已集合南京市的活动分子和二、六两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的干部，在金陵大学一个教室里举行联合会议，请我出席作政治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一位第一军的俄国顾问（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我的报告，除了叙述上海工人暴动和北伐军移驻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般情形，并着重指出蒋介石正在策划反共阴谋，情势十分危险。因此，会议的讨论便集中到怎样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主张对蒋应采取坚决行动，以防「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重演，尤其是那位苏俄顾问对蒋的军事力量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他认定：驻在上海、苏州、无锡和龙潭等地区的军队，只有一小部份是効忠于蒋的，薛岳和严重都对蒋很不满，如果我们采取坚决的行动，进攻蒋军，薛岳和严重极可能转到我们方面，至少是中立，我们只要把驻在龙潭的军队（刘峙的部队）解决，二、六军即可向上海和安徽的蒋军进攻，不难击破他的军事力量。由于苏俄顾问这种乐观的估计，大家都主张立刻向蒋进攻，他们甚至要求我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我当时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太重大，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代表中央下命令的，必须中央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决定。我正是为着对蒋的问题要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会议决定，请我尽快去武汉，他们等候回音。

    　　上面所叙述的，就是我从上海去武汉路过南京所经历的实际情形，若拿这种情形和前面张国焘所说的故事加以对照，人们便可看出它是如何的虚伪了！

    　　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过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假如我参加南京市和二、六两军干部会议后，立刻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在当时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二、六两军的支持下，尽力争取严重和薛岳的同情，很有可能摧毁蒋的反革命阴谋，往后局势的发展，一定大不相同，而利于革命的。但是，我们那时还远没有决心和勇气，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这只能当作一个历史教训：当阶级斗争达到高点时，如不及时向敌人采取坚决的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

    　　我从南京去武汉，乘的二、六军的军用船，航行很慢，故迟至四月十日才抵达汉口，当天我即请负责交通工作的同志通知瞿秋白，请他邀约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开一会议，以便我报告上海和南京方面的情形。但这个会议延至四月十四日才开成，而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已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所以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仍旧让我报告上海、南京方面的情形，但大家已没有心思注意那些已成过去的故事，因为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对付公然反动的蒋介石，因此，我提议：武汉必须派遣军队协同二、六军以惩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

    　　在讨论对付蒋的问题时，却发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鲍罗庭主张继续北伐，打到北京后再来解决蒋的问题（他甚至于说，如果失败，我们可以从那里向西北方面发展）。谭平山主张打回广东，巩固后方的基地。路易则坚持使革命在两湖深入，巩固武汉政府的基础。结果，对于蒋在上海的政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事实上，那时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内部，已开始酝酿反共运动，而中共本身则愈来愈陷于混乱和无出路的死巷中。

    　　最后，我必须指出，我到达武汉后，不但没有向张国焘作过有关南京情形的报告，而且在四月十四日会议以前，甚至没有见过他。那么，为什么张国焘要编造我向他「作过清楚的叙述」呢？他的用意显然在下面两句话中：「彭述之……曾面带愧色自承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你看：「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张国焘，当时是何等的神气威严！彭述之在他面前「面带愧色自承……」，他「也曾怒斥他无能」。不过，张国焘编造的故事，又不自觉地露出了马脚，例如他说：「处理的权力（军事权力）完全在程潜身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怒斥他（彭述之）的无能？」是的，张国焘后来表示「宽大」或「后悔」：「我当时责备他，不免是过份了。」犬懦主义的作风（Cynical Style），于此可算登峯造极！


    关于「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批判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残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即普及蒋氏势力范围所及的区域。」接着，他对「上海中共中央」所执行的「国共合作政策」作了如下的批评：

    　　「从中共的角度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都是中国社会构成的特征，在反帝斗争中，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什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明报月刊九二十期十──九十一页）

    　　上面这些评语，显然是指蒋介石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展开反共运动」，直到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大规模屠杀中央党员」，都是「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后果。这是对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国共合作及对蒋介石政策的总评。同时也就是对中共所执行的整个路线的总评，值得特别注意和检讨。我正是「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者之一，更有责任和义务，对张国焘的批评给以必须的检讨和澄清，以便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吸取教训。

    　　如果说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缺乏经验」，那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它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还不满七岁，再加上中国完全缺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经验。正因此，中共对共产国际太过信赖，没有经过多大的抵抗，便接受了并执行了国际所强加于它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国共合作」政策。这不仅是促成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反共政变的祸因，而且是导致往后整个革命悲剧的根源。但要说「上海中共中央……太缺乏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那就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有类于诋毁，为了肃清此种诋毁，保卫历史的真实，让我尽可能引证事实和文件来分别地予以证明。

    　　第一、关于「上海中共中央」是否「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当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戴季陶发表反共思想时，陈独秀在同年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便已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后，我在广州的特委会议上，接受鲍罗庭的挑战，主张「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一九二六年六月，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在同年七月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和我又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这些事实表明「上海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戴季陶的反共思想和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的教训之下，对「国共合作政策」的危险性，已深怀「警惕」，不断提出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以期从国民党的政治和组织覊绊下解脱出来，实行独立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但我们（除瞿秋白外）从事变的「警惕」中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都遭到史大林、布哈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拒绝，并受到指责。例如，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抨击陈独秀一九二六年六月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以及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的十一期，谴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即陈独秀和我提出的主张）。这便充份证明：「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绝非出于「天真」，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强迫」。

    　　第二、「上海中共中央对民族统一战线」是否「怀有过高的幻想」或「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对于这些问题，我只须引证我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可给以毫不含糊的解答：

    　　A、我在题名为「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即「民族统一战线」）一文中写道：「在国际间，英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拉拢日美法意，建立所谓对华『协调』，尤其毒辣的是企图分裂革命的联合战线，企图从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分裂出稳健派来反对革命、消灭革命，何等可怕！至于革命的联合战线方面，不惟不日见巩固，反而有日趋破裂之倾向。」「目前的革命联合战线，何以如此表现其动摇状态呢？很明显的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挑拨；（二）革命战线内部之妥协的非革命分子之日趋反动，这本来是自然的现象，是革命发展到某一程度不可免的现象。」「我们共产主义者已看出了目前革命中联合战线的危险，亦即整个革命的危险。」（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百八十五期）。

    　　B、我在「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说：「自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江西后，中国革命的全部局面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异常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方面，却发生了一种革命右倾的危险，便是革命队伍中发生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反对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分子，总而言之，这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摧毁已经达到的革命成果，企图使现时全新的剧烈的革命局面回到以前的死气沉沉的被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恶势力支配的局面去，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度危险的一个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

    　　「现时参加革命的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很明显地，这些阶级的利益是全不一致的，尤其资产阶级与其余阶级的利益差得很远，现时国民党内所谓隐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色彩，他们看见革命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阶段，看见工人农民起来不仅为一般革命的利益斗争，而且为自阶级的利益斗争，已经看见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向他们让步，于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抑制急进的革命分子，抑制工农的利益。」

    　　「但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什么要容纳或扶植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呢？原来代表资产阶级的人，想在革命中争得绝对的领导权，使革命适合于自阶级的利益，现在看到工农势力的发展，客观上已超过资产阶级的支配力，资产阶级的代表已不能如意指挥，于是便不能不援引和他利益比较接近的买办、官僚和地主了。」（以上引文均见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向导」一百九十期）。

    　　前面引的文章发表于蒋介石四月十二日政变前一两个月，即距今四十一年前，无须说，这些文章的观念是代表当时上海中共中央的一般意见，因为向导是中共对外发言的机关报，从前面颇为详细的引文中，不但充份证明：「上海中共中央」「对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任何「幻想」，而且恰好相反，它特别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正在「日趋分裂」的危险中，甚至强调此种危险「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这同时也就证明：「中共」不但绝对没有「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反而指出不利于革命的严重危险，深怀忧虑，这难道还不够证明张国焘的批评有类于诋毁吗？

    　　至于中共是否「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这个问题，从上面的引文中亦可找到解答，因我们已经明白地指出：「现在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资产阶级的色彩。」蒋介石便是「稳健派」的中心，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看到工农势力的发展，……不能如意指挥。」便「援引和他利益比较接近的买办官僚和地主。」因而形成「蒋氏势力的本质」，像这样的「觉察」，即根据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在阶级斗争中的演变和分化的「觉察」，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正因为我们当时对「蒋氏势力的本质」有这种「深刻的觉察」，看出他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摧毁已经达到的革命成果，使现时全新的剧烈的革命局面回到以前的死气沉沉的被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恶势力支配的局面里去。」所以我们当时主张「中国革命应该创立一个革命的民主制，……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真正谋利益的民主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见上引仝「向导」第一百十九期）。为着实现这种「革命的民主制」，首先就必须摧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到上海后所策划的反共反工人群众的阴谋，因而独秀和我提出「进攻蒋军的计划」，但异常不幸，这是共产国际所绝对反对的，因为它对「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共合作」及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怀有过高的幻想，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关于这方面，只须引证下面几段话即可证明：

    　　「现在正当我们行将夺取南京上海之前夕，帝国主义却放出关于国民党内部倾向分裂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结果……恰好证明相反，党内联合战线今天像已往一样巩固……国民党并没像帝国主义所说的一样，陷于分裂，它已团结它的队伍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

    　　「我们必须说，迄今他们（帝国主义者）已得到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加深，国民党的力量团结一致，而且（群众）重新趋向中国革命运动的左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这一点：现在帝国主义已得到和它们要求的恰好相反的东西。」（史大林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九日「对青年团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的「国际通讯」）。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盟，……为什么要驱逐右派，当我们占据大多数且当右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当右派于我们不再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赶走它，我们现在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们的作为。」（史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对莫斯科党干部会议的讲话）。

    　　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国际通讯」，甚至在三月廿三日还否认国民党内部「有分裂的倾向」，特别是史大林在四月六日，即蒋发动「四月十二日政变」的前六天，还肯定「蒋介石……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它的作为。」如果人们拿共产国际机关报和史大林这种判断和我前面所引的发表于向导的文章的分析，加以对照，就可明显地看出：莫斯科的领导和上海中共中央间的意见是如何的相反了。正因为莫斯科的领导和中共相反，所以它坚决拒绝我们的反蒋行动，这就帮助蒋介石不遭到任何抵抗完成了他的「四·一二政变」，摧毁了中共在上海及整个华东地区工人群众的革命势力，并替他往后的反革命凯旋建立了巩固的基地，这正是陈独秀所指出的：「当时的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失败。」

    　　张国焘在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七月）后四十年发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对于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历史文献既不加以任何的研究，而对于莫斯科的文件更毫无所知，单凭他自己的「幻想」，凭空揑造论据来批评上海中共中央被迫地执行的国际机会主义政策，假如不是有意跨耀自己的「判断高明」，便是暴露他对历史文件的无知，实际上是两者兼而有之。


    结束语


    　　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和他的「四月十二日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月十五日清共」，乃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全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三个转折点，「三·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所采取的「妥协政策」，替他往后的「四·一二政变」铺平了道路，「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把它对蒋介石的希望（即幻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这就直接地引导到「七·一五清共」，中国第二次革命悲剧的正式收场（此后中共所执行的盲动主义暴动，不过是革命的余波而已）。而在这个大悲剧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国共合作」政策，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共合作政策」，就中共和革命来说，它是一条绞绳，愈拉愈紧，直至气绝身死，但就研究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如一把钥匙，只有拿着这把钥匙，才能打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之门，深入堂奥，观察真相，获取教训。

    1968年4月4日




    「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


    　　我在明报月刊第三十期（一九六八年六月号）发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揭露了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之后，张即在明报月刊三十一期和展望半月刊一百五十四期（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同时发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的长篇大论，企图以更荒谬的伎俩来「维护」他所虚构的故事。因为当时我正在日本旅行，考察那个国家的情况，没有可能立刻揭露他。旅行回来后，又因为一系列的事情等待处理，更找不出时间来回答张国焘的文章。随后，几次拿起笔来准备写，但每次都为临时发生的事情所打断，以致拖延到现在，才能够把这个搁置已久的问题拿来检讨。

    　　就张国焘全文的内容说，绝不是根据文件或事实来讨论历史问题，「维护历史的真实」。而是以阿飞式的谩骂代替说理，以王婆式的争吵代替辩论，以讼棍式的强辞夺理代替明辩是非；乃至东拉西扯，文不对题，自吹自捧，任意辱骂对方（如小偷，惯贼，厚颜，画皮，狗急跳墙，贼喊捉贼……）；以及各种各式的狡辩，抵赖，遁辞和揑造等等，企图把历史问题的讨论转化为最无聊的争吵，造成大混乱，以便自己「蒙混过关」。总而言之，张国焘全文的内容有如亚基思的马廐（Arges’s Stals），充满着肮脏与紊乱，就是赫拉克利斯（Heracles）也会望而生畏，感到难于清理。不过，尽管如此，假使我们把肮脏的东西抛开，总可以从紊乱中寻出一些头绪来予以清理的。头绪中的关键所在，就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和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说「中共中央委员」究竟是谁。如果这两个问题一经澄清，则其它的问题也就自会迎刃而解！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问题。


    　　张国焘为要「维护」他所虚构的历史故事，首先就向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挑战说：「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当年陈独秀伙同彭述之等搞托派的宣言，为他们被开除中共党籍而辩护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其历史的可靠性则大有疑问。而且彭述之也正是这一『告全党同志书』的制造者之一；因为他那时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主要分子，对这文件也参与设计和执笔。既然如此，彭述之就无异自己制造了一个文件，现在又拿出来为自己作证」（明报月刊三十期二十页）。为揭穿张国焘前面这段话的无知与荒谬，须要分成以下几点来说明：

    　　一、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当然，不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且澈头澈尾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文件。但正因为是「政活斗争的文件」，它的论据，特别是它所引证的事实，就须特别准确。否则，敌对方面一定会利用它所引证的不确凿的事实来进行反攻的。因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它不仅是对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纸宣战书，而且是直接向史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挑战的。正因此，陈独秀在他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所引证的历史事实，曾经过慎重的考虑，是特别可靠，经得起反驳的。假使他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不可靠，甚或如张国焘所说，是「制造」出来的，那一定立刻遭到当时中共中央的否认和攻击。例如，在「三月二十日政变」后，陈独秀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实，如果像张国焘所说的，「大有疑问」，则当时的中共中央早已抓住这点，对陈独秀大肆攻击，指责他是虚构历史事实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了。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者之一的周恩来，是亲身参加了彭述之所主持的特委会的。另一主要负责人李立三虽没有参加特委会，但他知道这件事十分清楚。因为他本人和他的妻子李一纯便和我们（包括张国焘）住在特委机关里达一月之久，单从当时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所引证的「……特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这一历史事实，没有表示任何否认或指责，便已足够证明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绝对「可靠」，而没有任何「疑问」了。

    　　还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不但在当时中共内部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时何孟雄、罗章龙等领导的「调和派」运动，便是直接受了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影响），就是在中国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刺激和影响。所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一经发表，很快就流传于国内外，并被译成为好几种外国文，如日、英、法、俄等。至今还被各国研究中共历史的专家视为最可宝贵的文件之一。（中文原本和英译本保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日文本则被波多野干收入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假如像张国焘所说的，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其历史可靠性，则大有疑问」，便当早已被人揭露，而不致被人如此重视而珍贵了。

    　　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当年陈独秀伙同彭述之搞托派的宣言」。「彭述之也正是这一『告全党同志书』的制造者之一」：「对这个文件也参与设计和执笔」，张国焘这几句话，不但表明他毫无根据地胡猜瞎说，而且证明他对当时托派运动的文献一无所知。当时「托派的宣言」，绝对不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而是另一个文件，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该宣言日文本亦被波多野干收入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由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签名，公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在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后第五天。我本人确实是这个「宣言」的「设计和执笔」者之一。这个「宣言」的内容，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亦大不相同。它是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有系统地批评了共产国际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全部政策，并追溯此种政策的根源是从列宁逝世后，史大林以他的机会主义政策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以他的官僚集中制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最后指出中共的严重危机，并提出挽救此种危机的具体方案，即中共左派反对派的政纲。至于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完全是用他个人的名义，表示他个人的意见，根本用不着别人参加，更无须说要别人「设计和执笔」了。以陈独秀的地位和个性，以他对中共所经历的历史与事实的熟悉，以及他的写作能力，是绝对不需要别人「设计和执笔」或「制造」的。只有像张国焘那样写作低能的人，于写作时，才要别人「设计」和「制造」，他的「回忆」就是全靠堪萨斯（Kansas）大学教授罗拔·布尔登（Robert Burton）帮助他「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布尔登教授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布鲁塞尔访问我时，曾告诉我，为了帮助张国焘写「回忆」，他在香港化费了整整五个年头。从那时起，还要到香港去呆一年，帮助张国焘完成他的「回忆」。他那时写给我的信中也提到此点。）

    　　三、「彭述之无异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文件，现在又拿出为自己作证」。张国焘这个「结论」「无异是」说：彭述之为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写「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以揭穿张国焘对历史的虚构，便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即三十八年前，为陈独秀「设计和执笔」「制造」了「告全党同志书」，「现在又拿出为自己作证」！请大家看看：这就是张国焘「维护历史真实」的唯一论据，辩论历史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我对此除了耸肩外，再不能说什么，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玩味玩味张国焘这种离奇的「论据」，和古怪的「逻辑」吧！

    　　四、张国焘写他的「三·二○事变后」的「回忆」时（见明报月刊十六期），他显然已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从他那时的注释中引证该文件可以为证）。为什么他不在他的「回忆」中指出：「告全党同志书」中所说「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是由彭述之「设计和执笔」「制造」出来的呢？因为那时张国焘知道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仅仅为了「面子」（关于此点，下面将说明），他才把「历史的真实」隐瞒起来，虚构一套故事来代替它，并藉此以「推崇」自己。他心里满以为他所虚构的故事，不会有人来揭穿的。因为他仔细估计过：亲身参与的人死的死了（如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陈延年、张太雷和赵世炎等）。就是活着的人（如周恩来、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也绝不会出来揭露他的伪造的。因此，他毫无顾忌地编造一套故事来推崇自己。但他没有想到，彭述之虽然远栖海外，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局势的演变，对于香港出版的重要报章杂志是时常披阅的。所以当我写的「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在明报月刊注销，揭穿了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伪造的历史故事时；他便惊慌失措，恼羞成怒，真是「狗急跳墙」，「贼喊捉贼」[3]，甚至向明报发行人放赖，「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歇斯蒂里地赌咒发誓，「高声」叫喊起来：「现在我只有向读者大众和彭述之高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特委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九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明报月刊三十期三一页）。

    　　假使真如张国焘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那就绝不能说「完全是彭述之造谣」，他应该说，「完全是陈独秀造谣」，因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明白白地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张国焘不指责陈独秀「造谣」，而只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则大有疑问」。难道「大有疑问」和「完全造谣」之间没有差别，而是同义语吗？让张国焘去答复这个小问题吧。

    　　关于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我在前面已经详尽地分析过和论证过了。现在所剩下的问题只是：「特委会」是否「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是否「去过广州」，而这两个问题是紧相联系的。如果后一问题解答了，前一问题也就自然解决。要确定「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是否「到过广州」，除了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所确定者外，还可引证瞿秋白和李云汉的话来作旁证。

    　　A、瞿秋白在他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写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此时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左派政府……此后即认定无须与新右派破裂联合战线之政策，同时又要做在野党领导群众进攻。回答这个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以中共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个答复」（「中国革命问题之争论」一六九页）。瞿秋白上面这段话的语意都含混不清。但他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彭述之以中共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个答复」，是事实。这就是说，我「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到过广州」，当鲍罗庭提出是否立即「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时；我的「答复」是「应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以谋党外合作」。

    　　B、李云汉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共」一书中，谈论到「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歧见时，写道：「为解决中共中央与广东区委的歧见，中共中央特派其中委彭述之前赴广州与国际代表接洽。在第三国际与苏联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共中央终于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从容共到清共」。第二册五○○页），李云汉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的。但他的资料多是根据文件和事实，就这点说，他的研究算是认真的。从李云汉前面一段话中，除了证实「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中共中央特派其中委彭述之前赴广州与国际代表接洽」外，并表明「在第三国际与苏联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共中央终于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在「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退出国民党」准备独立的「主张」，而接受了第三国际对蒋介石妥协的政策。

    　　此外，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我一道去广州的陈碧兰，于我在广州组织特委会和鲍罗庭商讨对蒋政策的经过情形，根据她亲见的事实写了一个颇为详细的记录，早已寄给明报月刊编辑。我希望该刊能够刊出，作为第一手的见证数据。

    　　另方面，当我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时，曾到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对一部份学生作过一次关于「五四运动」第七周年纪念的演讲，并且在当时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代表中共作过一次讲话。这些事实都登载于当时广州出版的民国日报和其它的报刊上。假如香港的图书馆或者香港大学等文化机关收藏有当时广州出版的报刊，一定可以找出我在广东大学和第三次劳动大会的演讲新闻的。这也可以证明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到过广州」。

    　　从前面所引证的文件和事实的分析中，人们已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来判断：是「彭述之造谣」，还是张国焘「虚构和作伪」。


    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指的「中共中央代表」究竟是谁？


    　　张国焘无法否认史特班诺夫报告中转述关于「中共中央代表」的意见的事实，只好硬着头皮说谎说到底。因而「厚颜」地宣称：「我敢保证彭述之所引用的一段话，根本不是彭述之说的，而是别人说的」。但这个「别人」是谁？张国焘的「保证」毫无交代。因此，人们便不得不追问他：你既「保证」史特班诺夫报告中关于「中共中央代表」的一段话，「根本不是彭述之说的，而是别人说的」。那么，这个人「别人」究竟是谁？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别人」的名字说出来？如果你说不出这个「别人」的名字，那就是够证明你在说谎！但我「敢保证」，张国焘是绝对无法说出这个「别人」的名字的。因为当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代表」，除张国焘自己外，就只有彭述之。没有任何「别人」。何况史特班诺夫在他的报告的括号内明白地指出了彭述之的名字呢。

    　　至于张国焘说：「韦尔伯和夏女士在这个文件的开始处按语说：『这个文件未载明日期。但文件的内容却指出此会议举行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到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之间』。我认为此一考据是对的，彭述之在明报月刊三十期上，妄说会议的日期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初。韦尔伯和夏女士在彭述之的名字下打了一个问号，即（Peng Shu-Chi?），彭述之偷偷的删去这个问题」，张国焘上面这段话，除了表明他无赖的挑剔外，还证明他缺乏判断问题的起码常识。原来事情十分简单。韦尔伯和夏女士既因史特班诺夫的报告未注明日期，又没有其它的文件中可资参考，并在事隔三十年之后（韦夏的书约成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一九二六年已近三十年），他们只好就报告的「内容」来猜测或推断。但我是当事人，当然可以，而且必须纠正韦尔伯和夏女士的推断。同样，我是彭述之本人，更可以把「彭述之名字下」打的「问题」「删去」。张国焘连这种最简单的常识还缺乏，难怪他判断问题往往牛头不对马嘴了。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束缚


    　　张国焘为要否认中共中央曾经有过「对抗蒋介石的计划」，并证明他所说的，中共中央一开始即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便进而引证三个文件：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势力统一起来与广州事变」，「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就这三个文件的内容说，确是对蒋表示妥协态度。但这种妥协态度，绝不能证明中共中央原来的主张也是妥协的，要解释这点，必须先说明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当共产国际在列宁领导之下，它和各国支部的关系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说：各国支部，一方面必须遵守国际大会通过的一般路线；但同时它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或具体事件决定自己的政策。但自列宁逝世后，史大林篡夺了苏共党权，并通过苏共控制了共产国际。于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当各国支部遇到新的事变发生，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既定的政策。在接到国际对新事变的决策后，不管同意与否，都必须执行国际的政策。这已成为史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对待各国支部的常规。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便可以从事实方面来解释张国焘所指出的三个文件所以表现妥协态度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共中央对外发表的文件和它原来主张「对抗蒋介石的计划」相矛盾。

    　　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中曾经指出：「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举行反共政变的消息在中外报刊上披露时，中共中央确曾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因为事先既未得到有关蒋准备政变的任何情报，就是政变后，也不知道它的内幕情形。迄至三月末，以伊凡诺夫为首的视察团回国路过上海时，我们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尤其不明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的真实态度。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以便作最后决定」。这里须要补充一点的是：当中共中央和伊凡诺夫会谈时，陈独秀曾问他：「经过这次事变（指「三·二○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仍旧」？伊凡诺夫对这些问题避不作答，只是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定的」。伊凡诺夫本名布勃诺夫（Bubnov），苏共中央委员，当时史大林的亲信之一，故特派他至广州与蒋介石、汪精卫谋求亲善，从布勃诺夫的态度可以看出，莫斯科对蒋介石的政策还在考虑中。因此，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向导周报上（四月三日出版）公布「广州事变的研究」，即根据伊凡诺夫的报导和其它报刊发表的消息，指出孙文主义学会是「三月二十事变」的策动者。同时，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起来与广州事变」，指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所散布的共产党阴谋倒蒋的谎言，并表示中共原无反蒋之意。陈独秀这篇文章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并非如张国焘所断定的，「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立刻采取妥协政策」，只是「在新的政策未决定前，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而已。

    　　在四月三日向导上发表陈独秀的文章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收集有关三月政变的资料，从事研究和讨论，另方面等待莫斯科的意见。但从四月初到四月中还没有接到莫斯科的任何消息（事实上，那时史大林亦陷于混乱中，并遭到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抨击，主张共党退出国民党）。另方面，各地方党部，特别是上海区委要求中央对三月事变作出正式决定，以便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三月事变采取确定的立场，即决定准备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并「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面商计划」。由于鲍罗庭从俄国到广州，带来了史大林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这便迫使中共中央放弃了它原来的反蒋立场，而接受了莫斯科的妥协政策。「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以上两个文件同时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版的向导一五七期），正是表示中共中央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妥协政策第一次向外公开发表的文件。张国焘利用这种接受妥协政策后向外公布的文件，来「证明」中共中央以前不曾有过「对抗蒋介石的计划」，只是暴露他蓄意欺骗不明了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读者而已。

    　　更明目张胆地骗人的是张国焘的下面一段话：

    　　「我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载，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不写我不知道的事，尤其痛恨虚构和作伪！读者参阅一下，可以看出彭述之的话是不可信的。尤其是那个时期，彭述之自己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作伪之处。如果有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就更加明了一切」（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三页）。

    　　张国焘前面一段妙文，除了吹嘘自己「痛恨虚构和作伪」外（事实上，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両」！）便是叫「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就更加明了一切」。但张国焘完全没有指出，「那个时期」，「彭述之自己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是些什么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发表在向导那一期？他竟公然叫「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这是何等可惊的一个骗局！事实上，我在「那个时期」，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到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接受国际妥协政策──这一段将近四个月的时期内，我除了在向导一四七期（三月二十七日出版）发表「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及在一四九期（四月十三日出版）发表「国直战争和北京政变」两文外，没有写过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或对蒋介石妥协政策的任何文章。人们只须检查一下「那个时期」出版的向导周刊（从向导一四七到一六一期），就立刻暴露出张国焘的欺骗的。但张国焘何以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骗人呢？显然地，他欺负绝大多数的读者手边不会有向导汇刊，就是有的也未见得去检查。（全部向导汇刊已由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大安影印）。他这种骗术和他在他的「回忆」中隐瞒中共中央「特派彭述之……到广州……」的事实，是同样的勾当。

    　　说到这里，我应当解释一下，我在「那个时期」为什么不写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对蒋介石妥协的文章。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去广州之前，是坚决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对抗政策的。六月初从广州回上海后，我对于鲍罗庭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对蒋的妥协投降政策，极为反感，深怀忧虑。我个人虽然无法公开反对此种投降政策，但绝对避免写作关于此种政策的文章向外发表。我并且和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独立政策。虽然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多数的赞同，但我仍旧保持我的观点，等待时机再行提出讨论，这就是我在「那个时期」从未发表关于对蒋妥协政策的文章的原因和事实的经过。

    　　即在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接受国际对蒋妥协政策后，我在向导所发表的文章，还是不断地批评蒋介石的。例如，我在向导一七○期（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出版）发表的「我们的北伐观」，便是分析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所包含的矛盾和危险性，号召民众「在参加北伐中发展自身的力量，尽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应有的一切政治权利」。我在向导一九○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机」和向导一九一期（同年三月十二日出版）发表的「南北妥协问题」，公开抨击了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张作霖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妥协倾向。尤其在向导一九二期（同年三月十八日）发表的「读蒋介石的三月七日的讲演以后」一文中，我更露骨地指斥了蒋介石的一切反动言论和行为（包括他的「三·二○政变」），号召「真正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和一切反动的「假革命势力奋斗」。

    　　如果人们将我「自己」「在那个时期」及以后「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如前而所指出的），和张国焘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便又一次可以「清楚看出」张国焘的「虚构和作伪」了。

    　　至于张国焘说「彭述之……有责任说说五月初他到广州，耽搁了一个月之久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的紧张情况和各方动态，他执行他自己所说的三点计划，为何没有半点交代」。当我写「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时，主要目的仅在揭露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当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叙述我那时在广州所经历的全部情形。而且我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已写成我到广州的「回忆录」，题名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之间的意见冲突」，早已寄给明报月刊编辑。如果能够刊载出来，和张国焘的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的「回忆」，「加以对照」，读者一定可以「更加明了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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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论证了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证明了「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说的「中共中央代表」就是彭述之。此外，我又引证瞿秋白和李云汉的话证实了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代表中共中央「到过广州」；并把张国焘的一切歪曲、诡辩和揑造驳得体无完肤。如果张国焘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说谎」，承认他的「回忆」是「虚构和作伪」。那他首先就必须根据文件，而不是用胡猜瞎扯，把史特班诺夫、瞿秋白和李云汉等人的证词驳倒，然后再根据文件和事实来和我辩论。我所以不惮烦地搜求文件和论据来揭露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是因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遭到共产国际的排斥，不但对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悲剧是决定性的，即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演化也发生了决定的影响，所以绝对不能让张国焘以虚构的故事来代替历史的真实。


    关于我在南京一行所得到的教训问题


    　　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中，扼要地叙述了我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到南京一行的实际情形，彻底揭穿了张国焘替我虚构的故事。张国焘没有办法为他虚构的故事辩护。于是，他除了东拉西扯抵赖后，便在承认我所叙述的事实中抓住我所说的教训一段话来进行攻击，我那段话是：

    　　「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弃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没有「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还远没有勇气和决心，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这只能当作一个历史的教训：当阶级斗争到达高点时，如不向敌人采取坚决的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明报月刊30期19页）。

    　　张国焘对前面一段含有深远教训意义的话，有如对着「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即胡言梦呓，大骂「彭述之无能」说：「这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是空前严重的。它是一个成功失败的关键，也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当时二、六两军中的中共干部和苏俄顾问都主张向蒋进攻，『他们甚至要求我（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当时当地只有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作出决定，他却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推说他不能单独负责」（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十四至二十五页），为了彻底暴露张国焘的胡言梦呓，我不得不把前面关于「历史性的教训」一段话解释得更清楚些，以便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及其教训。

    　　首先必须指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暴动胜利至四月初这段紧急时间内，中共中央所处的地位之极端矛盾：一方面，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继续支持蒋介石，须尽力与之谋取合作；另方面，蒋自三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后，却以全力策划反共政变。中共中央处在此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不管国际的政策」（即它谋求与蒋妥协的政策），自行发动反蒋的武装斗争。这就等于说，反对国际的政策，公开和它破裂，实行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我们，包括所有的中委和干部，更不用说张国焘了，都「还远没有勇气和决心」干这样独立的革命行动的，何况当时的中委，在上海的只有我和独秀，大多数都在武汉哩。第二，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多数中委及国际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对蒋问题，采取共同立场来对付他。这在当时是唯一合法的，即经过大多数中委和国际代表共同负责来决定政策的道路。这正是陈独秀请我到武汉去所负的使命，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批评过或指责过独秀和我所采取的这种步骤是错的。

    　　至于在南京二、六两军的干部会议上，为什么我没有接受大家「要求我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的建议？我当时在那次会上已经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太重大，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下命令的」。这已十分清楚。因为我这种态度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凡是对重大事件，即令是紧急事件，要采取政策，必须经过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多数决定，才能付诸实施。所以我只能到武汉去和多数中委及国际代表商议解决这个问题。我这种态度，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张国焘在内），指责过是「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

    　　其次，我为什么不「立刻回到上海去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因为我已十分知道，陈独秀是绝不会，也不敢违反国际的政策，和国际决裂，而单独发动进攻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的。正因此，他才请我到武汉。

    　　那么，我为什么又说「放弃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呢？这是根据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的痛苦经验，「后来常想到的」。这就是说，假使我当时已完全了解共产国际对蒋的机会主义政策的致命危险，并已预见到蒋介石即将举行政变，我会「有勇气和决心」回到上海说服陈独秀，「不管国际的政策」，而实行进攻蒋军的计划的，换句话说，为了挽救革命，即令和共产国际决裂，亦在所不惜。我后来支持被流放的托洛茨基的思想，以反对史大林所操纵的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挽救革命」而表现的「勇气和决心」。但在当时，我既没有了解国际政策的致命危险，更没有预见到蒋介石的政变来得那么快。所以「只能当做一个历史的教训」，告诉一切革命党人：「当阶级斗争到达高点时，如不向敌人坚决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

    　　张国焘对于我前面所指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训，不但莫名其妙，反而胡说霸道，说什么「彭述之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推说不能单独负责」，是「无能表现」。那么，让我问问张国焘：假使当时他处在我的地位，既没有得到多数中委的同意，也不征求国际代表的意见，他敢于「单独负责」「下令进攻蒋军」吗？或者他能预见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四·一二政变」，用「进攻蒋军」来挽救「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吗？只有事后吹牛充好汉的骗子，背叛革命事业后又虚构历史故事来吹嘘自己的家伙，才会说我当时所采取的态度「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是「无能的表现」哩！

    　　至于张国焘说：「当时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兼任湖北省委的书记，从其它地方来的中共同志，来到武汉都要首先和我接头……彭述之说谎，似乎他当时没有职责要找张国焘似的。其实，他到武汉，就找到我报告南京的经过」。张国焘这段谎言的大漏洞是：彭述之并不是「从其它地方来的中共同志，来到武汉」，而是从上海中央负有特别使命来到武汉的。中共中央在汉口有它的交通处。所以我一抵汉口，即直接找到中央交通处的负责同志，请他转告瞿秋白，尽快邀约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员，举行紧急会议，以便我报告上海和南京的紧张局势。因此，我「没有职责要找张国焘」，更不用说要向他个人作什么「报告」了。张国焘为要在他的「回忆」中过一下像老爷对待属下的神气威严的官瘾，并报复我在一九四六年拒绝见他的芥蒂[4]，便编造一套彭述之向他作报告的故事说：「彭述之面带愧色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想不到，「人之无耻，一至于此」！


    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问题


    　　张国焘为要卖弄他对「共产圈子内」的事情无所不知，并替他虚构的历史故事作掩饰，便大谈（他所谓「略谈」，实际上是大谈）其「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见明报月刊31期－25－27页）。但事实上，他不但对苏共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完全是道听途说，就是关于中共对国际的不同意见及中共内部的歧见，也是摸不着头脑，东拉西扯地瞎说一通。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确是值得特别研讨和阐述。因为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源，因此，我乘着这个机会来谈谈「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

    　　要谈「共产圈子内」的分歧意见，必须根据文件和引起分歧的重大事件来阐述。在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最初引起分歧的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中共加入国民党，原来由马林向中共中央全会建议（一九二二年八月）。虽然这一建议在当时没有遭到坚决的反对，但在干部和基层党员中反对的很多。因此，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一九二三年初，把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提出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结果，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对外，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如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表示赞成。这便是中国问题在苏共领导层中发生根本分歧的起点。往后的一切歧见都导源于此。

    　　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公然决定将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共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表明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转入了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的泥沼。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意见，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不论在任何国家与任何时候，都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完全的独立，才不致受资产阶级党派的束缚、腐蚀与堕落。这种观念，并已明文规定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说：「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有时应当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暂时的联盟，但决不应和它们混合，而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之独立性」。决定中共加入国民党，即表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最深入的「混合」，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之独立性」。这便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导致惨败的根因，往后中共和共产国际间所发生的分歧亦导源于此。

    　　中共加入国民党政策之第一次公开暴露其破产，就是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二○政变」。在这次政变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曾于四月间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稍后，中共中央亦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史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不但拒绝了托派的建议，并派遣鲍罗庭回到广州，帮助蒋介石完成其军事独裁外，还强迫中共继续留在蒋所控制的国民党内，给他当「苦力」尽力支持他北伐。

    　　一九二七年初，当蒋领导的军队到达长江沿岸，到处镇压共党和工农群众，尤其是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暴动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意向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四月三日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以及国共合作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后，即着重地指出：解除危机的「一个首先与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展开它的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六月（实即七月）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是陈独秀和彭述之向全会的建议，未被通过，但已送至共产国际请求考虑──彭）是无条件正确的。它要求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联盟」。「上海工人已拥有无价的斗争经验，他们是完全能够创建工人苏维埃的。这个苏维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且由此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的吸引中心」。托洛茨基并指出波兰毕苏次基举行「法西斯政变」的经验说：「有谁想否认国民党干部中能发现自己的毕苏次基呢？他们会被发现的，候补者已经被指定了」（托着「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初版一三－一七页）。

    　　但史大林四月六日（即托的文章发表三天后）在莫斯科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不但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而且公然主张不要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着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有其它的作为」（见「中国革命问题」附录伏育伏维奇的讲词）。但在史大林这次演讲后六天，蒋介石「率领着军队」，不是「去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和帝国主义合作，举行了「四·一二政变」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这不是托洛茨基九天以前（四月三日）所预言的「法西斯政变」之无误的应验吗？

    　　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史大林于四月二十一日发表他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有名的提纲（见史大林全集中文译本第九卷一九九－二○七页），在这个提纲中，他除了替他以前支持蒋介石的主张作辩护，承认「蒋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外，则宣称「武汉是革命的中心」。「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机关」，因此，他坚决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的合作」，并坚决反对建立苏维埃，认为这样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是「越过了革命的阶段」。换言之，史大林在「四·一二政变」后，把以前对蒋介石的希望转移到「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领袖汪精卫身上，希望他完成国民革命。托洛茨基为了揭露史大林此种机会主义的立场，他于五月七日发表「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三九页）。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史大林对「左派国民党」及其「武汉革命中心」的幻想，详尽地批评了他反对建立苏维埃的一切论据，特别指出史大林的「阶段学说」，是「在原则上成了机会主义的理由」，即反对建立苏维埃的主要论据。其结论是：「群众需要一个革命政纲与战斗组织。那组织是由群众队伍中生长出来，且其本身是包含着群众与忠于群众的保证的。武汉政府不足以语此。为此必须有工农兵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这意思就是说，只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来代替左派国民党的武汉政府，革命才能得救而向前发展。

    　　史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最后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末举行的第八次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史大林在这次会议的演说，重三复四地强调「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甚至说，「中国左派国民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因此，他坚称：「必须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它战胜反革命」。换言之，史大林把「展开全中国土地运动」，「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战胜反革命」这些革命任务，都寄托于汪精卫领导的「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见「中国革命问题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史大林全集九卷257－282页）。

    　　托洛茨基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是逐条驳斥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控诉史大林用官僚方法压制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主张。第二次演说则直接向中国工农群众提出警告和号召。他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独立的苏维埃，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一定要出卖你们的。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倍地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他对中国工人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那是不能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的。因此必须组织工人苏维埃，将它和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吸引兵士到苏维埃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一定完全失败」（以上引文，均见「中国革命问题」六一页）。

    　　在共产国际第八届执委会后的一个半月中，「左派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不但没有依照史大林的希望「展开全中国土地运动」，「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战胜反革命」。恰好相反，他是站在「封建官僚制度」和「反革命」方面，于七月十五日发动了「清共」，「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摧毁了革命。于是，托洛茨基的警告和预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便在汪精卫的「清共」运动中得到了完全的证验！

    　　至于中共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内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歧见，由于史大林的严密封锁，中共始终被蒙在鼓里，所以，中共领导层的某些人对国际表示不同意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实际经验。例如，陈独秀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共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就是根据戴季陶的反共思想的经验，他直觉地感到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不但徒然引起不断的磨擦，而且大大地妨碍了共党的独立活动。陈独秀这次的提议表现了他的高度政治敏感，反映了客观的需要。但在史大林坚持国共合作到底政策之下，便被国际代表拒绝了。假使当时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采纳，则翌年的「三·二○政变」就根本不会发生。即令蒋介石决心反共，情形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蒋介石「三·二○政变」之后，当时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主体的中共中央主张对蒋采取对抗政策，这是最合时宜的，绝对正确的，只有张国焘和瞿秋白之流觉得不对。假如这次对抗蒋介石的政策不被鲍罗庭打消，往后局势的发展会大不相同，至少不会有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因而不会形成他的压倒一切的反革命势力。

    　　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到达南昌，中共中央已深感局势的异常危险（见我当时在向导周报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可参考明报月刊30期21页）。尤其当蒋介石三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实行准备政变时，如果共产国际不坚持继续和蒋谋求妥协的政策，让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军事行动进攻蒋军，如当时独秀和我所主张的，不但不会有蒋的「四·一二政变」，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他。那以后的整个革命局势将根本改变，当然不会有汪精卫的七月「清共」了。

    　　自「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本身在思想上，已完全被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解除了武装，陷于瘫痪状态。中共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便是在这种瘫痪状态下举行的。所以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过把史大林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的路线翻译成中文而已。这便注定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

    　　至于张国焘所最夸口的是他最初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最初反对共党加入国民党的，不只他一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都是如此。到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大会正式决定接受国际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时，张国焘并没有表示根本反对，只是主张工人不要加入国民党。他这种主张虽然含有左倾的观念，但是不彻底的，半吊子式的。而且不久之后，张国焘不仅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作了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从此以后，张国焘再也不谈什么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了。张国焘吹牛说：「我后来仍然坚持这种意见，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话。事实恰好相反。当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广州特委会上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时，张国焘却是站在鲍罗庭方面反对我的。单从这事实，就足够证明他「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虚伪了。

    　　说到中共内部的歧见，可以拿文件来证明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国民革命由那个阶级来领导？二、中国的革命是否要经过民主革命胜利的阶段，再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由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第一个问题，最初提出来的是毛泽东。他在向导三十一和三十二期合刊上（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发表的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公开号召北京天津的商人「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采取一致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这里清楚表明：「革命的成功」要靠商人「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换句话说，国民革命，要靠资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期发表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在该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及其力量和文化水平之后，其结论是：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当然，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意见，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由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这个观念逻辑地演绎出来的。但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中共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迷惑。为了澄清这种混乱和迷惑，我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国民革命号」发表了「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在这篇文章中，我颇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到无产阶级，它们在社会经济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和军阀帝国主义的关系等，最后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陈独秀看了我这篇文章的原稿后，立刻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七年来国民革命运动中所得的教训」，发表于同期「国民革命号」，不但放弃了他原来的立场，并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念，因此，这个观念被写进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第四届大会的决议之中。一年余后，即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也写了题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最初发表于农民月刊，后被修改收入毛选第一卷）。他在该文中也表示了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基本观念。但他把资产阶级（毛称之为中等阶级）分成为「右翼」和「左翼」，肯定「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便是他后来实行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以及这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张本。这仍旧是史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的老调。这和我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我那篇文章的结论曾引证列宁的话：「无产阶级的积极责任，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要无产阶级领导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与专制沙皇（在中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

    　　第二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由于当时国内和国际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同。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发展不能适用于中国，因而认为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的向导上，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后，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当时俄国的是基本上相类似的。因而不但列宁主义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就是俄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也可以适用于中国。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我们必须了解永续革命（即不断革命）的意义，是从民主革命走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瞿秋白在他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中，对于我的许多意见极尽歪曲和揑造之后，并特别强调我主张的「永续革命」，是翻译托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最坏的译稿」（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二页）。瞿秋白本来是一贯地卑怯地拥护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的，他那时又嗅到史大林正在坚持革命阶段论（即先由汪精卫的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建立苏维埃来干社会主义革命），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故特别抓住我的「永续革命」加以攻击，以期讨好史大林。可惜的是，这次关于不断革命的争论没有开展下去。因瞿秋白的小册子是在五次大会前夕私自印发的，我没有可能批驳它。但历史的事实，即汪精卫的七月「清共」，很快地批驳了史大林和瞿秋白依靠汪精卫的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的「革命阶段论」的可悲幻想。

    　　从前面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的分析和阐述，可以得出以下的几个要点：

    　　一、苏共内部关于中国革命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史大林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由于史大林篡夺了苏共的领导权，控制了共产国际，得以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强迫中共执行，致使中国革命归于惨败。

    　　二、中共一部份领导者（陈独秀和彭述之）在革命的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形和亲身经验，曾提出了和史大林路线不同的主张，如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准备实际的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计划等，但都遭到国际的否决，而无法实现，迫不得已，违反自己的意志，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史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他们应负一部份执行的责任。

    　　三、陈独秀和彭述之在革命过程中，根据蒋介石「三·二○政变」后的具体情况和经验，提出退出国民党，准备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以及「四·一二政变」前主张以军事行动进攻蒋军的意见，基本上是和托洛茨基的路线接近的。正因此，在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彭述之都接受了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支持当时已被放逐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反对盲动主义政策，从此和史大林及其追随者进行了严重的斗争。所以其它的中共领导者，包括张国焘，都成为顽梗不化的史大林主义者，执行了史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游击战政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与核子大战的关系


    　　我根据亲身参加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的「结束语」中，曾指出这个革命悲剧的根因和教训说：「在这个大悲剧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国共合作』政策，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就中共和革命来说，它是一条绞绳，愈拉愈紧，直到气绝身死」。张国焘对于我上面的结论，不加任何思考和分析，便大肆攻击说：「彭述之在结束语中，暴露了他那种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如果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之说能成立，那就只有不断地阶级斗争，不断地革命和不断地战争。人类互相仇恨，互相屠杀，以致爆发核子大战，于是全球人类和全部文化成果都将濒于毁灭」，（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二页）。张国焘这段话，不但暴露了他对中国革命失败的愚昧无知，而且还企图把可能爆发的核子大战的罪责推到彭述之的「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上，以此讨好一切统治阶级，并煸动人们来反感和仇视彭述之。因此，我又不得不多写几行来揭露张国焘这种不光明而又愚蠢的诡计。

    　　首先必须指出，我说「国共合作政策，是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已是历史的事实，就是张国焘也不敢否认的。这怎么能扯到「人类互相仇恨，互相屠杀，以致爆发核子大战」上面去呢？当然，我是反对史大林那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难道历史的事实还不够证明此种「阶级合作」政策的破产及其所造成的灾祸吗？

    　　史大林迫使中共和蒋介石实行「阶级合作」。但蒋介石根据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却不以中共的「合作」为满足，而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手段，举行「三·二○政变」来打击中共。中共挨打后，虽然仍旧遵照史大林的「阶级合作」政策尽力容忍与蒋谋取妥协「合作」，但后者却以更凶猛的「阶级斗争」手段，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中共在史大林的指挥棒下，对汪精卫的迁就与「合作」，可谓无微不至。但汪和蒋一样，最后也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举行了「七·一五清共」来镇压共党屠杀工农。张国焘是坚持和蒋汪「合作」或妥协的。但他们不和你「合作」，而要和你「斗争」，你怎么办？张国焘后来不是跟随史大林，从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转到盲动主义的武装斗争，领导游击队伍和蒋介石打了五年之久吗？这又怎么解释？难道这不是实行「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说」，「互相仇恨，互相屠杀」吗？张国焘在那五年的游击战中，送掉了多少生命，给农民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牺性，究竟为的是什么？一个人要攻击别人，至少应当把他过去的言行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的嘴脸！

    　　说到核子大战的可能爆发，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国那次革命的惨败直接帮助蒋介石统治了整个中国，实行了国内外的反动政策。首先是招致了日帝国主义的「九·一八进攻」。由于蒋的「不抵抗政策」，更引起了日帝「八·一三」的侵华大战，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达八年之久，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至于其它各方面的损失更难计数。另方面，进行了两次长期的国共内战（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其所牺性的生命和其它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从国际方面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间接地帮助史大林摧毁了国内一切反对派，建立了稀有的横暴的个人独裁。在三十年代的清党中，毁灭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并把数以百万计的反对派送进集中营。另方面，史大林以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混合政策，葬送了一九三三年的德国革命，间接地帮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权。最后又和希特勒订立「德苏协议」，直接地帮助后者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天世界极度危险的局势，正是第二次大战的后果所造成的。今天世界局势充满着混乱，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冲突：美苏冲突，中美冲突，中苏冲突，美帝国主义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一切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冲突，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冲突等等。而且这些冲突中，已有一部份发展成为地方性的战争（印度支那和中东）。这些地方性的战争如果发展下去，和其它许多具有爆炸性的冲突汇合起来，实有导致核子大战爆发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有如前面所指出的，或多或少是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相关联的。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第二次革命胜利了，今天的世界就将完全不同。首先就不会有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更不用说会有毛泽东那种昏暴的个人独裁了。同时，史大林一定在中国革命的奏凯声中倒下去，苏联的官僚专政将根本改变，当然不会有三十年代的大整肃。德国一九三三年的革命，没有史大林的错误领导，极可能达成胜利。德国革命的胜利，将直接推动整个欧洲革命的兴起，并蔓延到美洲，不但根本不会有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整个世界也许早已踏上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了。

    　　核子大战如果一旦爆发，无疑地，全人类及其文化成果将遭到毁灭性的威胁。但要避免这场弥天浩劫，任何阶级合作的主张或和平祈祷，都是幻想，都无济于事。只有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胜利，首先是美国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苏联集团和中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政治革命推翻本国的官僚独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与欧美先进国的社会主义合流。那时人类才能根绝核子大战的威胁，踏上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张国焘把核子大战可能爆发的根因，归之于彭述之的「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除了表明他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包括核子大战的可能性）的盲目无知外，并暴露了他深怀恶意，凭空嫁罪于他的论敌的极端卑劣的心理。


    张国焘的「画皮」与原形


    　　张国焘在他的文章中，除了使用阿飞式的骂人字眼外，并从大陆红卫兵惯骂反对派的词汇中学到一些新名词，如小辫子和画皮之类。他的「揭穿彭述之的画皮」的标题，便是显例。但他在这个标题下所写的三千五百字中（明报月刊三一期二二－二四页），没有一个字指出什么是「彭述之的画皮」，因而无从反驳他。不过，多谢张国焘的启示，倒引起了我对「张国焘的画皮」的兴趣。这里只从他的「回忆」中，随便找些画皮上的花纹来揭穿，让读者看看他的原形吧。

    　　（一）张国焘曾经宣称：「我是中共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明报月刊八期三六页）。首先得问：什么是正统？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正统」是对「修正主义」而言的。这是假借宗教的「正教」（Orthodox）以别于改革的或修正的宗教。那么，他的「正统」是和谁的「修正主义」对立呢？张国焘对此没有任何说明。但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他莫名其妙地，甚至连正统的涵义也不懂地在自吹自捧。说到张国焘自称他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我已经指出：「在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中，只有李大钊堪称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而且这样的推崇，只有出之于第三者之口才有意义。张国焘却犬儒主义地自我推崇」（仝上三○期一七页）。我想，有了上面的揭穿，再不需要增加什么了。

    　　（二）张国焘「回忆」「三·二○」事变后，他被中共中央派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写道：「……陈独秀先生……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对我也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仝上一六期九五页）。前面这段假借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名义来「推崇」自己的话，需要分成两点来揭穿：

    　　A、实际上，陈独秀一向把张国焘看做中共领导者中理论和政治水平最低的实际主义者，即事务主义者，不大看得起他，尤其从中共第四届大会后推选张国焘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表现完全无能和怠工后[5]，独秀对他的实际主义也不表信任，常常指责他。以致张国焘不安于其位，不愿呆在上海，往往借故到外面去跑，尤其喜欢跑广州，和国民党要人交往，一去往往几个月不回来。他那次被派赴广州，事实上是毛遂自荐的。后来「特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正是表示陈独秀不信任张国焘的实例。这对于张国焘，当然是一件难堪的事，大大地伤了他的「面子」。正因此，他在他的「回忆」中要制造一套相反的故事，把陈独秀对他的轻视转变为赞他「是最适当的人选」，对他的不信任说成为「赋我以全权」。张国焘这种颠倒事实的做法，可以从心理分析学得到解释的。

    　　B、「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实际上，张国焘深深地感到我不看重他，假如不是感到我轻视他的话。特别是我到广州和鲍罗庭商讨应付蒋介石的问题时，张国焘感到极不舒服，有伤「面子」。所以他在他的「回忆」中要把我对他的轻视改为「推崇」和「拥护」，以资「报复」。这同样可以从心理分析学得到解释的。

    　　（三）「大约在五月三日，鲍罗庭和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恰当的，同时收到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遵循我的道路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配合」（明报月刊一七期九一页）。张国焘在前面一段话中，假借鲍罗庭的口来「称许」他的「言行恰当」，「收到挽救时局的实效」，已经令人看了齿冷。至于说鲍罗庭「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更不知从何说起！人们只须稍微设想一下：鲍罗庭当时是苏共中央派到广州的全权特使，兼共产国际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顾问。他所「遵循的道路」是莫斯科决定的，是要领导中共，至少是中共广东省委，甚至企图领导国民党的。怎么会向张国焘「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假如张国焘是苏共和国际的前任代表，行将卸任，由鲍罗庭来继任，或者后者对前者「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这类的客气话还有可信之处。张国焘是何许人，鲍罗庭何曾把他放在眼里。就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张国焘在鲍罗庭面前，由于他的政治水平太低，从不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唯唯诺诺而已。例如，我在两次特委会议和鲍罗庭发生歧见时，张国焘没有说过半句话。最后，在广州中共干部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必须和蒋介石妥协的冗长报告后，张国焘才站出来表示完全拥护。他把自己完全拥护鲍罗庭的意见，反而说成为鲍罗庭「遵循」他「的道路前进」，这不是他的「画皮」上的一个夺目的花纹吗！

    　　（四）张国焘说：「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的。最初，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时觉得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明报月刊三四期，八二页）。这是何等的狂妄和荒唐！张国焘把他所属的党──中共看做他的「儿子」，读者试想想看：古今中外还有比他更狂妄和荒唐的吗？人们要想批评他这种狂妄和荒唐，实在很难找到适当的字眼。因此，只好向张国焘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你既然把中共看做你的「儿子」，而且不管「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那你为什么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而逃到国民党区域，即你以前所谓的「白区」去找避难所呢？更糟的是，你以前为了保卫你的「儿子」，曾经领导游击队，和你的「儿子」的敌人──国民党进行了五年的生死斗争。后来，不但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而且站在以前的敌人方面，支持它，至少同意它和你的「儿子」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一九四六年后的国共内战）。这又怎么解释？让张国焘，那个中共的「父亲」去答复这两个问题吧。

    　　前面所指出和分析的四点，不过是张国焘全部「画皮」上面的较为显著的花纹而已。其实，在他的「回忆」中，差不多每一篇每一章都有这类大大小小的花纹。那就是说，凡是张国焘所到之处及其所参加的活动，除了自我吹嘘外，都要假借别人的口来赞扬他的能干和成就。这已成为他的「回忆」中的一个不变的公式。难然这个公式叫人看了很不顺眼（假如不是恶心的话），但如果从心理分析学来分析它，倒是颇饶兴趣的。有如一个女人的面孔满是伤疤，专用浓厚的脂粉来涂饰，但她想不到，人们仍旧可从那些脂粉下面察出她的伤疤的形迹的。

    　　但要彻底了解张国焘的「画皮」及其「原形」之间的差别，还得从他过去全部生活的变迁加以考察。他在他的「回忆」中，历述他最初如何热心信仰共产主义，如何努力组织共产党；在共产党中建立了如何的功绩，地位如何崇高（仅次于陈独秀）；尤其是他强调他最初如何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一贯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后是他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游击战争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总而言之，他把自己在中共的活动中描绘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但这个英雄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脱离中共，重新加入了他以前所最反对加入的那个国民党，并当了该党的中央委员！这样，他就自己脱出了他绘制的那张「共党英雄」的「画皮」，最后现出了原形──反共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当然，假设张国焘脱离中共后，不加入国民党，当它的中委，站在党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事业，他还是有资格说话的，即令消极不问政治，也还可以被原谅的。由于中共的完全史大林主义化，在政治上时而是极右的机会主义，时而是极左的冒险主义，在组织上绝对消灭党内民主，而形成极权的官僚独裁──在这样的情形下，许许多多抱有某种民主观念或自由思想的党员都脱离了中共，这是可以理解的，只需不参加反动集团，干反革命活动，他们就是完全消极，都可以被原谅的。如果脱离中共，站在真正的马列主义立场来反对中共，那是更可贵的。但张国焘的情形与此相反。

    　　像张国焘这种人，如果稍有自知之明，要写些「回忆」，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把他所经历的事实写出来。这样做，对于研究中共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因而对于中共历史的澄清会有某种贡献。但张国焘为要吹嘘自己，便仿效了中共历史家的恶劣方法，任意歪曲事实，甚至虚构历史故事，这不仅会使那些认真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感到真伪难分的烦恼，即对张国焘在写作方面所费去的劳力来说，也是不合算的。

    　　张国焘既已完全背弃了他以前的信仰，甚至走到另一极端，自己的人格已经破产，理应深自负咎，闭门思过，再没有资格品评别人了。但他却不安份，还要大言不惭，任意批评别人。他甚至公然宣称：连我这个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人，都愿意分担一部份责任」（明报月刊三一期二五页）。首先得问：什么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我在前面已经根据文件指出，中国第二次革命所实行的机会主义，全是从莫斯科强迫输入的，是一种地道的外国货，它的商标叫做史大林主义。陈独秀不过是被迫执行它而已。而且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已经坦白地承认过这点，根本不需要张国焘「分担」什么「责任」。但从张国焘直到现在还说什么「陈独秀机会主义」，这表明：张国焘虽然早已脱离了史大林主义的中共，但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看法，仍然坚持着史大林主义的观点，和毛泽东等史大林主义者一样，为了替史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这又一次证明：在某一个圈子内长期养成的成见，即令脱离了那个圈子，还是无法摆脱那种成见的。说到「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张国焘的「资格」，我在前面已颇为详细地论述过了。让张国焘根据我的论述去重新审审查一下他的「资格」吧。


    对张国焘「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说几句话


    　　由于明报月刊登载了我的「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张国焘大动肝火，公然「向明报月刊严重抗议」！像这样的抗议，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理由，那就是：明报月刊拒绝刊登他回答彭述之的文章。但明报月刊在刊出「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的「编者谨识」中，即已明白表示：「张国焘先生关于彭文的任何文章，本刊亦乐于刊登」。既然如此，为什么张国焘还要「严重抗议」呢？

    　　据张国焘自己说：「编辑不能让投稿的人，任意攻击别人；一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被诬蔑为『虚构』，这岂是等闲之事」。如果张国焘自己真相信他的「著作」「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没有虚构的故事，那他为什么害怕别人批评和揭露呢？「真金不怕火烧」，他尽可以根据文件和事实来辩护自己。真理愈是辩论，便愈益明显。张国焘为什么害怕辩论呢？原来张国焘的「著作」，是经不起辩论的。一经辩论，就要暴露其虚伪，愈是辩论，虚伪的暴露也就愈多。所以他要「严重抗议」明报月刊登载我批评他的文章。但他忘记了一件小事，香港并不是中国大陆，只让一个人瞎说，而不容许别人批评的。

    　　张国焘指责明报月刊说：「如果一个商人任意经售搀杂沙子的米粮和其它劣货膺品或者毒品，岂不是无法无天；文化食粮中更不可搀上一些沙子」。很对，「文化食粮更不可摊上沙子」！但张国焘自已忘记了，他的「回忆」正是属于「文化食粮」之一，即提供史料的文化食粮。可是，他「搀杂了许多沙子」，即虚构了许多故事，如我已经指出的。难道张国焘认为只让自己的「史料」「搀杂沙子」，虚构故事，而不许别人批评揭露吗？明报月刊登载了他的「回忆」，又刊出别人批评他的文章，这正是表示该刊尊重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应有态度，以此避免一家垄断，任意抛售搀杂沙子的文化食粮。但张国焘却认为这样的自由讨论，自由批评，侵犯了他任意抛售「搀上沙子」的「文化食粮」（史料）的垄断权！反过来说，假使明报月刊登载了张国焘的「回忆」，而拒绝刊登别人对他的「回忆」的批评，那就未免有包庇张国焘任意抛售「搀杂沙子」的「史料」之嫌。这对于张国焘当然有利，其如明报月刊的信誉何！

    　　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中，仅仅揭露了张国焘的「回忆」中所虚构的几个较重要的故事。其实，须要揭露的还很多，例如，张国焘根本没有参加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他却编造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回忆」。他明明白白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中共中央的全会，可是他说没有参加。仅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和李立三受到瞿秋白的处分，故讳莫如深。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但没有功夫来揭露他。这里我要说的只是：张国焘的「回忆」，其中有些事实是可信的，有用的，是些「米粮」；但「搀杂的沙子」，虚构的故事，实在太多。如果人们把它当做历史故事来看，当然没有关系；但要当做真实的史料，尤其是要引证它来写历史，那就要特别当心了！

    1970年6月28日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陈碧兰


    　　读完了张国焘的题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见明报月刊31期）一文之后，我真不知道如何说法！他关于中共中央对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政策撒了一个历史的弥天大谎之后，等到别人根据无可辩驳的历史文件来纠正他时，他却恼羞成怒，反咬人家一口，说别人是「造谣」，以这种「抵赖」和「谩骂」的手法写出来的东西，本不值得和他打交道，浪费精力和这种人打笔墨官司，但为了保卫历史的真实，我却不能缄默，因为参加和知道这次事变的人，有的死了，如谭平山、陈延年、张太雷（他们都是特委的委员），赵世炎等；现在还活着的如周恩来（他也是特委成员）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等，（他们都是参加过鲍罗庭对于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演说会议，而且也是知道特委情形的，我本人也是如此），但他们是决不会为这件历史争论来作证的，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来虚构事实和伪造历史。但历史终竟是最公正的裁判者，不管张国焘，运用如何的手法来「抵赖」自己的虚构和伪造，历史最后还是会「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的。

    　　张国焘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一文中赌咒发誓地说：

    　　「现在我祇有向读者大众和彭述之高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彭述之一直不曾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也不是特委书记……」（见明报月刊31期23页）。

    　　张国焘上面这一段誓言中，所谓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是假的，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等等一系列的谎言，彭述之本人自会有所答复。我现在仅将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述之一起到广州以及我亲身经历和知道有关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特委会的经过，尤其是述之和我同张国焘住在一座房子里一个月的实际生活情况，作一真实而具体的叙述（1）。

    　　（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于四月末我和述之一同去广州，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零几天，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写了一专章（二年前所写成的），追述中共中央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同鲍罗庭商讨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政策，特委会的经过以及我本人对广州当时的观感和对与我接触的许多人物的素描，可惜现时我正在旅程中，此文不在手边，无法详引。

    　　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有如晴天霹雳，震撼着上海每一个共产党人。这是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从中央到区委以及每一个党员和团员都受到震惊，感到愤懑和迷惑。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主席团决定立即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以讨论如何应付这一事变的态度，并决定请中央派人参加。

    　　在一天的下午二时，上海区委的成员和党团活动分子近百人集合在虹口一间过街楼上举行会议，大家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区委书记罗亦农说明开会宗旨和中央代表彭述之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报告。当述之报告完毕时，群情愤激，各自发表意见。有的认为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既已公然发动政变来对付共产党，那么，我们共产党就应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的问题；有的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党，实行独立领导工农革命的政策，最后，一致要求中央应尽速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蒋介石。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当中央对蒋的政策决定后，并准备特派述之去广州，我也想乘此机会同述之去广州作一短期旅行，得以亲眼看看所谓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我得到述之的同意后，首先到中央办事处见陈独秀，当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便一口答允了我的请求。次日当区委主席团的会议将完结时，我即提出：请一个月假，同述之一起去广州看看那里的情形，我的职位（区委妇女部书记兼主席团成员）另觅一女同志代理。他们──区委书记罗亦农，宣传部尹宽，组织部庄文恭和负责工人运动的何今亮，后改名汪寿华──商讨之后答允了我的要求，我的职位由施存统的妻子锺复光代理；同时，区委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指定我协助到广州去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述之和我于四月二十六日由中央负责交通的石琼送我们上船，我们在船上碰见去广州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项英和许白昊，他们还和述之谈了很久，其内容不外是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和与劳动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

    　　四月三十日清晨我们已抵达广州，当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派卜世畸到旅馆来带领我们到广州省委办事处，其时陈延年、黄平和穆清正在里面办公。谈了一会，张太雷和他的妻子王一知到省委机关来请我们到酒楼午餐，陈延年作陪。午餐后，张太雷夫妇就带我们到他们的住所──即有名的鲍公馆（位于中央党部对面），那是一座高大的西式楼房，门口有几个守卫，鲍罗庭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住在楼上；张太雷夫妇则住在下面。当晚我们仍旧回到旅馆。

    　　次日清晨，我们从旅馆步行去东较场参加五一劳动节大会。由于人地生疏，我们步行了很久才抵达目的地，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尚未开幕，会场规模庞大，四个演讲台耸立于人海之中，我还被同志硬拉上讲台，临时讲了几句，由广东同志翻成广东话。

    　　由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国共两党在实际上都有戒备，因而五一劳动节大会虽然为共产党所组织和召集，但著名的共产党人，都避免在纪念会上作演说。当日下午陈延年将我们安排在东山一座小型洋房里，同张国焘住在一起，张住楼上前房，我们则住在后面一间小房子里，楼下为饭厅厨房，雇有一个中年的广东妇女烧饭和作其它家事。这座房屋本为张个人的住所。当晚述之询问张国焘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的情形以及同志们的反应如何，我在旁听来，张似乎没有具体的回答；同时述之告诉他中央对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决定，他对此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最后，他着重地向述之建议说：「我们最好一同去见见老蒋和他谈谈」。述之的回答是：「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对蒋的基本态度」。这个回答于无形中拒绝了他的建议。

    　　在东山只住了几天，陈延年为特委会租了一座颇为富丽的房屋。那是一座古式建筑的楼房，有楼台亭阁，花园和庭院，在黑漆的大门外，一对石狮盘踞于两旁，宛如守卫，一踏进大门，射入眼帘的便是两棵梧桐巍然耸立于庭院之两旁，颇为壮观。走上数层石级，便是正式的客厅，几对高大的厅门都是以红木雕刻成各种花纹，镶着彩色的玻璃。客厅两边为长方形的宽大厢房，楼上也是一样。穿过客厅，便是后花园，在花园中央，有一座圆形的亭阁，周围镶着彩色的玻璃，异常典雅和美丽。其中设置着人造大理石圆桌，围绕着几个彩色花纹的瓷鼓，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吸引力，花园虽因长久没有人住，缺少人工培植的花草，呈现着一种荒芜的景象，但其中还有一些树木和木本花。尤其是那棵高耸入云的木棉树和白兰花树更为生色。其时正是白兰花开放的季节，满园飘散着醉人的芳香。右边的一角有座小型的茅亭，其中也有石櫈和石桌，颇令人兴起一种古典的艺术之感。旁边就是半圆形的走廊一直通到厨房和用人住房。楼上也是同样的走廊，通到厨房顶的一座小小的楼台，在上面可以采到一些木本花。我常常一个人到那上面去远眺，可以看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鲍公馆，并采些花来插在花瓶里，邓颖超每次来时，也到上面采些花回去。

    　　述之和我住在楼上右厢房，张国焘就住在我们对面的左厢房，中间隔着一个客厅；李立三同他的妻子李一纯，住在张国焘房子下面的左厢房，特委的秘书薛世伦和罗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在上海时他是同李立三住在一起的，）则住在我们下面的右厢房。请了一个广东妇人为我们烧饭。

    　　这座房屋虽然如此富丽，但租金却异常之便宜（五十元），据陈延年说，这房屋本为一位高级军官的住宅，由于那位军官一时气愤，在庭院里梧桐树下枪毙了一个姨太太的情人下级军官，从此这座房屋就没有人敢住，因广东人一般的迷信甚深，传说里面有鬼。由于这一挑色事件的原因，一座本为官僚或富翁享受的房屋，竟成为共产党人的机关了。由于它的富丽和宽大，有楼台亭阁花园和庭院，因而同志们都戏称它为「大观园」。

    　　到这里来的同志很多，谭平山常常带着一个携带武器而不着军服的保镳来（据说是他的兄弟）。此外如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蒋先云……都到过这里。在这些来往的同志中，以蒋先云来得最密，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为恽代英，他当时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兼该校的党团书记。当他同述之谈及三·二○事变时，愤慨填膺，汗流满面，他站在餐桌旁边，一面侃侃而谈，一边手拿着军帽揩汗。他并说黄埔的党团同志一致要求中央决不要接受老蒋所提出的「党务整理案」。

    　　在广州对于三·二○事变表示愤慨的除了恽代英外，在我所接触的同志中只有朱克靖（他是我在苏联的同学）。他当时为国民革命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军长为朱培德，当他请述之和我在他的家里午餐时，谈到三·二○事变。他极表愤懑，同时述之问他朱培德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如何？他说：「朱培德对老蒋这次的举措极为不满。」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有一种感觉，即广州的共产党人对于三·二○的反应，同上海比较起来，大不相同。除了听到一二个人的愤懑之声外，其余的人，无论是领袖、干部和党员都彷佛若无其事一般。当时我很惊奇，事后想来，才知道这是由于鲍罗庭的作用，他倚靠着苏联的威望，拥有大量的军火和金钱，加上他的灵活的外交手腕──这些因素配合起来，便形成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无上权威。他为了要顺利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政策，运用种种诡辩和曲解，于无形中便把三·二○政变的意义冲淡了，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对这件事的反感，也就于无形中减轻了。

    　　虽然当时我不是特委会的委员，但特委会的一般情形我却知道，特委会的成员为彭述之、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述之任书记，鲍罗庭则以国际代表的名义参加。

    　　特委会开过三次会议，第一、二两次是在鲍公馆举行。在第二次特委会开过之后，由于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与鲍罗庭所代表的国际意见的分歧，以及述之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鲍罗庭因此建议特委会的成员同国民党左派领袖开一次谈话会，以交换国共两党合作的方式问题。这次谈话会是在广州城外白云山寺院里举行的。对于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我和一知都想同述之、太雷等一同去那里旅行，但由于他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谈话，我们也就只好望白云而兴叹了。

    　　在白云山会议之后，鲍罗庭约述之到他的公馆作了一次长谈，企图说服他，但述之仍旧坚持他原来的意见，因而这次谈话毫无结果。

    　　过了两天，述之又召集第三次特委会议，这次是在周恩来的家里开的，鲍罗庭没有到会，赵世炎刚从北方来，述之邀请他列席。由于周恩来约我同述之一起去他的家，以便会议完毕后共进晚餐，因而我也同去。特委会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举行，邓颖超、蔡畅和我则在客厅里轻松地谈谈广州妇女运动的情况；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一些上海方面妇女运动的情形，并享受了邓颖超买来招待客人的新鲜茘枝。

    　　在第三次会议后，陈延年在鲍罗庭的示意之下，召开了一次广州全体干部会议，当时在广州所有的领导分子和干部都参加这个会议，如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彭湃、邓仲夏、张太雷、恽代英、李富春、蔡畅、邓颖超……以及述之和我。其中还包括从全国各地来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等约百余人，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陈延年致简短的开会词后，鲍罗庭即步上讲台作了一个冗长的演说，历四小时之久。他极尽诡辩之能事，玩弄动人的词令，宛转而曲折地为蒋介石的三·二○政变解释，以减轻同志们的反感和疑虑。同时，在他的演辞中，极力强调右派势力的强大和危险性，以此暗示共产党必须继续和蒋介石合作，接受党务整理案，支持蒋领导北伐。当鲍罗庭的演说完毕，接着就是张国焘上台发言，他的讲话很短，大意是赞同鲍罗庭顾问演说的内容。正当张的讲话完毕，陈延年以时间不够为理由，主张会议应对鲍罗庭顾问的演说表示一个态度，于是在绝大多数举手赞成之下，会议就此结束。这就无形中剥夺了中央特派员彭述之的发言。当然这是鲍罗庭事先同延年安排好的。因鲍罗庭深恐述之发言时，会把他所代表的中央的意见说出来，因而引起同志们对他的意见发生疑虑，掀起严重的争论。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广州的一些领导干部（当然不是每一个），在鲍罗庭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已经开始官僚化了。述之因此感到十分困恼，终日缄默，懒得出门，只是沉闷地呆在房子里阅读书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感到不快；何况张国焘因述之到广州极不高兴，他的火气就时常发泄在我身上，在生活方面给予我一些无聊的小麻烦。我当时极想马上回上海，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上海的环境充满着革命的气氛，不像广州那样官式化，看了令人不顺眼。

    　　约在五月末，述之接到陈独秀的信，请他立即回到上海。因而我们于六月初就离开广州，当我们的船抵达上海码头时，郑超麟身着一套深绿色的西服，面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感到亲切和快慰！他叫了一辆旧式的马车，把我们连同行李一起载到闸北福生路仁元里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郑超麟为宣传部秘书，也住在那里），即我们的住所。

    　　次日清晨，我到区委报到，区委决定我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同时区委邀请述之参加区委的会议，请他报告特委会的结果，他如实地报告了三·二○事变后广州的情形，以及鲍罗庭所代表的国际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大家听了述之的报告后，相对愕然，不满和疑虑交织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尤其对国民党五月十五日所通过的党务整理案异常愤懑！但由于这是国际的政策，中央既不能反对它，区委也只好跟着中央走。但区委却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措施，即，决定当时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有职位的四个同志：恽代英、刘重民、张庭灏和陈碧兰联名在上海几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登启事声明脱离该党部的职务，以此抗议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这虽然是一个插话，但由此亦可表明当时上海区委对国际代表鲍罗庭迫使中共接受蒋的妥协政策，是极为反感的。

    　　我上面的叙述，是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述之从上海动身去广州，以及在那里一月余所亲身经历的。这一叙述，人们看了便可了解张国焘所「高声说的」……「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广州，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是何等荒谬的谎言！也许张国焘会说我所叙述的不可靠。像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那样的历史文件，他都说不可靠；那么，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所写的文章就更加不可靠了。假如张国焘还有一点普通人的良心（且不说历史的良心）的话，他就应该承认我所叙述的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不管张国焘将如何说法，我只是忠实于事实，把这些我所亲身经历的确切事实叙述出来，以供读者对三月廿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引起的争论研究参考，并判断究竟是非谁属。

    1968年9月16日于日本东京




    [1] 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刊登于明报月刊三十期。「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系驳覆张国焘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张文刊登于明报月刊三十一期），曾寄明报月刊，望其登载（照理是必须登载的），但被拒绝。据该刊主编胡菊人先生来函解释不登载的理由，是由于该刊编辑部内「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说，该刊编辑部内有人袒护张国焘，唯恐彻底暴露张对历史的虚构和歪曲，影响张的「我的回忆」。由此可见，人们倡言对中国近代史「还它一个原来面目」，是如何地不符诺言了！

    [2] 「整理党务案」为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所通过，其中限制共产党人的要点，即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所指出的：「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总部，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及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由于这类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已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而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品，陈独秀所谓「我们都一一接受了」，事实上是在国际代表鲍罗庭的压力下被强迫接受的。

    [3] 「狗急跳墙」，是被人追赶到走头无路的应急行动。这只能适用于形容被赶者。我批评张国焘，是赶狗，而他是被赶。他用这句成语来骂人，恰好是不自觉地反映了他当时看到我的文章后的焦急心情。「贼喊捉贼」，同样是被动的，是被捉者在紧急关头「临急应变」的小鬼计。张国焘在看到我揭穿他的虚构史故事后，大喊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是假的」，正是「贼喊捉贼」的小鬼计的表演。

    [4] 一九四六年夏，张国焘从重庆到上海曾要求见我。由于他投降国民党作它的中委，我拒绝了他。他从此怀恨在心。所以他在他的「回忆」中说到我时，总是歪曲事实来诋毁，甚至揑造故事来侮辱，以资报复。「怒斥他的无能」，便是典型的例子。

    [5] 自一九二五年春，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他除了建立组织部的机关，用一个秘书张学俍接受各地方有关组织的报告外，他本人根本没有作过组织部的工作，以致中央组织部完全等于虚设，陈独秀为此常常生气。我为了请张国焘替向导写有关职工运动的文章，曾两次到他的组织部看他，每次都看到他一个人在写字枱上摸骨牌。我问张学俍：为什么张国焘老是一个人摸骨牌？学俍答说：他一个人在家里，不是摸骨牌，便是背着手在房子里踏方步，连报纸也不大看的。从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坏。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负责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显然是有意避免涉及他担负这份工作的无能与怠工。但另方面，他却说他担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事实上，那时根本没有工委，也没有军委，只有几个人负责调查军事情形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