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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新酒

(载1901年6月《火星报》第5期)



  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革命俄国报》【《革命俄国报》,1900——1905年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的秘密报纸。共出77期。1902年1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译者注】第一期的一个地方,我们读到了短文《革命出版物述评》。文章说,俄国革命思想现在正实现《革命俄国报》出版者“预言”的“向民意时代原则方面转变” [1] 。尽管在民意时代不同社会政党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我们是这样理解上述意见的:俄国革命思想现在正走向所谓民意主义方面。这个意见很使我们惊讶,而且老实说,给了我们不少的烦忧。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革命思想向民意主义原则转变(更确切些本应说:回归)的任何标志,另一方面,《革命俄国报》抱着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以致在我们这里产生了怀疑的信念谈到它所预言的这一转变。难道我们连那个大象也没有看见么?【“没有看见大象”,语出克雷洛夫寓言《好奇的人》。寓言中的主人公在动物博物馆中参观,各种小虫标本都注意到了,就是没有看见大象,比喻见小不见大,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译者注】难道我们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么?为了使自己回答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我们以双倍的注意力开始注视俄国的革命书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忽略上述转变,而且甚至预言过这一转变的那些人的出版物就最使我们感兴趣了。例如,当我们得到社会革命党各个联合小组的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制定的《社会革命党宣言》时,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我们曾相信,正是而且尤其是在这里,我们会明显看到《革命俄国报》的出版者所预言的转变。我们读完了宣言,然而……大失所望。宣言里既没有“所预言的”转变的痕迹,也没有这一转变的影子。完全相反!它最清楚和最鲜明地证明这样一个——我们早已认为无可争辩的——情况:俄国革命思想越来越向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诸原则的方面倾斜。《宣言》作者们的思想十分接近这些原则。这里令人惊讶的只是,无论是《革命俄国报》的出版者,还是《宣言》的作者仿佛都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民意党是“密谋家”的政党。这是任何有见识的、认真读过《民意日历》上刊登的短文《党的准备工作》的人都容易相信的。在这篇短文中我们读到,党应该准备起义,这种起义大概将由于人民暴动、战争受挫、国家破产之类对革命者有利的种种情况的结合而变得容易些。这些意见本身自然还不包括会使我们有权称民意党人par excellence(大都)是密谋家的那种东西。然而在同一篇短文中接着就有一段画龙点睛的文字。在那里正是这样说的:
  “党应该及时利用这些有利情况的每一种会合,但是它在自己的准备工作中则不应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些会合上面。党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它应该这样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以便即使在最恶劣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会有辱使命。
  这些最不利的条件正是表现于这样的场合,即党不得不独自开始起义,而没有跟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这时也没有任何有助于第一次进攻的异常有利的偶然机会。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也应当作好准备。党应该有力量为自己创造有利的行动时机,开始工作并把它进行到底。巧妙地完成一系列同时消灭十至十五个人——现政府要人——的恐怖行动,会使政府惊慌失措,失去行动的统一性,同时鼓舞着人民群众:即创造进攻的合适时机。事先集合起来的战斗力量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起义,并力图占领最主要的各政府机关。这种进攻可以容易地以胜利而圆满结束,如果党保证自己有可能推动或多或少相当大量的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去帮助自己的先锋队的话。为了胜利,同样必须使自己在各省处于相当牢固的地位,以便一听到革命的消息就把他们发动起来,至少是使他们保持中立。同样应当事先使起义不会由于欧洲列强对政府的援助而受到危险,等等。总之,党的准备工作应该完成为甚至在没有任何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即类似俄国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局势下党发动的起义获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切。”
  这一切本来是很好的,聪明的和合情合理的。然而任何人都会看出这完全是密谋家的行动纲领,如果俄国革命思想中真正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机关报所“预言”和赞成的转变,那么社会革命党人也会向我们提供多少巧妙地适合于密谋的行动纲领。然而他们的宣言提出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把在工厂工人中进行鼓动活动提到首位,并用以下的方式规定这一活动的任务:
  “社会主义政党应该主动担当起领导的作用,把人民不满情绪的个别爆发和纯粹自发表现统一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它应该利用这一斗争来达到鼓动的目的,从而强调和表述事变的进程本身所提示的结论,并经常扩大它的新的政治性要求和法律性要求的范围”。
  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作者们如此经常地指出其必要性的那种政治鼓动 [2] ,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以十分明显的成就——现在可以不怕夸大其词地这么说——所从事的那种政治鼓动。这种活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极为高兴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正向它这方面“转变”。
  “我们确信,——宣言的作者们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党领导的示威、抗议、罢工和整整一系列对现存社会关系的集体不满的其他表现,在逐渐地增强,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动摇着警察官僚制度的国家,并使之彻底垮台”。
  如果这种信念是“向民意时代原则方面转变”的标志,那么无疑,这种转变早已由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完成了,它从1883年自己刚一诞生起就不断地证明,只有越来越波澜壮阔的人民群众运动才能结束俄国专制制度的存在。民意党人指责“劳动解放社”,说它的宣传同民意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社会革命党人显然认为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专制国家里,——宣言说,——由于事物的进程本身,社会主义团体应该力求成为按其构成和人数都是有限的、党的隐蔽的和严格秘密的核心组织”。
  这是正确的,然而这里没有“向民意时代方面转变”的任何东西。俄国革命者们在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俄国革命者们在“民意原则”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党的隐蔽的和严格秘密的核心组织”的必要性。为了不致扯得太远,且举出70年代“隐蔽的”、“严格秘密的”和集中主义的组织“土地与意志”。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么应该说实话:他们中间许多人迄今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类组织有益到何种程度。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弱点之所在,这个弱点妨碍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它有权扮演的那个角色。痛苦的经验每天和每时都告诉我们,必须完全和坚决地排除产生我们相对的弱点的这个根本原因。而且我们当然能够克服这一弱点。但是当我们把它克服掉的时候,那些以为我们回到“民意时代的原则方面”的人是很错误的,因为隐蔽的、严格秘密的和集中主义的组织对于现今俄国条件下坚决斗争着的任何革命政党说来都是必要的;这种组织不能视为这些政党中任何一个政党的特殊的特点。

  我们往下看。宣言说:
  “我们确信,没有(农民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工厂的工人阶级以及整个工业的工人阶级就不能摧毁俄国政府的实力和争得任何一种政治自由,更谈不上对社会的经济改造了 [3] 。而且我们应当承认,在农民中间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这个阶层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些像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关心于消灭现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人数众多的团体。”
  在“民意原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革命者们的议论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吸收能够参加组织的农民中间的某些人加入组织,自然总是被认为合乎愿望的,——关于“(民意)党的准备工作”……的—篇短文说,——但是说到现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那么在起草(民意党)纲领的时期,这种组织被认为是十足的幻想,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往后的实践在这方面不可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
  难道宣言的作者们看不出,这里他们是在离开民意主义原则。而不是“转向”这些原则“方面”么?

  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不是“转向”70年代民粹派“方面”。他们距离集中农村中一切革命力量的思想是很遥远的。
  “无论农村中的革命活动多么重要和必要,——他们说,——我们现在,按照纯粹策略的考虑,将努力把自己在城市里现有力量集中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人居民比农村居民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这种环境中有较大的工作效率。”
  这很像“劳动解放社”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草案提出必须开辟“使工人政党同农业居民相接近的广阔道路”的一系列要求,草案同时指出,革命者的工作“应该首先放在较为开展的劳动居民阶层即工业工人上面。”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20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总的说来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活动的观点几乎直到细微末节都同“劳动解放社”的观点相吻合。例如宣言说:
  “至于能够在农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人员名额本身,我们认为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某—部分按其个人生活条件不得不经常在农村生活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这样一些工业工人,他们从各个城市转到设在农村地区的工厂和工场,或者虽然经常生活在城市,同时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或多或少时常去农村访问。”
  “劳动解放社”提出的纲领草案表示希望:
  “作为公社的贫穷了的社员而被抛出农村的无产者在适当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回到农村。”
  谈到按其个人生活条件不得不经常在农村生活的人时,草案说:
  “不言而喻,甚至现在和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们也会以自己在他们中间的活动给予俄国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帮助。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仅不要推开这些人,而且要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同他们协调一致。”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20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宣言中说,虽然资产阶级按其利益的实质本身是同他们敌对的,但是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关于政治自由的问题乃是社会主义政党同“第三等级”的先进部分定到一起的共同基础,跟他们说的几乎所有的话一样,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们不是像民意党人那样说话,而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说话。为了确认这一点,他们不妨读一读巴·阿克雪里罗得论策略问题的小册子,并把其中所捍卫的对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观点同在《民意公报》第二册上刊登的文章《我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中所说的观点加以比较。

  诚然,社会革命党人宣言中有一些思想,正确些说有一个思想,会引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尖锐的反驳:我们指的是关于当今的农村公社可能有助于革命者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意见。
  “因为任何协会和组织,无论它们产生在什么基础上,都会造成作为成员加入其中的那些民众集团的利益的某种共同性,因而它们也就会成为有利于影响这些集团的条件。”
  首先,这很不清楚;其次,这同宣言关于现今俄国农村状况所说的一切相抵触。实际上,宣言的作者们本身就已指出农民现在分裂为三个集团:(1)农村无产阶级,(2)“在自己的经营中经常剥削雇佣劳动”的农村小资产阶级,以及(3)耕地少的农民。我们完全同意说最后这个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法律利益”“完全符合(正像宣言现在所说的和劳动解放社过去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法律利益”,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公社在剥削农村无产阶级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成为其剥削对象的无产阶级之间会造成什么样的“利益的共同性”。在这一点上社会革命党人考虑得还很不清楚;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做到自圆其说;而且在这里不能说他们在“转向”民意原则。不,说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不知道农村群众分化的民粹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则较为正确。

  但是,除了这一个地方之外,宣言的所有其余部分都是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阐述,我们不理解,它的作者们怎么会琢磨不到这一点,或者怎么会认为必须隐瞒这一点。也许那些否认政治斗争并认为任何对专制制度的进攻都是他们所痛恨的民意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纨绔子弟把他们弄糊涂了么?然而要评判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就应当考虑它的成熟的和真正的代表。而这些代表早已向俄因社会主义者推荐宣言的作者们现在向之“转变”的那个行动纲领。社会革命党人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骨肉相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应当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而不是从后者“转变”到在一切方面都可尊敬、然而已经无可挽回地过时了的革命古董方面的缘故。或者他们担心同我们联合会“背弃旗帜”?然而我们的旗帜是所有文明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的红色旗帜,站在它的下面并不意味着背弃已故俄国革命者的荣名。完全相反,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战斗在俄国的人都会继续完成这些英勇斗士们的业绩中曾是最重要的那种工作,而仅仅抛弃他们那些为地点和时间的种种条件所引起的错误。难道社会革命党人以为,当佩罗夫斯卡娅和热利亚波夫大概会有另外称呼的那个时候,他们在道义上应该像佩罗夫斯卡娅和热利亚波夫那样称呼自己 [4]



[1]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2] 关于这种鼓动,参看例如·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社会主义者在同俄国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日内瓦,1892年。

[3] 我们觉得,甚至在各工业小心。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和应当囊括的也不只是一些工业工人”,而是一般说来这些中心的全体无产者、全体劳动者和被资本剥削的全体居民。因此我们认为,那些谈到一些工业工人的人说得不对,因为他们这样说,就赋予很广泛的思想以比较狭隘的表达形式。

[4] 我们说:称呼自己,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按现在的方式即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甚至称呼自己是民意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下定决心。而在这种场合,他们关于向民意主义方面“转变”的言论就会失去最后一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