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1898年）
按：本文以基尔桑诺夫为笔名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科学和社会政治刊物《科学评论》杂志1898年第3、4期上，它是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在19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的斗争的又一传世佳作。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观中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另一派为了过分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贬抑甚至抹煞个人的作用。前一派以18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卡莱尔等人为代表；后一派的代表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俾斯麦、莫诺等等。两派共同特点是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个人的自觉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找不到联系两者的桥梁。普列汉夫在批判这两种对立观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的同时，不仅提出了新颖独特、分析细致、令人信服的论据，而且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杰出人物能够决定历史进程的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新原理。
这篇不过3万字的论文，无论从一般原理的高度，还是就思想之精辟、史料之丰富、论述之透彻、语言之洗练以及风格之卓异，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即使在对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大张挞伐的年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也仍然把它列入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必读的共产主义教材达半个世纪之久。
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写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进步的因素》。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宾塞，证明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则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从属的作用。—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按指米海洛夫斯基]反驳了卡勃利茨，对于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讽意味的惊讶。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保卫理智，自然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问题的实质，而是指明问题的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许，他就更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已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任意地划分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使它们变成从各个方面和以不同结果吸引社会人走上进步道路的特种力量。然而这个理论就其在卡勃利茨那里所获得的那种形态说则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卡勃利茨已经不是把社会人活动的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领域变成特殊的社会学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已经十分显然的谬论的滑稽可笑的世界；这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本应让卡勃利茨和他的读者们加以注意的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在揭示企图发现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进了怎样复杂难解的抽象领域时，也许会无意中为批判因素论本身作出某些事情。这在当时对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然而他并不足以胜任这个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对折中主义的爱好，由于折中主义，一切“因素”在他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的折中主义性质，后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上，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一切其他因素并且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因素”观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①作辩护的。
① 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未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
当唯物主义者们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christian necessarians[基督教必然论者]①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拿清教徒②为证，清教徒的毅力就远远超过17世纪英国一切其他党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们为证，他们在短时期内就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那些认为只要我们确信特定系列的事件必然到来，我们就会失去促进或反抗它们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错误的。[1]
① 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
② 清教徒，指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拥护加尔文主义、要求清除国教会中天主教残余的宗教改革派。清教徒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无论平民还是国王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信奉加尔文“成事在神，谋事在人”的预定论，主张建立无教阶制的民主共和的教会，提倡节俭勤奋的进取稍神。他们在17世纪为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巨大的作用。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这个位置，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示的那种心绪，而且由于这种心绪，人们表现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实现最令人惊异的勋业。这种心绪是哈姆雷特没有体验过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声叹气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那主张自由只是已经转化为意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得对：“一个人怎样，他的哲学也就怎样。”
我国有些人对施塔姆勒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的。我们指的是他的月蚀例子。实际上这是最荒诞的例子。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光凭这一点，就只有在疯人院里才会产生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如果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内，那么凡是很想看到月蚀，同时确信月蚀不用他们促进也一定会发生的人，都不会加入月蚀党。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避免多余的即无益的行动罢了，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要使月蚀的例子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场合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对上述政党说来本来应当把这个例子根本改造一下。应当设想，月亮是天生有意识的，并且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那个位置，在它看来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同时这个位置不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对它的精神安宁说来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始终充满热情地力求占住这个位置。[2]作了这一切设想之后，理当问问自己：如果月亮终于发现，实际上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而是相反，
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会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见，结论是：只要月亮没有借助于某种逻辑矛盾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发现一定会使它不能运动。但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种发现也许会成为月亮情绪不佳、精神失调、它的“理想”与机械现实发生矛盾的正式根据之一。但是既然我们假定“月亮的心理状态”归根到底整个地全都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么本来也就应该在运动中去寻找月亮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情况会是这样的：当月球处于远地点时，它为它的意志不自由感到难过，而在近地点①，这种处境就成为它心情快乐、精神焕发的新的正式来源。也许结果恰好相反：也许会是这样的，月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发现自由和必然相协调的方法。然而不管怎样无可怀疑的是这种协调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识同实践上最坚毅的行动是相处得非常好的。至少历史上迄今为止常有这样的事。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说常常超过自己所有同时代人，并且对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① 近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近之点，远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远之点。
我们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②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大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②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是内心充满矛盾、行动迟疑不决的典型。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
西梅尔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与受约束相反的东西，自由就没有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西梅尔的定义过于狭隘：它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极端可笑的：小偷是不会自由地从您的衣袋里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这样做，而他暂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制服您的反抗。不过除了这种起码的和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深刻得多自由概念。这种概念对于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也只有当他们确实摆脱掉二元论，懂得在主客体两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者认为可能有的那种鸿沟的时候，才会领悟这种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把自己乌托邦式理想同我国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且没有走得比这种对立更远。主观主义者们陷进了二元论的泥潭。所谓俄国“学生们”①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多。尽管如此，“学生们”却能够找到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学生们”上升到了一元论。按照他们的意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进程而导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导致他们——俄国“学生们”，而且不仅只是俄国“学生们”——理想的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这个“学生”，就充当这个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而且无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根据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不过既然他的社会地位正是使他养成了这种特性，而不是别的特性，他就不仅会充当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仅不能不充当而且热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是自由的方面，同时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转变成自由的必然性。[3]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这种场合，究竟可以谈论什么样的拘束、什么样的约束呢？这是明显的：是遏制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的那种精神拘束；是不善于架设桥梁越过分隔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人们感到苦恼的那种约束。当个人没有通过勇敢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争得这种自由时，他就还不会完全属于他自己，于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耻地迁就与自由对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个人一旦摆脱这种恼人的和可耻的拘束的枷锁，一旦他的自由活动成为必然性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就是为新的、完整的、在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4]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而且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魔……
① “学生们”，指马克思学说的信徒。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个人认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竟袖手旁观，那就表明他对算术不内行。实际上，比方说，如果诸条件的特定总和S具备，现象A就必然要发生。您向我证明了，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T时就会具备。我，这个热烈同情现象A的人，确信这一点之后激动地喊道：“这多么好啊！”，于是便躺下睡觉，直到您预言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这么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如下。在您的计算中，在发生现象A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个活动等于a。既然我陷入昏睡沉沉的状态，那么在T时有利于该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S-a，这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也许另一个人会占据我的位置，此人也是接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我的无动于衷使他感到极端愤慨，这种情况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在这种场合，力量a将为力量b所替代，而且如果a等于b（a=b），那么促使A到来的条件总和仍然会等于S，于是现象A还是会在同一时刻T发生。
然而假若不能认为我的力量等于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干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谁也没有来替代我，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于是现象A就会发生得比我们预计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们指望的那么完满，或者干脆根本不会发生。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认为在我背叛之后S仍然会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光只我不会计算呢？向我预言总和S在T时一定会具备的您，却没有预见到我同您谈话以后便立即躺下睡觉去了；您曾确信我始终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您把一个不大可靠的力量当成了比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计算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假定，您什么都没有弄错，您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时您的计算就会是这个样子：您说，在T时总和S将会具备。在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这里也包括了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们因确信其意图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真正会在您确定的时刻具备，现象A也就会发生。看来这是明显的。然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一想到现象A必不可免就使我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曾觉得这种想法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谈到这个想法时我就忘记了最简单的算术规则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使我对无所作为具有最强烈的渴望，而且我同您的谈话使这个值得称赞的渴望一触即发。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成为暴露我精神萎靡和腐朽无能的导因的意义上，这里才会出现对必然性的意识。把这种意识看作我精神萎靡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不在于这种意识，而在于我受教育的种种条件。可见……可见，算术是一门极为可敬极为有益的科学，它的规则甚至哲学家先生们，而且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们都不应当忘记。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不同情该现象和反对它到来的、意志坚强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情况有点变化。很可能，它会削弱他进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什么时候会确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它必然到来的意识，以及他们毅力的衰竭，只是有利于它的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又包括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中。
所有主观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经有个时期，这种主张引起先进青年对他们巨大的同情，这班青年力求为公共利益而从事高尚的劳动，因而自然倾向于高度评价个人首创精神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主观主义者们不仅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动同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起来，因而创立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理论：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而该运动自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主观主义者们的学说已经开始破绽百出，打任何补丁都无法修整。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使某些敌视它的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如果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他们认为个人是quantité né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正如为了正题而忘记反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当我们善于把包含在它们中间的真理因素统一在合题中的时候才会找到正确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说来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德国史》的作者。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没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对于某些俄国读者来说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说一点并非完全没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话。
拉姆普雷希特汇集了许多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活动得以实现的那种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持见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iung，如他所说）；不过他在自己的辩论中暂时局限于援引俾斯麦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这位铁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发表的如下一段话：“先生们，我们既不能忽视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我希望你们预防一种错觉，由于这个错觉人们把自己的钟表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做他们会加速时间的流逝。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我所凭借的那些事变的影响，不过毕竟谁也没有想到要我去创造历史。这对我说来，甚至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也会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联合在一起能够跟整个世界对抗。然而我们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待历史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它们的成熟的；如果它们尚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它们的生长和损害它们。”拉姆普雷希特又根据约里的记述，引证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不止一次说过的意见。它们共同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造成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行事，并限于保证自己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拉姆普雷希特认为这是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深入地观察事变，而不使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呢？对他说来，这甚至在他处于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历史条件比最有势力的人物更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这位伟大人物说来是“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这样议论的，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通用的。不难看出他的“通用”观的弱点。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作为心理学文献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这位德国宰相的活动，但不能说他的活动微不足道，说俾斯麦的特点是“无为主义”。请看，正是这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毅力的人，认为自己在事物自然进程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简单工具；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现象，同时又成为很有毅力的活动家。不过只有在这方面俾斯麦的意见才是很有意思的；认为这些意见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回答则不可能。用俾斯麦的话说，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得到事变所准备的东西。然而每一次“保证”行动也都是历史事变：这样的事变同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历史事变都同时既是“保证”某人得到先前发展已经成熟的果实，又是为未来果实作准备的那个事变链条的一个环节。怎么能把“保证”的行动跟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看来俾斯麦是想说，历史上起作用的个人和集团从来不是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万能的。这自然毫无疑义。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他们的——当然远非万能的——力量依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又在什么情况下消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俾斯麦还是援引其言论的那位博学的“通用”史观拥护者都未作回答。
诚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里也发现有比较浅近易懂的引文。比方他引用法国现代历史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诺如下一段话：“史学家们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然而转瞬即逝的表现，注重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却不去描绘构成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而非暂时的部分（这个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进行精确分析）的那些经济条件和社会设施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称，他准备对莫诺这段话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法国学者也不爱赞同德国学者。因此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在《历史评论》上特别愉快地强调了莫诺历史观点和拉姆普雷希特观点的这种吻合。他指出：“这种一致意义十分重大。它看来证明，未来属于新的历史观。”
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同个人的自觉活动联系起来。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划的例外：例如维科、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对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①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②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夏多布里昂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行，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只要稍为读读基佐、梯也尔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性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5]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①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
② 博马舍曾经起来反对古典悲剧，说这些悲剧描绘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袭用剧情。他要求描写寻常的和非虚构的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评论那些以《法国历史》命名的著作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叙述中，少数特权人物整个占据了全部历史舞台，全体民众都被宫廷服装挡住了，我们既找不到严肃的训诲，又找不到们提出的有益的教导，也找不到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的命运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都种兴趣和同情……”这些言论同博马舍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的。（参看《选集》第2卷第188—189页和第5卷第476—477页）
1826年1月，圣伯夫在《地球》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审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①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②；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上。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② 根据1748年缔结的亚琛和约，法国要把自己在尼德兰占领的所有土地割让给敌方。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③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马丽亚·特雷西亚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③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说来，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正是蓬巴杜夫人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样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马丽亚·特蕾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①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① 七年战争后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排挤去了。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撒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①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① 1761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彼得大帝的外孙，德国亲王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登基，是为彼得三世。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从而使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并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士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的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会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
巴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①，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暗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①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参看该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版第79页。）克利奥巴特拉（前69—前30年）为著名埃及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凯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
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察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蒂雷纳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阿恒荷尔茨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比斯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读者会懂得，这些议论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会是适用的。只需要在这些议论中把应该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比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比斯换成布图尔林，等等。因此我们就不去重复了。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说来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作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①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①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来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一块偶然掉下的砖头打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①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①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为了进行一切闻所来闻的革命，别出心裁，以法国国民公会的名义颁行共和国年历，用以取代基督教历。改变日和月的名称，用旬代替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个月，每月各30天。从9月22日起，月份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葡月为共和历第1月，下类推。每月三旬，每旬十天。每天按它在旬中的位分别定为第一、第二……第十来复日。另外有五天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袜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别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和“舆论节”。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十八日①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九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是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未能恢复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将军，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谈到麦克唐纳，谈到贝纳多特。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②。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① 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推翻了热月反动后建立起来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后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② 土伊勒里宫为巴黎的王宫，位于罗浮宫旁。1564年伊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岛，英国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仑两次被流放该岛，并死在那里。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那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是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五]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6]在1789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五] 此处手稿中有如下几句被删去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性中的军事天才[7]。
斯丹达尔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尔和1519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乔和活到1563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去世时他才不过34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巴萨诺、韦罗内塞、朱利奥·罗马诺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100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①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同样也可以说，一个与沃弗尔曼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8]有亲身交往，而莎士比亚的一个同龄人则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同时生活。[9]
① 波伦亚画派，西方艺术史上盛行于17世纪（其最早表现在意大利为16世纪后期）的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该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齐兄弟，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六]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六] 此处手稿中有另一种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的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会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甚至细枝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七]
[七] 关于天才的作用和一般才能人物的作用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区别，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经济唯物主义”》手稿中曾经写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资本论》的作者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对于在这种理论中找到了支撑点的那种社会思潮的极其巨大的意义么？当然，可以反驳说：这位大思想家的这部著作由天赋较低的一些人共同努力来完成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一，这会大大延缓文明的进步，而第二，未必可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思想所产生的完全同样的结果。千百个平凡的天文学家代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顿。千百个平凡的音乐家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贝多芬、舒曼、肖邦给人们的那种享受。……一万个格子的上皮代替不了一个格子的灰色的大脑物质。但这是不是否定有可能根据唯物主义建立心理学呢？看来丝毫不是。同样，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这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也丝毫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54页）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中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见解）。[比如参看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上卷第216—218页]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10]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然而如果事变的个人特点为一般原因的影响所制约，而不依赖于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于一般原因，而且无论这些活动家怎样变换，它们都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具有宿命论的性质。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两人都把历史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近乎神甫。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完成的，那么个别，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地运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木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面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最始终一贯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①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① 指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1840年）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有该书中译本。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要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社会课题。所谓伟大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缓慢”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许多现代进化论者都很喜爱这个字眼。在心理上这个偏爱是容易理解的：它必然会在崇尚中庸和稳健……的善良人们中间产生。然而在逻辑上它却经不起批判，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的那样。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①的人都是伟大的。
① 语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
[1]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的学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决定的。“我们把上帝永远决定的事情，把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因而对各个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称为预定。”（《训条》，第3册第5章）正是按照这个学说，上帝从自己的仆人中挑选几个人来解放受到非正义压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就是如此。从一切情况看来，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终，而且大概是由于完全真诚的信念，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说来都涂上了必然性的色彩。这不仅没有妨碍他企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使他的这一企图获得了不可遏制的力量。
[2]“这同磁针对转向北方感到离兴，认为它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不依赖任何原因，而觉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莱布尼兹：《神正论》）。
[3]“必然性之变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暂时还是内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同一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说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想要”。（宗教哲学）
[5]圣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动，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英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能够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6]可能那时拿破仑会动身到俄国去，革命前几年他差点儿就打定主意去那里了。在那里，他大概会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会战中大显身手，然而任何人在这里都料不到，这个穷困潦倒然而颇有才干的军宫，一旦时来运转，竟会成为世界霸主。
[7]路易十五在位时，只有一个第三等级的代表即舍维尔能够官至中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个等级的人要在军中晋升，就更加困难了。（参看朗博《法国文明史》。）
[8]泰尔博赫、布劳尔和伦勃朗生于1608年；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博特和斐迪南·波尔生于1610年；范·德尔·海尔斯特和热腊尔·道生于1613年；梅特絮生于1615年；沃弗尔曼生于1620年；维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纳克尔生于1621年；贝尔赫姆生于1624年；保尔·波特尔生于1625年；扬·斯滕生于1626年；雷斯达尔生于1630年；范·德尔·海登生于1637年；霍贝玛生于1638年；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生于1639年。[这个脚注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资料，普列汉诺夫是从欧仁·弗罗芒坦《往昔比利时和荷兰文艺名家》一书中袭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许多是不准确的。请参阅本书附录“人名索引”。]
[9]“同时或相继出场的莎士比亚，博蒙特、弗莱彻、约翰逊、韦伯斯特、马辛杰、福特、米德尔顿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辈，他们由于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辈的努力所准备的基础上郁郁葱葱地繁荣茂盛。”（泰纳《英国文学史》）
[10]这就是他们开始议论历史事变合规律性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他们中间某些人单纯地描述这些现象时，他们有时甚至赋予个人因素以夸大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叙述，而恰恰是他们的议论。
说明：本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根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所录版本为《普列汉诺夫读本》重新编译的版本，尾注为普列汉诺夫原文的注解，以①、②、③、[五]、[六]、[七]等附于相应段落之后的注解为编译者所加。粗体字为普列汉诺夫加注了着重号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