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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时的有产者[1]

普列汉诺夫

1893年4月23日



  “几乎一切人和一个民族的不幸都是发生于他们的法律的不完全和财富分配的太不平衡。在多数国家里只有两个阶级的公民:一个阶级连最需要的东西都感觉到缺乏,而另一个阶级则富裕的喘不上去气来。第一个阶级只能靠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对一切人都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对于某些人却是不能忍受的折磨。第二个阶级沉溺在奢华生活中,但是正由于寂寞而颓唐。颓唐正如贫穷一样是可怕的不幸。所以在大多数国家里住着的都是不幸的人们。为了把幸福还给他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减少一部分人的财富和增加另一部分人的财富;使没有财产的人处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中,即他们工作七或八小时以后,能的以满足自己的和自己的家庭的需要之外的剩余。那时候他们将变得幸福,至少是在他们能力范围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2]

  在一百多年以前,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议论,他深信,“假如一般说来,劳动被认作是不幸,那么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多数的国家为生存所必需的资料是只有靠力不胜任的劳动才能得到,是因为关于劳动的概念,由于这关系,和痛苦的概念是永久联系在一起的。[3]他补充说:“适度的劳动一般说来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时间之最愉快的利用,假使我们不去满足其他的一些需要和不让自己醉心其他的一些肉体的快感,这些快感虽然感到很鲜明,是时间上最不经久的。”[4]

  无疑地,爱尔维修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有产者。在他看来财产的权利是所有权利中的第一个和最神圣的一个。但是爱尔维修时候的有产者和现代的有产者是不相像的。那时候的有产阶级是能具有高贵的意图的。在对僧侣和贵族,对“有产者的权力”,对大臣们和有特权的人们斗争时,它是在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它的一些开明的代表们的理想完全不是那一种如像后来几千个资本家吮吸以百万计的工人们的血汗为生的社会。相反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梦想的正是由财富不平等的有产者们所组成的社会,但是在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劳动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所有规律都矛盾的。

  但是哲学家们怀抱着这一梦想的时候,他们不能成为剥削者们的保护者。而且他们常常对后者说一些令他们十分不愉快的事情。

  由此看来,爱尔维修已经理解到了企业家们的利益是和整个“民族”相矛盾的。他说过,“在已知的关系中,没有东西如像被剥夺财产的人占大量的数目那样地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然而没有东西比它更符合商人的利益。没有财产的人数越多,商人们支付给他们的劳动代价愈低。……而在商业的国家商人常常是真正的力量[5](爱尔维修想说——在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

  另一个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霍尔巴赫对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很愤慨,在它里面“整个诸民族必须劳动,遍体流汗,以眼泪灌溉地面只是为了供养一小撮的疯人们,使其滋生奇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耽于幻想,败坏他们的口味,这是一小群无用的、不能快乐的人,因为他们的受了伤的想象再也不知道任何界限”。

  爱尔维修已经预见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为生存的斗争会有些什么后果。

  他说,在所有国家,只要哪里有“货币流通”存在,就发生不顾一切来求自己发财的意图。但是要想使“求发财的人热情推广到公民的一切阶级,而同时又在统治阶级中不产生盗窃和舞弊行为的倾向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那时候人们就贪婪地从事“建造港湾,扩军,建立贸易公司,准备战争,如像人们喜欢说的,为了民族的光荣,——一句话,找任何掠夺借口。在国内马上出现了一切败行,贪婪的这些产物,逐渐的感染国家的所有成员,最后把国家导向灭亡”。[6]

  一世纪多以前所预言了的突尼斯和巴拿马的丑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从爱尔维修以来的情况已大大变化了。在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有产者认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奋起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和被剥削者们的一切其他要求。当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量在空前的规模发展时,剥削者先生们关于任何减轻工人的劳动的话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而同时正由于“求发财的热情”,资产阶级的腐化已经超过它的敌人们的想象所能创造出的一切,他们却企图说服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难道我们会上资产阶级的献媚者们的钩吗?

  爱尔维修某一时候所曾梦想的和我们今日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劳动日没有把工人们变得“幸福的,至少是没有把他们变得尽可能变到的那种程度”。但是它(劳动日。——译者)将在他们为自己的完全的和彻底的解放斗争中给他们以最新的武器。

  爱尔维修不知道一种对付他所遇见到的“罪恶”的“药剂”。我们是知道这样的药剂的,而且这还是真实的药剂:这是作为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

来源:《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
感谢 竹海夜雨 录入





[1] 论文《往时的有产者》是普列汉诺夫在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节日为法国杂志《Le Socialiste》写的和发表在这一杂志的1893年4月23日,标题为《Le bourgeois dautrefois》,在俄文中它只是第一次在普列汉诺夫死后他的全集第24卷第335—337页上发表。在本版刊印是根据全集的本子,经过了和《Le Socialiste》杂志的文章核对的。——第564页

[2] 见克·阿·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局1938年版,第304—305页—564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

[3] 同上书第302页—564页

[4] 同上书第303页—564页

[5] 同上书第252—253页—564页

[6] 同上:264页—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