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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

(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

普列汉诺夫



  同志们!
  由于种种事变。亚·费·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了。毫无疑问,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这些事变都感到高兴。
  我要坦率的对你们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
  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
  近几个月来,某些鼓动家和政论家几乎把我说成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们在一切场合都乐于大做文章,说我准备转到或者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不过,这些鼓动家和政论家(至少是他们中间那些没有患过不可救药的天真病的人)当然自己不相信他们所散播的诬蔑我的那些东西。这本来就是不可信的。凡是了解我的政治活动史的人都知道,早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从“劳动解放社”建立开始,这种活动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思想,即一般来说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我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个第二国际的第一节代表大会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俄国局势的演说。我在这篇演说中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而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胜利。”
  绝大多数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我的这些话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俄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落后国家,所以他们当然应该而且也的确曾经把我对俄国无产阶级在我国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看法,当作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我的朋友茹尔·盖得、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老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我发表的这个思想。他们发现这个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解放运动的今后过程做了新的说明。
  至于那是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我在巴黎的这篇演说曾经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当时在我国,人们认为相信工业无产阶级是有害的邪说。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陈腐的民粹主义概念。他们认为产业工人不可能希望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按照当时民粹派的信念来说,他们顶多能够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而且这种信念在知识分子中间曾经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背离这种信念的看法几乎都被视为叛变革命事业。
  90年代上半期,“合法的”民粹派在刊物上把我们这些“非法地”宣扬工人等级(像拉萨尔要说的那样)思想的人叫做酒馆老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还表示过一个愉快的信念,确信任何一家有自尊心的杂志都不会允许在自己的篇幅上登载叙述我们观点的文字。
  整整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我们坚定地忍受了最残酷的攻击和迫害。我们具有当年罗蒙诺索夫骄傲地认为是自己个性的一个特征的那种“高尚的执拗脾气”。那么,现在当生活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是对的,当俄国工人阶级真正成了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时,我们会同他断绝关系并且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吗?要知道这个道理怎么也说不过去;只有对心理学毫无了解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胡诌!
  再说一遍,就是谴责我们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当然,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会理睬这种谴责,而把它看成是对于那些连揭发者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导师们的卑鄙的诽谤。
  总之,最近几天的事变之所以使我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俄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恰恰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不得不回忆起恩格斯的意见: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现在,在不久前的彼得格勒事变之后,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细心地听取这个意见。
  他们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
  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
   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
  诚然,工人阶级可以指望得到迄今都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掌握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由此可见,农民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如果工人在这一事业中不能指靠农民,那么他究竟能够指靠谁呢?只能指靠自己。但是要知道,象上面所说的,他现在是少数,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本身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有人说:俄国工人所开始的事业将由德国人来完成。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德国人的“社会革命”比俄国人的要更加逼近一些。不过,就是在德国人那里它也不是当前的问题。一切明白事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属于右翼还是左翼,早在战前就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于以谢德曼为首的多数德国无产阶级开始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者这一可悲的情况,战争更加减少了在德国爆发社会革命的机会。现在,在德国,不仅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希望,也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希望,伯恩施坦承认这一点。哈阿兹承认这一点。考茨基承认这一点。大概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承认这一点。
  这就是说,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这场内战最后将迫使它从今年二月和三月间所占领的阵地上撤退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么,俄国被迫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又怎么样呢?战争既然使得局势极其复杂化,同时就越发减少爆发社会革命的机会,越发增加工人阶级失败的机会。
  有人反驳着一点说:我们颁布了和平法令。可是,要使德国皇帝服从我们的法令,我们就必须比他更加强大。既然力量是在他那边,那么,我们“颁布”和平“法令”,就无异颁布让他胜利的法令,即颁布德帝国主义战胜我们、战胜俄国劳动居民的法令。我们能不能高兴地欢迎这样的胜利呢?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因此,亲爱的同志们,不久以前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并不使我高兴,而是使我痛心。再说一遍。事变之所以使我痛心,并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但现在我看到,上述事变正在把胜利推迟到遥远的未来。
  事变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
  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
  我早就讲过这个道理。现在,当工人阶级的政策正在冒险采取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再讲讲这个道理。
  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必须使无产阶级防止它很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的灾难。

完全属于你们的格·普列汉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