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论我们党内的状况[1] 1923年11月28日 因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注：指“党的新任务”，见本书第195—202页］而在“真理报”上引起的关于我们党内状况的讨论，无疑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直引起我们报刊的重视。为了使这一讨论得到最大的收获，必须一开始对问题本身就有正确的提法而不要在局部的细小的问题上分散精力。如果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抓对了，那末，这些局部性的问题也是有益的，也可以在讨论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从这个观点看来，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中问题的提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个别的（固然是重要的）问题上，但不是在大问题本身上。而全部的关键正在于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全貌并把它整个地提出来。 党应当向自己提出并且实际上已经觉察到的一个问题（但目前还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方面）就是：到目前为止，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实行的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上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只有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已有了肯定的答复，才能采取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对待问题（实际上是个别问题）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党首先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以前，一切局部的问题都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我本人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经有两年了。这一政策是同新经济政策向我们们提出的任务有尖锐矛盾的。党的错误目前已一天天越来越明显了，任务就在于赶紧承认这种错误并尽可能同心协力地树立党的新方针的里程碑，而不要死不承认这种错误。 说我们的党内政策在最近这两年新经济政策时期中是不正确的，有何事实？有何客观根据？ 遗憾得很，事实是不胜枚举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环境的特点就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极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中的五色缤纷、紊乱不堪和变化迅速，新的社会矛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社会自发势力对党的肉体和精神的统一进行各种各样的侵害。为了正确地辨明极其复杂的环境——不仅比战时共产主义的关系复杂得多，而且比任何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复杂得多（从工人的观点看来）——，为此必须在我们组织内部建立一种不同于前线斗争时期的生活，必须在党内肃清军阀式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按照1917—1918年的型式恢复党内生活，发挥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提出与讨论党内生活的一切主要问题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使每个党员有可能更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解决一切主要的党内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使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能够把他感到焦虑不安的任何问题——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这类问题是成千成百的——提出讨论，而不致于遭到支委会的冷眼相待和被人称为煽动家，孟什维克式的、动摇不定的“倾向分子”等等。必须使每个党员能够在同志面前把自己的各种怀疑、内心的犹豫和不满和盘托出，并能得到同志般的大有教益的答复，这种答复是要说服人，而不要像现在这样挫伤和打击提问题的热情，向所有这些怀疑和问题劈头撒下一堆完全不符合复杂情况的陈言烂调、瓜滚烂熟的回答和简单化的公式。 实际上过去没有做到这些。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的周围还是烽火连天时，党的生活竟生气勃勃得多，各组织的首创精神也大得多。可是，一旦不仅有了活跃党内生活并使其适应新任务的客观可能性，而且有了党对这一方面的绝对必要性时，我们不但没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前进一步，反而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上级事先决定问题的现象增多起来了，战争时期把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出决议并对决议负责，另一部分是不参加制定党的这些决议的执行者群众——的现象也增加了。在积极参与党内一切决定的过程中、在每个党员都意识到本人对党的每一个决议应当负责的基础上来发挥组织的集体首创精神和提高全体党员的水平，这一方针不采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指靠良好机构和党的良好官员的方针。机构我们已作了改进，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却付出了承担巨大牺牲的代价，付出了窒息党内生活并使组织中少数的积极部分脱离党的消极的或半消极的多数的代价。 我们在党内政策上的这个主要错误造成了目前我们党的思想所以停顿的一系列后果。现在我们简略地列举这些后果。 党内生活的停顿。党内纯粹自发的缄默抵制现象的增加。中央在秋季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可以作为这种缄默抵制的突出例子。许多人再不去独立思考了，不在党的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许多人再不去独立判明情况，只是等待上级的指示。党内有关党的生活中的根本问题的争论停止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开始的这一争论也是由上面发起的。 在基层组织中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支部中，根据既定的策略形成了这样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认为讨论最重要的全党性的问题和经济问题已不是他们分内的事情。结果，党便无法发挥党内的一切思想潜力来反对危害最大的各种反党的派别。这些派别有时所以能够抓住很优秀的普通工人党员，就是因为支部没有通过自由的集体讨论，在同志的环境中帮助他们消除自己对“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些动摇不定的和怨天尤人的分子可以在党员大会上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末，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决不会暗中反党的。如果他们没有被说服，如果他们的提议遭到否决，那也要使他们确信：党是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问题并没有置之不理。这才不致于使他们实际上处于精神上开除出党的境遇，可是，从精神上开除出党到形式上退党或成立心怀不满的秘密派别组织只有一步之隔。 目前，许多老的负责工作人员也遭到这种精神上开除出党的命运。正如一个目前已成为经济工作人员的老工人党员不久以前在同我谈话时所说的，他们“目前没有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担任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这些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干部对党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实际影响，他们的经验没有用在集体的党的改造工作上，可是，在组织中直接负责党工作的却往往是这样一批同志，他们比那些在形式上虽是俄共党员但实际上已脱离了党的人对党知道得更少，对党的负责工作担任得更少。 指派书记的方针、党机构成分干部化的方针实行的结果是：这一机构为全党办事，考虑问题（尽力而为）和担负责任，而就每个组织来说，则为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办事，考虑问题和担负责任。这就必然会由于这一部分人在党内的影响和权力的增大而削弱党的工人部分（不论是埋头于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人，或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在组织中的作用和意义。直接从事生产的党员只有通过支部才能举加党的生活，但是，目前的支部工作性质（支部仅负责传达和执行上级事先决定了的问题）使这种参加几乎成为有名无实。无疑地，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马哈依斯基[2]情绪在我们党的某一部分人身上滋长起来［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引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些工厂的党员数字。他想以此证明：虽然他没有列举必须与他所引用的资料相比较的数字，但这个数字是在增加着。可是，他所引用的数字实在骇人听闻，因为它小得可怜。——作者注］。 现在再往下谈。党的政策中的现行方针对培养新的负责的党工作干部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我想，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差的。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小组、苏维埃党校和训练班等形式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理论教育方面，党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这种理论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党的方针的加强，结果却不是加强反而削弱党员参加党的实际生活。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的理论修养提高得越多，他们参加真正的党的生活反而越少，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越少，他们就越乞灵于事先决定的问题，党干部的作用在这几年中也就越大。其实，如果不是把理论用于实际工作，那末，这种理论修养就是学究式的而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的提高，就不是提倡而是阻挠像“列宁那样”把理论用于革命目的。青年党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同他们实际上无权解决党的事务这两者之间不相称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并且还在增加着。继续执行党的原来方针也会使我们受到另一方面十分危险的纠纷的威胁，比如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不满情绪的增长的威胁（这完全归咎于我们）。 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我们的党支部就其水平来说，往往低于先进的非党工作人员的水平。我不打算判断，这种断言总的说来有多少正确的成分。但是，如果说它是对的话，那末，它是完全反对目前在党内政策上所实行的方针。如果非党工人就自己的水平说来高于和他们在工厂中处于同等条件的共产党员（至于那些在社会工作上特别是在党的工作上疲于奔命的和没有时间学习的党员，暂且不提），那就必须想到，这首先是由于非党群众能独立思考一切为工人群众和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并独自开动脑筋，而党员却不去独立思考问题，唯恐在上级发出指示以前“出言不慎”，等待现成的决定，甚至等待对这些决定的现成说明。 由上级事先决定问题——这就是目前实行的党的方针的直接产物，但也是目前在经济领导方面所实行的政策的产物。显然，过去和现在从上面发下来的许多现成的决定都可以事前交给党组织讨论，许多匆忙草拟的指令如果在草拟时而不是在事后考虑到各地的经验，那末事后就不必再去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整个经济政策中计划原则很差，由于经济问题要经常解决，所以我们的中央领导机关往往连自己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将急如星火地解决什么问题。既然如此，所以即使他们万分愿意，也无法把连他们自己都意料不到的问题提交党内讨论。无计划的政策总是会引起这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因此，改革党的政策是和必须改革经济政策相关的，可是根据其他更重要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应当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 另一个后果——这就是党内消息报导方面的漏洞，这个漏洞削弱了党在执行它的决议时所占的阵地，削弱了它和非党群众的联系，使各地组织特别是普通党员在工人面前处于十分困难、经常是极为狼狈的地位。今天他们加劲鼓动一种措施，比如说，工人应该拿工资买黄金公债。可是，明天在中央机关中已有一个相反的决议酝酿成熟，从天而降直落到他们头上，于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不得不在群众面前一反其昨天还在大事鼓吹的东西。 这就破坏党组织在工人面前的威信，工人们或是在这种场合下对支部的党员嘲笑一番，或是因他们无权过问和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计划而愤慨不已。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过去非党群众何等积极地参加清党工作以及他们何等关怀自己的执政党的生命，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情激昂的分量。 职工会机关之脱离工人群众和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滋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现行的党内方针有关的，因为这种方针助长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也就是说，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反对一般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既然证明（这已由过去两年的经验所证明）这个方针不是削弱而是自发地加强苏维埃机关和职工会机关的官僚主义，那末，不必有很多的逻辑就能了解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名文章是在何种程度上用自己的全部论据反对目前的党的政策。 我不打算列举目前方针中其他较次要的后果，诸如：党内的升官发财思想、阿谀逢迎现象和办事的官僚态度的滋长，各级机关对地方党组织不负责现象的增加，过去经选举产生而担任党内职务的、因自信自满的行为证明为不称职的人员的增多，等等。目前所展开的这次争论对所有这些现象都有更详尽的揭露。我仅限于上面所说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看来已足以证明我在本文开头就提出的一个论点，即我们执行了不正确的党内政策并在这方面有缺点。争论的初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文章、意见和决议中没有一篇承认目前的党内状况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的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从军事方法过渡到党内民主方法的决议，由于命运的嘲弄，实际上我们的党却执行了根本相反的政策，固然这是由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暴乱造成的，而且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中可能是出于客观的必然。但是，在完成了而且是在难能可贵的齐心一致和非常有组织的情况下完成了过渡以后，贯彻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政治上就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这一过渡没有及时实现。在党的政策上，采用一劳永逸方针的自发倾向占了上风，由于许多原因的凑合，这种倾向正是在应当提出克服它的问题时形成并合法化了。我们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迟了一步。目前必须更迅速、更齐心一致地来实现这一必要的转变。 最后，还有一个意见。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包括最负责的同志在内，并不反对以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嘲笑“党内民主”。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影响下的产物，所有这些归根结蒂都是同无产阶级纪律以及技术髙度发达的趋向相矛盾的。且不说，这些同志在心理上是受落后技术的影响，在印象上他们的头脑是反映了具有高度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在苏维埃地基上建立国家机构的工作是他们参加了的）这一钟楼的影响，——他们不妨用实际生活证明一下，他们打算怎样具体地根据目前党的方针而不要党内“民主”就能解决关于培养党的新干部的问题以及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来扩充这些干部的问题。 （译自1923年11月28日“真理报”） [1]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5卷“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对本文的批评。——译者 [2] 参看“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版，第446页。——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