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A.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与整个星球的对立


·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金融闹剧
· 资本主义永动机
· 积累和灾难
· 利维坦之剑
· 总结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明显，资本主义是促进财富增长和自由贸易的最佳制度。开放的资本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几乎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增长。”[1]曾亲自加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诺瑞娜·赫兹不无矛盾地对新自由主义做出上述总结。我们首先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句。这一论断，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一直声称的一样：过去20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维护者们进而宣称，这种经济增长可以减轻全球贫困程度和缩短贫富差距。于是，在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之前不久举行的新一轮贸易会谈中，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扫除全球的贸易壁垒估计可以带来约28000亿美元的收入并帮助3.2亿人口脱离贫困。[2]类似论调的一个更为通俗的版本来自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克莱尔·绍特。她在抨击西雅图示威者时说，世贸组织是一个“宝贵的国际组织”，“那些针对世贸组织的批评者实际上是在损害，而不是维护穷人与弱势群体的利益。”[3]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驳斥上述言论。例如：经济增长是否就等同于人类发展；[4]我们也可以指出，“华盛顿共识”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全球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学者布兰科·米哈洛维科的研究，截至1998年，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人群的收入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全球基尼系数（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已经上升到0.66。[5]而新自由主义本身也对这一言论提出了挑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PER）一项关于全球化时代（1980—2000）与之前20年（1960—1980）的对比研究发现，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期间发展到极点，随后由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依据几个指标——人均收入增长率，预期寿命，婴儿、儿童和成年人的死亡率，民众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来比较两个时期的差异，比较结果总结如下：

　　从经济增长和其他几乎所有指标来看，后20年的发展较之前20年有明显的下滑。在每一项指标的研究上，研究者根据各国在初期（1960年或者1980年）的水平，将他们分为大体相等的五组来作比较。研究发现：

　　●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最为明显，而且这一现象出现在每一组的每个国家。最贫困的一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60—1980年间平均每年为1.9%，而在1980—2000年期间，每年下降0.5%。中间一组国家（包括大多数贫穷国家）的人均增长率则从3.6%急剧下滑到不到1%。在20年间，这意味着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与仅增长21%的差距。其他组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大面积的下滑。

　　● 预期寿命：五组国家中有四组出现预期寿命增长的缓慢，只有一组例外（其预期寿命在69—76岁之间），最严重的减缓出现在寿命排序为倒数第二的一组（预期寿命在44—53岁之间）。预期寿命增长的减缓和其他健康问题是不能用艾滋病流行来解释的。

　　● 婴儿与儿童死亡率：在全球化阶段（1980—1998）婴儿死亡率降低的速度较之前20年也在放慢。中间一组放慢幅度最大。儿童死亡率降低的速度也数中间一组最低。

　　● 受教育率与识字率：教育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也放慢了脚步。小学，中学，高等教育的入学增长率在大多数组别中呈下降趋势。有些国家例外，但是基本上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一组。衡量教育领域中的几乎每一个指标，包括脱盲率在内，中间组及较差组在全球化阶段的下滑都十分显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增长率也在所有组内出现下降的情况。[6]

按地区划分的年增长率 1961—1998


　　　　地　　　　区　　　　　　 1961—1998　　　　1985—199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3.8　　　　　　　2.3
　　拉丁美洲　　　　　　　　　　　　　　5.1　　　　　　　3.2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2.1
　　东亚和东南亚　　　　　　　　　　　　6.8　　　　　　　7.5
　　南亚　　　　　　　　　　　　　　　　3.6　　　　　　　5.6

资料来源：约翰·维克斯，“全球化，全球化的谎言：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之谜”，
见R·阿尔布利顿等遍著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HOUNDMILLS，2001）
　

　　这些对比并不证明逆反命题的成立——即更快的经济增长必将使穷人的处境恶化。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所说的“全球化时代”存在恶化的情况，其速度不如60年代和70年代。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下降恰恰发生在自由市场理论踌躇满志的时期，而根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法则），资本和产品市场自由化将会导致经济的加速增长。此外，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对比并不能认为是针对新自由时代的责难，因为前一阶段包含的70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经济大滑坡以及第二次大滑坡的开始。其他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上面的表格，就给出了新自由主义盛行前后增长率的对比情况。
　　约翰·维克斯评论道：

　　彻底推行全球化政策的组别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表现远不及前几十年（如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国，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那组——东亚和东南亚，在90年代也进入严重的衰退期，躲过90年代衰退期的南亚，是最少推行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放开资本帐户政策的那一组。由于这些政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尚未得到证实，因此它成为全球化的一个谜团。[7]

　　这些研究掩盖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尚未恢复到战后的黄金时代（法国人称之为辉煌的30年）所达到的水平。而那时的贸易和投资较之后来20年处于更有力的管制之中。所以，单纯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衡量，新自由主义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从“华盛顿共识”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出在过分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政策上，而是私有化和放松程度还不够。于是有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的欧洲和日本应当实行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使他们的经济模式更加接近英美模式，从而取得被归功于该模式的经济增长。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阿根廷政府在对付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内经济危机时，大规模削减预算。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精简财政有助于恢复公众信心。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对精简力度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得紧缩的财政政策必将导致经济收缩，这样政府的预算目标就无法达到……在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和失业率达到两位数时，公众的信心将是很难恢复的。”[8]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加速了金融崩溃并且激起失业者的强烈反对，中产阶级甚至在2001年12月底将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赶下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却仍在要求阿根廷新总统爱德尔多·杜哈德实施更大规模的预算削减。《金融时报》尖刻地评论道：“阿根廷已经无力负担她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阿根廷的实际工资率只有降低30%，阿根廷才有能力在全球与同类国家展开竞争。”[9]

　　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世界正在沿着疯狂的道路发展。他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为疾病而非良方。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些人——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认为问题不是源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在于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一整套错误的政策。其他人也支持这样的看法，同时还质问盛行的资本主义模式究竟有什么错。如果通过某些政策能使资本主义回到战后时代约束力更强和更为人道的状态，那么困扰人类的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10]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挑战上面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本身连同其主导思维——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才是问题的关键。新自由主义，通过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至少在富裕的北半球）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和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上。这些缺陷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开始为上述论题提供论据（我举出的事例将贯穿全书）。分析的重点首先集中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运作机制上。这种经济分析对提出反资本主义的论据是必需的。首先，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济制度——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维护者总是强调资本主义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能力优于其他社会制度。其次，经济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个体获取财富和培养能力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生产资料。但是反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很明显，反资本主义运动背后一股最强劲的动力来自于对新自由主义霸权下愈演愈烈的商品化的抵制。

　　“世界不是拿来卖的！”，这是运动中的一句主要口号。它表达了对公共资产和服务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反对。这种私有化趋势在华盛顿共识联盟、坚信或目前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还有投资银行、跨国公司，以及从国有企业的倒闭中牟利的地方企业的推动下，[11]正在像癌细胞一样在全球扩散。反私有化不仅是因为私有化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英国推行铁路私有化等经历，私有化的氛围还会带来道德的退化。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杜撰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表达了一个带有讽刺性却颇为重要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事能比“把文化创作当作产业，并应用与其他产业相同的经济原则加以管理”的做法更为荒唐和矛盾了。[12]但是在今天的英国——这个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先锋派，内阁大臣们在提到文化产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矛盾或不妥的感觉。《金融时报》还有一个别称叫“创造业”。那种将文化生产置于财富积累的从属地位的做法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也不只是存在于第一世界国家的问题。对萨帕塔领导人马科斯来说，新自由主义正在发动“星球大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破坏我们的历史和文化”。[13]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动力之一来自一种逃避市场统治、开创一个不受市场统治的自由空间的欲望。



[1] N.Hertz, The silents Takeover (London, 2001), p.10。

[2] Financial Times, 1 November 2001。

[3] Independent, 30 November 1999。

[4] 参见，例如，A.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1999)。

[5] Guardian,18 January 2002. 更多的相关讨论请参见A.Callinicos, Equality (Cambridge, 2000)。

[6] M.Weisbrot et al., “The Scorecard on Globalization 1980—2000: Twenty Year of Diminished Progress”, 18 August 2001, www.cepr.net, pp.1—2。

[7] J.Weeks.“Globalize, Globa-lize, Global Lies:Myths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1990s”, in R.Albritton et al.,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oundmills,2001) , pp.272—273。即使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也承认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从1960—1979年的2.5%降至1980—1999年的0，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预测的“政策改革”应当“加快而不是减缓经济增长”，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谜”。“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2001), p.154。

[8] J.Stiglitz, “Lessons from Argentina's Debacle”, Sand in the Wheels, 113, 16 January 2002, www.attac.org。

[9] Financial Times, 2 January 2002。

[10] M.Albert 在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1993)中充分论述了世界上不同种类的衍生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11] 关于英国这种联盟的生动描述，参见G.Monbiot, Captive State (London,2000)。

[12] 其他如Walter Benjamin,Gilles Deleuze, Pierre Macherey, Raymond Williams等激进文化主义者，也许不像 Adorno and Horkheimer那样把艺术家看作有创造力的个人，他们认同艺术和文学创作属于生产过程，但他们可能不同意 Big Brother 或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中提出的观点。

[13] Subcommandante Marcos, “The Fouth World War has Begur”, in T.Hayden, ed., The Zapatista Reader (New York, 2002), p.275。



金融闹剧


　　不受市场统治的空间应当有多大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资本主义究竟有哪些问题。在很多人看来，问题主要院于金融市场近年来的壮大。沃尔登•贝洛、凯莫尔•马霍、尼古拉•布拉德和马克•迈泽拉写道：“金融全球化意味着它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的引擎。”[1]1997年至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以来，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金融市场对经济的统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从而成为不断涌现的抗议运动的主要激发力量之一。以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ATTAC）及其各国支部为代表，抗议者要求对国际货币交易征收托宾税。[2]

　　在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背后，是一连串看似独立却又内在联系着的现象：

　　● 首先列举一组反映全球金融市场整体规模的数字。每日外汇交易额从1992年的8000多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2000亿美元，再到1998年的近16000亿美元。[3]这些令人吃惊的数字反映的事实是现在与第二次世界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 一国政府更容易受到债券市场的影响，本国的债券买卖就是在这些市场上进行的。就像约翰•格拉尔所说的，“国际化的债券市场是悬于国内政策制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使最强大的政府，像1993年的克林顿政府，也概莫能外。”[4]

　　● 投资决策通过股票市场日益增加了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这一点，从“证券化”（把任何可能的东西转变为可以买卖和从中投机的金融资产），到保证股东权益（更高的证券价格至少可以反映大幅提高利润的前景）给公司执行官带来的巨大压力。上述变化带来格拉尔所说的“一种建立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并有利于前者的新的平衡力量”。[5]

　　● 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行为的迅速增长反映在对冲基金的增长上。这些活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潜在的影响，1998年亚洲与俄国经济崩溃之后的全球性经济恐慌的高峰时期，长期对冲基金的投机失败就是一例。

　　●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期，包括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产出的扩张（尽管关于生产增长率是否提高和提高幅度问题还有许多争议），以及华尔街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在认为“新经济”已经将美国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一片乐观情绪中，幻想与经济现实被彻底混为一谈，尽管这一幻想很快被现实所驳斥。[6]

　　金融市场常常被认为是自生的，就像是一种自然现象：难怪电视新闻总是把每日股市报价跟天气预报放在一起。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扭曲的、颠倒是非的世界”。[7]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和土地是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同一事物。金融市场被当作一种自然现象，削弱了人们对其不良后果的抵制力度。当然，金融市场还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具体的物体。而且，它们势力的增强（或者，严格的说是金融市场的主要操作者势力的增强），部分地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8]英国的两个解放金融资本主义的重要阶段是1979年汇率管制的废除和1986年伦敦撤销金融管制规定（金融变革大爆炸），它们都是撒切尔政府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造英国经济的措施。

　　英国的金融部门在其整个经济中的地位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世界舞台上，却是由美国扮演了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角。皮特•高恩主张美国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应建立美元华尔街体系（Dollar Wall Street Regime）。1971年从金本位制下解放出来的美元，在巩固国际货币系统的同时，增强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然而新体系下的货币流通却鼓励了国际金融投机，美国的投资银行就是这些投机活动的最大赢家。与此同时，联结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轴心也促进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颁布，使国内经济对外资开放，这使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增加了国内经济对该轴心的依赖性。[9]

　　这使我们联想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顽疾——“新兴市场”的金融崩溃问题。这一问题的受害者以墨西哥（1984—1985年）、东亚（1997—1998年）、俄罗斯（1998年）和阿根廷（2001年至今）为代表。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开放资本帐户——即允许国外资本可以自由出入。[10]被金融市场看好的国家往往能够得到大批的外来资本。这实际上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就像东亚曾经发生过的）外资的涌入会导致过度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的过剩，结果使利润缩水。一旦外来投资者感到一点风吹草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大批外来资本会迅速撤离得无影无踪，使原本不景气的东道国经济雪上加霜，立刻陷入衰退的谷底。据估计，亚洲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在1998—2000年间使全球的产出下降约20000亿美元，大概占了全球GDP总额的6%。[11]

　　“华盛顿共识”的维护者试图将危机归咎于受害国文化与制度性缺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西方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攻击，好象危机的产生来自日本或韩国的政治家、官僚、公司执行官组成的垄断联盟。2001—2002年安然公司的倒闭——作为华尔街泡沫的代表，其公司股票市值在一年的时间内从700亿美元跌至几乎为零，不仅输光了自己员工的积蓄，还给数百万将养老基金投资于安然的工人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暴露了从公司首脑、银行、会计部门、保险业到华盛顿高层的巨大欺诈网络。负责调查该丑闻的248名国会议员中，至少有212人表示曾经接受安然公司或者其审计事务所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的贿赂。[12]随后的其他商业丑闻还葬送了世通（World.Com）这样的公司。

　　投机事件造成了安然和世通事件，也导致新兴市场的金融崩溃。杰夫里•温特斯对1997年东南亚国家资本逃离的描述适用于新自由主义时代所有的经济危机：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货币交易者和大型投资组合管理者引起。他们长期在高强度的竞争压力下工作，他们只是从个人生存角度出发，采取了理智和必要的行为。但对于整个金融系统，尤其是相关国家，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是非理性和具有破坏性的。[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七国集团在危机后进行的“救援”实际上为金融投机者赌博造成的后果进行补偿。这样做是鼓励投资者在将来进行更具风险更大的投机，从而成为保守的银行家们所谴责的“道德风险”。更重要的是，危机国家在接受援助时不得不接受附加条件，更多地按照新自由主义行事。结果外国投资者乘虚而入，利用经济萧条以最低价获取了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资产，也使得接受投资的国家在经济上更加无法抵御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病毒本身被用来治疗它所导致的疾病。

　　这种恶性循环使人们不得不对新古典理论提出质疑，在该理论下，金融市场总是有益无害的。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的论断。乔治•吉布森早在1883年就总结道：“当股票置身于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价格就是反映其情况的最正确信息。”[14]有效性“假设”对于新古典理论属于中性科学的说法就是一种绝佳的驳斥。我们不禁回想起伏尔泰笔下的潘格洛斯（Pangloss）博士在任何打击面前始终不渝地宣称“在这个可能的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这一观点。其他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迎合新古典理论的观点。斯蒂格利茨表示：一旦一般均衡理论中经济人具有完美信息的前提条件被稍稍改变，金融市场就无法自我纠正。特别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银行制定吸引投机者而排斥具有良好资信企业的利率。这为他赢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安德鲁•维斯总结道：“经济推理的通常结论：价格出清市场，只是一种模型，而非市场的一般结论。但失业和信用配给却不仅仅是一种幻想。”[15]

　　争论背后还隐现着梅纳德•凯恩斯的巨大影响。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包含了对金融市场非理性的尖刻批评，还通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将其与赌场做比较。[16]对这一批评持不同看法的人则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健康的系统：只有政府约束规范金融市场和轧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生产系统。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凯恩斯时代，政府主要进行有效需求管理以保证充分就业率，还通过适度的税收的转移支付，获得维持有史以来较高水平的福利性支出的资金，以实现政府稳定经济的职能（尽管实际上，高水平的军费支出是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7]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需求管理从任何角度来看，似乎都不那么行之有效了。但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攻击之一就是提出了管制金融市场的其他方法。詹姆斯•托宾最先建议征收外汇交易税，既“在过度有效的金融市场的车轮中撒了一把沙”，又“部分恢复了在货币兑换变得如此容易之前国家经济和政府的短期自主性”。[18]对像ATTAC这样的组织来说，托宾税不仅阻滞了金融全球化，还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据估计，如果按每笔外汇交易额的0.25%征收托宾税，1995年可以获得接近3000亿美元的年收入。[19]

　　从税收本身来看，它起到一种改革资本主义的作用——特别是在改进国家资本主义方面。这说明，如果认为问题出在托宾所说的“捉摸不定”的金融市场而不是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就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肤浅的批判。[20]即使是托宾税的热情支持者海基•帕托迈基也承认托宾税没有解决“金融领域的短期行为问题”或者“在全球化政治经济背景下对信贷和投资的管理问题”。[21]后者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系统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凯恩斯或者托宾，而是马克思。



[1] W.Bello et ai., “Notes on the Ascendancy and Regulation of Speculative Capital”, in Bello et al,eds, Global Finance (London, 2000), p.4。在G.Duménil et al., Une nouvelle phase de capitalisme? (Paris,2001)中有关虞金融资本主义地位的精彩分析。

[2] Heikki Patomaki在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London, 2001)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情况。

[3] J.Grahl, “Globalized Finance”, New Left Review, (Ⅱ)8(2001),p.31。

[4] Ibid., p.34。在A.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2001), pp.23—26中有关于克林顿政府与债券市场关系的讨论。

[5] Grahl,“Globalized Finance”, pp.40—41。

[6] C.Harman,“Beyond the Boo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90(2001) and R.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London, 2002)。

[7] K.Marx, Capital, Ⅲ (Harmondsorth,1981), p.969 (translation modified)。

[8] 我说“部分地”是因为金融交易者也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中得到力量。这是一个由独立经济因素（美国相对于日本和西德的竞争力下降）推动的过程，但是金融市场通过对货币的投机（卖空美元、英镑，买空日元、荷兰盾）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欲了解大概的情况，参见F.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7)。

[9] P.Gowan, The Global Gamble (London,1999)。

[10] S.Damodaran,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n Bello et al., eds, Global Finance。

[11] Patomäki, 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p.31。

[12] R.Blackburn, “The Enron Debacle and the Pension Crisis”, New Left Review, (Ⅱ)14(2002), p.29。也可以参见W.Greider, “Crime in the Suites”, The Nation, 4 February 2002。

[13] 引自Bello et al., “Notes on the Ascendancy and Regulation of Speculative Capital”, p.16。

[14] 引自R.J.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2001), p.172。

[15] J.E.Stiglitz and A.Weiss, “Credie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1981), p.409。此外：“主张‘有效市场’的理论家认为，无成本的信息是价格充分反映所有信息的一个充足条件……他们并不清楚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也是一种归谬法（reduction ad absurdum，拉丁语），因为价格只有当信息是有成本的时候才有意义。”S.J.Grossman and J.E.Stiglitz,“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 ibid., 66(1976), p.248。 另参见，inter allia, B.Greenwald et al., “Information Imperfection in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ibid., 74(1984)。

[16] J.M.Keynes, The General The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70), ch.12。

[17] M.Kidron,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Harmondsworth, 1970) and C.Harman, Explaining the Crisis (London, 1984), ch.3。

[18] J.Tobin [1978] , “A Proposal for Monetary Reforn”, 作为Patomäki, 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pp.234,240的前言重新出版。

[19] D.Felix and R.Sau, “On the Revenue Potential and Phasing in of the Tobin Tax”, in M.ul Haq et al., eds, The Tobin Tax (New York, 1996), p.236。其他人主张更低的税率，例如Patomäki建议0.65%或0.1%的税率（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pp.141ff.）。托宾本人并不打算将托宾税作为再分配的工具——参见他给ul Haq et al., Tobin Tax, p.xvi作的序。

[20] Tobin, “Proposal”, p.239。

[21] Patomaki, 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p.220。



资本主义永动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对产业工人的剥削和资本的竞争性积累。它们又带来构成资本主义的两大关系——分别是资本与劳动力以及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两种关系都是对立性关系：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垂直”关系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的敌对关系，而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水平关系”是剥削者在分配他们联合从工人阶级那里攫取的利润时形成的竞争性斗争关系。“capital”这个词的单数形式，既可以指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关系的总和，还可以指整个资产阶级；与之相区别，“capital”的复数形式表示在该系统中努力进行剥削和积累的一个个独立单位。[1]

　　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系统来对待，有很多意义。下面列出其中五条：

　　1、马克思坚持认为阶级对立（class antagonism）决不是资本主义次要的或者偶然的特征，而恰恰是揭示了它的本质：资本与它雇佣的劳动者是根本对立的关系，这些劳动者受经济环境所迫出卖劳动力，并在监督下进行工作。这种对立关系不会因为劳动者的工作行业或者属于白领工人还是蓝领工人而改变。

　　2、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谈到资本追逐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劳动。这就证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深刻的不公平基础上的：那些进行实际工作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人被迫劳动，并养活了资产阶级。后者仅由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占有了劳动产品。[2]

　　3、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从历史的角度把资本主义与之前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做了对比：在那些社会系统中，剥削者奴役一个没有自由的劳动力阶级（奴隶或者某种没有人身自由的佃农）；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接受雇佣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自由的。然而，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独立性，以至于不得不在资本家的不平等协议下工作并且遭受剥削。

　　4、剥削关系表明只有工人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创新的源泉：资产阶级的创新充其量是个二手货，内容也不过是利用他人的创新，改进自己雇佣的劳动力和竞争对手（这也是企业家理论的核心）。[3]（实际上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资产阶级充其量也是多余的、有害的，它们只是保证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保证资本的条件，反而阻止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者的自治——录入者注）

　　5、资产阶级剥削理论显示了资本主义系统的的缺陷，因为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减少实际工资或者提高工人阶级的产出能力来增加利润（“增加利润”应作“提高剩余价值率”，则更准确——录入者注）。这种依赖关系表明工人阶级并非只是受剥削者——他们其实也很强大。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善，它只局限于讨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垂直关系。而资本家之间的水平关系也很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之间竞争性的斗争揭示了为什么剥削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的长期特征。资本主义对每一个单个资本施加压力，迫使其不断削减生产成本以保住甚至增加其市场份额。一个按照工人创造的价值发放工资的仁慈的资本家会立刻被逐出市场。原因是利润直接或者间接地支撑着资本家用以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生产技术的投资。马克思称这种利用利润的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的过程为资本积累。这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因为积累的欲望是外生的：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积累的结构理论：自发的积累不能用个人心理或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分析的文化过程来解释，而应当用强迫和激励结构来解释，个体资本家在市场中不得不遵循这个结构（尽管在理论上，韦伯的文化分析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特定的群体在市场规则面前会取得不同的成功）。

　　其次，把资本主义看作竞争性积累的系统有助于解释它的发展轨迹。资本主义曾一度以动态性和不稳定性为特征。这些特征都源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性斗争。改进生产力的投资扩大了人类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这一点肯定了资本主义所作的贡献，但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由历史上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定形式所构成的生产模式，不应该与这种由关系决定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的增长相混淆。可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本质也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容易使资本主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4]我们已经见识过金融市场的工作原理，在那里无数个人做出的理性决策带来的却是总体次优的结果。

　　单个资本家投资于生产方法的改进，以期得到更高的回报。创新者一般都有望获得成功（至少在短期内），因为通过将生产成本降至他所在行业的平均成本以下，他既可以压低价格、增加销售以排挤竞争对手，又可以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更高的单位利润。不论何种方法，创新资本家总是能将对手置于不断增强的压力之下。于是其他资本家加入创新竞赛，寻求更先进的技术。这样周而复始，带动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既然创新者的优势来自个别成本与行业成本的差额，当这种成本差别消失时，他们的额外利润（马克思称为“超额利润”，当代经济学家称为“技术租金”）也随之消失。生产力的提高一般来源于每个工人管理的厂房和设备的增加：于是获得创新的代价是加大在每个工人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投资（或者，像马克思定义的，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但是劳动力才是利润的真正来源。因此，除非剥削程度（人均利润）提高，否则想从劳动力身上榨取等量利润的话，就要扩大资本规模。换句话说，利润率（利润与全部投资额的比率）下降了。单个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所带来的创新，一旦普遍应用于全行业时，就会导致总体利润率的下降。

　　再从整体经济来看，这种机制对应了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说它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它的发生需要某些先决条件，马克思列出了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条件：生产力的提高来自减少劳动力而不是追加资本。剥削程度的加强不足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生产资料投资与劳动力投资的比率）提高的影响；生产资料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革新，这也防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因为这时每个工人操作所使用的厂房和机器的数量虽然增加了，它们的价值却减少了）。不过马克思似乎认为最重要的“反作用”来自经济危机。利润率足够大的下滑将迫使资本家停止投资并意识到经济衰退的来临。经济衰退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家要么破产，要么缩减产出和劳动力，由此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又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力量。那些侥幸保住工作的工人在失业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还有更差的待遇，结果更加助长了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实力较强的资本家们可以趁机低价买断破产企业的股票，并以有利的条件吞并那些幸存的弱小企业。原有投资的价值也因此被减少。于是两种过程——剥削的增强和资本的贬值——交织在一起，提高了总利润与总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上升。利润率的提高达到一定的水平会刺激投资的恢复，进而经济开始复苏，直到利润率的又一次大幅下跌并再次导致地狱般的循环。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经历严重的利润危机。这一危机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直到被后来绵延至今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所打破。[5]马克思对导致利润危机的机制所作的说明颇受争议：可以说很多传统的经济学家都不赞同他的理论，尽管他们这样做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不熟悉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所采用的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而不是因为这一引发很多复杂问题的理论本身存在着具体缺陷。[6]这里，我并不打算探讨那些复杂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体系的全景。在其中，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促使单个资本家采取某些措施，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利润率，但在长期却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生存能力。个人的牟利行为带来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和下一章中，我将探讨资本主义悖论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属于纯经济学范畴，另一个方面涵盖的范围则更广。

　　首先，当今世界经济中引发危机的因素之一是严重的过度投资倾向。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对出口市场的竞争，因90年代中期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而更趋激烈。这种竞争促使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以致利润的增长无法支撑如此大的扩张。结果出现了大量的过度投资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连锁效应横扫东亚和东南亚前夕，《金融时报》曾有如下报道：

　　在这保持了平均每年20%增长率的10年中，投资的增长速度达到GDP增长速度的三倍，反映出亚洲正被严重的过度投资所困扰。现在……产出能力的利用率在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很低，例如中国（60%以下），韩国（70%以下），中国台湾地区（72%）。[7]

　　投机资本的流入更加速了扩张。结果当过度投资的后果逐渐显露时，投机资本的逃逸又加速了亚洲经济的衰退。这种投机性金融市场间的相互作用和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在1992—2000年美国经济大繁荣时期“新经济”的起落中产生作用。[8]那次繁荣期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率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低点后开始反弹，大规模的经济重组淘汰了低效率的资本，实际工资被压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还有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之后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贬值。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因素也逐渐失效。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前后转向实行强势的美元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帮助日本经济摆脱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不景气）。结果制造业的回报率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下降，而失业率的持续下降使实际工资有所上升。连续3年多的经济繁荣还有赖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崩溃大恐慌的有力抵制。这一大恐慌似乎预示着“新兴市场”崩溃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会蔓延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于是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调低了利率并采取其他措施（例如，组织对长期对冲基金的援助）以此来支撑投资者的信心。

　　这种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作“股票市场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政府仍然扮演主要的角色）的政策十分有效。[9]美国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一直持续到2000年3月。期间那些为躲避风险而流入美国的资本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股票市场投资的升值刺激美国企业和富裕的股东花光他们所有的积蓄并大量举债，造成严重的金融失衡——特别是私营领域空前规模的债务拖欠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巨额逆差。[10]利好的气氛还鼓励企业不断扩大投资。因为企业期望他们的投资会带来利润的持续增长，从而验证他们的投资决策的正确性。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税后利润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7年的12%降至3年后的8%。[11]

　　结果美国甚至世界经济的各个主要经济领域都得面临投资过度和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那些“新经济”的标志性产业，比如科技、传媒和电信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这就是这些产业的股票价值在2000年春季狂跌背后隐藏的事实。大约2年后《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欧洲信息科技观察组织的研究，1997—2000年间，电信业的投资增长率在美国达到约20%，在西欧达到约50%。
　　这些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被浪费了。一项估计表明，在过去4年中，仅在电信行业浪费的资金就告达1万亿美元（6900亿英镑）。投资都浪费在诸如开光缆等无用的项目上。
　　在整个信息科技产业，以往过度投资留下的后遗症随处可见，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司考特•麦克尼利坦言他不得不与自己的产品竞争，以相当于市价10%的破产价格出售公司股票。[12]

　　根据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来看，经济繁荣期所遗留下来的过度投资可能会使得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的政策失效，从而难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恢复。但这里更有趣的不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直接预测，而是美国9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演变所揭示的动态机制。同样的机制还在亚洲经济危机中发挥作用：金融投机，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励资本家竞争，疯狂扩大生产规模的速度，远远快于为弥补相应的投资价值而必须实现的利润增长速度。正是这种竞争和投机促成的失控的资本积累，导致世界三大资本主义经济区中的两个在过去的10年中陷入衰退。如此看来，与其说金融市场自身导致经济波动，不如说它只是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向危机的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对于他称之为“信用系统”的分析用在这里比较贴切：信贷资本的出现及其在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资本积累过程，结果是推迟了——而且往往是激化了——潜在经济矛盾的出现。[13]美国的金融市场就在美联储的支持下维持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但是真正的繁荣当然不只是投机性的表面繁荣：它要靠实实在在的利润率的反弹来维持。因此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繁荣的破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 我在此感谢与Robert Brenner作出的纵向、横向的比较：参见“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New Left Review, (Ⅰ) 229 (1998), p.23。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定义的解释最早发表于Is There a Future for Maxism? (London, 1982)。精彩的解释还有R.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7), J.Weeks, Capital and Exploitation (London, 1998)and J.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2] 有关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Callinicos, Equality, 尤其是第三章。

[3]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多面性”的创造力间的关系，是M.Hardt和A.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2000)一书的主题之一。

[4] 尤其参见Marx, Capital, Ⅲ, Part 3。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他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的讨论，可参见L.Althusser and E.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G.A.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1978), 以及A.Collinicos, Making History (Cambridge, 1987)。

[5] 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叙述，可参见Harman, Explaining the Crisis, P.Arm strong et al.,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Ⅱ (London, 1984), G.Dumenil and D.Le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Paris, 1996), and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6] 关于这一争论的调查研究，参见S.Cullenberg,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u (New York, 1994)。

[7] Financial Times, 17 June 1997。

[8] Robert Brenner 在The Boom and the Bubble中对这一过程作出细致的分析。这一分析的背后是非正统的马克思危机理论，它首次出现于“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并在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and 5(1999)论文集中受到广泛的批评。

[9]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ch.7。

[10]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此持不同意见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其一系列文章中强调了这一过程，最新的版本参见W.Godley and A.lzurieta, “As the Implosion Begins……?”, July 2001, www.levy.org 。

[11] Financial Times, 3 August 2001。

[12] Ibid., 23 January 2002。

[13] 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复述，参见M.Itoh and C.Lapavisa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London, 1999)。



积累和灾难


　　竞争性积累的原理还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领域。约翰•迈克内尔在他的著作《20世纪环境史》中区分了两种进化策略——一种是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以某些鼠类为代表；还有一种是对当前环境的极度适应，以 鱼为代表，它们依靠捕食其他海洋生物为生（原中译本如此，未写出是什么鱼——录入者注）。迈克内尔还写道：

　　20世纪，在动荡的全球背景下，社会的发展总是选择 鱼式的进化策略（原中译本如此——录入者注），而鼠类策略实际上更适合动荡的背景。我们积极追求的只是对各种短期的环境适应性。也许我们中间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完全可以预见的环境中，有稳定的气候，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快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人只能站在一旁憧憬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也建立在这样的策略前提上。
　　这样的策略并非很容易被打破，但它只是暂时的。自最后一个冰川纪结束以来的10000年中，气候的变化不大，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快。廉价的能源是1820年后化石燃料时代的特征；廉价的水资源，除了某些地区，早在19世纪就成为可能；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则始于1870年。认为这种环境能持久不变，并且依赖它的延续而生存，这是一个有趣的赌博。[1]

　　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依赖的：人口的增长只有在农业生产足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时才能实现——这与马尔萨斯的预测相反——目前的农业生产基本满足了这一点。[2]然而各种因素不一定是相容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带来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造成了温室效应，从而导致了地球温度的升高。这一后果对于21世纪的人类和其他物种是灾难性的。在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时，迈克内尔对“群”——“同步发生的技术的，组织的，社会创新的结合体”——作了区分：

　　早期的工业群建立在以水做动力的纺织工场附近。后来转移到以蒸气机做动力的工厂附近。20世纪中叶之后，主要的工业群集中在煤矿、铁矿、钢铁厂、铁路附近：重工业集中于布满烟囱的城市中。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焦炭城工业群”，来纪念查尔斯•狄更斯的焦炭城……接下来的另一种工业群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40年代到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主宰了工业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生产流水线、石油、电力、汽车、飞机、化学、塑料、合成肥料，由大型公司组织进行生产。我们把这种工业群称作“汽车城工业群”，以纪念底特律这个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焦炭城工业群和汽车城工业群都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孕育出一批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带来的高效率与规模效益又反过来推动工业群的发展。这是一种技术系统和生产结构共同进化的过程。[3]

　　迈克内尔推测，一种以基因工程技术和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新式工业群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4]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对社会—技术工业群的描述无疑是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到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过渡。迈克内尔为了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一思想，还举例说明，前苏联发生的环境灾难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驾驭自然的信念。”[5]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表现的对自然的态度与迈克内尔的理解是有些差别的。在论证了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掌控”环境之后，恩格斯继续写道：

　　让我们不要为所谓人类战胜自然的胜利沾沾自喜。对每一个这样的胜利，自然都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尽管每一个胜利第一眼看去都带来了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接下来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截然不同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负面作用往往盖过起初带来的益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还有其他地区，人们砍伐森林以取得耕地。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以这种手段获得聚居区和水资源的行为就注定了他们的国家如今孤立的境地。当阿尔卑斯地区的意大利人伐尽阿尔卑斯南麓的针叶林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断送当地的畜牧业，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使山泉每年的断流期变长，而一旦雨季来临，就会造成平原上的洪水泛滥。在播种马铃薯的欧洲人也没有想到播种这种淀粉块茎就是在传播结核病菌。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像征服者那样奴役自然，好象我们是这个自然的局外人。事实正好相反，由肉体、血液和大脑组成的我们，属于这个自然，处于自然的核心。我们对自然的所谓掌控，不过是人类相对其他生物来说，在掌握自然规律并合理利用它们方面具有优势罢了。[6]

　　恩格斯在此确切表明了一种辩证思维逻辑：在破坏环境的同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今已经显而易见了。全球性变暖就是很好的例子。马克思本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也比较复杂：除了人类掌控自然的思想，还有其他观点：如物质自然界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和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破坏性的关注。[7]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认为自然应当被征服和利用。是什么因素促使前苏联领导人从这些纷繁甚至有些模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遗产中，挑选出那些看似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然是可以被征服和利用）呢？与作为一种独立因素的意识形态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跟权力和利益的关联更大。对斯大林模式追溯得越早就越容易发现，它——以一种由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压力带来的极端方式——实际上复制了焦炭城和汽车城工业群的假定，即一种认为原材料和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倾向。[8]

　　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破坏自然的行为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一方面汽车城工业群不是遥远的过去。恰恰相反，巨型的化石燃料企业——那些支配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汽车、公路建设、橡胶工业的公司——代表了强势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强烈反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后，美国的化石燃料公司又成功地支持了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后者入主白宫后的首要举措中就包括了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指责。美国国会对安然丑闻的调查暴露了公司如何通过关闭工厂，出口电力，控制缺少政府管制的加州能源工业，人为制造能源短缺的假象，哄抬价格以牟取暴利。安然和其他能源供应商还参与了“来回转帐（round-tripping）”诈骗——一种可以虚增营业额，抬高价格的欺骗性销售。布什政府抓住由此导致加州能源危机的机会，呼吁放松对太平洋西北地区石油钻探的环境管制。另一方面，由“五大基因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诺华（Novartis）和安万特（Aventis）统领的大批跨国公司正在借助最新科技大规模引进转基因有机体。他们的行为会引发难以预测的，并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包括过敏性食物的扩散、物种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的增强和新式病毒的产生。生物公司对控制整个食物链的无耻欲望通过其研发的“终结者”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终结者”技术使得用转基因种子培育出的植物体失去繁殖功能，于是农民们不得不永远依赖于种子的供应商。[9]

　　把资本主义看作当前自然环境面临威胁的根源，并非要求我们把自然界仅仅当作社会的构成物——人类控制的结果。迈克•戴维斯在他的代表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中重塑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整个太平洋海洋温度的再次波动及其导致的干燥与湿润气候的变化模式——跟19世纪末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相互作用。他说明了在西方殖民力量的影响下，解决饥荒的传统机制已经遭到侵蚀，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依附于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厄尔尼诺干旱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难：仅在印度，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的干旱就夺去了1200万到3000万人的性命。在同一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大饥荒成为加速社会经济力量变动的第一推动力：饥荒使大量亚洲国家陷入贫穷，造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如今，这种不平等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这在200年前却几乎不存在。“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戴维斯写道，“农户、村庄与区域生产系统、世界商品市场以及殖民地国家间关系的同步重构，使得原本脆弱的热带农业经济更易受到极端气候变化的冲击。”ENSO系列自然运动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继续存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业社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结合，资本帝国统治产生的破坏性作用，自由思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那些自然灾害才会带来如此骇人的后果。[10]

　　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干预总是内在地符合恩格斯所描述的“出乎意料的结果”的辩证法。[11]他设想人类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破坏性时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力量去补救。不过这种补救行为受到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抑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助长了利用科学知识把物质世界（包括像基因那样抽象的物质）看作是可以广泛替代的倾向。这样一来，竞争性积累机制不仅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它还日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成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元凶。一旦陷入无休止的竞争中，资本家们的行为就预示着恐怖的星球灾难的到来。苏珊•乔治有力地揭示了上述过程：

　　永远不要指望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在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时能够及时收手。在我看来，即使他们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将来考虑，想有所收敛，也是身不由己。资本主义就像是一部飞速行驶着的自行车，永远只能前进，要不然就只有倒下。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不过是要看看谁在最终撞墙倒下之前冲得更快。[12]



[1] J.R.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London, 2000), pp. xx, xxi。

[2]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ch. 9。

[3]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pp. 296——297。

[4] Ibid., p. 313。

[5] Ibid., p. 332。

[6] F.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1972), pp. 179, 180。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认识是独特的。（suigeneris, 拉丁语），至少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在前面的文章中他提到狩猎时对狐狸行为的观察。

[7] 最近三个最精彩的论述，参见P.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New York, 1999), J.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New York, 2000)and J.Hughes,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 2000)。

[8] 马克思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可以参考很多文章，如L.D.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1970), T.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edn, London, 1988), and A.Callinicos,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ambridge, 1991)。

[9] P.McGarr, “Why Green is Re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88(2000)。

[10] M.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London, 2001): 引自pp.15 and 288。 Davis还在Ecology of Fear (New York, 1998)中探讨了自然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间破坏性的相互作用。

[11] 参见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文明的兴衰，引自Clive Ponting所著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Harmondsworth, 1993)的开头部分。

[12] S.George, “Que faire a present？”, 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的稿件，Porto Alegre, 15 January 2001。



利维坦之剑


　　目前的讨论似乎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自“9•11事件”以来，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以上的看法存在很大的疏漏。如今的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是经济制度，还是地缘政治制度。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资本主义竞争也不仅仅是争夺市场的经济斗争，还包括国与国之间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斗争。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曾认为，全球化过程正在把自由民主国家转变成“没有敌人的国家”。这种观点现在变得有点可笑，因为乔治•W•布什在2001年9月20日宣布全球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人不应期望一战取胜，而要做好打一场长期的规模空前的战役的准备……地球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现在要作出一个抉择，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恐怖分子的帮凶。”[1]

　　作为全球化的庸俗鼓吹者之一，《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显然比贝克和吉登斯更加现实，他写下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文字：

　　隐藏在市场背后的手只有握成拳头才能发挥力量。
　　市场发挥作用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是产权的保护和确认。而这又需要有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体制的支持……事实上，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美国军用飞机F-15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确保硅谷科技公司蓬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世界安全的拳头被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2]

　　这只幕后的拳头最近甚至走到了台前。美国军队在2001年10——11月间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行动令全世界为美国表现出的优势感到震惊（虽然战争并未彻底摧毁塔利班及其同盟“基地组织”，而只是将其赶出城市，战争也随之演变成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山区的游击战）。根据《金融时报》杂志的测算，2003年美国在国防方面的军费预算高达3790亿美元，“超过其他14个最大军事国家预算的总和——这14个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各国、俄罗斯和中国”。[3]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写的一本畅销书中预测，“美国正在冒险。历史学家对超级大国的兴衰，对什么是‘过分的霸权扩张’是再熟悉不过了。”美国的战略规划已经超出其经济势力范围。[4]喀布尔的陷落令肯尼迪对美国军事霸权的敬畏无以言表。他先是盛赞了五角大楼的王牌武器——12个航母战斗群，每一个都有“破坏和毁灭大半个星球的能力”，然后总结道：“阿富汗战争告诉世人，不必惊叹俄罗斯、中国的军事实力，忌惮印度的崛起，或者为欧洲某个国家的国防政策的捍卫者而操心，在军事舞台上实际只有一个值得考虑的主角。”[5]

　　但是如此强大的实力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呢？我们引用的弗里德曼的评论有点马克思主义者的味道，毕竟它暗含了这样的意思：美国军队总是捍卫资本主义者的财产权而不论财产在哪里或者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会从中受益。这其实对应了迈克尔•哈特与托尼•内格里在一次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帝国。在他们看来，霸权主义已经为帝国这一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事物所代替。“它是一种无地理中心的力量，不受固定的国界和壁垒的限制……在统一的帝国空间中，没有力量中心——它无处不在却又虚无飘渺。”[6]内格里还写道：

　　当前已经不可能再谈论什么“美国帝国主义”。很明显，现在出现了集团和精英，他们控制着剥削者，战争机器，还有那些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人们，他们的控制充满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解决。目前，首先是北美大老板们行使霸权，紧跟在他们背后的还有欧洲人、俄罗斯人、中国人。他们可能支持、削弱甚至取代前者的领导地位——这些变化只是表面现象，而根源是资本，集聚起来的资本。[7]

　　哈特与内格里的分析，尽管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却跟主流的政治全球化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理论认为后冷战时代出现了“国际统治”，它超越了国家利益的范畴，即使对某些强国来说亦是如此。[8]一方面，美国政府，特别是从小布什入主白宫以来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表现了美国的挫折与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觉得政府越来越像是一个非人性化的组织，不管是将该组织定义为正在兴起的世界民主的形式，还是“集聚资本”的全球性垄断。当代社会对美国霸权力量的理解就在上述两方面之间摇摆不定。

　　国际治理理论的支持者面对的难题是，政治、军事力量在全球的不均衡分布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力量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言论已经越来越公开地鼓吹西方大国相对于全世界的单边主义，换言之即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最露骨的言论出自托尼•布莱尔身边的一位外交部大臣罗伯特•库珀：

　　帝国主义形成的条件都已具备，然而对帝国主义的需求和供给已不复存在。弱者仍然依附于强者，强者仍然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高效有序地传播稳定和自由，容许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诱人。
　　到那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它尊重人权和世界性的价值观。我们甚至已经看到它的轮廓：一种能够带来秩序和团结的帝国主义，不过目前还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上。[9]

　　封建帝王统治者及其追随者总是宣扬他们会给自己的居民“秩序和组织”。“他们制造野蛮却称此为和平（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借公元一世纪喀里多尼亚领袖凯尔格克斯的这句话，替王朝的受害者进行敏捷的还击。[10]查默斯•约翰逊，一名从事当代亚洲研究的著名美国学者在《回击》一书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约翰逊作为主流政治家和学者，痛斥美国的外交政策，称“全球化”不过是对“19世纪的霸权主义的改头换面”；还指出美国应当对东亚经济危机负一定的责任：“美国制定的打开并改造其在东亚的卫星国和附属国市场的计划，已经包含了引发这次世纪末经济危机的根源。该计划的目的是削弱这些竞争对手的力量，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11]

　　约翰逊综合分析了《回击》——“美国民众被蒙在鼓里，并不清楚那些秘密政策带来的不良的后果。”他还几乎预测到“9•11事件”的发生：

　　恐怖主义就是通过袭击，唤起无辜人们对强势群体所犯罪行的关注。21世纪的无辜民众将会因为霸权主义者近几十年来的冒险行为遭受灾难性的报复。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有人以他们的名义做过和正在做什么，但他们——个人或者集体——都会为他们的国家企图主宰全球的不懈努力付出惨重的代价。[12]

　　约翰逊对美国帝国主义根源的分析与弗里德曼的相反。而后者与哈特和内格里关于美国军事力量是全球资本的工具的观点比较接近。约翰逊把经济范畴缩小至政治范畴，他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矛盾导致帝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引发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当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也是必然的），它们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危机。”[13]其实上述极端观点都是错误的。对于如何把本章前面部分讨论过的竞争积累的原理应用到地缘政治冲突和军事力量方面，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能够给出完整的解释。[14]形成于20世纪初的马克思帝国主义理论旨在帮助人们理解由工业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世界经济（这一说法疑有误，列宁在反驳考茨基时特别强调是金融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参见列宁《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录入者注）。[15]它包括三个中心命题：

　　1、这种经济的统一建立在极度不平等的基础上（托洛茨基所说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包括一小撮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全球经济和军事的控制。

　　2、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结构转化：一方面，经济力量随着大公司的出现空前集中，资金和生产性资本倾向于融合成鲁道夫•希法亭所说的“金融资本”；另一方面，这些大公司试图拉拢国家政府，组成尼古拉•布哈林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

　　3、竞争的方式随之改变：经济竞争对手之间无可避免地引发军事和领土冲突：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斗争也是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三大命题在其诞生后的一个世纪中是否还成立呢？没有人可以原封不动地接受它们。不过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让我们逐个加以分析。

　　1、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全球发展绝然不等的世界中。殖民主义帝国早已消亡，它们的倒台却没有弥合我们称之为南和北之间巨大的经济鸿沟。[16]殖民主义原指欧亚大陆的众多帝制国家对世界的分占割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欧洲格局的灭亡，导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以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为两极，出现了美国这一全球性帝国和受前苏联严格管制的欧亚控制区。欧洲国家大多不能容忍这种新的格局，而那些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大多感到自己在这个由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前苏联共同统治的世界中，仍然是局外人。外商直接投资自1945年开始就基本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一批最为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黄金圈中来。世界的很多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变成迈克•曼恩所说的“帝国主义排斥区”，被认为根本不值得去开发：

　　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都没有被纳入跨国资本主义，他们被认作是风险过大的投资和贸易地区而被资本“遗弃”。习惯上把这种经济地区的划分称作“北方”和“南方”。这样更便于使用，但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并不完全符合地理界限。俄罗斯大部、中国、前苏联周边中亚地区的共和国被归入“南方”，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属于“北方”。[17]

　　另一方面，在20世纪资本积累的扩散，尽管很不均匀，但的确进入了第三世界。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依赖理论学者（如安德鲁•贡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不过是在外围“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开发”。不断调整着的国家干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合使得许多国家在战后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大国。但是鲜有国家因此加入第一世界的阵营：主要的例子有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南爱尔兰和韩国。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迅速工业化之前都属于农业社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世界经济中，各种资本的发展已经混为一体，并与城市和乡村中的穷困同时存在：这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南亚和中国。[18]而且，正如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现的那样，即使是成长最好的“新兴市场”，其经济也难逃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掌控：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的针对“新兴市场”经济（比如，相对较多的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已经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

　　2、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力量结构也在经历延续和变化的过程。20世纪前半叶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如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彻底打破。不过这是一个极不平衡的过程：金融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远远大于贸易和投资。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跨国公司们已经充当起最强有力的经济角色，但是现在就说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打破国界的限制还为时过早。举个最直接的反例，欧洲国家主权向欧盟有限的过渡就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不同的甚至是存在某些矛盾的规划。主权的过渡原本是为了团结欧洲各强国以抗衡美国：目前贸易领域的进展最为顺利。国家通过相互努力游说来保护企业利益，显示出政府在经济领域持久的重要性。[19]

　　3、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结构变化是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的部分分化。在1945年之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相辅相成。在上个世纪初，英国在工业和海军力量方面的霸权分别受到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挑战。英国最终很不情愿地与其中一个对手结盟以击败另一个，但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领先地位。对于两个挑战国家来说，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也是交互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帝国主义试图借助其军事力量在中欧和东欧划出一片附属经济区以取得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确保战后将出现一个允许美国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开放性世界。1945年之后，竞争的格局又有所不同：前苏联成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总体上还不能构成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冷战使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和手段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西欧和日本，联合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旗帜下。在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德国和日本成为美国的经济劲敌，不过三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扩展到政治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波恩和东京还处于美国军队的庇护之下。

　　1989 ——1991年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使该格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诚然，有人会说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两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对世界的瓜分——消失了。可是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分化仍然存在：美国的主要政治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就目前来说）还算不上是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时，美国常年的贸易赤字决定了在“四角”强势经济力量（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之间，国际贸易冲突始终存在并不时激化。目前形势中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国对其他大国的军事领导极度膨胀，部分原因是另一（原本就很虚的）超级大国的分裂，还有就是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第二，美国历任政府都在竭尽全力保住美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抑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美国在政治上的挑战者；克林顿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发动的巴尔干战争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次战争美国在波斯尼亚强行建立据点，并将北约的势力范围扩展至中欧和东欧。[20]第三，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两条主线即将在中国汇合。快速的经济增长足以把一个地区性强国变成战略性的挑战者。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在获得经济活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市场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优势，却给美国造成长期的威胁，实在令美国的权势阶层爱恨交加。

　　萨缪尔•亨廷顿形象地称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为“一个怪异的混血儿，一个包括唯一超级大国和几个主要大国的单—多极系统。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需要超级大国，但往往还要与其他主要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但超级大国也可以单独对其他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行使否决权。”[21]目前的格局有助于解释地缘政治中的几个疑点。正如全球治理论者指出的，在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 Era），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通过一批多边组织的简称——UN，IMF，WTO，NATO，EU，G8，G7——反映出来。另外，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正在削弱可以从维护西方政府认为合理的“人道主义干涉”中隐约看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合作至少起到三个作用：它成为全美国把西方列强笼络在自己麾下，提供了一个竞争舞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这里发表不同意见并最终达成妥协；为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受他们排斥的国家提供了手段。总之，这种政策合作不等于超越国家间的矛盾，而是在另一层面上的追求。

　　当前地缘政治结构的混血儿本质还有助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个矛盾来自布什政府是没有根据的，虽然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坎德莉萨•赖斯曾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切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虚幻的国际社会利益”。[22]这种论调与克林顿政府相比有些变化。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支持在1998年2月的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巡航导弹，并且傲慢至极地说道：“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利坚。我们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总是高瞻远瞩。”[23]亨廷顿以对伊拉克的轰炸作为克林顿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单边行动的例证。他评论道：“美国的行为令人感到这似乎是个单极的世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越来越孤立……当美国不停地指责某些国家是‘流氓国家’时，在很多国家眼中，美国正在变成超级流氓大国。”[24]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实现它的目标，有时还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但美国当然也不仅是推行“集体资本主义”的工具（像哈特和内格里所说的那样），它有自身的利益和相对其他国家更强的追求这些利益的能力。在经济领域，美国必须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集团或国家，比如欧盟和日本，进行利益的协调。在地缘政治领域也是如此。美国的战略地位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媲美。这是一个游离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次大陆，也是大部分生产资料的集中地。它主要的军事优势在于海军和空军的霸主地位。被肯尼迪盛赞的航母战斗群能够得到遍布世界的美国军事基地的支援。规模相对较小的高精度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由于价值极高以至于无法承担重大伤亡的风险（这一点在越战结束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后仍然是敏感的政治话题）。就像布里辛斯基（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指出的，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是通过建立长期和短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分化并孤立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实现的。[25]但是美国的过分自信和缺乏建立战略联盟所必需的妥协，给美国带来了利益损失，这往往导致华盛顿方面激进的单边行动的失败。在1999年巴尔干战争中，美国五角大楼就曾因为北约繁琐的决策程序而大动肝火。

　　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证明了这些矛盾的存在。[26]随之而来的针对阿富汗境内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据点的军事打击有两个主要目的：消除眼下美国本土受到的有形威胁；向世界（包括俄罗斯、中国等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证明对美国的地位和利益的攻击将会有怎样的下场。美国要达到上述目的又不得不建立广泛的联盟——巴基斯坦这个塔利班组织的发起国，为美国提供了进入阿富汗的通道；中亚盟主俄罗斯也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但布什政府内，主张把战略联盟置于华盛顿领导的全球战争之下的那一派很快占了上风。北约组织（NATO），这个由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发起成立的组织被冷落了，虽然此前一直宣称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在战争中，即便是与美国关系较为亲密的西方盟友提供的军事援助，也被美国无理地拒绝了，因为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必须属于美国军队，这也是美国再次向世界宣扬它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建立的军事基地遍布整个中亚：很多官方理论家辩解说，美国并非想借助阿富汗战争将触角进一步伸向这个有着丰富能源储备的地区，但美国无疑是拣了一个大便宜。

　　更重要的是，乔治•W•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将战争的目标无限扩大。他再次强调“我们的反恐战争只是一个开始”，除了直接打击恐怖主义网络，“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防止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及盟友的安全”，还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命名为“邪恶轴心”。[27]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进一步扩大了邪恶轴心的范围，称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资助恐怖主义势力，发展或企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8]“布什主义”的发展预示着旷日持久的全球战争。按照尼古拉斯•莱曼的说法：“所有迹象均表明布什正在以‘9•11事件’为契机推行野心勃勃的新外交政策。这种政策转变是方向性的，而不仅仅是针对一场反恐战争。”他把政策的根源追溯到迪克•切尼在担任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长期间（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份战略计划之中。切尼的助手曾总结要点为：“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是关系到美国切身利益的”，可以“防止在未知的将来出现另一个全球性竞争对手”。[29]

　　换言之，布什政府紧紧抓住“9•11事件”的契机，利用他们强大的军事优势巩固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军事行动即将在伊拉克或者其他“流氓国家”展开，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反抗，而不是媚骨哦所说的为了惩罚他们对人权和国际法的侵犯（美国对其盟国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熟视无睹）。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也向其他强国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时，美国的军队也在全球迅速蔓延。《卫报》在2002年初的报告中说：

　　今天，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受袭击的6个月后，美国正在构筑一个自中东横跨整个亚洲，从红海到太平洋的军事网。
　　美国军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活跃在很多国家境内。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如今正在更多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国家中扎根。他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战略平台，以便随时攻击任何乔治•布什认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势力。[30]

　　在“邪恶轴心”演讲后不久泄漏出来的《核态势审议报告》的细节，揭示了布什政府战略规划的险恶用心。这份文件把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列为潜在的核武器敌人，还提出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结合起来——比如在“重磅穿透炸弹”上安装核弹头以杀死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敌方首领。[31]在1997年2月，美国宇航指挥部宣称它的目标是建立“全方位的统治”——即美国在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的军事优势，还补充说：“尽管不太可能遇到全球性的对手，美国还是会在个别地区受到挑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还将继续。”文件还描述了“太空优势正在成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因素”。[32]

　　这种把未来的高科技战争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并置的幼稚做法反映出当今世界的某些本质。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展开一场暗中针对潜在的和实际的敌对势力的国家战争，表明了美国即使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霸主，忧虑依然存在。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全球政治经济竞争的积极参与者。美国政府感到来自伊拉克那些弱小国家的威胁，而伊拉克从某种一上说则代表了像中国那样更加严重的潜在对手。他们还忌惮那些“贫穷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忧虑反映出资本主义的机理，即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并受盲目的竞争性积累驱动的制度。现在我们看到它包括了国家间地缘政治的敌对和武力的滥用。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它全副武装以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对手。它的武力倾向也在增强——事实上，美国以及其他某些强权国家在未来几年中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33]把我们的分析应用到国家制度上是不恰当的。世界正变得危机四伏，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无论从短期的政治角度还是长期的生态角度，资本主义都在威胁着我们的星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Georg W. 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20 September 2001, www.whitehouse.gov。参见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1998), pp.70——78。

[2] T.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London, 2000), p.464。

[3] Financial Times, 18 February 2002。

[4]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1989 ), pp.665—666。关于当代诙谐的批评，参见J.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1991)。

[5] Idem, “The Eagle Has Landed”, Financial Times, 2 February 2002。

[6] Hardt and Negri, Empire, pp. xii, 190。关于帝国的批判，参见A. Callinicos,“Toni Negri i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92(2001)。

[7] T. Negri, “Ruptures dans I'empire, puissance de I'exode”, 27 October 2001, interview in Multitudes, 7 (online version), multitudes-infos@samizdat.net。

[8] 参见D. Held, A. McGrew 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1999),相关的批评参见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h.3。

[9] R.Cooper [2002] , “Reordering the World”, www.fpc.org.uk and www.observer.co.uk。

[10] Tacitus, Agricola, 30。

[11] C.Johnson, 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2000), pp.205,213。

[12] Ibid., pp.8,33。

[13] Ibid., p,224。

[14] 参见A.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1984); A.Callinicos,“Perioding Capitalism and Analyzing Imperialism”, in Albritton et al.,eds,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item, “Marxism and Global Governnance”, in D.Held and A.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2002)。

[15] 关于这一过程的历史性描述，参见E.J.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1975), and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1987)。

[16] 参见 G.Arrighi,“World Income Inequ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Ⅰ)189（1991）。

[17] M.Mann, “Globalization and September 11” New Left Review, (Ⅱ)12（2001）, p.54。

[18] 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三个主要观点出自于R.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list”, New Left Review, (Ⅰ)104（1977）, N.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86), and C.Harman, “Where is Captalism Going？” Ⅱ,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60(1993)。

[19] 参见C.Harman, “The State and Capitalism Toda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51(1991) and W.Bonefeld, ed., The Politics of Europe (Houndmills, 2001)。

[20] 例如，P.Gowan, “The Euro-Atalantic Origins of NATO's Attack on Yugoslavia”, in T.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London, 2000)。

[21] S.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online edition), www.foreignpolicy2000.org。

[22] C.Rice, “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online edition), www.foreignpolicy2000.org。

[23] 引自Johnson, Blowback, p.217。

[24]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Perry Anderson 在“Testing Formula Two”, New Left Review, (Ⅱ)8(2001)中强调了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之间的延续性。

[25] Z.Bre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1997)。

[26] 还可参见J.Rees,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93(2001), and D.Bensaid, “Dieu, que ces guerres sont saintes!”, Contre Temps, 3(2002)。

[27]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www.whitehouse.gov。

[428] J.Bolton, “Beyond the Axis of Evil”, 6 May 2002, www.state.gov。

[429] N.Leman, “The Next World Order”, The New Yorker, 1 April 2002 (online edition), www.newyoker.com。

[430] Guardian, 8 March 2002。

[431] W.M.Arkin, “Secret Plan Outlines the Unthinkable”, Los Angeles Times, 10 March 2002。

[432] United States Space Command, Vision for 2020, February 1997, www.spacecom.af.mil/usspace。

[433] 更多关于经济与军事全球化关系的分析，参见C.Serfati, La Mondialisation armée(Paris,2001)。



总　结


　　● 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恢复1950——1960年“长期繁荣”（Long Boom）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不要说减轻贫困程度和缩小贫富差距了。

　　● 尽管金融市场展示出自由资本主义最非理性和非人道的一面，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

　　● 最好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把资本主义理解成一个建立在对产业工人剥削的基础上，受竞争性资本积累驱动的社会制度；

　　● 资本的竞争性积累是资本主义长期的过度投资和利润危机倾向的根源：金融投机加剧了这一倾向，却不是它形成的主要原因；

　　● 主宰当今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触发破坏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这种行为已经危及到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

　　● 资本主义的竞争方式不仅体现为企业间的经济对立，还体现为国家间的政治对立：美国帝国主义当前寻求相对其他大国优势地位的努力把世界引入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引起数不清的并发症；

　　● 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穷、社会上的不公正、经济波动、环境破坏、战争，来自同一个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用激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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