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A.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

第三章　憧憬另外的世界


· 反资本主义价值观
· 一个关于多样性的说明
· 市场的错误究竟出在哪里？
· 我们为什么需要计划？
· 一个过渡性计划
· 总结



反资本主义价值观


　　2001年5月在伦敦的示威活动中，有一幅横幅的标语是“摆脱资本主义，用更美好的制度来取代它！”这则标语有点讽刺的味道，意在提醒人们思考应该用什么制度替代资本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次运动体现出共同点—— 对现存制度的强烈反对和对美好制度的模糊憧憬。对这种模糊憧憬的认识越深刻，就越容易认清在目前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几种候选方案。在本章中，我支持其中的一个方案——不妨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在提出整个概念之前，有必要先提出一些准则以判断不同的候选方案。尤其是反资本主义主张的概念和伦理准则。

　　在我看来，任何取代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备选方案，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至少）满足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性的要求。我认为以上四点，至少在当前的环境下，极具价值。不过，也许对某一项价值进行理论性探讨更有助于说明其内容：我们可以就最具争议的效率展开分析。把效率与正义、民主和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它的含义就与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率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效率与其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比如：民主和效率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最后我还要指出的是，我说任何替代现行资本主义的备选方案必须满足上述四点，并非是要回避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其他主要经济制度是否符合这四点标准这一问题。下面让我们逐一探讨这四点。

　　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首要目标似乎是维护公正。的确，它的别名就是“全球正义运动”。让我们简要考虑一下公正的内容和范畴。有了上一代平等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罗纳尔多•德沃金、阿马蒂亚•森等人的著作，我们似乎更加清楚公正的要求是怎样的。就像我在很多场合讲过的，他们提出了公正应当符合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暗含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机制的挑战（虽然罗尔斯、德沃金和森都承认他们提出的某些原则与资本主义还是相容的，甚至离不开资本主义）。[1]不同的哲学家在公正要求的人人平等原则上是有很多分歧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每一个人都有权在平等的机会下谋生，有权享有平等的自由。科恩提出的见解也值得关注，他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它还应该包括公正的社会风尚。人们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能够彼此公平对待，这种观点十分重要，因为他强调了团结的价值。反资本主义者在强调团结在他们活动组织中的价值的同时，也证明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欠缺。[2]

　　因此公正包括了自由、平等和团结。这在全球几乎都是成立的。平等主义学者内部存在一些争议。例如，罗尔斯在国家范畴内提出他的公正原则，同时反对对他的差别原则作出引申（根据此原则，人们应该容忍能够给弱势群体带来好处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3]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平等主义者的公正概念就是要改变德沃金所说的“残酷的坏运气”效应：即个人要承担他们本不必负责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却使他们失去了生活中的很多机会。[4]自然资源在全球的不平均分布就是一种典型的意外情况。全球变暖可能给南方国家的人们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尽管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主要来自北方，占世界人口25%的北方国家，消耗了超过70%的世界商业能源。[5]另外，尽管人们反对夸大全球化的作用，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确看到国际间的经济依赖性在不断增强。这种依赖性也是自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以来，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我们的确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那么指导我们共同生活的原则应当可以应用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诚如查尔斯•贝茨所说的，“公正原则应当首先应用于整个世界，然后相应地落实到每个国家”。[6]今天的正义只有在世界规模下才能实现。[7]

　　效率是任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必须满足的第二个要求。这听起来也有些怪，毕竟这不是反资本主义者感兴趣的东西。理由很简单，经济效率常常被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况且，理论讨论上也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人们（甚至包括罗尔斯那样的平等主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的平均分配会剥夺高级人才利用其能力创造高生产率的机会。这种观点颇具争议：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科恩指出在平等社会中，人们彼此只是互相抱有公正的动机，而不是依靠自身资源更多地攫取对方。[8]而且，从政策角度看，效率似乎是给市场资本主义规定了成功的标准：成本能够反映在价格的制定中，成功的标准则是特定成本水平下的利润。这种衡量标准的缺点，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显得越来越突出：市场价格并为考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以及由各种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成本。

　　以上所有的反对意见在我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即使把可持续性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仍然要求一个经济制度能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包括物质环境中的资源，人们先天和后天的能力，以及人们创造的物质资产的存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因为人们的需求灵活多样，并会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不断发展。人们在过去二百多年的工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需求变化可能与持续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这是一个更广的话题，我在后面会专门讨论。我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能承载更多人类需求的经济制度总是更受欢迎。一个经济制度的生产能力越强，人们可以作出的选择越多，个人和集体就越有可能过上反资本主义运动崇尚的个性化生活。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而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更多机遇被不平等地分配，生物和社会的多样性被破坏。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是寄希望于回到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而是找到——在一个时期而不是某一时点——能够容纳更强大生产能力的经济制度。该制度同时满足公正、民主、可持续性的要求。这时我们才回过头来考虑效率的问题。[9]

　　关于第三个要求，民主，基本没有争议。反资本主义运动反对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跨国公司、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机构，还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联合垄断。瓦解这种强大的勾结势力似乎只能借助更大范围地实施民主。但是具体如何实施呢？与此相关的政治主张有三种——一是通过民主的候选人和政客的努力，迎合公司化媒体王国的喜好，确保长期稳定的企业捐赠，从而复兴当前的民主；二是追求经济的民主化；三是对勾结势力的离析。目前可能还没有实现这些主张的具体措施。因为在发起运动的时候，运动者的自我表现欲望总是与运动本身的完备性产生矛盾。这其实是一个直接性民主与代表性民主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集中讨论如何将民主延伸到经济中的问题。

　　最后一个要求，可持续性，同样较易为大家接受。自从西雅图开了一个头，全球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就成为后来历次抗议的主题之一。约翰•贝勒米•福斯特认为可持续性发展应当具备以下特征：“（1）对可更新资源的利用率必须低于它们的再生率；（2）对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替代资源的开发速度；（3）污染以及栖息地的破坏不能超越‘环境的同化能力’。”[10]根据上述标准，目前的发展远不是可持续的。从其他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抑制全球变暖。为了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防止其造成极端的气候变化，需要我们大量削减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对1990年的水平而言），如果要回复到工业化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排放量更应减少70%，并且主动放弃使用75%的目前可经济开采的化石燃料能源储备。这些变化将影响人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使之取决于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氢燃料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并大规模应用速度的快慢。[11]从表面上看，能源革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要求建立如绿色和平组织主张的低能耗社会（尽管生活质量降低的过渡性成本很难估算）。但是它能否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个未知数。目前的经济制度不仅仅——借用约翰•麦克奈尔（参见第一章）的比喻——像是一条鲨鱼，依赖稳定的气候、便宜的水资源和能源等条件求得生存，而且它自身的行为也在破坏这些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1] A.Callinicos , Equality(Cambridge,2000)。另参见J.Roemer ,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Cambridge MA,1996)

[2] G.A.Cohen , 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Cambridge MA,2000),chs.8 and 9

[3] J.Rawls , 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 MA,1999)

[4] R.Dworkin , Sovereign Virtue(Cambridge MA,2000)

[5] D.Goldrej ,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Climate Change(London,2001),p.127

[6] C.R.Beitz ,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edn,Princeton,1999),p.176；参见ibid.,Part 3 and Afterward to the Revised Edition

[7] 有些左派人士反对世界主义的主张，因为世界主义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为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行动作掩护。例如1999年的南斯拉夫行动：参见D.Chandler, “’International Justice’”, New Left Review,(II)6(2000)。但是，正确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并不影响前提的正确性。反对西方干涉的根源在于它包庇了全球的不公平秩序，而不是侵犯国家主权。更多关于南斯拉夫事件的内容参见T.Ali,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London,2000)

[8] 另参见G.A.Cohen, “Incentives,Ineuqlity,and Community”,in G.B.Peterson,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XIII(Salt Lake City,1992)

[9] 更多支持性言论可参见 J.Hughes ,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2000),chs.5 and 6

[10] J.Bellamy Foster , The Vulnerable Planet(rev.edn,New York,1999),p.132

[11] 参见Goodrej , No-Nonsense Guide to Climate Change,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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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多样性的说明



　　前一部分提出的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性四原则仿佛在一切环境下都适用。这似乎与普遍认为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先进性有些矛盾，这一运动包含了多样性和个性。马科斯就曾经指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容许其他世界存在，并将所有世界包容在其中的世界。”[1]在这种背景下，上一代反对各种压迫，比如性、种族、国籍和残疾的运动应运而生。在上世纪80年代，对运动差别性的认识强化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意思是说拥有某种政治认同胜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通过文化相对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文化相对论，表面上的通用规则其实只是个别组织外观的理性化。在这一点上，政治退化为对立的排他理论碰撞的火花。[2]反资本主义运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来超越简单的政治标识。但是这种黑格尔式的超越本身就包含很多认同政治的内容，即使现在的运动是在全球的背景中进行的。对运动的内部多样性的强调不仅是功利的结盟行为：它的意义是公认的，并且反映在人们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非欧文化破坏的谴责中。这就是为什么萨帕塔分子能够引起强有力的共鸣，因为他们竭力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当地居民的权利。[3]

　　这样做本身没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候过于直接地提出口号会带来尴尬：激进分子宁愿谈论运动的“横向性”——仿佛通过强调这样一个平行性的网络就可以避免强行控制他人思想的嫌疑。这样的想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发起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运动的关键就是形成统一的呼声。像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上“社会运动的呼唤”之类的文章缺乏明确的立场。马科斯所说的容许其他世界存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允许多样化发展的系统。平等主义者的公正思想不是强制的单一性，而是要求给每一个人公正的机会。这样，他们——作为拥有不同能力、生活阅历、文化背景和需求层次的个人——有理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平等和多样化不是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的。[4]当然，并非所有的生活方式都符合平等主义的公正原则：该原则跟等级制度、独裁制度、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是不相容的。有种误解认为普遍应用的原则应该有普遍性的内容。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公正的要求更体现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是无效的。反资本主义应该勇于承认这些普遍适用的原则。



[1] Subcommandante Marcos, “The Fourth World War Has Begun”,in T.Hayden,ed., The Zapatista Reader(New York,2002),pp.283—284

[2] 对这一见解的政治含义的严肃批评，参见B.Barry , Culture and Equality(Cambridge,2001)

[3] 参见D.Bensaid[2002], “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即将出版于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4] Callinicos , Equality,pp.79—87


市场的错误究竟出在哪里？



　　在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者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市场经济能够满足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性的要求。阿马蒂亚•森举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例子：

　　从根本上反对市场就好比从根本上反对人类之间的对话（尽管只是一些废话，这些话给他人或说话者本人带来了麻烦）。交换语言、货物或者礼物并不需要什么理论支持；它们只是人们社会生活和与人交往的部分方式（除非受到了限制或禁止）。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固然重要，但也是在语言、货物、礼物能够自由交换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 [1]

　　这里，森从市场与自由联系的角度为市场辩护：市场这种经济方式体现自主参加经济交易的权利。他援引马克思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对北方的支持说明如何取得参与市场的自由——在这里是黑奴争取成为产业工人——代表着被压迫劳动者的解放。[2]森的辩护有点混淆视听。马克思当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享有合法的、政治上平等的协议下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而后者中的劳动者受到了强制，被迫为剥削者提供劳动。但马克思也指出：劳动者贫困到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条件，为其工作。因此，紧接着庆祝美国奴隶的解放，马克思又写道，工人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意识到他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他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也就是他被迫出卖的时间。‘哪怕只剩最后一丝肌肉、神经和血液，吸血鬼们的剥削也不会停止’。”[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面的平等与内在的不平等是共生的。

　　更严重的是，森宣称“人与人之间经济来往的权利”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体现。[4]于是对市场的约束，更不用说废弃，势必侵犯人类的自由。市场交易与对话的类比将市场自然化了。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语言：如果市场也像语言那么重要，那么对它的约束或者废弃就会威胁人类社会的运行。但是森在此掩饰了某些重要区别。其实存在两种市场。卡尔•波拉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变》（1944）中认为，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经济行为深深扎根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并且遵循下列的一个或几个原则——互惠、再分配、家庭所有（例如自产自销）。哪里有市场，这些原则就会通过当地贸易和长途贸易得到体现：

　　外部贸易和当地贸易与地理距离都有关系，外部贸易用来交换无法克服地理距离的货物，其他却可以自由流动。在此情况下，贸易主要是补偿性的。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当地贸易和不同气候带的外部贸易都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贸易是非竞争性的。 [5]

　　这些种类的市场隶属于更广泛的社会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市场从其所属的社会机制中解放出来，也需要市场自身积极的拓展：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自身进行控制、调节和引导的经济制度。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有序性被赋予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自我调节是指在市场上所有生产都是为了销售，所有的收入都来自销售所得。于是生产的所有要素都有相应的市场，不仅有商品市场（包括服务），还有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货币市场。而市场价格也分别体现为商品价格、工资、租金和利息。 [6]

　　波拉尼称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为“虚拟商品”——他们本身不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因而不可以买卖。国家有必要在市场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波拉尼认为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的颁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同时还要学会约束和控制市场一旦演变成自我控制系统后可能产生的破坏性作用。波拉尼认为19世纪的欧洲史就是两大流派的斗争史——“经济自由主义”（它的三大原则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自由贸易”）和“社会保护主义”，两者分别代表着“贸易阶级”扩大世界市场的愿望和“工人阶级、地主阶级”限制贸易的斗争。[7]

　　波拉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视角来观察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重组的政治努力，与当年维多利亚自由者为使英国社会接纳自由主义做出的努力如出一辙。他对市场做出的区分也使我们对森提出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我们需要认识的不是人类自发的商品交易中是否内生性地存在缺点，而是波拉尼所说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马克思理解的资本主义，即一个自我控制的经济制度，生产尽量多的商品和劳务来推向市场，同时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能否与公正、得体的社会制度相容的问题。

　　现在我们还很难给出答案。考虑我们曾经提出的四条要求。第一、市场经济违反了公正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所获的机会是不均等的。不仅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也不平等，就连个人的人生机遇也严重地受到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想一想那些在新自由时代的金融动荡中被夺去性命的人们。难怪资本主义的老牌死党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评估各种经济制度的优缺点时，强烈反对考虑社会公正的因素。[8]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严重限制了民主的范围。多数平民被剥夺了与他们性命攸关的重大决定中的发言权。更可怕的是，这种民主机制不但容忍了受公司影响的政治腐败，还容忍了因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如资本外逃）。第三，资本主义，在第一章中我提到的竞争性积累的驱使下的盲目发展，从生态的角度看无疑是难以为继的。[9]

　　只有在我们考虑经济效率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显得生机勃勃（在此暂且不提衡量经济效率过程中应当考虑的破坏环境的成本因素，以显示对资本主义的公平）。前苏联和许多其他斯大林式政体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解体，使得许多左派开始接受哈耶克提出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比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计划都更具效率。[10]我会在下一节详细探讨这一认识。为了在保留市场的前提下，尽量约束市场的作用以满足反资本主义者提出的各种要求，如今出现了两种折衷方案。第一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颇受左翼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推崇的假想经济制度，在目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还听不到对它的响应。[11]该思想的初衷是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除了为资本家工作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表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实际上不平等的工作合同——但是保留资本主义市场。企业由工人联合组织接管，在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销售他们的产品。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无法扫除一切不公正的根源，因为人们还是会因为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受益或受害——例如人才的自然分布，总会使某些市场参与者具有比他人更强大的市场力量。[12]更直接的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能否作为资本主义的稳定的替代者呢？似乎值得怀疑。在经济竞争中，经济主体总是寻求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例如进行削减成本方法的创新，从而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这些优势一般具有累加性：创新者把额外的利润又投向新的创新，以把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因此，竞争总是扩大经济制度中的不平等，而不是消除不平等。同时，竞争的压力本身也能带来企业间的不平等：提高生产率和削减成本的努力可能鼓励管理阶层的发展，但破坏了生产本身的合作性特征。换句话说，市场社会主义总是有回归市场资本主义的倾向。如果市场社会主义的计划能够通过相关的机构和制度设计防止上述倾向，那么它就不再与波拉尼所说的市场经济有任何相似之处了。[13]

　　第二种折衷方案不过是追求市场与公正、民主、可持续性的要求之间的妥协，建立一种比“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更加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如维尔•赫顿的诱人方案“持股者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模仿战后德国和日本约束市场以维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制度。[14]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派曾经主张通过恢复国家主权和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某种类似的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波拉尼从长远的角度考察了这种主张：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引发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社会中，经济制度不再是社会的主宰，社会对经济制度的掌控得到保证”。[15]我们还可以把最近的政治运动看作同一历史循环中的又一反复。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了打破社会强加于市场的约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这又带动了建立保护社会利益的新管制形式的努力。

　　在考虑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可行性时至少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些模型与目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兼容性。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强化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妨碍了持股者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发展，推动了面向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机构改革。[16]这并不是说国家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向“华盛顿共识”发起挑战，就像里奥•潘尼茨在他令人费解的言论中所提到的：“没有国家能够实现资本控制（除了美国）。”[17]中国对资本的有效控制使它能够相对容易地摆脱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8]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控制能力。同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挑战，都会很快受到一股及其强大的社会力量群的反对，这种力量群植根于目前的国际金融和跨国投资结构中，并受到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所以，如果发起的挑战不能够通过社会剧变，聚合成国际性的力量，将很难取得成功。毕竟，凯恩斯时代的相对人道的资本主义（至少在西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苏联革命和其后推行的斯大林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产物。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国际性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资本主义进入了更受管制的发展阶段。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任何资本主义模式在人道和公正方面都是一样的。考虑过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再回过头看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和北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不公正而且不够理性，却给许多贫民带来了在20世纪初超乎想象的美好生活——虽然人们在享受这种生活改善的同时仍然因为冷战期间不断的核攻击威胁而提心吊胆。[19]但好景不长，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利润危机面前，上层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摆脱身上的种种束缚，虽然这种束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利润、高速发展期中并不是如此明显。结果是北方国家社会保护制度被部分地削弱，资本主义得到一定扩张；在南方，却促使了更为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回归——两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远远没有走上正轨。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大量的努力，重新对资本主义做出文明化的约束。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稳定性如何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间存在的矛盾，即它对剥削产业工人的依赖及它的竞争积累机制，与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冲突和阶级融和之后形成的社会制度结构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与其在放任还是牵制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倾向之间左右为难，为何不干脆为资本主义找一个“更好的”替代者呢？[20]



[1] A.Sen , Development as Freedom(Oxford,1999),p.6。森在日内瓦八国峰会上引用这一点批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示威者：Guardian,19 July 2001

[2] 例如，ibid.,7,29；更多内容参见ibid.,ch.5

[3] K.Marx , Capital,I(Harmondsworth,1976),pp.415—416(the quoted phrase comes from an article by Engels)。另参见ibid.,pp.365,377—378,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bid.,pp.1031—1034，马克思在此把资本家竭力榨取工人劳动时间的行为与奴隶主作了比较

[4] Sen , Development as Freedom,p.27

[5] K.Polanyi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1957),p.60；参见ibid.,chs.4 and 5

[6] Ibid.,pp.68—69。Polanyi对市场经济的定义与马克思社会化商品生产的概念类似：参见 Capital,I,Parts 1 and 2

[7] Polanyi , Great Transformation,pp.132,134,135；另参见ibid.,chs.6,7,12

[8] Callinicos , Equality,pp.64—79,also F.A.Hayek , The Fatal Conceit(London,1988),pp.117—119

[9] 另参见Bellamy Foster , Vulnerable Planet,chs.6 and 7,and Contre Temps,4(2002)

[10] 例如，A.Nove ,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London,1983),and R.Blackburn,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I)185(1991)

[11] 例如，D.Miller , 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Oxford,1989),and J.Roemer , A Future for Socialism(London,1994)

[12] G.A.Cohen因此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与完全社会主义相比只能算是次优的选择，尽管他认为后者不可能实现：参见Self-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Cambridge,1995),ch.11

[13] 此外，如Fikret Adaman和Pat Devine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大辩论中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试图接受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拥有完美信息的假设，而这一假设早已受到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有力批评：参见“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New Left Review,(I)221(1997),pp.64—73

[14] W.Hutton , The State We’re In(London,1995),and The World We’re In(London,2002)

[15] Polanyi , Great Transformation,p.251

[16] John Grahl在德国和日本的对抗压力上的能力持悲观态度：参见“Globalized Finance”, New Left Review,(II)8(2001),pp.41—47

[17] P.Gowan,L.Panitch,and M.Shaw, “The Stat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A Round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9(2001),p.15

[18] Yu Yongding, “China:The Case for Capital Controls”,in W.Bello et al.,eds , Global Finance(London,2000)

[19] 关于“永久军事经济”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参见C.Harman , Explaining the Crisis(London,1984),ch.3

[20] Luc Boltanski和Eve Chapiello在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Paris,1999)对资本主义历史作了循环式的解说，从中指出资本主义者的精神总是招致批评，并因此改变为新的“精神”，接着又招致新的批评，如此循环不已。


我们为什么需要计划？



　　社会主义计划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恰恰需要社会主义计划。至少，通过社会主义计划，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即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由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民主决策程序统一安排。这种假设的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不同。虽然那时的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波拉尼提出的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无论是在分配，互惠还是家庭所有——但是整个社会机制是不民主的，所有决策都由世袭贵族、奴隶主贵族和地主贵族这类人单独决定。社会主义计划与资本主义计划也形成对比。资本主义的资源分配是资本间的竞争和斗争带来的不确定的结果，这些资本联合但又非统一地控制着生产过程。说社会主义计划是民主的也不等于它总是能遵循“多数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的决策方式也是可行的：明确私人所有权的目的，部分的是为了确保个人在某些领域拥有排他的重要决策权。例如，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功绩之一就是赋予了个人排他的工作选择权（尽管最终未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总体上能够尊重并发展这一权利。[1]

　　社会主义计划只有在国际层次上实施才能有效。资本主义是个全球性制度：大量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企图（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话说）管制市场的国家和地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资本外逃，其他形式的经济孤立，政治颠覆，甚至是武装入侵——轻则迫使政府妥协，重则干脆摧毁他们企图用其他制度代替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2]因此，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只有在国际规模上才能建立。但无论如何，计划都应当能解决目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引起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当前经济制度利用资源而造成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不公平分配。美国，拥有世界人口的5%，消费着世界上25%的资源。而整个南方，人均利用资源则低得多，更直接地受到因这种能源消费模式导致的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任何旨在有效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努力——要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50%—70%（日本1997年《京都议定书》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都应在全球框架下，通过协商制定并实施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种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这样才是所谓的计划。

　　然而，正是全球化的计划导致了对计划经济的反对。因为它注定要求高度的集权，而这可能有损于效率和民主。出于效率原因的反对意见，最著名的当属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做出的经典批评。他指出，市场通过相对价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高度灵活和分散的市场机制，帮助市场主体分享他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个人目的所需的信息。相比之下，计划经济只是自下而上为决策中心传递信息。由于接收到的信息多而复杂，决策中心已经无法有效地处理，导致机构臃肿、瘫痪和体制混乱。[3]也可以认为地方主义表达了对一种既不同于全球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分权、民主的经济合作形式的向往。

　　新自由主义和地方主义者含蓄的反对都表达了对平等经济主体间横向交易的偏好。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建立在大体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计划经济那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式的。森把市场交易比做对话，暗示了它是一种非等级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关系的总和）。作为回应，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实际上现存资本主义离横向交易还有相当的距离。[4]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主要操纵者——才可以谈得上是有点横向式的贸易关系。大多数主体都受困于垂直的支配或从属关系；第二，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末，前苏联的“斯大林革命”带来的官僚命令经济，连同二战后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经济都属于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描述的那种表面上万能的、实际则无能的计划中心。[5]但也不能根据这一历史经验认为计划经济就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模式。

　　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的计划经济，应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散的、水平的关系基础上，而不是计划中心强加的垂直命令式的关系。在评论亚历克•诺夫的保卫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时，帕特•迪瓦恩写道：

　　诺夫的挑战一定不能被忘记：“这里有横向关系（市场），有垂直关系（等级制）。其他的关系在哪里？”……没有其他的关系——只是垂直关系不一定就是等级制，横向关系也不一定因为受到市场上的无形之手的影响就一定以市场为基础。两者都可以建立在协商调整的基础上。 [6]

　　在此基础上，迪瓦恩提出了“一个民主计划的模型……在模型中，计划就是协商调整的政治过程，计划的决策者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7]多种经济变量——包括在个人和团体消费之间作出的资源的宏观调配，社会和经济投资，能源和交通政策，环境保护——将由全国范围内选出的代表团成员，在综合考虑专家提出的一系列候选方案的基础上，统一决定。[8]但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大部分的经济决策将会在分散化的基础上产生。经济力量将在协商调整的过程中被拆分，并被赋予单个的生产单位，由其劳动者、消费者、供应者、相关政府机构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来代表。

　　在协商调整的模型中，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不仅要能够补偿他们的生产成本，保证能够获得收入的剩余部分以用于再投资，还应该把因为利用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带来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那些未能实现再投资收入的单位和部门，若经相关部门协商调整，认为其对社会是有益的，就可以获得资助，维持经营。因此，“进行有效的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就在脱离‘市场力量’的环境下诞生……即由在社会需求和成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和在利益支配下作出的决策来共同决定”。于是，迪瓦恩强调“协商调整机制可以使经济决策从整体角度自觉地协调，而不需要中央行政命令的参与，同时在充分分散化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地方资源。”[9]

　　尽管协商调整机制本来是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模式被提出，迪瓦恩认为，“这个模型背后的原则也可以被应用到国际交易中”。的确，根据我前面的主张，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反对这个模型主要在于模型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太长，特别是有时候要协调遍布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的利益关系。迪瓦恩评论道：“在现代社会，总体社会时间的大部分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行政管理、协商、组织和运行系统上”，虽然“这些活动多数跟商业竞争，以及管理社会冲突和由剥削、压迫、不平等引起的异化的后果有关”。他总结道：

　　没有理由去假定运行一个建立在协商调整的基础上的自治社会所花的时间，比现有社会对人和事进行管理的时间更多。但是，总体时间的组成会有所变化，侧重点也不同，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也不同。 [10]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强调和扩展。首先，少部分人，如公司执行官、投资银行家，各行各业的顾问，目前花费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用来开会，制定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决策。迪瓦恩的协商调整模型提出的民主计划，将通过把决策权（从而也把决策时间）转移到广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终止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现状；第二，即使这种决策方式会使决策过程变长，但是真的有那么可怕吗？资本主义永动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运行速度。它就是在高速运行中奔向金融崩溃、经济危机和长期的环境灾难。我们根本无法使它减速。无法预测协商调整机制的引入在长时间内是否会导致增长率的下降。因为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个模型能节省多少资源，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军备竞赛会带来多大的浪费，以及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核算能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第三，迪瓦恩的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加强，以确保创新的合理空间：在国际、国家、地区、地方各个层次上预留资源，各团体通过竞标赢得对他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支持。投资银行、风险资本、资产市场现在正担当着这样的角色，但是在期望利润的基础上，它们并未给社会带来应有的利益。

　　对这些潜在利益的评估必然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个人有不同的愿望、计划和理想，无法轻易达成协调。因此个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带有个人利益的色彩。迪瓦恩写道：“社会的原则不再清晰。地位平等的各个社会活动主体需要共同参与每一层次的决策过程，以决定实际上由微观利益组合而成的社会利益。”[11]各方意见调和融洽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多方的协定，或者至少是少数群体能够服从多数人的决定。要求人们在获取必要的资源方面有平等的权利，以追求其向往的生活。这可以使人们在广义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参与高度竞争性的决策，也可以使参与者感到利益的分配和责任的承担是公平的。平等，换言之，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力图实现的规范性原则，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条件。

　　如何实现对社会利益的平等拥有权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要强调类似迪瓦恩模型的分权计划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暗含条件。其作用的发挥不仅依赖于也有助于平等社会的诞生，同时还需要对重要公共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弗朗索瓦•沙奈、克劳德•塞法提、查尔斯•安德烈•乌德里批评反资本主义运动回避了关于何种所有权与运动目标相容的问题：

　　对商业交易条件的社会性、集体性、“大众性”的控制，就像组织工作和满足迫切的社会需求一样，不要指望我们不考虑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形式和交流、交换的方式，以为作为官僚或斯大林模式下国有产权危机和崩溃的产物，这个问题能够一次性地得到彻底的解决。 [12]

　　就像沙奈、塞法提和乌德里指出的，大型公司对所有权的兴趣充分体现出产权的重要性。他们通过游说国际金融机构保护所有权，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私有化，同时推动面更广的收购交易，将任何可能的东西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原理就是商品化，它的结果就是把世界分割成具有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单位。很难看到这种原理能够被取代，除非社会掌握对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分散需求的民主决策。如果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主要属于私人所有，又怎能在资源配置方面实现民主决策呢？私有产权的实质在于它赋予财产所有者排他的决策权。所以民主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社会所有权的基础上。

　　上述结论仍然需要两个条件。首先，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社会所有。如前面所说，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择业。而且，小型企业的范围必须民主作决定：20世纪强制集体化的发展给我们以教训，任何土地改革首先伴随的都是农民所有权的扩张。[13]其次，主张社会所有权不是保护20世纪被看作是市场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国家所有的官僚形式。沙奈、塞法提和乌德里正确地谈到：“社会所有，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手段和真正民主的宏观控制来配合，将成为空谈。”[14]而这里提出的社会计划模型的核心是民主在两个方面的延伸：第一，经济过程将取决于集体决策；第二，决策将分散建立在协商调整的基础上。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参与民主”口号的要求，从而防止出现在目前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下，公众淡出政治的倾向。[15]

　　当然，这个简单的设想只是勾勒出一个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比当前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提出的地方主义、公平贸易等几种替代方案优越。作为微观的改革，公平贸易可能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生产者集团。尽管，在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今天，一个农民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农民的失败。并且，如内奥米•克莱恩提到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挑战大得令人无法估量。”[16]作为地方超市经营者，我能够买到公平贸易条件下的香蕉和咖啡；但是作为个人消费者，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确保商品是在公平贸易要求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解决全球不公正问题需要团结，而不是个人的方案。推广到国际的角度，地方主义者的策略不外乎两种：一个是科林•凯斯提倡的提高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尽量减少长途交易。[17]这样做的缺点更甚于资本主义，毕竟人类社会的长途交易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而且，这其实是在抛弃我们通过全球经济发展已经拥有的生产能力。但是为什么国际经济联系是不受欢迎的呢？如果津巴布韦出口所生产的鲜花和豌豆，却让国内几百万人挨饿，这无疑是荒唐的。同样地，为什么农民还要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在气候变迁和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呢？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更不用说在此能力上可以继续开发）使我们能够解决目前世界总体的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这种不公平使世界充满了罪恶，因此我们义不容辞。

　　相应地，公平贸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可能类似于我们本节讨论的协商调整模型。例如，迈克尔•巴拉克•布朗想象用建立地方委员会的方法为商品、劳务的交易提供“水平的链条”，“交易合同和价格将成为工人代表、家庭所有者团体、地方政府在商品质量和服务方面磋商的主题”。国家和国际的代表性团体将会制定“总体的资源配置参数”，而“拥有分散权力的个别社区和地区将成为这个互相交叠的公平贸易网络上的节点”。巴拉特•布朗坚持认为“如果竞争交易商不能自行制定价格和决定投资，经济系统就是无效率的”。[18]他构想的模式是价格由一群市场参与者集体讨论决定，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能否满足参与者的需求而不在于利润高低。这样的经济制度当然与马克思和波拉尼分析的自我管理的市场经济截然不同。一旦市场交易完全从属于民主决策，即使价格和货币仍然是方便的计价手段，市场交易也决不会导致市场经济。要想战胜资本主义的邪恶，必须把市场替换掉，而不是解救市场。



[1] 我说“总体上”是因为现代社会往往要求个人在某些时候为他人工作——例如，要求个人支付收入所得税——尽管富人阶层通常能够逃避一定比例的税赋。而且，在绝境中的社会无条件认可招募劳动力的权利，就像英国国会在希特勒的军队即将攻陷法国前夕，在一天之内（1940年5月22日）通过了紧急权力法案。该法案赋予“英国政府支配所有英国国民及其财产的无限权力”，A.J.P.Taylor , English History1914—1915(Harmondsworth,1970),p.583

[2] Bill Jordan指责我在前面的一本书Equality中未能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已经有力地加强了“出口”——从恶化的环境中撤出，而不是“声音”——团结起来改善局面的事实（关于这一区别，还可以参见A.O.Hirschmann , Exit,Voice,and Loyalty,Cambridge MA,1970）。“自从1989年……”，Jordan写道，“流动性的优势十分关键，”参见“Liberal Egalitarianism and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Imprints,6:1(2002),p.74。占据支配地位的人——不只是资本家，还包括那些掌握特殊技术的人——能够利用他们特殊的优势比穷人们更加有效的退出，留下后者“在命运中挣扎”。我主张回到没有退出特权的世界，在那里“民众的呼声能够得到更好的响应”，其中最恰当的响应就是给予“被统治阶层和弱势群体”退出的权利，通过保证工人的基本收入使他们能够有作为“工薪劳动力”之外的选择，从而能够作为“资本统治的对立者”而自由流动，ibid.,pp.76,77,78。但是，如Jordan承认的，基本收入必须从内部引入才能起作用，因为容纳如此改革的国家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大规模资本外逃。从这方面来说，基本收入无异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知Jordan能否认识到只有在国际层次上反对退出特权，同时抵制社会主义计划才有可能成功。我的批判也不意味着我反对一个总体上的基本收入的观点，这一点将在下一节明确。

[3] F.A.von Hayek[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in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London,1949),and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in idem ,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1978)

[4] Boltanski and Chapiello在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中对把当代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网络的观点作了最为透彻的分析

[5] 参见A.Callinicos , The Revenge of History(Cambridge,1991),esp.ch.2

[6] P.Devine ,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Cambridge,1988),pp.109—110

[7] Ibid.,p.189

[8] Devine构想了一个计划委员会，负责起草变量计划经济。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多设几个计划委员会，赋予他们起草变量和提出不同经济计划的资源

[9] Ibid.,pp.191,248；参见ibid.,Part IV

[10] Ibid.,pp.253,265—266

[11] Ibid.,p.210。Devine认为讨论协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根本不同”，共产主义就是政治的终结。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解释，参见Callinicos , Revenge of History,ch.4

[12] F.Chesnais et al.[2000], “’L’ Avenir du ‘movement anti-mondialiste’”:quelques premiè res réflexions en vue d’une consolidation théorique’(text circulated by e-mail),p.6。Boris Kagarlitsky对于财产形式的讨论，参见 The Twilight of Globalization(London,2002)

[13] T.Cliff, “Marxism an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1)19(1964—1965)。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运动，巴西的MST运动，说明了如今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参见S.Branford and J.Rocha , Cutting the Wire(London,2002)

[14] Chesnais et al., “’L’ Avenir du ‘movement anti-mondialiste’”,p.7

[15] Daniel Bensaid强调任何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特征，参见 Le Sourire du spectre:Nouvel esprit du communisme(Paris,2000)

[16] N.Klein , No Logo(London,2000),p.428

[17] C.Hines , Localization:A Global Manifesto(London,2000)

[18] M.Barratt Brown摘自D.Ransom ,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Fair Trade(London,2001),pp.130—131


一个过渡性计划



　　社会主义计划，类似帕特•迪瓦恩在他的协商调整模型中所描绘的，是一种既可行又有优势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但是我们要实现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把我们推向社会主义计划的对立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将成为可以被替代和买卖的商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需要组织大规模的斗争并采取相关措施，在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同时引入一种不同的社会体系。下列建议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但是颇具参考价值：

　　● 立刻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当前有代表性的不公正现象之一就是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被迫拿出很大一部分外汇收入，向北方那些世界上最富裕的组织、银行和政府偿还债务。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发起的七国集团（G7）的“债务减让”计划实际有着阴险的企图。因为债务减让仅限于那些同意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立即无条件地取消第三世界债务是推动反资本主义运动开展的原动力之一。这也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 在国际货币交易方面引入托宾税。债务削减只是为南方国家解困的第一步，它并不能为南方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资源。托宾税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能实现南北方之间财富的再分配。某些国际机构需要出面组织再分配的过程，否则大部分货币交易带来的收入仍将留在发达的经济体内部。引入托宾税还能部分地恢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力，虽然效果可能比较有限。布鲁诺•杰汀和苏珊妮•布劳霍夫提到：“托宾税有两点不足之处：第一，它无法阻止投机资本对某种货币的攻击。第二，托宾税不能解决因现行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解体消失所带来的问题。”[1]就是因为这些不足，我们才需要进行前面章节提到的彻底的制度改革。不过，托宾税仍旧是一项有益的改革。它不仅成为潜在的全球再分配机制，还改变了市场的性质，并证明政治管制下的经济运行是可行的。

　　● 恢复对资本的控制。国际法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时，还允许国家控制资本流动，而现在这些组织却想方设法迫使政府仿效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做法，取消资本控制。恢复资本控制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是过去10年中“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崩溃的罪魁祸首。资本控制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以英国为例，尽管政府努力控制资本流动（1979年时，撒切尔政府宣布解除），英国经济在战后还是遭遇了一系列的货币危机。但是，跟托宾税一样，资本控制能够帮助政府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控制。

　　● 引入统一的基本收入。资本力量的源泉在于它对生产而不是金融市场的控制。为每一个公民设立基本收入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社会需要，从而将他们从资本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基本收入能极大地改变劳动力和资本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因为这时劳动力可以在不同的有偿工作中做出选择。此外，所有公民都得到同样的基本收入（可以根据劳动力的年龄、有无残疾、有无子女稍做调整），也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

　　● 减少工作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二十几年的缓慢发展，伴随的是过度工作和被迫闲置并存。这两种状态对于人们来说都是有害的和无效率的。大幅减少工作周，比如规定发达国家的周工作小时数为30小时，能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促进工作的公平分配。支持这一建议并不意味着接受正统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劳动总量固定谬论”（lump of labour fallacy），即能够供应的工作数量是有限的。减少工作周不一定会减少生产能力。相反，由此带来的失业率的降低还可能导致更高的产出。工薪阶层不仅可以利用更长的假期得到身心的放松，还可以参与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决策过程。

　　● 保护公共服务，私有产业恢复国有化。新自由主义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动机不能用简单的效率标准来解释——就像布莱尔不厌其烦地宣扬“有效率的做法”。私有化实际上对政客、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执行官的同盟有利。他们可以从公共财产流向市场的过程中，以及从私有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获利。[2]英国铁路系统实现私有化之后经历的灾难，充分证明了私有利润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尖锐对立。即使是深陷“华盛顿共识”的布莱尔政府，在公众支持恢复铁路国有化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命令英国铁路公司（Railtrack）（铁路设施的所有者）接受公众监督。由此可见，私有化产业恢复成公共所有权的必要性。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往往企图通过一种类似于斯大林命令经济模式下的官僚集权过程，将一种模仿市场力量的机制引入社会公共领域，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保护现存公共领域跟寻求民主的社会所有制度是完全相容的。[3]

　　● 制定积极的税收政策以资助公共服务，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直接税收向间接税收的转化以及对公司和富有阶层税收负担的减轻。结果是穷人在资助公共服务的税赋份额增加的同时（因为支出减少和市场“改革”）却得到更少的公共服务。高额的直接税，主要是累进的所得税，能够让公众重新享受到被新自由政策剥削的服务。而且，通过对富有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征收重税，促进税赋转嫁，实现更好的社会和经济公平。

　　● 废除移民控制，扩大公民权利。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它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却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与一个世纪前第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相比，如今的劳动力在国际上的流动性大大降低。[4]结果，贫穷国家的劳动力为了摆脱不公平的现状、饥饿的威胁和当今经济制度造成的战争，涌向富裕的北方国家以寻求庇护。而后者则设置种种更大的障碍予以阻隔。在如今的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迫害避难者、限制人身自由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经成为某种道德丑闻。开此先河的是澳大利亚，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如果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应当是共有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富裕国家公民的特权。国籍也不应是世袭的，而应当是在某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就能获得的权利。我们应当勇于接受国际人口流动的现实（不管有的国家如何竭力反对），允许人们在自己选择居住和生活的国家里参与政治运动。这样做可以避免出现德国那种明显的社会不公：大批移民即使在德国居住了很久，甚至出生在德国，最终也没有公民资格。[5]

　　● 一项预防环境灾难的计划。对人类和我们的星球最大的长期威胁来自于资本集聚导致的环境恶化。联合国在2002年5月出版的《全球环境展望3》（GEO-3）上列出了我们下一代可能面临的四种景象。其中两个与目前的“市场第一”、“安全第一”倾向密切相关的景象表明2002—2032年环境恶化的速度将不断地急剧加快。[6]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景象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应该被放在第一位。我们需要一项运动，其中包含许多具体的措施，争取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对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公众投资，建设廉价的公共运输系统，对我们已经日趋都市化的社会进行重组，来改变目前那种越来越依赖于内燃机的居住和分布模式。

　　● 破除军事—工业的情结。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支出的降低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自1988年以来，1999年军事开支首次再度上升。乔治•W•布什发动的战争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布什政府2002年1月的财政预算提出在今后5年内增加12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7]这些数据只是表象，克劳德•塞法提列举了“武装全球化”的几个主要特征：“军事生产的发展以及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民用与军用科技的日益融合；大规模（化学和生物）杀伤性武器的不断翻新和综合使用。出现在21世纪初的‘武装全球化’无疑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8]这些危险绝不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加剧了南亚两个核大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关系的紧张。但是《金融时报》认为：“就在国际社会呼吁对印巴边界问题保持克制的同时，美国和英国政府却企图在印度的军备预算中狠捞一笔。”印度每年在军事硬件方面高达50亿美元的预算吸引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克• 斯特劳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到新德里访问。[9]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军备竞赛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占用了无数本应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解决这一问题仍然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削弱北约的实力，全面削减核武器、军费预算，支持军事工业转向民用领域。

　　● 维护公民自由。在“9•11事件”之前，某些西方政府（比如英国）就已颁布法令规定可以把和平示威者看作恐怖分子并起诉他们。“反恐战争”更是全面侵犯了公民自由，这在美国已经发展到不经法庭审判可以任意拘捕、流放外国人，或者仅需依照总统令就可由军事法庭宣判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死刑。因此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捍卫公民自由，解决目前所谓的“民主统治时代”中公民权明显被侵蚀的问题。

　　上述一系列的要求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仍然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有创意的计划。前面提出的计划显然来自北方的学者和政治运动家的观点。坐在伦敦为墨西哥的无土地者的困境出谋划策无疑是自负和荒谬的。新的计划应该具备两方面的特征。首先，上述一系列要求是建立在某个国家单独行动或者某些国家联合行动的基础上。这就说明无论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国家始终是集中资源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最有效机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我前面指出的视国家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砝码的政治策略的局限性。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障碍。但是至少国家要依赖国民，无法逃避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大型的政治运动就可能诱发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运动最终的胜利不是来自于与那些伪善政府的谈判，而是来自大规模的斗争。前面提到的改革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要实现那些改革必须发起政治上独立的运动，由运动的主力即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行使权力，迫使资本主义做出妥协。反资本主义运动不应畏惧对国家的号召，但要注意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

　　说的容易做到难。有的人可能会说：借助国家推行改革可能更有利于运动的开展。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的模糊性在于它既挑战了原有的制度，本身又是一种容纳这种挑战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经常为了避免国家的干预导致立场不清，而宁愿放弃某些改革。不过上述方案的第二个特征倒是值得一提的。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所有上述要求都跟资本主义权势阶层的意见对立。即使最温和的建议，比如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在他们看来，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所有人来说，上述建议决不是凭空的一厢情愿，他们的建议带表着对当今现实的回应，这都是在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这些要求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例如，普遍引入基本收入规则就可以极大改变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现状，削弱资本主义剥削所依赖的一个主要条件。换言之，尽管可能不是直接出于反资本主义的原因，这些要求都存有内在的反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他们都属于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性要求。他们来自目前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却可能在将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提出挑战。[10]

　　于是，如果一个部分满足上述要求的运动在某个民族国家取得成功，这个国家就将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有一种可能，虽然有限的成功也能因为资本外逃、汇率波动和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升高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为了恢复价格“信心”，运动就有可能退却，或与当局合作时间久了，就会逐步放弃改革成果，使老机制有机会卷土重来。或者，尽管面临着地方和国际资本主义越来越大的阻力，不仅仅有经济制裁，还包括破坏运动的种种企图，运动仍然继续下去。（有时除了继续别无选择：1973年9月智利联合政府失败的教训表明，即使一项运动准备自行撤退，也难逃被“扼杀”的厄运）。运动顶着压力前进实际是一种革命，换句话说，由于资本主义力量的强烈反对，这些改革只能部分地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变革（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倒退，就像新自由主义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运动的反抗）或者是引入截然不同的社会概念——革命。但是后者显然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它只能通过推翻（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暴力）资本主义及其背后靠山的抵抗，才能实现。沿着这条路开展的运动必须主动地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拥有凝聚力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还要团结世界范围内其他类似运动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我在前面的章节提到过，苏珊•乔治决不是唯一一个把革命想象成“全球事故”的附属品的人。“全球事故”其实就是能够给人类带来恐怖灾难的世界经济大崩溃。其实我们应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革命。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抑制市场过剩、实现和扩展民主自治的过程。实现这些过程的途径有很多：可以是公众运动促成的政府改革；可以是下层阶级自发组织的更有效的大规模斗争；可以是大多数人在物质条件恶化下采取的措施，就像目前在阿根廷发生的那样（看上去的确像是“全球事故”的国家版本）。真正的革命选择应该是看自我管理形式的民主能否有效地取得经济控制权；代表大多数贫困的人能否打破资本主义统治；或者它们能否成为市场的人性化补充力量？至少历史经验证明，市场和人性化两者是不能稳定共生的，市场帝国迟早会摆脱人性化的束缚，重新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方首先退缩，迟早会引发决定性的较量。在21世纪初的今天，资本拥有着强大的破坏力，推行革命的计划是异常艰巨的任务。然而，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它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战略，只是凭着斗争本身的发展来进行。毕竟其他运动似乎都准备放弃希望，甚至只是部分改革现有社会制度。如果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的确存在，那么包括革命的所有潜在危险和代价在内，摆在所有对目前世界上不公正、苦难和破坏行为不满的人们面前的，似乎就只有一个选择。



总　结



　　● 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批判运动所追求的价值在于公正、效率、民主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 这些价值与市场经济——也就是波拉尼所说的市场自我管理的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

　　● 尽管市场人性化的策略——搞市场社会主义和管制得更强的资本主义——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策略没有一个是可行的。

　　● 经过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根据帕特•迪瓦恩的协商调整模型，为实现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目标提供最好的前景。

　　● 更直接地，可以提出一种既能满足自身要求，又能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改革：尽管有些改革要求主要由民族国家提出，但他们只能作为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来进行，并通过大规模的斗争来得以实现。

　　● 实现社会变革的斗争，无疑会引起资本主义力量的强烈反对。这时，摆在运动面前的选择是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是继续通过革命挑战现有的社会制度。



[1] B.Jetin and S.de Brunhoff, “The Tobin Tax and the Regul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in Bello et al.,eds , Global Finance,p.201

[2] 表明这一系列主张来自英国的案例分析，参见G.Monbiot , Captive State(London,2000)

[3] M.Husson , Le Grand bluff capitaliste(Paris,2001),Part II,ch.2

[4] N.Ferguson , The Cash Nexus(London,2001),pp.310—311

[5] 关于这个例子的一个更加谨慎的说法，参见M.Dummett , O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s(London,2001)

[6] 网址是www.unep.org

[7] Financial Times,18 February 2002

[8] C.Serfati , La Mondialisation armee(Paris,2001),p.161

[9] Financial Times,27 February 2002

[10] 这一运动的一个例子，参见[1934] “A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France”,in L.D.Trotsky , Writings 1934—1935(New York,1974),pp.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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