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章 马克思


一 资本主义
二 资本主义动力学
三 资本主义的起源
四 资本主义的扩张
五 殖民主义
六 小结


　　马克思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在他的著作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相当的东西。当然，他的确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理论，即使相当零散，但他的著作广泛地设计到资本主义对欧洲以外社会的影响。和其他许多继承者不同，马克思把欧洲以外世界的相对落后以及他们对欧洲统治者的屈服，看做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作家已经在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引出了马克斯理论的不同原理。一般来说，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论述殖民地的著作作为他们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

　　我想首先十分简要地陈述一下马克思关于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即使不用扩张到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讲资本主义也能够自我存在和发展。然而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因此，接下来就将考察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起源、有关资本主义以牺牲其他生产方式为代价进行扩张的理论。最后，我将考察马克思关于殖民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印度的那些著名文章。这样，开头两节从理论上论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章剩余的部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慎入。

　　术语上预先作一点说明：马克思并没有用一个全称词语（generic term）来描述更先进的民族国家对更落后地区的统治。我已经使用殖民主义一词，因为它已经后来得以广泛采用。当马克思自己使用这一术语时，它通常是指欧洲人在土著居民已经被驱逐出去的地区（如澳洲和美洲）的拓居。


一 资本主义



　　马克思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体现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1961年，1963年，下面的引用标明标题和卷号）。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封闭的、同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劳动力具有单一价格，受劳动力价值的支配，而当生产价格被引入时（在第3卷中），则出现了单一的平均利润率作为一种归于所有资本的增量。当然，这是一种抽象，在全部三卷中，马克思用了各种例子把抽象的理论与复杂得多的现实联系起来。可是在理论内部，却没有给不同国家间经济条件上的任何差异留下空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与弗兰克那样的依附论者的概念截然相反，对他们来说，中心-外围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

　　本节中，我将非常简要地概述一下基本理论，把重点放在以后的作家所使用的那些主要概念上。这里并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那些想阅读更多东西的读者来说，有大量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例如，布鲁厄，1984；弗利，1986；霍华德和金，1985）。

　　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方式，即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只要哪里有许多独立的生产者，他们生产产品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供他们自己使用，那么，哪里就存在着这种经济形式。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或消费商品中得到实现）和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中能够获得的东西）。使用价值的生产对任何社会的生存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商品生产体系中，这却被生产者仅仅关心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一事实所掩盖。

　　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由（劳动）价值加以说明和决定的，这里，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直接或间接的为再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小时为尺度）。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大量讨论的主题（例如，森岛，1973，1974,1976；斯蒂德曼，1975,1977；希姆尔怀特和莫亨，1978；赖特，1979）。运用劳动价值的困难在于，事实上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不是根据它们的价值，它们的交换是根据围绕生产价格波动的市场价格（参见下面的论述）。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在最简单的涉及到固定资本的情况下，价值是难以令人满意地确定的，并且容易成为负数，或者不能恰当地累加（斯蒂德曼，1975,1976,1977）。几乎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因此，劳动价值仅仅能够被视为论述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权宜之计。可以从其他价格理论的角度重新阐述这些主题，但是，我将运用劳动价值论，因为马克思正式这么做的。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论述并没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马克思当时问道：作为一种增量归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简言之，利润）的来源是什么？他在联结雇佣工人与资本家顾主的特定社会关系中找到了答案。他说，工人出卖其劳动力，即他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他的劳动。劳动力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对劳动价值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劳动的劳动价值是无稽之谈），而且它还反映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实际的工作过程，即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工作本身，是在劳动力新的所有者，其购买者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实现的。资本家还购买工人工作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原料，设备等）。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比如说）一天中工作小时数（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但是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只相当于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一天的劳动力所需的劳动，这反过来说又是工人（及其家庭因为工人也必须再生产出来）维持生活所需商品的价值。如果一天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一天的劳动力价值，那么，就会有剩余价值，当资本家出售商品后就够能把它塞入腰包。从全体工人和全部资本家间的关系来看，这就是说，当工人的生产比他们的所得更多时，就会存在着利润（或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等于剩余商品。然而，对个别资本家而言，利润（或剩余价值）依赖于价格（或价值），因为个别工人所得到的商品不同于他们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只要商品生产和消费不是同一的，我们就不能取此舍彼，除非它们能够被归并到一个共同的单位。就开放的经济而言，当工人生产出口商品并部分地消费进口商品时，同一的问题也会存在。

　　马克思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理论也有些难点。他说，工人需要的商品并不取决于纯粹的生理需要，尽管这些需要确立了一个最低限度，但还是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他的气体著作中，尤其是《工资、价格和利润》这本小册子中，存在着交易能力决定工资的理论成分。显而易见，如果工资上涨到使利润减少到低于某种最低水平的程度，则将出现生产的停滞和危机。这就确定了一个工资上限，它保证了利润的存在。

　　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资本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价值”（value in process），货币或商品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的财富首先以货币形式出现，然后采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形式，接着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通过产品的销售，最后又具有货币的形式，准备开始又一轮的循环。（事实上，这些阶段相互重叠。）资本是由整个循环来规定的。在计量所涉及到的资本时，我们把货币、进行的劳动、生产资料和最终商品等的价值都算在内。这就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所使用的资本定义有两方面的区别：首先，后者更为狭窄，因为只包括生产资料；但其次，又更加宽泛，因为包括的是不考虑社会条件的生产资料。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富如果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才是资本。我将自始至终地使用这个定义。从另一方面讲，传统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生产的一种技术条件，而马克思则把它视为说明特定生产方式的一种生产关系。

　　这里，我们应该暂且考虑一下生产和流通（交换）这两个“领域”的情况。两者都是资本循环——即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循环——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由许多独立的企业所组成，每个都受控于一个资本家所有者，并通过市场交换而联结在一起，市场则不受控于任何人；资本主义生产是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并且受盲目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的作用所支配。不同资本的循环彼此缠绕；每个资本都是从其他资本那里购买生产资料，而工人则是用另一个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从一个资本那里购买生活资料。资本主义生产从总体上讲包括许多独立的生产过程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交换过程。两者都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生产的组成部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试图证明，（狭义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首要的组成部分，而流通则是次要的。从上面的讨论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可能的是，部分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而部分生产在前资本主义关系下进行，两者通过交换而联结起来，就像工业革命时代美洲奴隶种植园与兰开夏[1]棉纺业之间的关系。有些作者把这说成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种植园中带有一种非正统的劳动训练形式），而另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看来问题至少部分是语义上的。重要的是，有一种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过程，在商品生产的各种系统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可能性。然而，这结论下得有点匆忙，我目前关注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在讨论制度的再生产时，最清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为简明起见，他采用了简单再生产的思路，在简单再生产中，在每一轮生产之后和继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也称作扩大再生产，渐进地增加规模的再生产，等等）之前，制度都会像以前那样被精确地重新构造。这里，部分利润被积累起来作为新的资本，制度同时也发展了。还要注意简单的“生产周期”这一观念，“生产周期”开始于生产资料、工人消费的工资商品等等，结束于它们已经被耗尽并且被新生产的商品替代之时，这是另一个分析假设，它在不影响有关原则的情况下使事情得以简化。

　　首先考虑一下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周期开始时，工人没有财产，“除他们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因此，除了找一份工作，此外别无选择。他们自己不能够生产，因为他们付不起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资本家支付给他们一份工资，足以满足他们的（由社会决定的）需要。在生产周期结束时，工人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工资，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点，被迫再次地寻找一份工作。马克思始终认为，存在着一支产业后备军，一个失业工人的蓄水池，他们为工作而竞争，使工资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吸纳了所有的失业工人，失业的威胁不再能压低工资和维持劳动纪律，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危机：缩减生产，增加节省劳动力的投资，并且重新组成后备军。另一方面，资本家则一开始就具有足够的支付工资（可变资本）和购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购买力（货币资本）。在过程结束时，他们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支持，增加了一个剩余额（利润），它能够被全部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简单再生产），或部分用于新的投资（扩大再生产）。因此，开始的情况是商品所有者（资本家）与没有资产的工人相对立，生产周期结束时，同样是这两个阶级对抗的再生产，为再次开始的周期做好了准备。至于资本主义首先从哪里起源，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后面会论述。

　　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资本家应该得到剩余价值还是不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因此生产是由许多独立的资本家在没有中央协作计划的条件下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等）必须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最后的章节中，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他通过运用各种数字样本或再生产图式，从而表明，与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两大部类——取决于消费率——的产品之间则存在着另一种联系。这种分析如何能够被更具体地运用来确定每个部类内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必要比例，这是容易理解的。

　　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与帝国主义理论十分相关，并且已经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市场问题。那么，资本家何以能够指望把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销售出去呢？有一个论据被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采用，我将其称之为“消费不足论”（参见布里尼，1976；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尤其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中讨论消费不足论的若干变体。）其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就是：如果工人不能支付购买全部产品的费用，资本家能够把它卖给谁呢？在简单再生产中，马克思的回答是，资本家自己消费剩余产品。这需要相互出售，因为各自都专门从事特定产品的生产，都希望消费其他产品。在增长的经济中，资本家仍然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交换剩余产品，只不过不是购买消费资料，而是购买用于新的投资的生产资料，第一、第二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必定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工资是预付的这一设想使论据变得有点麻烦；有些新的投资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了追加的工人，他们把钱花在了消费品上。用来实现交易的货币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它在从一人之手转到他人之手的流通中并没有被耗尽。在每一周期的重点，它已经回到了其出发点，准备再次地循环。

　　消费不足论的核心观念是，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比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更重要，后者只是在给前者做准备。常常引起争论的观点是（霍布森，1938，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消费（即便说）是静态的，因为工资是不变的，那么，将不会刺激投资。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能够被引向生产投资货物（生产资料）的产业以及消费品产业。消费需求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没有特殊的地位；这种需求的大部分来自工人，他们只有产生利润才被雇用，因此，消费和投资两者都主要起源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决定。如果资本家积蓄金钱并且用于投资，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工人的总消费也会增长。

　　如果利润前景不好，投资将有可能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削减投资和工作岗位，需求减少并引起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当有望得到高额利润时，连锁反应的作用正好相反。马克思曾经设想，资本主义经过连续的繁荣（它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萧条，或“周期性的危机”而得以发展。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表明，从原则上讲，扩大需求以便与攻击相一致是可能的，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经受住危机（就像实际情况一样）也同样是可能的。必须在获取利润的各种决定性因素中，而不是在任何本来就有的需求问题中寻找对危机的解释。我将随着他们产生的先后而讨论消费不足论的各种特殊的变体，尤其是卢森堡、霍布森和斯威齐的理论。消费不足论的论证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解释对国外市场的寻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二 资本主义动力学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价值（即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马克思把工作日中与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的商品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成为必要劳动；工作日的其余部分为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能够通过延长工作日而得以增加，这被称为绝对剩余价值。它还能够通过提高消费品工业（或用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率而得以增加，从而在没有减少工人实际所得商品的情况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在劳动时间相等的情况下）。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换言之，或者通过迫使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来增加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绝对剩余价值），或者通过改进生产方法从而在同样的时间内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有一个由生理界限设置的限度，而相对剩余价值则不同。绝对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和在殖民地是重要的，在殖民地，工作时间被迫增加到最大限度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而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相对剩余价值居支配地位。

　　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它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努力削减成本。在平均价格水平被迫降低之前，任何减少成本的新的生产方法（一项技术上的改进，或一种劳动纪律上的“改进”）都将给那些迅速采用它的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一旦新的生产方法被普遍采用，竞争就会迫使价格降到与成本相一致，淘汰掉所有成本居高不下的生产者。马克思设想（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大规模的生产比小规模的生产更有效率。因此，竞争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积累和再投资，以便扩大生产规模。马克思称通过利润再投资而获得的增长为资本积聚（concentration of capital）。更大的公司将会更好地生存下来，尤其在萧条时，并且能够兼并更小的公司。由资本合并而形成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被称为资本集中（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

　　尽管这些过程使效率不断提高，但马克思断言，仍然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提出，帝国主义是对下降的利润率的一种反应。下面是马克思的论证：设c代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v代表劳动力的价值，且s代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那么s/v则被称作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除以必要劳动。然而，利润率则等于s/(c+v)，因为资本家把利润与预付总资本（即用于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联系在一起。于是，利润率s／(c+v)等于＜s／v)/＜c／v)+1)，用v去除上下两部分。这个公式的分母中出现的分数c／v被称为资本价值构成。

　　马克思把资本技术构成界定为生产资料的数量（实物量）同雇佣劳动量之间的比率。资本价值构成是它们的价值之间的比率。马克思说：“我把资本那样一种由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着技术构成变化的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论》第1卷，第612页[2]）然而，他似乎常常把“有机构成”一词与“价值构成”交替使用。

　　他认为，c/v（资本价值构成）将随着资本积累而提高，超过所有s/v（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作为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样，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这就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他还介绍了若干相反的趋势：s/v也许提高，工资也许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等等。最重要的事实是，如果生产率提高，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将下降，因为生产生产资料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数量（实物量）在增加，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不一定增加，因此，c/v也不一定在价值上提高。“利润率下降”利润本质上讲依赖于消费品工业中迅速的技术进步，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却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就是对外贸易（《资本论》第3卷，第232页）。马克思认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可以创造高额利润，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本国可能更先进，因此就像第一个运用新方法的公司那样获取超额利润；本国的劳动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不用支付更高的报酬（与伊曼纽尔的论据正相反，后面再讨论），并且在殖民地具有高的剥削率。这些就是各种不具备什么理论根据的杂七杂八的理由；在缺少适当的世界经济理论的情况下，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管怎样，这种理论论证在分析一种封闭的、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关键的，而这些因素在其中不用考虑。

　　决定性的论点是上面所讨论的关于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问题，因为这种降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固有的。对资本价值构成的或升或降，不能指望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解释。总之，能够说明的是，资本家唯有采用新技术，他们才能在现有工资水平上提高利润率。任何减少成本的技术创新，一旦它被普遍运用，还将提高普遍的利润水平（大雄作了出色的证明，1961,1963；另参见希姆尔怀特，1974,；霍奇森，1974；鲍尔斯，1981；罗默尔，1981；以及谢克，1982）。尽管上面所引用的论据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但反对利润率下降这一点仍然是有争议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具有巨大的启示，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预言由于下降的利润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所谓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还被用来解释资本输出，并因此用来解释帝国主义，有时被当作是针对下降的利润率而“调动各种反趋势”过程的一部分。对这些论点而言，下降的利润率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无非是说，资本家追求脸颊劳动力和高额利润，这种解释本身就足够了。

　　竞争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是形成了生产价格（在第九章中将更详细地说明）。其基本观点是：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相互竞争的资本会从一种产业转移到另一种产业。哪里的利润高，资本的流入就会通过增加供给和压低价格而使利润降低。那么，相对价格必定偏离价值，因为如果价格与价值相称，资本价值构成低的产业将有高的利润率，反之亦然。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单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这种分析使得马克思能够处理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问题，这是资本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它从产业资本那里接管了购买和销售的智能。根据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在生产中产生，而不是产生于交换，因此，商业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然而，它却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商品的购买和销售是资本循环中的必要环节，因此应当（从买卖差价中）得到与平均利润率相当的利润。与马克思所分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想必，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资本的另一个起着作用的部分是银行资本，事实上，它集性质相当不同的功能于一身：一切与货币（相对于商品）经营有关的功能，以及它们所允许的货币资本集中的功能。工商业常常发现它们自己掌握着闲散资金的平衡。如果一家银行能够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它就能够把实际持有的货币节省下来，并且通过把剩余的部分借给其他暂时缺钱的资本家而使其得到利用。个人（歇业的资本家、非资产阶级的成员，等等）的存款也能够被集中起来加以使用。

　　这些不同部分的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界定了资本家阶级中也许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层。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划分，例如，大小企业之间的划分以及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等等）中资本之间的划分。政治活动和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雇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之间关系的角度界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论证了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能够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自身的。竞争导致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率，并使资本积累为越来越大的单元。下一步是要分析资本主义在先前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现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还包含其他方式的种种社会形态中的作用。


三 资本主义的起源



　　资本主义一旦存在，就有一种能够被抽象理论所把握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一种不再重复的过程，它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加以解释。在马克思看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无产的自由工人的阶级，另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者的阶级，问题的实质在于解释这两个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它被移植到（部分被培育在）欧洲人拓居的殖民地（美洲、澳洲等地），而在日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来自外部，是一种常常在枪口威胁下引入的异己的产物。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地理格局看做是偶然的。他论证道，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关键在于先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世界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欧洲（和日本；《资本论）第1卷，第27章，第718页）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受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支配。

　　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而亚细亚方式却做不到，因为封建制度包含着一种土地（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形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土地的村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伯尼埃尔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的一切现象的基本形式就在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开启东方天堂的真正钥匙。”（马克思，1969:45[3]）因为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方面是有争议的，我这里引用《资本论》的一些语录，以说明马克思关于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在决定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中的重要性的观点。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内所以所有革命的作用，仅仅因为它会破坏这些所有制的形式，并使它们解体，而政治结构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在相同形式上的不断在生产上。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上，高利贷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没有在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之外引起什么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事后，高利贷才表现为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手段之一；那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的破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条件的集中成为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36章，第583-583页[4]）

　　［商业］对旧的生产方式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解体的作用，首先要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质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会用何种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并非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的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利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5页，第328页[5]）


　　从它们纯粹的形式上来讲，亚细亚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两者都包含农民家庭为本地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为其自身生存而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且还要供养一个通过超经济强制榨取剩余产品的统治阶级。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各种主要的社会关系把个人（或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继承通常是世袭的）联结起来；单个的封建领主（lord）持有某快领地权，并且能够通过榨取地租（以劳役、实物或货币的形式）剥削那块领地的农民。与此相应，单个的农民被束缚在特定的小块土地上，有权耕种那块土地，同时承担相应的为地主贡献剩余劳动的义务。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联结关系存在于国家（代表统治阶级）和村社之间，村社占有土地，按照习惯的规则分配给其成员，并且受“税租”（tax-rent）的剥削。与这两种生产方式相应的的政治体制反映了它们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封建制度的特征是“分化的”主权（parcellized sovereignty，这一短语来自安德森，1974），主权被许多半独立的封建领主所瓜分，而亚细亚社会是“专制的”（有关亚细亚方式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克拉德，1975；安德森，1974）。

　　这两个概念都存在着难点。适用于欧洲的封建方式的概念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了，但是，对它的定义存在着疑义，问题主要出在用它来分析西欧之外的各种社会。（例如，拉丁美洲的种植园是封建的吗？）亚细亚的概念更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安德森（1974）坚决拒绝它。部分的问题是，封建的和亚细亚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清晰，因为有都躲中间的土地占有形式。总之，资本主义渗透之前亚洲经济组织诸种形式的真正历史既是复杂的，而且很少为人们所了解，因此，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异有待说明。

　　当封建制度在欧洲土崩瓦解时，它分化为一种通常向地主缴租的、独立的农民生产者的社会。生产是生活消费品的农民生产、为满足当地需求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以及为市场而进行的小规模生产的混合体。然而，封建地主以地租形式对土地享有某些权利，并对公共土地拥有某些不确定的权利。关键的阶段是对土地的这些（私人拥有的）封建权利转变为完全的私有权，包括驱逐占用者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典型的封建社会制度中通常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被界定为无产的、自由的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农民驱逐出土地，生产资料被集中在到地主手中，而同时，被驱逐的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通过把以前在自给自足单位内所进行的活动分裂开而创造了各种市场。马克思接着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逻辑（《资本论》第1卷，第Ⅷ部分，尤其是在第30章）。列宁在其对民粹派（Narodniks）的辩驳中也作了一种自始至终非常相似的分析（列宁，1974）。

　　事情要从小农（peasant farmers）说起，他们主要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品（包括农村手工业产品），仅在市场上交换剩余产品。他们于城市手工业部门进行小规模的贸易，而地主则把其地租花在购买小农的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品上，还花在供养佣人上，等等。在农民被驱逐之后，由数量更少的、忍受更低生活水平的农业工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数量相同的粮食：剩余农产品因而增加了。大部分被逐的农民作为雇佣工人被受雇于城市或农村的工业，从农业剩余产品中获取食物。他们的产品能够（通过他们的雇主）被出售，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手工业大部分已被摧毁，留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者能够进入的空地。

　　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从原则上讲，这一过程能够在生产力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同样多的商品继续被生产出来，以同样的方法，用同样的土地和同样的生产资料。所不同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被改组。以前，产品大部分是为了直接的用途。现在，工业和农业、城市的生产和农村的生产已经分离开来，产品大部分是为了出售。以前，生产者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现在，他们是无产的以工资为生的人。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作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出现了以前并不存在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积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这也根本不是积累。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以前不是资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变成了资本。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们知道，属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劳动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资本论》第1卷，第33章，第767页[6]）当然，这一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生产方法正在更新，而且其他各种力量在摧毁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中起了作用。上面所作的论述是一种抽象。

　　转变中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的方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起源。英国具有代表性，在那里，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们全部的土地，而是把它出租给雇佣着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这里，马克思的叙述的确不清楚（历史事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似乎发现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主要起源于经济境况较好的农民，他们在圈公地的斗争中与地主结成联盟，这个阶级后来用俄语称呼叫做富农（kulaks）。马克思的描述主要适用于英国这个第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在法国，1789年革命建立了一个拥有自己土地的自由浓的体制，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环境。

　　马克思描述了其他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尽管总是强调无产阶级的产生）：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世界市场的建立，商人财富的大量增长，等等。这些外部因素的确切作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假设财富的流入使得后来的资本家更容易地开始经营并壮大起来，那么，这促使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实际成员同收买没落的负债的封建权贵的全部产权的暴发户之间的地位颠倒了过来。对仍然非常缓慢的、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进步而言，所有这一切必定起到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最近许多作者已经把马克思的观点颠倒过来了，把财富流入欧洲看做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发展失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当然讨论了原始积累中的各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上面的解释只是一种可能的看法。我想，这既符合马克思所讲的情况的逻辑，也与他所强调的论据相一致。对外部因素的强调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分裂为中心和外围的情况是一直的，但马克思并不是这样看的。

　　最后，马克思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原始积累过程中国家的主要作用（除了为驱逐农民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之外）就是镇压新近形成的工人阶级，并且压低他们的工资）。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一旦这种生产方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机制就会粉碎一切反抗；……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执行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制。固然有时还求助于强制，还在使用暴力，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资本论》第1卷，第28章，第737页[7]）。




四 资本主义的扩张



　　一旦资本主义建立了起来，资本家便在竞争的驱使下寻求新的能够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生产方法。相比之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节省劳动力的变革通常产生不了收益（因为过剩的生产者不能够被淘汰），只有当增加的产品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消费，或者用来供养非生产性的雇员、士兵之类的人时，它才是有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竞争引起了积累性的发展。每一次进步将很快被模仿，落后者就会破产，而领先者的优势只能够通过不断的扩张和创新来维持。

　　早在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950年，下面简称《宣言》）中，马克思坚决主张，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发展生产力：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宣言》：第36、37页[8]）


　　同时，资本主义在扩张，并且把所有其他的社会纳入其轨道。马克思认为，在有些地方，这种向外扩张出于对市场的需求。例如，在《宣言》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9]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国外市场；而这段引文（和其他类似的话）对我来说也并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当一种工业（如工业革命中的棉纺业）的发展领先于其他工业，相对于巨大增长的供给而言，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需求不足的阻碍。竞争迫使资本主义企业找寻能够为其产品获得最好价格的市场，并为其购买的商品寻找最廉价的供给渠道。对廉价原材料的追求尤为重要，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的可获得性依赖于自然条件（如气候和矿藏），这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找。此外，尽管并不存在必然的需求不足，但同样也不能保证需求总是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不断的繁荣和萧条而向前发展，因此，总是存在着饱和期，这时，卖方就会不顾一切地寻找市场。

　　另一个推动资本主义部门以牺牲前资本主义生产为代价进行扩张的因素是需要补充新的劳动力。的确，由于生产率的进步而造成的过剩的工人不断地补充进劳动力后备军，但是马克思一直假定，一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倾向于比生产率自身所允许的发展更为迅速地扩张，这将周期性地导致劳动力短缺。在缺少任何外部劳动力资源的情况下，这将引起工资上涨（因为劳动力市场需求超过供给），而这又将促进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并引发危机，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躲避危机，任何外部的劳动力资源都将被急切地动员起来。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被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小规模的个体生产者所包围，那么竞争的过程就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求：对市场的需求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由竞争所逼迫的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企业得以用低价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抗衡，侵吞他们的市场并同时摧毁这些生产者，迫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正在衰败的封建社会之中，商品生产已经在其中充分建立，各种条件都有利于它进行扩张并制约着西欧的经济生活（尽管这花费了很长时间）。

　　当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第一批资本主义帝国建立起来时，主要的资本形式是商人资本，而所采用的生产方法基本上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生产方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有一段很长的、这两个特征尤其突出的初始期，马克思的主题是关于这段时间之前的历史的，而在这段时期中，工业资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生产方法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英国，现代工业诞生于18世纪晚期，但直到进入19世纪许久以后才处于支配地位。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产生足够规模的交换，商人资本就能够发展。在前资本主义世界，只有超出再生产需要的剩余产品才被出售，而且在那里，这种剩余产品被统治阶级以实物地租的方式，或是作为强制劳动的产物而集中起来，其“生产成本”的确定并不清楚，不同地区间的价格能够存在巨大差异并存在着许多垄断利润的机会。此外，自然条件也影响着不同地区间生产成本的巨大差异。随着贸易量增大到相当程度，价格差异将被消除，但因为长途贸易成本十分昂贵且风险极高，仍然还有高额贸易利润，以及从垄断贸易中获取的数额巨大的利润的余地。“所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2页[10]）

　　同时，商品交换和大规模贸易的出现构成了银行资本产生的基础。在其有关印度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关注过渡时期“财阀”（moneyocracy）的政治权力，这是一种主要通过腐败而获得的权力。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资本主义的各早期发展阶段因此以商人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巨大繁荣为标记，后来随着工业资本的兴起而缩减。16世纪至18世纪各商业帝国的主要动机就是试图垄断贸易（尽管赤裸裸的掠夺欲望——这个动机和具有掠夺价值的社会的起源一样古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情况想（如西印度群岛的糖料种植园），只要本土的货源确实不足，这些必要的商业活动就延伸到生产组织之中。一般而言，所建立的各种生产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理由很简单，在有关地区并不存在无产阶级。

　　不论正确与否，马克思非常明确地看到，参与到由商人资本控制的世界经济之中并不会必然地使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当作支配的资本形式，表示着流通过程和它的诸极——即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的独立分离。这诸极仍然不以流通为转移，像流通过程不以它的诸极为转移一样。……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在那些组织十分不同，按其内容结构说仍然主要是面向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之间作为媒介。（《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2页[11]）


　　这段引文出自“关于商人资本的史实的考察”这一章，在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的观点中，整个一章都非常重要。

　　然而，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先决条件，商人资本就会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典型的方式是商人对小规模独立生产者的控制，这能够发展成为“厂外工作”（outwork），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工人利用商人提供的材料和其他生产资料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工作。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次要方面：

　　风间生产方式沿着两条道路进行过渡。或者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现实的革命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后一条道路虽然在历史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起过过渡的作用……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过保存它，把它当作前提予以维持。（《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329页[12]）


　　因此，商人资本的统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封建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阻碍了工业资本以及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这一点不仅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这一发展阶段甚至在今天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持续着，最近一些作者已经强调指出，商人资本的统治是延误不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开始时仍然建立在更陈旧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之上，只要与后来的时期相比，尤其在考虑到高额运输成本和中间商所要求的高额利润差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成本优势必然是非常小的。因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降低其价格而遭损害的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原始积累的各种机制仍然发挥作用，并且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在现代工业中，工具脱离开工人之手而直接地由机器开动和操纵。因为机器不受人体生理的限制，生产率得以显著地提高。由于成本的大量节省，真正的规模生产出现了。商人资本的统治，依赖于对贸易的垄断性限制，必定被扫到一旁，加速了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具有决定性的成本优势。因此，现代工业的出现才是资本主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中的真正转折点。

　　现代工业并不是在生产的所有部门同时产生的。当工业的一个部门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它对与其相关的各部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因此产生进一步创新的巨大压力。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

　　一个工业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工业领域类似的变革。……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工农业的革命，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才能生产其他机器。……但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生产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383-384页[13]）


　　现代工业方法引入的这种不平衡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就难以看到工业地区与非工业地区间大规模贸易的任何证据。尤其是，因为棉纺品是用工业方法生产的第一种主要产品，并且因为英国是这种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便产生了对扩展棉制品市场以及对原棉供应来源的迫切需要。由此对印度产生的后果将在下节讨论。现代工业是马克思所探讨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是他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他讨论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并且预见到垄断的发展是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而留给其继任者的问题是指明垄断资本（或金融资本）是现代工业之后的一个阶段。

　　因此，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缓慢的开端之后（这期间它主要是通过商人资本的中介而接触外面世界的），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而获得活力，它逐渐甩开了商业资本，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全面而重大的变革。然而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关于它们的内部结构而与市场力量的作用相抵触。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著作的背景。


五 殖民主义



　　马克思没有笼统地讨论殖民主义，他的观点必须从其主要著作中分散的相关材料中，从关于各种特殊情况，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关于在印度的大英帝国以及（肤浅得多的）关于西方，尤其是英国对待中国的那些文章中推断出来。

　　马克思写了相当多的有关爱尔兰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年），主要的方式是演讲、通信中顺便提起，诸如此类。他认为，与最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英格兰的情况相比，爱尔兰的贫困和不幸主要不是由先前生产方式中任何一种内部差距造成的，而是由外部的（英国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在（英国）土地贵族的庇护下（并从中受益），对农民的驱逐和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基本上像在英国一样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尽管它的实现采取了甚至更加野蛮的手段，但是，“每当爱尔兰将在工业方面得到发展时，她都被压垮，重新沦为纯粹的农业国，……目前人民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按照任何地租租种土地，或者挨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132[14]）资本主义在爱尔兰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保护性的灌水，爱尔兰的工业没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除了没有剥削上的种种政治压迫之外，英国各农村地区的命运看来与爱尔兰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完全的不同。就像来自英国农村地区的工人那样，爱尔兰人被迫向外迁移，到英国的工业城市找工作。差别是存在着革命的（尽管不是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马克思尤其关注爱尔兰反对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因为这将摧毁他们在英国的统治，减少英国的爱尔兰工人与英格兰工人之间的分裂，并且由此促进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1971:294[15]）。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认为爱尔兰的革命能够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论辩道，爱尔兰人想要土地，想成为独立的农民，“尔后那里就会出现抵押，他们会再次破产”。然而，应该鼓励他们“从半封建的状况向资本主义的状况发展”（第343页[16]）。这种认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造成了负面影响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英国统治在印度的影响的观点形成了反差。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马克思，196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日期）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写的。主要的系列文章在1853年期间发表，既包括对时事问题的评论，也包括马克思在其中陈述了他成熟的关于印度观点的若干文章；这些为数不多的“按固定形式写作的”文章是主要的资料。1853年，《共产党宣言》写作之后5年，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思想的成熟状态，但在《资本论》中才完全成熟的经济分析尚未具体地制订出来。但不管怎样，只要他再次论述《资本论》中的相同主题时，他思想中就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马克思对印度有多少了解？从他的文章和所编辑的《印度史笔记》看，事实上他显然读过他能够得到的有关印度的所有资料，并且非常精通次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然而，有许多东西他并不了解，也许也因为那个时代（或者可能以前）就没人了解它。因此，在1858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马克思，1969:313）中，他讨论了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印度土地使用权的真正兴致的争论，最终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任何一种解释。在1858年7月23日的一篇文章（马克思，1969:330）中，他讨论了当时有关印度赋税负担的争论，没能解决印度耕种者是否“赋税过重”的问题，所谓“赋税过重”是指赋税威胁到再生产所需的资源。这两个问题（土地使用权或生产关系，剥削的程度和潜在的剩余产品的规模）也许应该是马克思分析印度社会的关键，但资料却几乎无法得到。

　　马克思考察了东印度公司的起源和发展，论证道，从早期起，它就有两个目的：发展贸易，并且还“使领土税收成为［其］收入的来源之一”。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正是马克思写作的年代，随着公司版图的扩张，它越来越多地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的一种奇特的混合，这是那个年代寡头政治的英国国家的特征。

　　随着19世纪早期工业资本的出现，英国与印度关系的总体特征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印度的纺织品是向英国出口的产品之一，英国则向印度输入贵金属来抵偿。1813年，与印度的贸易取消了竞争的限制，贸易平衡很快逆转，英国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印度。到19世纪中期，作为英国原来进入印度的基础的各利益集团的联合被打破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商品充斥于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之前是一致的。但是，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诠释不断加强，现在政权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铲除在印度的全部旧的管理机构，彻底消灭东印度公司。（马克思，1969:107[17]）


　　这里是马克思论据的关键。当商人资本及其同盟者在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剥削和破坏时，工业资本也进行破坏，但同时进行了改革。

　　那么英国在印度的动机是什么呢？谁是帝国的受益人？一旦东印度公司成为拥有领土的权力机构，当赋税被占领当局的行政和军事开支耗尽时，它就不再有利可图了；需要财政支持是把东印度公司推到英国政府手下的极其重要的动力。另一方面，私人，主要是公司的雇员，拥有高薪和许多个人腐败的机会，他们还非常巧妙地进行掠夺和获得这样那样的额外收入。这就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中，国家以及它所授予的特权是“财阀”和“寡头政治”得以维护的主要根源。

　　其他的主要受益者是工业资产阶级。我已经论述了马克思在对市场需求的讨论中出现的歧义性。显而易见，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而是棉纺织品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马克思，1969,:107[18]）这就和上面所引的论述联系了起来：“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

　　马克思抽象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理论，但他知道，真正的世界完全不识能够被还原为纯粹的经济学抽象的游戏。他并不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有殖民地，而是认为，只要历史发生了那样的转折，就没退路可言。印度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需的，而是当它事实上已经发展时才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英国队印度有贸易顺差（是棉花出口的结果），这是印度在其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盈余中获得的资金，而中国反过来既向英国，又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出口茶叶和其他产品，这样在与英国的贸易中就有了盈余，从而结束了循环。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情形，其中，鸦片贸易是这个系统的关键，因此不得不（通过武力）来加以保护和扩展，而同时，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削弱了中国从西方进口其他商品的能力，马克思作品中理论与历史特殊性之间这种具有启发性的张力是其伟大性的表现之一。

　　除英国纺织产业扩大，因而雇佣了更多的工人之外，没有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从殖民地获得了利益，这是以牺牲印度纺织品生产为代价的。工人既没有更多的工作保障，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工资：

　　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得到改善还是疑问。……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吧？（《马克思：《哲学的困惑》(1847)，摘自马克思，1969:35[19]）


　　恩格斯（并非马克思）的那些语录——列宁过去常常把关于工人贵族的观念与对殖民地的占有联系在一起（列宁，1950:545）——大多是后来写的，而且含义非常模糊，涉及到一些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观念，并非是指对他们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马克思不是泛泛地讨论为什么贸易增长竟然会卷入军事征服和对前资本主义地区的直接管理。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中形成了两种动机：第一，排挤其他国家并且保证征服国自己的商品毫无阻碍地进入；第二，因为仅仅依靠贸易渗透遭到亚细亚社会的强烈抵抗，因此需要直接利用国家力量。马克思还强调了从更早的发展阶段起既对殖民领土，又对既得利益集团（如庞大富裕的东印度公司雇员阶层）的继承。

　　那么，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后果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两篇著名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1969年，第88页等，第132页等）。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建立在乡村经济的基础之上，以乡村内农业和手工业的联合为特征，这是一种传统的、世袭的劳动分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头两个特征使人联想起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封建结构。封建制度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向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变，以及农民被驱逐出土地。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这种转变形式在印度受到阻碍。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剩余产品不是被个别的地主所榨取，而是被国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最高代表，以征税的形式所榨取。马克思引用更早时的作者的话说道：当国家和帝国凌驾于其上时，乡村结构却维持不变。在第一种情况中，即东印度公司在占领印度期间，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些先前的国家。

　　马克思论证道，这是一种对大规模公共工程（灌溉工程，等等）的需要与“低的文明程度”之间的结合，前者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原因，后者产生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干预”。纯粹技术的需要不会产生亚西亚式的专制：弗兰德[20]和意大利也需要大规模的工程，但是在欧洲，在一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在一引人注目（并且被大量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写道：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马克思，1969:90；论据和用于来自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同上，第451-2页[21]）


　　他补充道：“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22]事实上，对公共工程的忽略似乎是莫卧儿[23]帝国在英国政府之前崩溃的一个结果，公共工程大约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复兴起来，大概是因为工业资本有兴趣扩大市场。英国队印度侵入所带来的真正灾难是，由于来自兰开夏机械化纺织工业的竞争，印度手工业纺织品生产的毁灭。

　　马克思讨论了为什么亚细亚生产如此抗拒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因，尤其涉及中国（马克思，1969:393等）。织布生产与农业劳动融为一体，并且当农闲时，可以从事手工业，这样，布的实际生产成本几乎不存在。生产者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不会因为削价而活不下去。只是靠着国家权力的直接支持才摧毁了印度的纺织业，即便这样，它进行得也相当缓慢。在中国，不存在欧洲的直接统治，兰开夏纺织品的影响甚至更小：马克思认为，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英国纺织品征服印度市场的的确切机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相当不清楚。

　　由于忽略公共工程和纺织工业崩溃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的统治在印度造成了普遍的不幸。然而，这确实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感兴趣。首先，铁路的修建，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开始了进一步的工业发展，并且打破了印度农村生活的封闭状态。他列举了一系列英国统治所造成的具有现代化和一体化意义的影响：

　　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政治］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结出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马克思，1969:133[24]）


　　总之，英国的统治正在摧毁稳定的亚洲社会，并且既为工业资本主义，又为一个现代的印度民族国家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并非自然而然或没有痛苦：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贫穷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1969:137[25]）


　　那么，可以把马克思的论述总结一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a）造成了巨大的苦难；（b）为大规模的进步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c）在享受到利益之前必须被推翻。这种论述常常被认为是出人意外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用“资本主义”来取代“英国统治”，那么这正好是《共产党宣言》的论点。甚至连语调和风格都是相同的：把对物质成就极高的称赞，与通常深切感受到的、相伴的人类苦难的令人震惊的画面巧妙地并列在一起。文章毕竟只是在《宣言》之后五年写的。

　　我想，马克思的论点为什么被认为是他的一个令人为难的失误，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正确地）站在基础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并且出于宣传的需要想把所有的社会弊病归于外国压迫者，把受压迫民族看做具有内在的进步性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掩盖过去和自身社会结构的弊病，这是否明智则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并不是这样想的。第二，马克思的预言看来是失败了。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这里，评价必须以马克思为其预言的发展而要求的时代标准为依据：他的文章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其他段落所表明的是，农村经济继续存在并且非常抗拒变革。被马克思当作英国留给未来独立的印度的遗产而列出的那些因素（统一、本国的军队、新闻自由，以及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等），确切地说正是哪些以及赋予现代印度以鲜明特色的因素。这里，我不想继续考察这些论点，因为自从马克斯时代以来第三世界发展缓慢的原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与他关于爱尔兰的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吗？既然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著作一般来说时间较晚（尽管早在1848年他就写作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那么，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呢？我认为没有。马克思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写1857年的印度人的反抗的，没有对造反者表示支持，并且记下了双方的暴行。原因是清楚的：他认为那个时期印度独立是做不到的，因为其物质和社会基础尚不存在。在他对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的描述中这甚至更加清楚：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1969:442,444[26]）


　　相比之下，在爱尔兰，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存在，因为爱尔兰具有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的政治分析历来建立在对具体情况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六 小结



　　马克思从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竞争促使了积累与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并不需要一个从属的落后地区或外围，尽管它会利用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并且从中获利。直到工业革命时，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是以商人资本为中介的，并没有必然地改变对引入世界市场的其他社会。一旦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征服就能够通过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起到一种进步的（尽管是野蛮的）作用。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以及它在亚洲的缓慢渗透，是这些地区先前生产方式存在差异的结果；欧洲的统治是这种差异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初始的原因。


注释：

[1] Lancashire，兰开夏，英国郡名。——译注

[2]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2版，第673页。

[3] 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43页。——译注

[4]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699-670页。

[5]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71-372页，第373-374页。

[6]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0页。

[7]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

[8]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页。

[9]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0]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67页。

[11]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67页。

[12]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374-375页。

[13]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387页。

[14] 恩格斯：《论爱尔兰》（On Ireland），London:Lawrence&Wishhart；collection，various dates，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56页。——译注

[15]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16] 恩格斯：《论爱尔兰》（On Ireland），London:Lawrence&Wishhart；collection，various dates，中译本摘自仇启华等译《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内部发行），第57页。——译注

[17]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

[18]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19]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20] Flanders，弗兰德，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弗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注

[21]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第64-65页。

[22]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23] Mogul，莫卧儿人，印度的穆斯林，尤指16世纪初期征服印度半岛的蒙古人等及其后裔。——译注

[24]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5]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26] 中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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