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布哈林和列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抛弃了它们的国际主义承诺并且支持它们各自国家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几乎是惟一继续反对这种分裂的有组织的政党。在遭流放和被谴责为消极的这种艰难情形下，布尔什维克的两位领导人写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提出了他们对战争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这两本着作，都以希法亭的作品为基础，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布哈林，1972a，以下简写为IWE）写于1915年，尽管手稿丢失了一段时间，但它只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以后才出版。列宁为它写了一篇赞美性的序言，它直到1927年才被重新发现和发表。其间，列宁自己也己写了论同样主题的著作。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1950，以下简写为《帝国主义论》）写于1916年初，换言之，是在1915年12月给布哈林的书写序后不久。列宁的小册子经历地下活动的冒险有了稍微更成功的通道，因而比布哈林的书早几个月出版。然而，列宁序言注明的日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布哈林著作在列宁的著作之前产生。因此我将从布哈林开始，尽管应该注意的是，布哈林对列宁表示“深深的谢意”，尽管并不清楚这究竟为什么；从上下文看这也许仅仅是为提供了一篇序言。我指出这些方面并不是要贬低列宁，而是为布哈林重新赢得他该得的荣誉。布哈林以后的生涯是坎坷的，他以蒙受耻辱并在达到高潮的斯大林清洗运动中被处死而告终。（如今在苏联他己经被恢复名誉。）这种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他的著作后来被忽视的原因。
　　布哈林和列宁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布哈林把它界定为一种政策：

　　我们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然而，人们还可以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样，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自由贸易等），另一方面它表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等）（IWE：110n）

　　然而，他坚持认为，如果征服政策是金融资本的政策，那么它只有当作帝国主义来考虑。他还认为，这一政策必然被金融资本所遵循。此外，从世界范围看，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按照帝国主义政策行事这一事实，而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这清楚地出现在他的章节标题中：“作为更大范围资本主义竞争再生产的帝国主义”。因此，他的论证就从作为一种政策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转移到作为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世界经济的一种特征的帝国主义。列宁通过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更进了一步。其他作者曾经称之为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政策是这一阶段的部分特征，而包括垄断兴起的其他现象也是如此。一切都被归在帝国主义这一单一的标题之下。（有关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阿里吉，1978）这个定义已经造成了某些混乱，因为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想更狭义地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还是第三种定义）并且这己经成为这一术语的最普通的用法。当然，我们所使用的词语本身并不重要。当它们是混乱的根源时，它们才变得重要。我将在所讨论的作者当时所指的意义上泛泛地使用“帝国主义”一词。

一　布哈林

　　布哈林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的性质或重要性是难以表述的，因为他的独创性实质上并不在于提出了新的观念，而在于把现有的观念集中起来构造了一个连贯的和新颖的整体。他的理论的许多内容来自希法亭；上一章我对希法亭的观点的总结集中在其作品中那些有点混乱，布哈林随后连结成一幅连贯图画的部分。他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是，在希法亭看到一个过程——资本的集中和集聚——起作用的地方，布哈林看到了两个过程：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是它分裂为各个国家集团。这两种相反趋势之间的矛盾促使体系陷入战争和崩溃。我将广泛地引用布哈林的论述，因为他的理论阐述是如此的简练，以至于它们常常不能加以任何更简短的概括。这本书（毕竟是一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致力于提出事实证据来支持他的每一步论证。
　　“正如每一个个别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一样，这些‘国民经济’的每一个都被包括在世界经济系统之中。”（IWE：17）国际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关系。国际分工依赖于两种其重要性正在发生变化的因素：第一，依赖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第二，依赖于不同地区所达到的不同的发展水平。

　　也许像自然差异在生产条件中那样重要，它们越来越多地退回到与差异它们是不同国家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相比的背景之中。……以前仅仅限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们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的发展”，如今正在一个大大扩大的基础上被再生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全部的国家，即工业国，今天似乎是“城市”，而全部的农业区域似乎是“乡村”。（IWE：20—21；引文中加引号的短语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

　　因为运输的改进、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当时正在增长，这些因素不是偶然的并且将不会消失。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国际分工、自然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一种甚至世界大战都不能消除的经济前提。既然如此，对在国际交易中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而言，存在着明确的价值关系和作为它们结果的条件。不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是国际关系的增强……因此是未来发展的道路。（IWE：148）

　　世界资本市场伴随着商品市场而发展。在布哈林的论证中，资本输出是作为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他的确附带地指出，资本将从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运动，因为前者存在着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后者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IWE：45—46）。这个论证两方面都是令人怀疑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现在遭到普遍拒绝，并且它在国家之间——在不完全整合的世界体系中进行比较中的运用还需要彻底的设计。
　　资本集中和集聚的过程，朝向垄断的趋势，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继续着。这一点无需详述：在其主要的论证线索上，布哈林紧紧地跟随着希法亭。在探寻“组织过程”为什么应该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行这一问题时，布哈林超越了希法亭一步。这一问题今天是非常中肯的，当有些作者鉴于资本的国际化而宣称与民族国家不相关时，布哈林回答说：

　　组织过程……有助于跨越“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在这条道路上发现各种非常重大的障碍。首先，在“国家的”范围克服竞争要比在世界范围容易得多……；其次，经济结构，从而生产成本的现有差异形成了各种不利于先进的“国家”集团的协议；再者，与国家及其界限相统一的各种联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保证超额利润的垄断。在后者的各种因素中，……［就有］关税政策。（IWE：74）

　　各种关税在保护国家垄断组织中的作用己经讨论过（第五章）。在布哈林的论证中，它们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保护的理由，而是成为既是保护，又是形成在国家基础之上的卡特尔的理由。金融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连接不再是一个结论（就像在希法亭那里一样），而是成为论证的一个步骤。
　　要点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垄断组织釆取了卡特尔的形式（瓜分市场的各种协议）。这些协议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对任何个别的公司来说都存在着连续不断的打破卡特尔并且努力增加其市场份额的诱惑。如果它们的成员继续对市场划分的方法感到满意，而且不相信通过与卡特尔脱，关系和努力赢得以后竞争性斗争的胜利就能够提高它们的利润：那么卡特尔只能使它们聚在一起。如果其成员的竞争力非常不均匀，这样，最强的成员结果会想，脱离卡特尔要比呆在里面得到的更多；如果各成员的相对力量发生变化，这样，在开始时商定的市场划分就变得不恰当了，那么，一个卡特尔就特别易于解体。布哈林认为，两种因素在国际水平上都特别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因为在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是特别显着的。
　　因为卡特尔化和垄断组织的形成既保证了超额利润，又保证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巨大竞争优势，因此极大地激励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布哈林因此提出了两种过程：资本的民族化和国际化。“与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一起，正在继续着一种资本的‘民族’交织过程，一种使资本‘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影响最大。”（IWE：80）结果是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中诞生了国家资本集团：

　　不同领域的集中和组织过程彼此互相刺激，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趋势：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变为 一个在金融寡头和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庞大的联合企业，一个垄断了民族市场的企业……随之产生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在我们的时代呈现出下面的情形：一方面是少数联合的、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伟大的文明列强”），另一方面是外围的具有半农业或农业体系的不发达国家。（IWE：73—74）

　　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描述，它包含了大量的真理，但它仍然必须加以修正。布哈林识别出了形成国家基础之上单一的“庞大联合企业”的趋势。然而，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常常把一种趋势当做一种既定的事实来论述，并且忽视了各种相反的趋势。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竞争都的确没有被抑制在国家的范围之内。这里我并不关心剩下的处于边缘的小企业，尽管它们不应该被忽视，而是关注不同的大企业和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对大公司而言，这一趋势是从它们的国家基础中扩散开来并在全世界竞争，而不是联合起来应对外国的竞争。例如，在世界汽车工业中，竞争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竞争。
　　此外，布哈林关于国家的论述过于简单。他，以及许多他同时代的人，似乎都曾经把国家的“相对自治”（relative autonomy，一个现代短语）看做是资本家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和许多相互竞争的资本的产物。随着金融资本产生的资本家阶级的统一，隔阂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寡头和国家之间的直接统一。
　　这种论证思路此后一直影响着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并且今天仍然能够被发现。然而，它已经受到广泛地批评，首先，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资本家阶级的统一从来就不是完满的；其次，是因为来自不同阶层的专业人员、国家雇员等的支持总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由于这些团体加入各种政治组织而普遍地被动员起来；最后，是因为包容和吸收工人阶级压力的需要，而并非简单地压制它。对所有这些原因来说，国家有比布哈林或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要多得多的自主权。
　　在某种意义上，布哈林的世界景象表示要废除作为与“市民社会”截然不同的实体的国家。常常引起争议的是，需要用国家来包容经济生活无政府状态的、离心的压力。在布哈林的想象中，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完全被抑制在国家的水平上，仅仅以一种甚至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在世界水平上再次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国家在抑制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各种对稳定的威胁。
　　要完善布哈林所论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人们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在他的框架中，垄断的趋势并不代表竞争的平稳衰退。相反，它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因为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公司为获得完全的垄断而决一雌雄，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垄断确实可以终止竞争，但布哈林不指望这个阶段能被达到：资本主义将首先灭亡。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因此并不会使竞争终结，而是改变了它的形式。以前，竞争主要发生在国家界限之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微弱的。现在，那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在每一个国家内部被消除，它是整个国家被其他国家所吞并，而不是小企业被大企业所接管。“帝国主义的兼并仅仅是朝向资本集中的资本主义普遍趋势的一种情况，是其集中化达到最大范围的一种情况，它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相对应。”（IWE：119—120）

二　列宁

　　列宁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最著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惊奇地发现，它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的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它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也许这用不着奇怪。该书是一本小册子（列宁在他的序言中是这样来形容它的），是那种“通俗的论述”，但它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具有值得尊敬的和重要的地位：在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尽管不是详细的理论论证）的同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实际的考察，打算为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因此，表明那部著作没有包含重要的理论创新并不是对列宁的责难，而是对把它变成圣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把任何著作当圣经一样对待是一种完全非科学的态度；把一件小作品（连同这本书所具有的缺陷）当圣经一样对待也是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因为《帝国主义论》己经被当作是一部理论作品，我将不得不照这样对它进行批评。与此相应，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也是有点无足轻重的（例如，列宁，1964：第143—156页，第320—360页）。巴格奇（1986）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有利于理解列宁政治策略的发展，但在我看来，它们没有为帝国主义理论增添多少东西。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的是反驳考茨基和其他“前一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希法亭包括在内）的宣传，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把四分五裂的第一国际引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著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些直接反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部分和那些描述“工人贵族”产生的部分，列宁把他们看成是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获得支持的物质基础。
　　列宁的基本方法是，先陈列他写作时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倾向或趋势，然后用实际的证据一一加以证明。其中有一处写道：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巳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巳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论》：第525页^[1]）

　　这种方法的问题是，每一种趋势都被分别描述，而它们的相互联系只是顺便或在直接与考茨基论战的章节中才加以考察。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正是这些相互联系是至关重要的；难道说这些发展同时产生只是一个或然性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本质的联系必然造成它们将要一起出现？列宁确实说过“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意思是其他都来自垄断的增长，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
　　目录中的前两个趋势——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因为列宁非常紧密地跟随着希法亭。他引用了各种材料是想证实生产已经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单位之中，正如马克思曾经预言的那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论》：第448页^[2]）

　　他还描述了银行业垄断的发展和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他甚至比希法亭更明显地强调了银行的统治，因而也是食利者的统治，即无所事事的货币资本所有者的统治，他们在生产中根本不起积极的作用。这预示了他对“寄生性”的讨论。
　　关于资本输出的那一节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变得特别重要，而且，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列宁认为：

　　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巳经建成或巳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巳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巳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论》：第495页^[3]）

　　我们对此要作何解释？引文前半部分没有提出难题。正是引文的后半部分，资本主义的“成熟过度”，被普遍引用且非常难以解释。有些评论者把它当作对下降的利润率“规律”的一种证明。然而，这种解释不能够接受，因为“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根本不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农业不发达应该降低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并因此提高利润率（除非，通过严格运用马克思的非常令人怀疑的绝对地租理论，我们才能认为低资本有机构成的好处被土地所有者作为地租而夺取了）。落后的农业可能由于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并因此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利润率，但是这应该被“群众贫困”所扺消。
　　如果对群众贫困和农业不发达的提出想要说明什么事情，它无疑必须提出一种消费不足论的分析，就像是必定是：“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帝国主义论》：第495页^[4]）由对消费品的低需求产生的市场不足阻碍了积累，这反过来又是群众贫困的结果。这当然是霍布森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内部收入重新分配，就像上面引用的摘录所表示的那样）另一方面，列宁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特别针对民粹派的论点的，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因为由群众贫困而产生的“国内市场”的缺乏。两部著作相隔20年，也有可能在这期间列宁改变了他的思想，但人们需要的是比这些含义模糊的短语所提供的更清楚的思想转变的证据。
　　当然，除了资本主义的“成熟过渡”之外，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还有其他的原因，列宁简要地提及了它们：“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帝国主义论》：第496页^[5]）列宁所提到的最强烈的动机是想要获得对原料的控制，或者至少阻止他人获得对它们的垄断控制。这些原因完全适用于解释资本输出，但它们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需要资本输出才能生存，像资本“过剩”之类的短语也许倒暗示了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列宁关于资本输出原因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并不等于是一种解释成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不能够有效地引用来支持关于资本输出对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证（参看米夏勒，1976）。
　　资本输出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在落后地区，其影响是加速了发展。这里，列宁再次沿袭了马克思以来，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以来的路线。他没有强调这种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障碍，也没有按希法亭和更新近的作者们（例如，巴兰）已经釆用的方法，强调它的片面的和有限的影响。

　　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么这只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论》：第498页^[6]）

　　资本输出延缓了资本输出国的发展这一观念在讨论“寄生性和腐朽性”中得以更加充分的发展。这里，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由于表明在不承认“寄生性是帝国主义的特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帝国主义论》：第536页^[7]）从而认清了事实。这并不是说在列宁的论证中有任何内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当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它就要灭亡。列宁基本上断定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桎梏，一种发展的阻碍，尽管，如上面引文所表明的那样，他把帝国主义看做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种动力。“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性上面。”（《帝国主义论》：第564页^[8]）
　　在他论述资本输出对资本输出国的影响时，他相当紧密地跟随着霍布森：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大量积聚干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帝国主义论》：第537页^[9]）

　　看到资本家如何能被称作寄生的是容易的，但人们怎么能说整个国家是寄生的呢？可以合理地这样说的惟一环境是：在那里，工人增长的部分被吸收到非生产性的工作中去，如仆人，金融机构职员，等等。看来这就是列宁所记得的。他引用了霍布森的思考

　　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像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10]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像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引自《帝国主义论》：第540—541页^[11]）

　　这的确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这不是（已经）发生的。这恰恰是今天不发达国家对它们已经被排除在“所有主干工业”之外的抱怨，它是最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解释为什么主要工业的中心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旧的中心地带和为什么主要工业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矿日持久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事实上，资本输出主要加入了从不发达地区向先进国家制造中心的出口原料生产的发展，正如希法亭和布哈林所预言的那样。我强调这一点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表明了列宁与近来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甚至那些真诚地把他们自己看做是列宁信徒的那些人——之间的分歧有多么的大；第二，因为自列宁以后的传统长期误导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处于腐朽和解体的最后的垂死挣扎之中，他们便完全不能够解释或回答其意料不到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还有发展的能力。
　　在理论方面，列宁的小册子的致命缺陷是它没有充分地对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出理论说明。有几节的标题是：“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和“列强分割世界”，但它们之间没有建立起理论上的联系。这是列宁小册子方法论缺点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描述了许多趋势而没有充分解释它们是如何联系的。
　　在讨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中，列宁写道：

　　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帝国主义论》：第501页^[12]）

　　接下来是对在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等工业中形成这种卡特尔的各种尝试的描写。后一节直接进入关于列强分割世界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叙述。中心点是，世界实际上已经被瓜分完毕，任何改变都不得不通过重新瓜分，而这必然意味着冲突。这就是列宁提出来反对考茨基的根本点，而且在那种条件下，它是一个防守上的战术据点。
　　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在瓜分世界？隐含的答案是：民族的金融资本集团。这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金融资本集团会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也许是因为布哈林已经论述过这一问题，也许是因为它与他直接关心的事情不相关，列宁没有试图作出回答。他自信地作出如下评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帝国主义论》：第500页^[13]）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是一个相关单位？列宁没有回答。
　　这里值得提一下对布哈林——列宁分析的一种批评。常常引起争论的是，他们的论点被英国具有最大殖民帝国的国家相对较晚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事实所驳倒。这种批评思路至少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不同的用法而造成的语义混乱的一个例子。尤其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并非特指对殖民地的占有。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较早阶段也包含殖民扩张，但那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帝国主义论》：第517页^[14]）。然而，因为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帝国中心具有寄生性和腐朽特征（他说过）的典型而批评列宁（不是布哈林），这应该是合理的。作为集团的英国公司具有对殖民地的垄断，但个别的（工业）公司却没有。无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明19世纪的不列颠帝国是不难的；马克思自己论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著作已被描述过。
　　总之，列宁在其论证中没有对关键性的联系提供充分的分析。垄断、资本输出和世界的分割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然时，他确实对大的竞争帝国对世界的分割进行了强有力的描述性论述。资本输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世界最远角落的伸延，而另一方面，权力集中到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手中，财富流向寄生的食利者阶级。

三　工人贵族

　　在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列宁和布哈林尽力在解决他们的时代的最直接的政治问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交战国的大多数工人都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努力。欧洲工人阶级那时正在战场上彼此互相残杀。这种令人恐怖的事实完全与马克思的预言背道而驰：

　　工人没有祖国……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宣言》：第49页^[15]）

　　帝国主义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垄断资本主义联合体”的受益者之间会存在着对立。还要解释的是无产阶级如何能被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所感染。
　　希法亭战前就进行写作，把帝国主义看做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直接对立的，即使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致使无产阶级对国家和对帝国主义采取对立的态度。
　　到布哈林和列宁写作之时，这种过度乐观的估计已不能持久。他们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确从他们的资本主义主人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中获益，并且这就解释了支持帝国主义列强能够从工人阶级运动中获利这一观点的原因。他们还认为（尽管并不详细），有些工人的这种获益仅是自然增长，而且它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获益：先进国家中受雇于垄断企业的工人比那些处于更弱地位国家的工人干得更好，但所有的工人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干得更好。然而，尤其是列宁所依赖的主要论据是，帝国主义必然引起战争，并且恐怖的战争完全消除了工人可能从垄断特权中获得的任何利益。我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论据。布哈林是这样评述当时环境的：

　　战争的初期已经造成，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社会党”国际的崩溃。许多人试图只是从分析每个国家的内部关系开始解释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不能从这个角度得以满意的解释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崩溃是世界经济范围内不平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状况的结果。（IWE：161）

　　他的论证非常简洁明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总是有一种工人与他们的雇主相一致的趋势，根据是：“店好我也好”。工会斗争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对一个单独的企业和产业的依附，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到需要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雇主。然而同时，“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已经为国家水平上的阶级之间的闭结创造了基础，即“所谓的具有其保护‘民族工业’、‘民族工人’等政策的工人阶级保护主义。”（IWE：162—163）竞争的斗争己经被转化成国家垄断托拉斯之间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它们还通过剥削殖民地的本地工人获取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是支付增长的工资的基础。占统治地位国家的工人因此从“他们的”国家在竞争性斗争中的成功中获利。
　　列宁的论证遵循同样的思路，但有点更宽泛和更不明确（关于列宁的观点，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年，第14章）。他更坚定地认为只是一部分工人获利，他还更强烈地强调对殖民地的占有，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讨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尽管列宁没有揭示这样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在于，恩格斯（和列宁）叙述了垄断兴起（在个别企业或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控制市场这一意义上）之前“工人贵族”的出现。这似乎与列宁自己的评论不一致：“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帝国主义论》：第540页…^[16]）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一个企业因为其对市场的垄断控制而获得高额利润的情形。与它没有受保护的垄断地位相比，这样的企业无疑有可能给它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在其垄断地位中没有任何东西强迫它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工人有效地组织起工会，他们能够努力堅持更高的工资，而雇主受保护的经济地位可以减少他们对这种压力的抵抗。要不然，一个公司也许为了防止工联主义，或者为了赢得其工人的忠诚而决定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资方决定“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那么在这种情形中，利益极有可能跑到有特权的少数人手里。工人的收获也许是在更好的劳动条件方面，如更短的工时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是更高的工资。要反对这种情况必须提出希法亭所强调的可能性，即，一个具有更大金融资源的更大公司可以处在更强大的抵制工资要求和抑制工会的地位上，尤其是如果它在这些冲突中能够请求国家支持。大垄断公司更强的经济地位因此可以导致工人更好或更坏的条件，视准确的力量平衡而定。尤其是，列宁再三地用“收买”一词来描述工人的收获，他似乎在暗示统治阶级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
　　困难在于：所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夸大垄断获胜的程度。事实上，对完全控制了一种产品的市场的个别公司或组织起来的卡特尔来说，它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即使是在个别先进国家受保护的界限之内和整个世界市场之中，价格竞争完全不受抑制。这一难点被列宁坚决主张把“工人贵族”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而弄得更加复杂，当时的确存在许多竞争的公司。
　　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种情况：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市场上，或者是在殖民地市场上占据某些商品生产的垄断地位，但是在所涉及的国家之内又有许多彼此竞争的小公司。关键是没有单独的公司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工资，除非它的竞争者这样做。事实上，产业中的各公司作为集团取得垄断与集团内部存在竞争没有多少区別。工人能够获利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整个产业总工资的提高，而这只能通过某些在那个水平上起作用的力量来达到。产业工人的普遍缺乏是这样一个因素（这也许是它得以成功地控制市场的产物），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是另一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干预。马克思讨论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与工资提高无关，而是与劳动时间的法定界限有关。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遵循着同样的思路，把工会行动当作动力（参见第九章）。在工业具有超过其海外竞争者的领先技术，并因而具有生产率上的优势的地方，同样的思考很多都是适用的。这也许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因素。
　　列宁还暗示（原文不是很清楚），来自国外投资的利润为收买工人阶级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这更加令人怀疑。一般而言，从国外获得利润的公司将不是那些雇佣被收买的本国工人的公司。来自英国海外投资的利润主要到了个别的食利者手中，很难看到任何似乎可能的机制，金钱由它而转移到“工人贵族”手中。食利者的确常常雇佣仆人，但是他们通常是工人阶级中收入最低的部分。男管家和女佣没有为修正主义的政治学创造一个非常似乎可能的基础。
　　的确有许多的相互联系我还没有讨论，它们为工人阶级支持帝国主义提供了某些根据。例如，受保护的市场可以使就业更有保障。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至少在这类商品购买者众多时获得短期的利益，等等。按布哈林所用的方法，这些种类的联系为谈论“国家繁荣”和“民族利益”提供了基础，但是，充分地论述它们则要求一种详细的分析，无论布哈林还是列宁都没有提供这种分析。
　　布哈林和列宁两人都正确地把熟练工人看做工人阶级中境况较好的阶层，因此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事实上，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区分十分古老，而且不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集团的熟练工人因为帝国主义就尤其情况良好。要进一步分析这一点，就需要分析世界分工。人们能够认为，非熟练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更容易被转移到殖民地的企业中去，那里能够雇用廉价劳动力，而熟练工人则更受保护以免受到这种竞争的伤害。
　　还应该指出的是，资本输出至少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违背工人的利益，因为在国外创造的工作机会是以牺牲国内的工作机会为代价的，尽管在短期内它可以激励出口资本货物的生产并因而在相关产业维持就业。
　　总之，布哈林和列宁观察到，某些先进国家的某些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较大提高，并且他们不再是“只剩下锁链”。同时，正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也是那些在谋求世界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正名列前茅的国家。值得大大称赞的是我们的作者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民族利益”，工人阶级之中的地方和民族情感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毋庸置疑，工人阶级的分层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后来的作者一般来讲并没有试图从殖民利润或垄断世界市场方面来解释它。

四　超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理论争论和实际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逐渐地在考茨基周围形成，在那个时代，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尽管今天回忆这是困难的，但由于有事后认识的好处，我们倾向于关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当时，各种各样俄国团体相对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具有很长的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他们把这与低价，尤其是低的食品价格联系起来。当希法亭围绕关税的作用开始对垄断兴起，以及保护和垄断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他是坚定地按照这种传统工作的，但当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兴起已经把资本主义的阶级统一起来，金融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时，他则猛然与正统的方法决裂了，正统方法仍然根植于这样的观念：国家政策是代表了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利益冲突的结果。考茨基和他的学派认为帝国主义政策表达了金融资本和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坚持认为某些部门的产业资本仍然在和平和自由贸易中维持了利益。社会民主党希望，通过把工人阶级的影响推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一边，事情就能够朝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超帝国主义理论中，考茨基就为和平前景的乐观主义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即这样一种观念：主要列强将联合一致地剥削世界，而不是为分割世界进行战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霍布森早就提出类似的论证思路，使用了“国际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在社会民主党中心的理论框架中，这种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将从统治阶级的这部分人中获得支持：他们将在其他方面有兴趣支持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且因此将增强对和平有作用的政治力量和削弱为战争冒险作准备的那些力量。这个观点有助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哄得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并因此促迸了第二国际在战争爆发时的崩溃。
　　当战争爆发时，考茨基把他对和平的希望转向了战后的时期。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也能够适用于帝国主义：垄断引起竞争和竞争性的垄断。大公司、大银行和大富豪的疯狂竞争迫使大的金融集团……想出了卡特尔的念头。同样，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世界大战的结果也许是最强国家的联盟，它们放弃它们的军备竞赛……因此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度过又一个阶段（卡特尔化转变为对外政策）就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我们积极反对帝国主义那样与它作斗争，但是它们的危险在干另一个方向，而不在于军备竞赛的危险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考茨基，1970：第46页）

　　考茨基认为，由于列强面临着来自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它们无产阶级的威胁，这种列强的联合的金融资本对世界“和平的”共同开发政策将是强加于他们的。顺便说一句，在把超帝国主义描写为“和平的”时，显然，考茨基不是说中心国的被剥削人民或无产阶级将受到温和的对待。他只是说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阶级彼此之间将不进行战争。
　　这一理论提出的有关方面的内容及其被左派攻击的情况，揭示了大量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争论的双方都共有的观点。考茨基认为，重点可能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世界剥削系统的维护上来。确实是后面这种情况，殖民地人民受宗主国资产阶级世界范围的压迫，今天，这一般是通过“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来理解的，但是考茨基仔细地把它与当时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概念区分开来，并且给了它一个不同的名称。正是认为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建议激起了左派的强烈敌意。双方都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导致战争这一点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议的那样，帝国主义的概念过去和现在的含义己经发生了变化。
　　在思考超帝国主义理论中出现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可能的趋势，它在纯理论层次上有意义吗？第二，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趋势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吗？或者换句话说，指望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合理的吗？第三，在理解今天的世界中，这一理论提供了些什么？这里没办法充分论述这些问题中的第二个，因为这需要详细的历史和经验材料。当时那些批评考茨基的人当然只能够考虑这些问题的头两个。
　　左翼反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列宁和他的同盟者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实现，他们想证明，革命是战争和痛苦的惟一替代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下，人们对战后会带来持久和平的渴望是真题问题实质的转变。布哈林和（尤其是）列宁两人写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主要是向考茨基的观点挑战，弥补由于战争爆发时第二国际各政党的投降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伤害。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反对在整个非常时期放弃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理论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可能。
　　列宁猛烈地驳斥任何超帝国主义的观念：“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就好比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都是胡说。”（《帝国主义论》：第530页^[17]）布哈林更温和：理论上讲一个世界托拉斯是可以想象的，但实际上它不会产生。为此他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任何协议必定会被不平衡的发展所破坏。强者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协议，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份额。第二，如果无产阶级变得强大到足以制止侵略政策，就像考茨基希望他们能够那样，他们也将强大到足以建立社会主义。希法亭在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被提出来之前就写作，提出了同样的论证，但就市场是武力分割还是和平分割占优势没有形成任何结论，尽管他认为协议很可能是暂时的。
　　布哈林的论据的第一点依赖于这个假设：国家的资本集团——每一个都利用对本国经济区域的排他性的占有——必须依然是任何超帝国主义的和平得以在其间实现的基本单位。然而，除布哈林为以国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而提出的理由之外，存在着一个相反的趋势，也是从他的分析所包括的各种因素中产生的。对布哈林而言，对希法亭也一样，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从内部渗透到其他民族国家受保护的市场中去。经历一段长时间之后，这能够导致国家资本的相互渗透，伴随着同样的公司集团在各自国家经济区域内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所进行的扩大一个国家区域的斗争从经济上讲变得没有意义。举一个例子，当它们己经在欧洲工业中安全地建立起来时，福特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试图通过倡议美国合并欧共体的部分国家来扩展它们的市场，这样做将亳无意义。在同样的方面，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税壁垒成为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跨国公司曾经完全认可的好处。
　　至于第二个论据，即如果工人阶级强大到足以促进和平政策的采用，它也将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这似乎是一种极其公式化的论证，它没有充分公正地对待政治发展的复杂性。我们的所有作者都期待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的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集团的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出现，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烕胁，迫使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防御，并且从政治上把工人阶级吸收到一个改造过的政治体制之中。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统的批驳显然不再具有同样的力量。我不认为考茨基的理论能够正确地适应我们自己的时代，只是认为，列宁和布哈林所提出来的反对他的各种论据从纯粹理论的层面看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关于竞争导致战争的确是那个时代主导趋势的证据，但是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争论的压力下夸大其辞了。

五　共产国际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建立之后，列宁、布哈林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面对着一种新的处境。在许多其他的问题中，如关于共产党在不发达地区的策略，苏联和殖民地的关系等，他们不得不釆取一种观点。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产生（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做，以致不能在理论上花很多时间），但是列宁所持的立场，以及在他死后，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共产国际讨论共产党对反殖民运动的态度，这几乎是第一次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列宁认为，共产党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形成暂时的同盟，但保持独立自主，他还有过这样的遐想：落后地区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迈向共产主义。到了1928年（列宁死后），共产国际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阻碍而不是加速了殖民地区的发展（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44一51页；沃伦，1980：第84—109页：）。
　　沃伦（1980）认为这一时期是其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论述的关键。毋庸置疑，在马克思把殖民扩张主要看做是进步的——虽然是残酷的——评价和二战后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帝国主义完全否定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沃伦因为观点上的这种转变而责备列宁，认为尽管列宁口头上说支持传统观点（沃伦支持这样做，参见第十一章），但他把帝国主义谴责为“寄生”的语调却在讲着一个不同的故事。至于《帝国主义论》所关心的内容，我不敢苟同。有些依附论者（参见第八章）的确把他们的观点归功于列宁，但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决心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文本中发现许多激励他们的东西。在上面第二节所引的摘录中，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扩大和深化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倒能够让人同意。布哈林和希法亭比列宁更接近依附论者。
　　沃伦更稳妥地主张，列宁在20年代的政治策略和记载在共产国际决议中的观点的转变，标志着方向的根本改变。重要的是承认，以任何方式支持殖民地的民族独立都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冲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发展前进到一定阶段之前的现代独立国家的构建看做是不可能的，而从那时以后就既不可避免，又合乎需要。然而，一旦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这就命中注定要轻易地把经济落后归罪于外国人。1928年共产国际的决议是这样做的一个早期的例子，但它不被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六　小结

　　布哈林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分析（马克思，卢森堡）与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集团形成的分析结合起来，想要说明为什么这些集团是在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竞争的斗争在金融资本时代继续着，但是它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的形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更低的理论水平上继承了同样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性论述。两人都认为资本输出加速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尽管布哈林在其预言中更加谨慎）两人都讨论了帝国主义中心国的工人如何从“他们的”国家的成功中获得某些（有限的）利益，因而解释了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两人都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注释：

^[1]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2]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3页。

^[3]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784页。

^[4]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5]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6]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

^[7] 冲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7页。

^[8]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9]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0] 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一译注

^[11]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页。

^[12]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8页。

^[13]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8页。

^[14]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

^[15]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6]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页。

^[17] 中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3页。

一 布哈林

二 列宁

三 工人贵族

四 超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