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

初到郑州



  正是寒冬的夜晚,郑州街上,几乎断绝行人了,凌楚藩来到扶轮学校。我们相见之下,双方都有一点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面,也许感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特从远道来访,过于突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几个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触到正规的铁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兴奋,又存着莫大的希望。
  我们先谈了一点关于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才向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凌楚藩很感慨地说:
  “铁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点,但也有限,象我这样的工匠,也算是经过了十磨九炼,在工作上负技术责任,还要带几个学徒,指挥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时间照规定是十小时,轮流值班,有时还要加班,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十一小时左右。我们的待遇,是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级工匠的工资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很长和工龄。在一百个工匠中难得有一两个。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现不好,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在工人福利方面,也是虚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厂各处都设有福利机构,用人很多,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郑州已经当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生活还过得去,不过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觉得没有甚么前途。机器工人,就是机器的奴隶,前途还有甚么希望呢?”
  我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是相当懂事而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对人的态度也很热情,就对他说道:
  “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马上站起来很兴奋地说:
  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从那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干甚么呢?“
  我说:“我们先计划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
  他接着说:“我们还可以计划把江岸总段的工人也组织起来。”
  我问:“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
  他说:“我有个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我同他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我,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
  于是就决定先就郑州江岸这两个总段作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他负责,江岸方面由他介绍几个朋友同我们联系,组织活动由我们负责。谈到这里已到晚上十一点半了,话还没有谈完,他提议工我们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们再商谈一次,他再约一两个伙伴来同我们谈谈,作出初步决定。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作总算是找着门路了,很感愉快。
  第二天下下七点多钟,凌楚藩同他的伙伴王宗培、刘文松来了(刘文松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了工贼)。他介绍我们见了面,坐下来,凌楚藩开始说:
  “我们昨夜谈的话,我已同他们(指王、刘)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夜所谈的意见;郑州方面暂由我们三个人负责联络,江岸方面也找出几个负责的人来,先把这两个总段组织起来,将来各站的组织,由江岸向北发展,由郑州向南发展,先把郑州南的各站各厂组织起来,再由郑州向北发展,长辛店方面原来有个工人补习学校,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组织。”
  我说:“北段的组织可由中国劳动组会合书记部北方支部负责进行,我们可以分头进行。”
  王宗培是个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过,他对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刘文松是个火车司机,河北人,家住在郑州,经常在车头上工作,他对全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也谈了一些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工人的福利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凌楚藩知道扶轮学校那个同志同我们的关系,便邀请他帮助他们做些联系及文书工作,他当时答应了。但后来他因为教书很忙,对他们的帮助不多。
  谈到最后,请他们写几封介绍信,好到江岸接洽,还告诉他们,准备次晨早车南下。凌楚藩说:
  “坐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到江岸时刚放工,便于找人。明天我来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写好,明天带来。”
  我们愉快地握手告别。
  在我们准备上车前,凌楚藩、王宗培都来送行,交来他们写的介绍信,凌楚藩说:
  “你到江岸接近黃昏时候了,刘家庙的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里除了车站,街上没有电灯,夜晚找人是很困难的,我到车上去找一个熟人带去就省事多了。”
  上了车,找定座位,凌楚藩到车前车后寻了一下,带来一个加油的工人,介绍给我们作伴。他两人把我们安顿好了才走下车厢,站在车厢的窗子外,凌楚藩还叮嘱到江岸见甚么人说甚么话,王宗培也带口信问这个和那个的好,列车要开动了,我们在窗口又紧紧地握手道别,我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车开出了车站。那个加油工人走到车厢里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据说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刘家庙,他把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谈了很多。他耳朵有点聋,问他的话,他很少听得见,所以只好让他自由自在的说,他说甚么就听甚么,无论他说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听起来都是很新鲜的。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真有点为工作前途担心。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了江岸车站,冬天的季节,又是农历下旬的时光,没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车站,转弯抹角,对面不见人,如果不是凌楚藩想得周到,走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真是两眼漆黑,寸步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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