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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社会主义》出版前言

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著 郑国栋 译



  当今并不乏论述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市场改革的书籍。然而,这本由马丁.哈特-兰兹博格〈Martin Hart-Landsberg〉与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写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这本书扎实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个主要的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么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此外,目前中国的转型说明了何以资本主义依其本质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产生贫困、不平等和生态的破坏。

建成社会主义须经过漫长艰辛的历程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创造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人与经济的基础需要长期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受教,就得对后革命社会的成败得失加以冷静严格的批判分析。阶级权力的转移可造成真正的差异,这点现在应该是很明确了。这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体系的早期阶段已显示出来:消除饥饿、创造充分就业、提高识字率、实施全民教育与全民健康医疗,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这些朝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会妨碍乃至改变更进步、更往前进的彻底变革的方向。
  过渡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过一条漫长崎岖、布满陷阱与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务需要时间:(a)把现有的生产力转化成由工人与农民控管的企业,(b)为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创造新的生产力,(c)建立适应于协调合作的社会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没什么快捷方式可抄。也没有办法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国家并预见历史进程中每个曲折变化的万用妙方。必须给尝试错误的过程留下余地,意即让群众知情并参与其事,包括赋予群众权力以罢免行政官员,纠正错误。
  社会主义的远景包含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平等社会,这个社会力求改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优先考虑最贫穷、最受岐视与无权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在革命后的约30年中,主要的趋势就是倾注资源,努力达到平等,并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那些被压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约涵盖了革命党掌权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会,就收入分配与满足基本需求而论,可说是全球最平等的社会。然而,此后从事实到理论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向。党政领导人鼓励经由国内与国外投资大肆发展私有产业,宣称要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来了个U字型的大转弯。据称,市场社会主义会让物质的生产快速增长,增长的财富必然会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会的所有部门。

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中国的新路线确实造成生产与国民总收入极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未惠及多少人。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上等阶层与一个生活舒适的中等阶级,至于其它人则是:贫困、生活无保障、失业以及教育和医疗机会下降,官方终于承认转向的后果,中国财政部的政治部门去年发表了针对这一问题的报告。200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网站登载了一篇内含这个报告主要内容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承认这份政府报告揭示了:(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2)「积聚起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家庭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国的经验明显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有化后,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在革命的变革之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盘旋不去,与社会主义道路扞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与实际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的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官僚精英与其它的特权群体坚持一种与社会主义道路对抗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有违人民群众需求的特权合理化。精英集团的成员念兹在兹者是把他们的优势地位传给子女,这是阶级社会的常态。阶级利益的冲突一代接一代。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形式虽与过去有所不同,却持续不断。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内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里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的斗争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向的争论连系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长本身成了「走资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关紧要的问题却是:什么样的增长?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谁?为谁的利益而增长?增长该用来满足知识分子、经理、企业主与官僚政治群体的欲望吗?或者,增长的方向应该朝向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在这儿我们无法充分讨论这些问题。但有些方面应先提及。经济增长可能迫切需要用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建立医疗中心、供应每个人一日三餐、在贫民窟建设排水道与自来水。然而,增长过快可能对人与环境有害。这些都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为少数人的利润所驱动,在全世界范围产生资本的积累,而全世界大多数的民众则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国的情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为不断增加利润的增长或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必定导致全然的社会不平等。

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左翼圈子里流行一种看法,相信「市场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适当且有效的方法,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的著作大无畏地对抗这种信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据称,经济计划已证明失败,根本行不通。这个问题给看成了找出正确的机制(计划或市场)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阶级或满足人最迫切需求的问题。技术专家被以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问题上,即是依赖市场的魔力。但瞧瞧中国成功的故事!理论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热衷与今天中国市场所激起的兴奋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囿于传统观念的学者与满怀贪欲、只见到中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而见猎心喜的公司总裁,都无视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处境。总裁们为大发其财的机会而心驰神迷:中国一方面既有超乎寻常的大批低工资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还有多得数不清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具有潜力的消费者。左派与右派都迷醉于中国仍在持续的异常经济增长率。没有人考虑到这种扭曲的经济增长体制持续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价。
  这个论题可以简化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两部分:消费与投资。花在投资上的较多,可用于消费的就会较少。经济增长有赖投资的增君,得益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资,特别是极其快速的增加投资,会减缓民众消费的增长。虽然整体的消费可能增加,但如权力与财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费不免要牺牲穷人。一部分人的花费能比其它人多得多,投资与生产就会集中于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与设施。上面提到的中国政府报告(摘要于《人民日报》网站)承认阶级的差距与不寻常的快速增长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
  中国超高速增长的负面效果并不止于收入财富日益两极分化与民众消费的增长(就算低层民众也有增长的话)日益减缓。中国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亦步亦趋地跟随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规定的路径。根据2004年5月4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国已准备加入最大的国外投资联盟」。200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网站报导,副总理吴仪「在由商务部赞助的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论坛上,发表一篇书面讲话说,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繁荣。」再者,同一报导说,中国正扶助它的跨国公司:「高级官员说,中国将进一步促进「走向全球」的战略,培植更多跨国企业。」2003年政府核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超过20亿美元,预计还会快速增加。

中国生态的大灾难


  崇拜快速增长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生态的大灾难。如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如果我们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的路子,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纽约时报》,2005年5月24日)由于没有或者未适当处理工业与人的废弃物,长江的堤坝已成了污物与有毒物的渊薮。根据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伊莉萨白.伊卡诺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国对水、土地与能源等所有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资源已然耗尽,引发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冲击,如:沙漠化、洪水泛滥与物种灭亡。同时,水与空气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经中国城市地区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适于饮用或捕鱼。六千万人用水有困难,几乎三倍于此的人每天饮用遭污染的水。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民迁移。……」(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国有其七,大约300个城市的悬浮微粒总量未达「世界卫生组织」所订下的可接受标准。
  总结我们的论点:一旦一个革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图达到很快的经济增长时,就会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终重现所有资本主义体制有害与破坏性的特点。中国今天令人注目的并不是它显示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市场社会主义」新世界,而是它抹除过去人人平等的成就、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对人与环境的破坏速度之快。在我们看来,哈特—兰兹伯格与布克特的这本书破除了这个不实的虚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一些最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做法之际,依然幸存,故本书值得仔细研读。如果经由市场通向社会主义意指把最迫切的人类需求与人类平等的承诺丢置一旁,那么这就是条走不通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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