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 通向NTS之路:阶级斗争及工人阶级的移置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应在两种不可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正是阶级斗争被马克思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阶级的消亡——阶级斗争的最终产物——是革命进程的最终目标。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惟独这样的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要求——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阶级本身的灭亡。这种历史观与革命目标的不可分割性,最能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构思区别开来,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太明显了,以致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是以离这些原则逐渐远去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景越来越为权力斗争所支配。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设想那里,获取政治权力本是消灭阶级的一个方面或工具,而如今,阶级斗争渐渐倾向于表现为一种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发生了变化,这并不局限于那种以夺取权力为主要目的的运动中,还在于它是通过“民主的”或选举的手段而获得权力。在革命运动中也已经出现重要分歧,已经把起义(暴力)行动作为夺取权力斗争的一种可能的甚至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受历史环境制约,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把权力斗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中国)去把“人民”或“群众”放在“阶级”之前,将其作为斗争的主要因素。在这些个案中,这些变化取决于夺取权力并把握住不可拒绝的机会的直接要求,而且,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充分成长起来了的工人阶级。然而“人民战争”的原则以及权力竞争的重要性,以不同状况根植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其结局也不一致。这里,权力斗争越来越意味着选举竞争;尽管工人阶级是庞大的甚至是压倒多数的,但“人民”和“群众”已经不再主要意味着一个被剥削阶级——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选举的力量已经成为联合的主要标准,而对于“人民”联合的构成分子来说,它们是否要以阶级的消亡,甚至更具体一点,是否以资本主义剥削的消亡为目标,以及他们是否拥有达到这些目标的具战略性的社会力量,则是没有关系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潜在的意旨已经是在远离革命而去,从而把阶级斗争连同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中置换出去。
  这些历史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复杂影响。或许可能的是,作为一条导线,这一理论将贯穿于历史变化的复杂性、政治斗争的妥协性之中,作为一种手段,用阶级斗争性这一永恒的明灯照亮这些进程,并指明其最终目的,分析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新的框架的发展变化,在明确革命目标的同时,又为新的斗争形式奠定基础。与之相反,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自身与实践联系起来以后,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管是以革命行动的形式,还是以选举联合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权力竞争的直接需要。
  在近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这一理论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特别是其“人民同盟”的竞选策略的理论基础,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预设了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社会,但这一目标已经不再照亮革命性变革的整个进程。相反,这个进程已经被歪曲为政治策略的直接需求,以及政治席位的获得。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再设计为通过驱除挡路的资本主义妖魔,从而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相反,正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妖魔已经被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中,这一理论主要不再能贯穿于阶级形成的进程或是阶级斗争的道路中,而只是为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奠定基础,正如他们此时此地正在做的一样,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共事业中的席位。
  这样一种关于革命方案的重新构思,也有助于强化这样的倾向:即,把工人阶级移置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外。不管这种移置是由斗争力量的迫切需要所决定,还是由在西方非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面前产生的失望所决定,或者只是由保守的或反民主的冲动所决定,对于革命“替身”的追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不管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与其相伴随的是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革命进程的整个构思的重新界定,但是,为了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方案——无论从手段的角度还是从目的的角度,就必须把工人阶级置换出去。
  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其传统意义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当作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关系和力量的综合分析的结论。首先,这一结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认为生产关系的剥削特征是社会与政治压迫的根源,工人阶级是潜在的革命性阶级,这一切并非是形而上的抽象,而是唯物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它表明,如果假定生产与剥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核心地位,假定生产与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这样的性质,那么,由此而来的另外一些主张就是:(1)在引发通往社会主义的变迁方面,工人阶级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2)工人阶级作为最基本的、最具决定性的——当然尽管不是惟一的——被压迫对象,它的利益并不依赖于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它能够在解放自己的斗争中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3)假定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位于压迫结构核心)的对立是根本性的、最终不可调和的,那么,阶级斗争就必然是这种解放性改造的主要动力;(4)工人阶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足以允许其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在这种分析的背后是一种解放性视角,它渴望在人类努力的各个层面上——从劳动的创造性权力到国家的政治权力——摆脱权力的异化
  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斗争中置换出去,这要么是一个总的战略性错误,要么便是对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分析的一个挑战,而且至少是重新定义了由社会主义所赋予的解放之本质。然而,很重要的是,传统的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与利益的不同分析的有效挑战。当然,这并不否认许多人曾经质疑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不否认他们也曾提到了其他的革命性因素,比如,学生、妇女、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以及这种或那种的人民同盟,还有就是最近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
  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观,有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浅薄的”攻击,对此,我们需要做些深入思考,以证明迄今为止这些不同观点的策略性破产。高兹[1]的《告别工人阶级》既乌托邦式的幻想,也是令人失望的空想。高兹的推理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即,既然社会的未来必然基于劳动的取消,那么,社会主义的目标,必然就是去确定劳动将以何种特定方式被取消——比如说是大众失业率降低抑或是“自由时间”的解放,他设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双元社会构成的非连续性社会空间。由满足主要需要的必需的物资生产构成的必然王国”——一个永远不能完全回避的领域——和一个可以不受必需的社会生产制约的自由王国。自主领域必须扩大,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必须缩小。工人阶级就其实质而言,不能成为社会改造与变迁的主体,这是因为对工人来说,取消劳动不是它的目的,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的劳动与资本的逻辑相认同,它本身不过是资本的复制品,“对于现存的生产力来说,这个阶级的利益、能力和技巧是有效的,也只是对于资本的理性才是有效的”。同时,这个阶级的力量已经被劳动过程本身的形式和结构所摧毁。因此,变革的冲动必然是来自一个“非阶级的非工人”,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对这些人来说,工作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和外在强加的义务,他们的目的是“取消工人与劳动而不是拨款”。这一群体包括所有那些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失业或半失业者,以及所有当代社会生产的“多余者”,他们或许会与类似生态学和妇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走到一起去。
  关于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进程及其对于工人阶级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疑问。关键之外在于:他的整个论断是基于一种歪曲了的技术主义,一种劳动进程的拜物教,和一种到劳动的技术进程而不是到生产关系即剥削的特定模式中去寻找生产力式的实质的倾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后阿尔都塞理论家比如普兰查斯是共通,在上述二者那里,这种更多的不是根据剥削关系而是根据劳动的技术过程来确定阶级的倾向,或许有助于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具有严格规定性的概念,工人阶级看来只是包括产业化的体力劳动者。这种倾向同样影响了他对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潜力的认识。既然在他的描述中,关于剥削、对立的生产关系以及斗争的经历——比如对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经历——在工人阶级意识的构成中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意识完全被劳动的技术进程所塑造与同化。工人阶级结构的确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点是必然要去严肃面对的,但是,高兹对此却几乎未做说明,因为在最终,他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局限性的界定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而非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这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经历以及作为剥削阶级的斗争几乎没有关系。
  关于高兹本人的乌托邦观点同样可以被质疑,然而,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不仅仅就是高兹的乌托邦中这样或那样的令人不快的特征,而是这样一些事实,即,乌托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没有根基,实际上完全是基于失望之中。(并非偶然的是,高兹关于乌托邦的论述在一开始就是这样,人们一夜醒来,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在最后的分析中,高兹并没有提出替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主体)。结果是,非阶级的非工人,这一革命的流氓无产者,预先勾画了一个新的社会,而且只是在原则上、概念上或许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去践履这一承诺。就高兹本人的依据而言,这一“非阶级的非工人”不存在战略性的社会力量以及行动的可能性。最后留给我们的,不过是比重炒“反文化”的冷饭稍好一些而已,在资本主义荒原的一块飞地中见证了“反体系”的事实。这种革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打个比方就如同是从穆勒提出的毫无意义的“社会主义”到资产阶级花童在公共橱窗中长成巨人的梦想(而资产阶级爸爸经常要从家里汇钱过来。)
  尽管左派的目的可以被认为是要取消劳动——不是废除阶级和剥削——但是资本主义及其剥削的解体,以及他们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将决定劳动以何种形式被取消。高兹论断的意义在于,他拒绝把工人阶级当作变革的主体,原因是他不对变革的需求以及破坏资本主义的需求抱有幻想。这对充满希望(或绝望性的)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具决定意义的行动,它跨越了资本的障碍,忽略了挡在通往乌托邦之路上的权力与利益之结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工人阶级之外的、坚定可靠的选择,以之作为超越障碍的手段。即使对高兹来说,问题不在于别的什么人会来变革社会。他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工人阶级的话,那么别人也不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并没能去引发革命性变革,这一点是不是最终的、不可超越的,就其实质而言是不是固有的?他自己关于失望的理由——基于形而上的技术主义,否认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被剥削阶级的经验、利益与斗争——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于其他关于革命“替代者”的建议,包括那些欧洲共产主义者模棱两可的关于人民同盟的信条而言,这些评价皆适用。


  近年来惟一最具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从阿尔都塞那里得到重要启发的一种理论潮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倾向中,佩里·安德森把阿尔都塞的理论发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实践之间在政治统一性上的断裂”,随之而来的,既有西方群众性革命实践的缺憾又有斯大林主义的抵制。[2]因此,阿尔都塞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方法论,就是用理论形式的问题代替了具有政治实质的事件,因此,当“资产阶级思想面对着社会主义在西方的退却而重新获得生命力与优越性时”,[3]他们执迷于资产阶级文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加以重新解读,特别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在阿尔都塞那里,尤其是指斯宾诺莎哲学)[4];因而也决定了阿尔都塞语言的模糊性。阿尔都塞在理论上的学院派作风与其在法国共产党的积极政治参与不相协调,而且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无论如何,在其试图把政治实践,特别是把革命实践与历史无主体的理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一致。阿尔都塞的学生及其后继者的理论著作,几无例外地倾向于学者式的抽象性、哲学唯心主义以及语言的模糊性;但他们的理论明显与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计划的演进相联系。
  欧洲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标,不仅要控制资本主义,而且要对其进行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策略是,利用并扩展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运用立宪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一般拒绝以下的策略,即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当作是人民斗争所无法超越的,它只是对于来自外部的、敌对的政治组织的攻击和破坏才是脆弱的。因此,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使自己成为既是斗争的党团,又是政府的党团,通过选举的胜利,他们能深入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内部,并改造之,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极为特别的是,他们的策略是基于这样一种自信,即,在垄断资本主义阶级,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本与劳动之间旧式的阶级对立之外,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后一种对立甚至压倒了前一种对立,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在由国家统一组织起来的寡头政治力量以及“人民”或“人民群众”之间存在一种新的对立。欧洲共产主义策略中一个绝对关键的,实际上也是核心的原则是“人民同盟”。这个跨阶级的联盟首先就假定,除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大多数人包括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构成成分,都可以成为导致社会主义的因素。确切地说,这种新的现实使得“和平民主”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可能。因此,无论如何,共产党都不可能是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而言,哪怕仅仅是稍稍实现对于其他党团的联合或是让步妥协皆是不可能的。他们自身必须直接代表“人民”的多重利益。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一般策略似乎是基于不同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立的一种冲突,是基于一种变动中的力量而不是阶级斗争。其首要目标是集合民众力量以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产生一个尽可能广泛的群众联合,在这种人民同盟的基础上建成一个“高级民主”。在此基础之上,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可以逐步建成。驱使这一运动前进的力量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张力;事实上,看上去就是要从避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策略上入手。就这一策略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而言,(革命)不能简单地由直接为资本主义所剥削的那些人的利益来导引,而必须由联合中的不同因素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变化不定的、相互冲突的方式来确定其方向。由此,可以认定这一运动不必,实际上也不能,首先即由特定的社会主义目标来发动。
  因此,由欧洲共产主义所提出的跨阶级的联合这一信条,就不仅仅只是某种类似选举策略的东西,它是包含了关于历史变迁的动力之源的特殊论断。关于这种把过去赋予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角色扩展到其他阶级的做法,存在这样的两种观点。其一,强调欧洲共产主义的乐观主义,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问题。其二,强调他们的悲观主义,涉及到的是工人阶级革命潜在可能性问题。几无置疑的是,不管他们的声明是多么乐观,但在最终意义上,欧洲共产主义策略是基于工人阶级对革命政权的厌恶这一历史现实,这一现实同样是极为复杂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思路是深受“人民阵线”[5]的经历影响的。甚至可能的是,在这种政治策略中,存在的不仅仅就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悲观主义。比如说,通过简单地拓展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通过增加代表性团体作为对直接的委员会民主体制的反抗,来实现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或许反映出了对于民众力量缺少兴趣或者是持怀疑态度。[6]不管关于人民同盟的信条如何被理解和解释,但效果是同样的:它把工人阶级从其历史变革动力的优先性位置置换出去,削减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发动机的功能。
  这便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之处。我们不能以为通过把欧洲共产主义简单等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便可触接到问题的实质。仅仅去解除那些以变革,而不是以控制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职务是没有用的。这样做就是回避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挑战。事情同样不可低估为仅仅是手段的选择——革命起义抑或是立宪主义、选举政治、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拓展?问题的关健涉及到革命变革的渊源与主力军。正是这一问题,不仅最终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策略与手段,而且也最终决定了它的目的;因为,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动力因素的同时,也就界定了社会主义自身的角色特征与局限性,以及它对人类解放的承诺。


  欧洲共产主义信条的两个方面在后阿尔都塞理论那里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把社会主义过渡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延伸,还有就是关于跨阶级的人民同盟。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和阶级的理论就有了重大的创新,在这里,意识形态被当作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总体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可以这样认为,跨阶级联合的信条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策略,要求对阶级自身,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所依赖的整个概念系统加以重新定义,要求对历史动力加以重新定义,要求把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和进程的核心中“移置”出去,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一种通过构建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从而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当我们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阶级的理论在后阿尔都塞主义者那里的一些重大变化时,这些理论要素在维持人民同盟与“民主化”策略方面的功能将变得十分明显。
  但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较早是根植于毛主义的,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阿尔都塞的帮助下——所走过的从毛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并超出其外的行程。为了理解这一行程的逻辑,以及为这一行程提供启示的一些模棱两可的关于民主和人民斗争的构想,我们就必须谈一谈毛主义者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路线和反经济主义信条(教义)对欧洲左派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吸引力,这些或许会有助于解释来自中国的信条在条件非常不同的西欧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移植。
  面对中国的“落后”和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中国强调了在缺少相应革命条件,比如阶级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把革命与阶级斗争分离开来,从而实现“大跃进”的可能性。不仅用群众——不加区别的工人与群众的集合——取代阶级成为变革的力量,而且拒绝了“经济主义”,这尤其意味着,在决定革命可能性的问题上,生产关系和阶级的物质条件可以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把政治行动与意识形态独立于物质关系和阶级之外,把革命转移到独立的政治与文化斗争领域,这些皆已成为可能。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是这种观点以及由政治行动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独立性引发而来的极端唯意志论的最终表述。
  这种关于革命的构思不可避免地与群众、民主有着模糊的关系。另一方面,坚持大规模群众参与是必要的,毛主义者的革命必然是由党的干部来进行的,对这些干部来说,群众参与并不意味着人民民主组织,而毋宁是与群众“保持联系”,并根据群众的观点与建议形成群众路线。革命的发生,不再被当作是直接来自由其自身利益所指导和统一起来的阶级斗争。革命的人民基础,不是一个有其角色特征、利益及其自身斗争的阶级,而是一个无形的群体(人民或群众角色特征是什么样的?“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所发起的革命,其内容将会是什么),这一群体将按党的主张行动,其团结性、方向及其角色特征皆导源于独立的党的干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当党的日常机构被搁置一边后,政治与意识形态行动的独立性被发挥到极致。
  把这些原则移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使其为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而且也要做重要的修正——尽管在西方国家存在着充分发展且拥有较长斗争历史的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更不用说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是缺乏较为理想的条件的。尽管如此,这种关于革命的观点,把民主与反民主因素模模糊糊地混合起来的做法,所产生起来的吸引力还是不难发现的。一方面,毛主义者信条,结合其坚持与群众保持联系,对官僚主义的僵化予以攻击,其群众路线及其“文化大革命”,似乎这一切都满足了他最为深刻的抛弃民主的冲动。另一方面(不管在中国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什么),可以对其作这样的解释,即这样去做而不使丧失了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脱离革命。把革命与阶级斗争分离开来,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的独立性,可以被解释为是希望知识分子去扮演人民群众革命良知的角色,使他们代替固有的阶级冲动与利益,以作为人民斗争的指路明灯。说到底,如果有任何一种革命可以由知识分子来领导的话,那它必定就是一种“文化”革命。
  欧洲共产主义有其自身传统,即人民阵线连同其跨阶级联合的遗产,这是葛兰西[7]霸权理论的“精心修订版”,这种“版本”强调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支配,等等。但是对欧洲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来说,从“毛主义”(以其西方变体)到欧洲共产主义的过渡当中存在着一种相当顺畅的逻辑。因此,在与欧洲共产主义同时成长起来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发现某种明显的连续性主题是不足为奇的。




[1] 高兹,1924年生于奥地利,后移居法国,职业为新闻记者,青年时代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曾是萨特等人创办的《现代》杂志的编委。曾称赞1968年的学生运动“是一种克服社会异化的创举。”在政治思想的变化方面,受萨特影响较大,并在50年代初期靠拢过马克思主义,但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后逐步与法共疏远。后期比较重视对政党、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等理论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他的系统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七八十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并促进其政治化。高兹的主要著作有:《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与革命》、《劳动与分工》、《生态学与政治》、《告别工人阶级》,等等。——译者注

[2]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伦敦1976年版,第66页。

[3] 同上书,第64—65页。

[4] 同上书,第55页。

[5] 人民阵线:左派政党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所结成的联盟。——译者注

[6] 拉尔夫·密里本德:《立宪主义与革命:评欧洲共产主义》,见《社会主义文摘》1978年,第165—167页。

[7] 安东尼·葛兰西,1891年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1913年入意大利共产党,1937年4月27日在狱中去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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