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自主化




  毫无疑问,普兰查斯对NTS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最终,对于NTS的目标来说,他仍然是过于“经济主义”了,而且仍然是过多地局限于把工人阶级当作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主要构成者。政治从阶级中决定性地分离出来是这样完成的,即把意识形态与“话语”——它们本身被认为是独立于阶级的——当作首要的历史决定性因素。根据NTS的设想,正是意识形态或“话语”把个体构建为“主体”。对于左派来说,重要的政治主体是“人民”,这是由类似“人民同盟”或“国家——人民”的话语构成的。
  较具影响力的重大举措是由E.拉克劳作出的。如同普兰查斯一样,在开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和理论严格性的辩护者——比如说,不同于A.G.弗兰克,甚至不同于巴里巴尔和普兰查斯本人,他在重视“意识形态决定因素”和构建它们的社会非决定性方面超越了普兰查斯。在他最近与C.墨菲的合著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已经迈出了最后的一步,不仅是把意识形态从社会决定性因素中分离出来,而且把社会也一起分解为意识形态或者“话语”。《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一书,值得我们加以考察,这并不是因为对于NTS来说,它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而是因为此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全景勾画,它总结了NTS的所有主题及其最终结论,特别清楚地在理论和政治上揭露了NTS内在逻辑方面的全部错误与矛盾。
  拉克劳批判普兰查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作品,[1]是其意识形态独立化的首要一步。这种理论举措的目的明显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批评普兰查斯拒绝把国家主义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恰当武器的做法。根据拉克劳的观点,正是这种“国家——人民”式或者“人民——民主”式的“质询”缺失了,比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劳工运动就是如此。与普兰查斯相对立,他实际上认同了德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特别是在德国沙文主义中出现的“施拉格特路线”。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施拉格特路线”鼓励某种与法西斯的交易——比如说,德国共产党曾经为了纪念在莱茵兰地区[2]反法的行动中被杀的原纳粹武装分子而号召进行一场总罢工。拉克劳承认,在这一路线中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因素,而且它具有削弱工人阶级反抗纳粹的效果;但他认为这一切并不是内在于国家主义潮流之中的。这是由“阶级还原主义”所产生的,它迫使德国共产党去把这种政策当作一种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3]
  为把这种对于国家主义的辩护理论化,拉克劳提出了一套更具可行性的涉及“国家——人民的质询”的——实际上在总体上是意识形态的——非决定性和阶级中立性的理论原则。毫无疑问,这个判断受他对他的祖国阿根廷的政治形势的态度,以及他对庇隆主义者传统式“人民质询”的同情的启发,在他看来,这其中有一种潜在的、强烈的“人民——民主”倾向,这种倾向随着统治的崩溃而出轨,避免了任何自由化以及“任何人民质询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僵化的结合形式”。[4]
  由此争论而来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其更为广泛的应用及其与主要理论(与欧洲共产主义相关的)思潮的“结合”来说,在我们继续详细探讨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的理论与政治的最终结果之前,是尤为值得研究的。在早期作品中——尽管工人阶级在拉克劳关于社会主义策略构思中仍然保有显要性地位,社会主义斗争正变成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个由人民同盟(本质上是由阶级中立的意识形态构成)操纵的非决定性的“民主”斗争。可以说,从欧洲共产主义到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变之基础已经准备好了。
  在欧洲共产主义看来,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赢得“中间阶级”的心脏和大脑。既然这样一场战斗必须在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域打响,那么人民同盟的策略就应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看重,并且赋予意识形态问题以非常特殊的理论重要性。在他的文章《法西斯与意识形态》中,拉克劳明确界定了由阶级联合的策略所提出的理论需求:“今天,当欧洲工人阶级正在增加其影响,且一定要把其斗争越来越酝酿成一种中间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的争夺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形成一种排除了最后一点阶级还原主义色彩的关于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5]相应地,为了满足这些策略的需要,拉克劳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入了重要的创新。
  然而,为了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他必须首先弥补由欧洲共产主义策略与普兰查斯提出的阶级理论的不足。还有,就是怎样去定位“中产阶级”的问题。拉克劳也不满足于法国共产党关于“中间雇工阶层”基本上非阶级的观念,但他总结说,这一定位或许不比普兰查斯所提出的定位错得更多。[6]拉克劳认为,普兰查斯的定位的困难性在于,通过把意识形态因素当作阶级的主要决定因素、脱离生产关系来界定阶级,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7]那么,对于拉克劳来说,问题就是去承认并解释这些群体(他所接受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赋予此种统一性以其应有的优先性地位,而不必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前提相矛盾。在他的分析中,阶级保留了其理论的纯洁性,但却失去了其历史性意义。
  与普兰查斯相比,拉克劳承认“新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只是进而认为,不管这些依据生产关系划分的群体的客观的阶级情势如何,这种情势在决定他们的定位问题上都是次要的。对他们来说,与“统治集团”的主要“冲突”不是一种阶级的冲突。在他们那里,重要的冲突“不是在支配性的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层面上展开的……”[8]换句话说,他们“作为‘人民’的身份远比他们作为‘阶级’的身份更为重要。”[9]在普兰查斯那里,新旧小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且新小资产阶级属于工人阶级,但这一事实却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并把它们与其他阶级分离开来——所忽视;而且,它们在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位置允许它们任意“摇摆”。那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这两个竞争者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手段去征服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之战。
  这显然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创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三种修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吸纳“中产阶级”的企图——法国共产党关于无阶级的中间的雇工阶层的理论,普兰查斯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拉克劳用意识形态划分取代阶级冲突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内部的争论,即哪一种阶级理论最适于支持人民同盟的策略,以及这一策略赖以形成的基础;“权力集团与人民”的对立。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大家不过都是在以或此或彼的方式把生产和剥削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中移置出去,尽管拉克劳走得比普兰查斯更远。
  这样一来,拉克劳在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通过尽可能地把意识形态从阶级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加大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这一判断形成的前提在于,在由阶级冲突与斗争决定的意识形态表述与那些由其他类型的冲突,特别是“人民——民主”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人民”(一个跨阶级的组合)成为支配性的“权力集团”(比如说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的)的对立面——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表述之间是存在区别与差异的。这种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阶级意识形态一同出现(或结合);但是由于它们在原则上是独立的、中性的、无阶级特性的,它们能够从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中分化出去并为另一种所同化。比如,统治阶级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通过把人民——民主意识形态适用于其自身,从而调和对立的能力。
  那么,这一论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这些可分离的,阶级中性的、人民——民主的“质询”是“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同样重要的部分”[10]。事实上,既然在这里赋予意识形态以如此的重要性,这些独立的意识形态因素就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核心。这一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尽管由阶级决定的区域在被缩减,但是阶级斗争的领地却被极大地拓宽了”[11]。这样就不仅为超越阶级的政治联合——可以说是人民阵线的“理论化”,而且也明显地为“阶级之外”阶级斗争的主力军的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主力军问题,或许拉克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暗示。通过把阶级斗争的负担过多地放在独立的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s)的“关联”与“非关联”之上,他使阶级斗争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立的”学术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每个阶级的“独立的”学术精英为争夺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胜利属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要素,以适合其自身的特定利益。
  根据这种观点,对于一个诸如自由民主之类的意识形态系统来说,适合它采取的理论策略似乎就是首先从它们(临时的或是任意的)的阶级联合中把它的非阶级的——特别是人民——民主式的——“质询”剥离出来。这一点可以通过去除它们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加以抽象而得到实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一种多多少少可以普遍适用的命题,这一命题可以与新的社会——历史利益相结合从而实现重新构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霸权是基于其他能够宣称对其自身的人民民主的“质询”,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家反霸权的任务,首先就是把这些意识形态因素——通过证明他们的非阶级特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拉克劳超越了关于并非所有社会冲突皆为阶级斗争,并非所有意识形态皆为阶级意识形态——即使他们被暗含在阶级斗争之中——的判断。他还超越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一种特定的阶级意识形态——比如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形态——能够获得某种统一的外在表现,而且很清楚的是,正是这种统一的外在表现构建了阶级的霸权,他甚至不简单地说这种关于统一的声明要想具有霸权性,就必须包含有重要的真理性因素。所有这些都将是真实的,且可能正确地表征资产阶级民主——这既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可信的关于统一性的声明,就其不仅是通过魔幻化,而且是通过带给他们实际利益,从而获得了其他阶级的忠诚而言。然而拉克劳意不在此,他并不认为一种就其起源与意义而言是由阶级决定的意识形态能够获得一种统一性的外观,且能有利于该阶级的霸权,恰好相反,他的观点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应该被当作是“没有明确的阶级意味的”[12],而且阶级霸权要依赖于承认并把握住这些本质上是“阶级中立”的“质询”。比如说,据此去判断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方面,就很不同于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不管这种“资产阶级”怎样,都不能够被当作仿制品和骗人的把戏而加以忽略。这实际上是对“它们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一个注脚中,拉克劳坚持认为,在“民主质询”中,他更为关注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议会式民主。[13]很清楚,他的观点是要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在概念中消除它们之间的根本断裂。
  这种观点的重要意义似乎在于,社会主义可以仅仅通过扩展这些从根本上讲是阶级中立性的民主形式而建成。还有,我们将不会遇到阶级的障碍。比较起来,如果我们打算把这些民主形式当作是具有阶级性的,我们就可以承认它们的价值,甚至承认它们对于某种总体性的承诺所具有的可信性;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非连续性,以及从一方前进到另一方的困难。对拉克劳来说,正确的策略不是去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是通过用社会主义民主去挑战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从而呼吁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最终也不是去追求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去淡化分裂与冲突。我们现在有一种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理论,需要用它去支撑人民同盟,以及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扩展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这些做法全都忽略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


  然而,拉克劳并没有在这些已经远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地方止步。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的早期作品中的理论与政治逻辑已经被发挥到极致:他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工人阶级——实际上,必须指出的是,与任何可以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作了告别。他早期对影响日增的欧洲工人阶级的评论,以及他为社会主义斗争——作为一种建立工人阶级对于“中产阶级”的霸权的努力——而开出的“处方”,在他今天看来,将是不可以想象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完全为“人民”所代替,而且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是“激进民主”。首先,独立的意识形态——或者更明确一点说,话语——已经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把意识形态从任何社会基础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现在,社会本身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构成的。社会关系或角色认同已无必要,只有无主题的领域。他已经把NTS的逻辑发挥到极致,发挥到公开贬低社会主义本身——现在至多也不过是“激进民主的一部分”,他的“同志们”很少会有人愿意去效仿这一点。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和他的合作者C.墨菲,开始去损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的观点之基础,并代之以一种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的目标是“激进民主”,其主体是一种人民同盟,这种人民同盟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这种理论方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加以挑战。于是,拉克劳与墨菲发起了对于他们认为是“对于正统本质主义的最后阵地”——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阶级还原主义”——的攻击,在这种“阶级还原主义”中,“经济”是一个“自我规范”的机制,严格地依据“内在的”法则运行,不存在“任何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干预的非决定性”[14]。这种机制,通过其自身的运行规则,自然而然地构成了社会动力;且这些社会动力,由于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将拥有“历史性的利益”,这将反映在其他的“社会层面”上——特别是在政治宣言中,尤其在于社会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中。[15]
  这种理论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它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过分误解为开始,以致对整个论断提出了质问。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及其关于“经济”的构思所做的概括,是值得详加援引的,特别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NTS中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关于“经济的运行规则”的观点是与生产力是中性的论题相关联的,接下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朝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生产力在过去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将来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必需”的话。庞大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处在社会框架之底层,其历史使命是占有并控制高度社会化了的和发达的生产力。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这些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构成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于主要的经济矛盾的社会与政治的表达,这种矛盾把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原则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原则结合了起来。根据这个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现象。[16]

  让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以强调一下关键之点。尽管关于原始的技术决定主义(在这里是错误地将其归之于马克思了),关于把历史看作是生产力中性发展的观念是如何提出了由马克思设置的本质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及其在变革生产力时具有的推动力——还需要继续讨论,但我们无需被这些问题禁锢在这里。[17]在这里,足以引起注意的是,拉克劳与墨菲把以下观点归之于马克思,即生产力是“中性的”,而且它的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稍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什么);无产阶级不过是这一基本的技术发展进程的映象,就如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样(那种关于阶级剥削的观点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进来);为了使通过集体占有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中性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被降低为服从技术规则的要求(再者,消灭阶级剥削的“历史使命”没有被考虑进来,这一使命不能允许任何类似阶级斗争这样的“非决定性的”、“外在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第一次被解读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尽管这一解读比起其他的解读来是更为常见的。这一特定描述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有一个基本预设:即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政治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优先性的主力军的观点,其前提是假定了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将会在对于技术要求的机制性回应中自然而然地出现,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与失败的依据在于这一简单的决定主义是否成立——很明显还没有成立。这一判断的全部力量——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总体性的误读——在下面变得更清晰了:

  现在,为了使生产力发展的这一一般原理完全生效,有必要使介入生产关系进程的全部要素服从于其决定性因素。为确保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诉诸这样一个假设:即把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S.鲍尔斯与H.金蒂斯已经表明, 这一假设将如何会使马克思主义忽视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一个要素——所具有的整个一系列特征。劳动力与生产的其他必要因素的不同之外在于,资本家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购买;还必须使其进行劳动。然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使用价值是劳动这一问题。因为如果它只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那么从购买的那一刻起,它的使用价值就很明显已经自动生效。对于资本来说,把劳动设定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会模糊了包含在具有社会实践能力的人那里的生产性投入,与那些资本的所有权足以保证他们对生产性服务的“消费”的所有剩余投入之间的基本差异。大多数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形成不过是资本家从自己所购买的劳动力那里榨取劳动的必要性的结果而已。如果不能理解资本家在劳动进程的核心所具有的支配性地位的话,生产力的演化将变得无法理解。当然,这就对那种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一个自然的、自发的渐进性现象的整个观念提出了疑问。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经济学家观点的两个方面——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中性过程——彼此相互强化……
  事实上,一旦劳动力被购买,它们的劳动就必然会在最大限度上被榨取。因此,如果没有一系列统治支配关系,劳动进程就无法存在。也因而,正好在垄断资本主义到来之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就一定既是生产的技术又是统治的技术。[18]

  于是,他们试图用几个段落来说明,这些统治关系同时会包含来自工人一方的反抗,而且,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与速率会受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影响,然后,他们总结说:

  由此看来,工人的斗争明显不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既然他们的能动性不能被归类于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在资本的逻辑与工人的抵抗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进程的组织,那么它必然会强烈地影响到生产力扩张的特征与节奏。因此,那种关于生产力是中性的,其发展是自然的、非线性的观点根本不成立。这样,也就不能把经济理解为是独立的并且自我规定的。因此,在社会因素的构成中赋予经济范畴惟一优先性地位的首要条件并没有被实现。[19]

  让我们先把这里谈的事情弄清楚。首先,马克思被指控为没有认识到——由于被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虚构”所蒙蔽——劳动力不是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因为劳动力是包含在“能够进行社会实践”的人当中的;资本为了榨取最大剩余价值需要去控制劳动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以支配性关系为特征;工人的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技艺和组织形式的发展已经被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制约和规定。
  这些对于马克思的无知指控实在令人惊讶,实际上,马克思对以下一些方面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反动特性;对于商品拜物教;对于劳动力这种包含在活生生的、斗争着的人当中的“特别”商品的特殊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两面性”,在这种生产中,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分不开的;对于这种“两面性”是如何歪曲了生产的组织,使其不得不同时作为一个服务于反动的剥削关系的组织而存在;对于生产组织以何种形式被资本控制阶级对立和工人反抗的状况的需要所决定的形式;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对于劳动工具和当代“技术科学”本身并非是中性的,而是渗透着阶级剥削、统治和斗争的关系的事实;等等。《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就是研究了这些主题,而且是致力于探讨下面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要意蕴,即资本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不只是取决于“效率”的“中性”要求,而且是这一进程的资本主义性和敌对性特点以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敌对——这种对立暗含着统治与反抗的关系——使得控制成为一种必要。[20]即使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很清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不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它取决于阶级的要求与冲突。
  但是,拉克劳与墨菲下面的一些论断更是令人吃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盲目地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方案的决定性打击。对于马克思来说,由于在“经济范畴”中充斥着阶级剥削的关系与阶级利益的对立,实际上是由于“经济范畴”是由那些阶级关系构成的——而不只是由一些“中性的”技术要求构成的,所以,在“经济范畴”与其他“社会范畴”之间存在一种有机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由于物质生产是以歪曲了的阶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方式中,“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是力量、矛盾以及斗争的关系,这使得它们不仅在“经济范畴”中,而且在其他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都失去了效用。(事实上,物质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前提吗?)因此,令人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那种关于生产组织不能从“全部社会关系”[21]中分离出去的主张,可以被认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致命挑战,而不是一种最后的辩护。而且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那种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存在一种根本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是不能与其他社会“层面”上的统治、抵抗关系分开的主张,应该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构想的致命打击,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与工人阶级内在的反资本主义利益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观点赖以成立的前提的重新强调。


  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中存在的第一个致命缺陷,而且很明显这不仅是涉及到对于马克思的惊人的误读,而且在推理上也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在一些更为基本的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些方面深入到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而且,实际上,深入到了整个NTS方案的理论支撑之中。拉克劳与墨菲攻击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政治与工人阶级利益结合起来,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必然假设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社会主义冲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比如生产力的中性、自然的发展,而没有受到来自于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域”的“外部干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必然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力量,直接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失败了。就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现实与作为统一社会主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构成之间的中介需要而言,它瓦解了自己的基础。如果工人不是通过一个“易于接受科学知识的理性的、必然的历史运动”[22]——也没有中介——组织起来,那么,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把“客观利益”加之于历来就是散乱的、易于接受历史利益的多元性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多元性的工人阶级之上:

  在这里,选择是明确的:每种选择都有其历史理论,据此,相互冲突的多元性将会被清除,一个绝对团结的工人阶级将会在无产阶级的千禧年时刻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客观利益”可以在一开始就已经被决定了;或者,抛弃这种理论,抛弃任何关于在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主力军的“客观利益”问题上,给予某些主体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优先地位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这后一种想法变得毫无意义。[23]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统一的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如果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需要“外在的干预”——比如说,以政治教育和组织的形式——那么,它必然也就失去了作为革命主力军的优先性,或许甚至是失去了其作为一个阶级的角色认同,同时还要掺入其他一些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集体角色认同以及与社会主义方案的联系是完全偶发性的,完全是依赖于“随机性的构建”。
  否定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或者坚持认为工人与其他“社会因素”在他们的利益与社会主义目标相契合的程度上并没有区别,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这很不同于仅仅承认这样的一点,即物质利益并非是自然而然将其自身转化为政治目标,甚至更不可能转化为协同一致的政治行动。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除非被转化成为政治目标和协调的政治行动,否则,物质利益就不存在。这必然意味着,在决定工人的生活境况与体验问题上,资本主义剥削的状况比起其他触及他们生活的状况与偶然性因素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对于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构成中生产关系与剥削关系的核心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的质问——不会更为重要。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在受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影响方面,工人比起其他本身并非剥削的直接对象的人来说不是更甚。这也意味着,资本家在对工人的利用中并没有得到大的益处,工人从他们所受资本的剥削那里并没有得到大的不利,停止剥削工人不会得到大的好处,被剥削的境况并不在停止了的阶级剥削那里受益,资本与劳动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力量的整个结构并不重要,而且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过是旁观者的看法而已,与当局者无关。(无论怎样,在涉及到充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统治与反抗的关系时——更不要说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的整个历史了,拉克劳与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毫无意义。)简言之,拉克劳与墨菲的论断是,不存在物质利益这种东西,只存在随意构建起来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想法。因为作为一种实际可行的主张,除了说根据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共同境遇,没有共同的“客观利益”能够加之于工人外,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吗?这一主张的最终结论必然是,一个穴居人和一个无产者同样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惟一的前提就是进入恰当的话语情境中。[24]
  而且实际的结果证明,拉克劳和墨菲从他们对于“关于本质主义的最后质疑”的攻击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所有社会身份都是随机构建且在政治上是可商榷的。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最终所依赖的前提;它所包含的不仅是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话语,而且包含了对历史与历史进程逻辑的拒认。由墨菲与拉克劳提出的“不同选择”的谨慎思考,在一个过于简单的革命千禧年主义与对于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有任何有机联系的否认之间——实际上,这不过是对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拒绝而已——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与社会进程构思,或者说,更简要一点说,是对任何这种构思的根本缺失。这就意味着,不存在简单的、绝对的、机械的、线性的以及非矛盾性的决定性因素的地方,也就根本不存在决定性、相关性、偶发性,不存在历史条件、联系、局限与可能性,只有任意的并列、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偶然性事件。如果什么事情把非连续性、孤立的现实的碎片聚焦起来的话,那就只能是话语逻辑(或许重要的是,他们承认,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的那种生产关系的地位与生产者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一种逻辑的关联——不管这种关联意味着什么[25])。
  在这一点上,拉克劳与墨菲遵循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路子——尽管他们看上去并不能确定是否把后结构主义者将社会现实分解成话语当作历史的一般规律,或者是不是只在当代,特别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现实才被非物质化并易于接受一种无主题的构建。然而,通过从这种解构了的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政治方案,他们已经勾画出了新的领域。
  当然,如果社会认同的无主题构建将要成为一种政治方案的基础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去“协商”,比如说产生这些认同的愿望与能力从何而来,谁能赋予他们以政治目的的与方向。贯穿拉克劳与墨菲论断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谁会是话语的承载者?谁能建立相关的社会认同?或者,用拉克劳与墨菲自己的话说:“谁是说话的主体?”[26]也就是说,不仅是谁能产生“支配性”话语的问题,而且——不管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开放性的和非决定性的品格——谁将会成为“支配性主体”,围绕这些人的“话语实践”构筑起一种政治动力?
  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是很明晰的,另一种则是大略的,不具体的,但却是全面的。第一种回答是,没有人或者是所有人。在拒绝了“本质主义”的工人阶级之后,拉克劳与墨菲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决定性的“多元主体”,一种“民众”的力量,这要么是由有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要么根本就没有这种认同的人构建起来的;但既然多元主体本身是由话语构成的,那么,这至多也就只是一种兜圈子式的回答。如果它确实有所意味的话,它意味着一些非常微不足道而且又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事情,而且这种熟知让我们有些不安。我们被告知,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再是由明确对立的社会利益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其特征是不断的变迁与流动,在这里,人们有着多元、变动的社会认同。这就是为什么“霸权政治”以及随机构建起来的社会认同政治,只在“在当代开始时”才能成为政治领域中的支配性模式。[27](这难道意味着,后结构主义关于把社会现实分解成话语的做法,只能适用于“当代”,而且只是在过去才曾经存在真实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
  另一种选择认为,某些外在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独立地从其内部资源中生成支配性话语,将会强行赋予非决定性的大众以集体角色认同,并能形成此前不曾有过的“人民”或“国家”。这种观点明显是存在问题的。然而,公正地说,对于拉克劳与墨菲而言,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危险在他们本质上是无根的政治中是不明显的,尽管他们乐于赋予知识分子在构建社会主体的过程中通过独立的随机行动的方式以相当重要角色,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似乎他们拥有最佳的民主意图。


  但是,也许存在着障碍——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墨菲与拉克劳把他们的政治方案归结为一场由“多元”主体为“激进多元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以代替一场由工人阶级这样一个统一起来的主体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于是,民主的冲动以及民主斗争的多元化,代替物资利益和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推动力,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不过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瞬间”。于是,“民主话语”就是历史与政治统一的导线,就是把多元主体的非关联因素松散地联结起来的胶合剂。
  这一论断的前提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不存在明显的能够在相关的政治派别中得以表述的社会对立。在“人民——古代王权”的对立——在这种最后的对立中,政治派别与社会的两种对立形式相关联——之后,政治对立已经变得不得不建基于愈益脆弱的社会对立。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远没有形成能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对立中得以表述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分裂,倒似乎是标志着那种能够“把全部的社会机体分解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的明确对立的终结。[28]正因为如此,为了反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工业社会”,马克思不得不去发明一种社会划分的“新原则”,即阶级间的对抗。然而,不幸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这种社会划分与政治对立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于是,那种关于阶级斗争是政治划分的基础性原则的主张,“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附加的假设,即把其全部可行性归之于未来”[29]。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去假定社会结构在未来的简单化和阶级意识的渐进增长,这种意识将最终在政治斗争与“作为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建立起来”的阶级间的斗争中形成一种关联。
  根据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对立,这种对立在构建政治派别时特别重要;相反,一开始就要承认“社会的多元性与非决定性“[30]。已经有许多种对于屈从的反抗,这些反抗只能产生于终结诸如此类的屈从关系的斗争中。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集体行动出现的随机条件直接导致了反抗不平等的斗争和对屈从关系的挑战。或许也可以说,我们的任务是确认那种由屈从关系变成压迫关系的条件,并由此将其构建到某种对立中去”[31]
  在这里,“民主革命”的观念进入了我们讨论的范围。两个世纪前,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形成了“一个以等级制的不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为神学政治的逻辑所支配,在其中,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神圣意旨之上的——之终结为标志的新时代”[32]。其意义与创新之处在于“民主文化的发明”,它将为把某种“屈从关系”变成“压迫关系”以致“对立”创造条件。直到现代民主话语产生以前,这些屈从关系都不能被认为是非法的甚至是压迫性的,而且,只有在这种话语情境中,它们才能被确立为斗争的领域。因此,比如说,民主话语中所包括的对于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可以被用来代替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批判,如同在社会主义话语中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说对于社会主义的要求必须被看作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瞬间”[33]
  这种奇怪的关于近现代史的描述,结合对于“社会现实的随机构建”的强调,较好地勾画出了这种观念的复杂性与空洞性。比如说,直到法国革命前,欧洲社会——“为神学政治的逻辑所统治,社会秩序的根基在于神的意志”——的特征都是非常空洞的。下面让我们关注一下“民主的革命”。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一种“民主革命”(有时也叫做大西洋革命)?这种旧思想的兜售,一般是与相当保守的历史学家R.R.帕尔默以及J.古德科特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已经被证明,它对于历史学家具有的价值是有限的,而且不再容易获致认同,这主要是因为,为了能够涵盖进入其视野内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革命运动,必须对其作广义式地界定,以致这种界定在实际上已无意义。[34]然而,如果我们关注这样的思想体系,即在其中,所有这些不同的个案或者其中单独的每一个,都可以改变其作为单一的革命的特征(而且,假定这些思想是广义上被加以理解的),那么其结论对于拉克劳与墨菲就是不利的。
  他们的论断要求新的民主话语——这些论断的展开,愈益与自由民主相同步——必须构建非法的和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否则的话,就不能对这种关系做这样的理解。然而,自由民主话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的确一直就是相当模糊的。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民主观念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而这可能是任何人都不会想象到的。毫无疑问,平等的概念在当代已经被扩展了——至少是在广度上,如果不是在深度上的话,这一扩展远远超出了希腊关于平等的概念,那种概念否定了对于妇女与奴隶的民主原则。与此同时,民主意义的变化并不全在于不平等的非法化这一方面。事实上,“民主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在于,它标志着把“民主”从其作为人民权力的意义中剥离出来。[35]很明显,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且不仅是因为民主标准的提高——“民主”不再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一个肮脏字眼。
  任何人只需要考虑的,就是美国的“开国之父”对于民主的恐惧,这与他们的后继者们予这些由制宪开拓者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以“民主”之名时所拥有的自豪与骄傲之间是不同的。不能将这些不同仅仅归之于民主文化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一面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开拓者们对于“民主”所涉及含义的理解比起后来者是更为严格的。对他们来说,这一字眼与其在希腊语中的意识是一样的,即由人民直接统治,人民是作为平民的下层社会的人,而不是作为民众(这里运用一个由拉克劳与墨菲所使用的一个区分),或者——从有利于有产者阶级的观点出发——由暴民加以统治。在他们看来,根据这些严格的标准,美国的共和制度不是一种民主(除非说它是一种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代议民主”,已经带有一种明显地区别于人民统治的新含义[36])。根据后来者(“民主革命”的子孙们)相当淡化了的标准,同是这个共和国,它却成了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且实质上代表了民主的完美理想。因为,尽管旧式意义上的民主——诸如人民权力——在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民主革命”之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话语中),同时也有着新的含义,这种含义与人民权力的实质无关,却与某种程序性形式以及市民自由有关。实际上,根据新的标准,人民权力的直接运用也可被视为是“反民主”的。
  必须强调的是,民主据其原意是有着阶级意味的——明确指出把人民当作平民来加以统治。当亚里士多德区分当时存在于希腊的体制之主要类型时,他坚持认为区分不仅应以数量为基础,而且还应以阶级为基础;“‘民主’一词的恰当运用,是指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大多数生而自由的穷人控制政府;而且同样的,‘寡头政治’一词的恰当运用,是指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富人与出身良好的少数人控制政府”。[37]他的先驱者柏拉图,甚至更为直白。对他来说,如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样,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内部冲突之源。他这样解释民主的原则:“当穷人赢了的时候,其结局就是民主。”[38]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结局的自由与民主的泛滥。
  崭新意义上的民主,从那种包含阶级意蕴且由“穷人”来统治的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中分离出来。通过以正式的、与阶级力量的实质不相关联的词句来定义民主,就明显具有了这样的效果,即模糊了传统意义所揭露的那种压迫。自由民主的话语从此不仅不是使得某些屈从非法化,而且,正好相反,是把阶级统治与剥削的关系神秘化和合法化,实质上是通过把它们重新定义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来否定它们的存在。
  由此而来,民主概念之间意义的不同不仅是差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对立。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尽管自由民主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大价值,两种“话语”在他们表达两种对立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还是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自由民主话语——不管它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是多么进步,不管从属阶级是如何利用它,甚至通过它们自己的斗争以促进它的形成——通过否定资本主义权利所依赖的从属关系,通过界定人民力量所能起作用的范围,从而服务于资本的阶级利益。民主的另一种意义——在其原初形式上反映了平民的利益,正如它对希腊有产者阶级利益的反对一样,它以当代的社会主义形式,通过重新定义人民权力的意义,并将其扩展到社会生产中无阶级的组织中去,以表达工人阶级利益对于资本的反对。
  然而,仅仅说这些是不够的,就好像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可以凭空产生,并可以用它来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利益。还必须指出的是,民主思想本身及其意义的不断变化的深刻根源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正如民主的原初含义出自古希腊的阶级冲突一样,新的含义则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其含义也就不可能存在。民主定义的正式说法,及其与人民权力的分离——这使其成为一种可为统治阶级接受的理想——之所以可能,全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正式分离。既然资本的剥夺权力并不依赖于对“超经济”力量的占有,那么,一个结构上分离的“由平民来统治的”——或者毋宁是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统治的——政治圈子可以在不直接影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的前提下而存在。据此,资本主义也使旧式民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从有利于劳动的观点来说的;因为正是这种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条件,形成了把人民权力当作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我组织的观念,形成了包括社会生产的无阶级管理在内的自我管理的想法。
  这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社会主义需要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瞬间”,这既是因为,社会主义观点在实质上是与阶级利益的对立相关的,这使它根本不同于自由民主的观点;又是因为两种话语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像拉克劳与墨菲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仅仅是反映了自由民主话语及其把阶级关系“随机构建”为压迫性的与非法的做法;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们的民主话语都与阶级冲突密切相关。
  拉克劳与墨菲关于民主含义模糊而又确定的构思——所有的“民主斗争”和所有平等的形式都被简化得千篇一律——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通过把革命转变为民主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不间断的连续,从而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概念化。这不是关于当代社会与其变迁条件的分析,它至多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


  然而,这一论断还有它另外的一面。那种关于社会主义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瞬间的主张,被拉克劳与墨菲用来强调这样的一种论点,即社会主义的解放冲动并不源起于——作为在生产关系的层次上构建起来的因素——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那种冲动是由自由民主话语形成的,这种话语使得从属性关系具有压迫性。这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工人也能够进行解放性斗争——而且,实际上能够把他们自己的屈从看作是压迫性的,这只是就他们为自由民主的话语,或者换一种方式说,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引导的范围内而言的。很明显,这已为下述事实所证明,即19世纪真正参加了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斗争的工人,并不是真正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而行动的“无产阶级”,而不过是手工业工人捍卫他们的手工业者身份,以抵御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破坏,而且这种抵御是由从未拥有过的民主政治的思想所推动的。相比较而言,根据这一观点,后来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才真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已经不再去挑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在当时已经是根深蒂固了”[39]),而且把其自身界定为“改良主义者”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斗争。
  因此,拉克劳与墨菲关于宪章主义的解释(根据G.S.琼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不是“一种有着根本社会特征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关于新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表述。[40]实际上,这是一种自发的政治运动,其特征和目的是由英国政治激进主义的观点决定的,“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或许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种由琼斯所援引的——对宪章主义有着重要意识形态影响的——激进传统,不但先于法国大革命,而且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可溯源至17世纪的英国革命。拉克劳——墨菲的这个“版本”不过是他们的“无偏见”的文本与历史事实的例证而已——而且或许是明显地偏向于法国。)
  尽管存在琼斯的上述研究,但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使作为政治运动的宪章主义摆脱它在工人阶级运动——这一运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中曾经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否存在合法性依据。可以认为,对于这种政治运动的社会角色,及其在19世纪资本主义新的现实中的基础的否定,只有通过经济与政治范畴在理论上的剥离才能得以实现。此时,足以使人注意到的是,根据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工人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不会承认他们自己受压迫的处境,除非他们为一种无根的民主精神以及对不确定的某种平等的抽象要求(这种要求来自其他人的政治教义)所鼓动。这样一来,19世纪的工人把他们的物质境遇看作是压迫性的,这是由“民主革命”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派生物所决定的,只不过是来自于“民主革命”的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诱导。为了看清这种主张的空洞性,你只需试着据此去解释一下法国大革命之前阶级斗争的漫长历史就可以了。
  拉克劳与墨菲同时还要我们去相信,尽管在不同形式的“民主斗争”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层面上的斗争之间仍然有着严格的界限。这意味着由自由民主话语所驱动的政治运动,比起由直接与资本的利益相对立的物质利益所推动的阶级斗争更能使我们接近于社会主义。
  在这一点上,有人开始怀疑拉克劳与墨菲并满足于这样的一个主张,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并不具有优先的地位。首先,他们似乎只是认为,拒绝“社会主义”与“阶级还原主义”——坚持政治独立性——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比起其他任何社会力量来,既不多也不少,这也意味着尽管它并非必然是革命的,但也并非就必然是反对革命或“改良主义”的,而且没有别的社会群体可以优先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在任何其他社会群体中也是一样。尽管如此,这个明显是阶级中立性的论断无疑是在不断地暗示我们这样一点,即工人阶级实质上有着先天性的不足,这种不足使得它比起其他任何群体来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载体。总而言之,根据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把其斗争限定于生产中的关系,这是当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产物——的一个特征。这听上去很像高兹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当代无产阶级(这一阶级本身是资本的产物)的内在本质,就是被资本主义关系的“唯生产力论”所同化,而不能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挑战。无论怎么说,拉克劳与墨菲绕来绕去要得出的结论就是,工人阶级的状况远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反而在实际上与社会主义相抵触。
  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计划基于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缺陷这一假定,这一点相当重要。他们从对于“阶级还原主义的最后再质疑”中所引申出来的含义实际上是广泛而又深远的。这一最后质疑明显是剥夺了工人的政治动机。实际上,任何社会角色认同都不是由其他人,而明显是由知识分子来构建的。[41]结果就是,即使工人在取得成功的革命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也不会被他们当作能够进行革命的依据。除了那些没有得到“外在的”政治组织帮助之外的任何自发工人起义,都被用来证明这一点。
  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墨菲提出的一个论断来证明,在她看来,她的这篇文章源于她为后来与拉克劳的合著而做的一些研究。在对工人在社会主义中没有“根本的利益”这一原则的探讨中,她坚持认为,“这实质是一种语言的幻想,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阶级斗争’只能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的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社会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一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42]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本质特征是由领导者的本质来界定的。归根到底,问题只是在于,如果革命的领导者本身并不属于那个以其名字为革命命名的阶级,那么,不管他们领导的是谁——即为革命提供动力指明方向的社会力量,这场“阶级斗争”都是由非阶级的因素来进行的。如果不是革命的大多数——而是领导者——的利益动机、目的与力量赋予革命以阶级斗争的角色的话,那么,根据所有那些关于社会革命的最为保守的阐释者所特有的风格,我们是不是必然也就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中的“群氓”不过是由其导师(或者,依赖于某个人的理想化的、利他主义的观点)操纵的失去理智的、无政府的力量——一群没有理性目标的乌合之众?反过来,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如果革命的历史证明了什么的话,很明显那就是,没有阶级因素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也不会有革命,没有一种革命曾经是由其领导者的行动与意愿所决定,除非他们已经表达了某个被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潜在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利益与目标,并且运用了这一阶级的积极性力量。
  比如说,在俄罗斯革命中,难道我们应当说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进行了阶级斗争,或者,是工人和农民构成了革命的力量,他们的利益、社会权力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决定了革命的本质和过程?难道我们应当接受同类似于莱昂纳多·沙佩罗(他把民众当作布尔什维克为实现其目的而操纵的无政府主义的群氓)等保守的历史学家提出的关于俄罗斯革命的解释?还是应当接受《周日时报》批评沙佩罗时所做的这样一种分析:

  很明显,工人作为“没有思想只是破坏的……无政府主义的群氓”,战士在政治上的天真,农民“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缺乏了解”,上述谜团现在已经解开了。
  美国、法国和英国学者……已经开始考察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去分析群众——工人、农民、士兵以及水手——的愿望与行动。通过分析,他们已经发现,群众的目标是清楚的、理性的而且更多是他们自己的。
  不需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去唤起工人对于面包与工作的需要,士兵对于和平的向往,或者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同时,群众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方法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野蛮的。对于温和政治家的渴求,带来的是一个允许拥有土地,遏制经济崩溃并制止战争的新政府的直接行动与不断增加的压力。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获得权力,全在于他们成功地表达了从下层涌出的欲求。[43]

  当《周日时报》试图教给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关阶级斗争以及革命性力量的本质时,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这种关于俄罗斯革命的解读或许并不要求我们去把工人阶级,或者任何别的阶级,看作必然是革命的;但是当他坚持认为,革命证明阶级斗争不需要是“社会阶级这一决定性的政治因素的工作”时,这又可能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解释很危险地接近于那种经典的反动原则,即“群氓”本身是没有理智的,本身也不可能是任何建设性的政治冲动之源。
  然而,在最后,不单单是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被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是没有潜能的。工人阶级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优先性因素,而且也没有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利益。这意味着,那种其自身具有的集体角色认同、利益与能力能够代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物质力量的其他社会因素也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都不存在社会基础。话语就是一切。而且,拉克劳与墨菲实际上也强调,正在发生的各种社会斗争在与反民主相“结合”方面可能如同其与民主话语的“结合”一样容易。在最后的分析中,一切都依赖于知识分子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随机的支配性操作”[44]的成功。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开始是语词(也以语词结束),然后语词与上帝在一起,然后语词就是上帝,最后的主体化身于……拉克劳与墨菲?



注释

[1] E.拉克劳:《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伦敦1979年版,第81—142页。

[2] 德国的沿莱茵河的区域,它包括著名的葡萄园及波恩和科隆以北的高度工业化地区。——译者注

[3] 同上书,第130页。

[4] 同上书,第191页。

[5] 同上书,第141—142页。

[6] 同上书,第114页。

[7] 同上书,第113页。

[8] 同上书,第114页。

[9] 同上书,第114页。

[10] 同上书,第109页。

[11] 同上书,第110页。

[12] 同上书,第111页。

[13] 同上书,第107页,注36。

[14]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76页。

[15] 同上书,第76—77页。

[16] 同上书,第77—78页。值得注意的是,拉克劳与墨菲此处是引自于G.A.科恩(英国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作是1978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他的主要论点是生产力的“首要性”,即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历史变革的动力,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是辩论的焦点之一。——译者注),而不是马克思。他们关于马克思的解释一直是通过这种引用来进行的。

[17] 我已经探讨过这些问题,详见《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过程》一文,载《新左派评论》第147期,1984年9月—10月号,第95—107页。

[18]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78—79页。

[19] 同上书,第80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哈莫斯沃思1976年,第450页,莫斯科1971年版,第314页。

[21]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80页。

[22] 同上书,第83—84页。

[23] 同上书,第84页。

[24] 同上书,我借用了与皮特•麦克森合作的文章《超越阶级?对C.墨菲的一个答复》,载(《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7期,1985年夏)中的这个短语。

[25]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84—85页。

[26] 同上书,第134页。

[27] 同上书,第138页。

[28] 同上书,第151页。

[29] 同上书,第151页。

[30] 同上书,第152页。

[31] 同上书,第153页。

[32] 同上书,第155页。

[33] 同上书,第156页。

[34] 比如说,可以参见A.库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个方面》,伦敦1971年版,第11—12页。

[35] 参见雷蒙•威廉姆斯:《关键词》,格拉斯哥,第82—87页。

[36] 同上书,第84页。

[3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0b。

[38] 柏拉图:《理想国》,557a。

[39]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157页。

[40] 同上书,第156页。

[41] 比如,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85页。

[42] C.墨菲:《工人阶级霸权与社会主义斗争》,载《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2期,1983年秋季号,第23页。

[43] 爱德华•埃克顿,《周日时报》1984年4月8日。

[44] E.拉克劳与C.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往激进民主政治之路》,伦敦1985年,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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