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八章 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NTS)没有为我们留下——或者有的话至多也不过是相当不充分的——关于将会推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力量的记述。如果我们能不再依赖于阶级利益、需要以产生行动的必然冲动与能力的话,那么推动社会主义计划的动力与力量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是不是任何社会团体当下的趣好,或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拥有这样的趣好?而且,如果我们必须完全放弃阶级“趣好”的概念——正如一些NTS者所建议的那样,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空缺?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除了“公平、正直的人们的”含含糊糊的慈善冲动,或许更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有爱心的、能思考的中产阶级合乎理性的人类关注。
  或许,我曾经称之为“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可以用来填补NTS策略的局限与不足。尽管某些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许会从大胆的不妥协的语言中退却,这种语言已经被加尔文用来表达了这一信条的原则,但拉克劳与墨菲,或者是汉迪思和赫斯倒有可能会乐意去接受这一点。尽管他的理论框架与其他人的不同,尽管他的根本不在于阿尔都塞主义,但在前提方面,二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同样,在这里,社会主义政治不能基于物质利益,而必须是基于劝说,必须是通过在公平正直思想指导下的人们——这些人乐于接受由社会主义提供的高层次的、理性的生活目标——的独立的价值信条与思想。无论如何,直到我们得到对于由NTS计划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不同回答之前,加尔文的回答将仍然是处理这些问题——并通过对将要形成的力量与动力的确认从而为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的最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一种尝试。
  加尔文相当直率地表明了他的“核心命题”:“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建成,将要花去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几个世纪),而且,这样的世界得以形成的本质前提是,高度的物质繁荣以及有着相当技术、知识和思维复杂性的市民社会”[1]。他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而且只是资本主义——能够提供一般繁荣的条件,“这种繁荣从长远看来将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者因此乐于保持资本主义繁荣,增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幸福日子的来临。实际上,“在当前形势下,左派的中心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为恢复繁荣发展创造条件……”[2]左派已是在浪费时间,并且通过附着于过时的、不再流行的价值信条与思想,使它们自己与主流政治相脱离。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在播下错误的种子。加尔文建议,要确定社会主义真实的构成因素,确定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方向,确定其最有可能打动其受众的目标。
  加尔文并没有——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放弃那种关于工人阶级将会是社会改造的主力军的观念。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发现,他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实在是太宽泛了,包含了所有那些“通过为工资和薪水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体力或脑力)来谋生的人[3],但是,并不仅仅就是这种定义的宽泛性,使得他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角色的观念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政治意义。事实上,从关于工人阶级的广义式定义中,我们也能得到不同于加尔文的政治结论。[4]使得加尔文的观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运用广义式定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把那些人,比如说,“白领”工人——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工人阶级或者体力工业工人的定义的话,这些人可能会被排斥在外或者作为阶级的“同盟”而沦为从属地位——包括到社会主义计划包括中来;相反,他有效地用他的定义使后者不再能充当具有核心地位的角色(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倒退的”)[5],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脑力”工人那里,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复杂性越高,对社会主义理想也就越敏感。换句话说,关于工人阶级的广义式定义,完全转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关注点,但似乎并没有抛弃工人阶级的核心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寄予希望的群体,似乎同琼斯赋予极大重要性的“专业化阶级”是很相似的——尽管这一群体现在已被吸纳入工人阶级。
  必然的推论是:把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看作是社会主义斗争的动力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越是附着物质利益,就越不适合去接受关于社会主义的预言。接受一种激进的立场要求有想像与自信,这一点是与人们所受压迫的程度成比例的[6];而且,“想像力的受限与自信的削弱,经常是与赤裸裸的物质剥夺紧密相关的。因为这种剥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肉体生存的保证,而且,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对于社会进行广泛思考,在时间与精力上都是不允许的”[7]。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加尔文在这里加上引号是表明他在这里指的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尽管不再必然与“赤裸裸的物质剥夺”相关联,但是却产生出一种纯粹“防卫性的”、“经济性的”和反革命的意识。相反,“最富想像力的和自信的群体和个人,以及最有可能接受激进立场的人,就是那些在客观上最少受压迫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将其做这样的概括,即对于压迫的意识和变革社会以致消灭剥削的欲望与受剥削的程度成反比”。[8]
  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选民,包括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拥有必要程度的知识与精神自由、想像力、自信,拥有接受理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自觉性,以及从赤裸裸的物质关联中解放出来的特点。在工人阶级内部,这就是意味着“脑力劳动者”——尽管加尔文没能弄明白为什么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优先于可能拥有此种特点的其他社会群体,而被赋予主要的社会主义选民的权力。还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者应当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其结果将是为工人阶级增加新的成分,比如,技艺熟练的和“知识复杂性程度高”的脑力工人,与此同时,加速“政治倒退”性因素的降低。不仅如此,诉诸这些潜在进步阶级的物质利益是没有用的,既然他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如此赤裸裸的思考——也就是说,不应该因为他们属于被剥削阶级而去要求他们。加尔文认为:“如果打算依靠其真正的选民,左派也必须利用这样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左派在这些人中间有最大的吸引力——即分析与作出连贯性论断的能力。因为,如果被认为是左派真实的(而不是神秘的)基础的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当然就是他们都与不同类型的‘脑力劳动’有关;这些特征将会使这些工人认同于左派所能提供的那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政治”。[9]
  碰巧的是,同样的原则运用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否在贫穷的、欠发达国家——明显是不同于繁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建立的问题当中。当然,一般认为,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民主社会主义是难以植入经济发展与原始积累还未发生的环境中的。很明显,牺牲生产阶级的代价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高速发展, 这种情况下,高速发展是在国家的愿望下发生的,国家与人民,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一定就是成问题的。但加尔文的判断却截然不同: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穷人与劳动阶级本身在知识与道德上的缺陷,以及对于“自我意识”以及只有物质繁荣才能呼唤出来的政治行动的缺乏。[10]确切地说,他们的群众基础的物质动机,对于剥削的过分关注,正是现代革命的毁灭:“因为,尽管贫困阶级的群众运动通常是由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家所领导的,但我认为,正是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动机使他们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致命性错误。”[11]因为绝望而支持革命的“贫苦人民”和大众,很容易被“买通”。革命在那些主要不是为获得物质改善而投身运动中的更为富裕的群体中产生可能会更安全。[12]
  “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加尔文总结说,“就不要支持工人阶级在利益上去反对资产阶级。也就是要相信关于普遍利益的特定看法——即通过消灭阶级自身而超越阶级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纯粹经济生存问题以及增加工人阶级消费的要求越不迫切,这个阶级就越能把自身投入到关于‘真正的’普遍利益的讨论中去(在政治与伦理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13]
  为了用一种对于“真正的”普遍利益的关注去代替阶级利益的狭隘冲动,加尔文认为有必要去复活“共和主义美德”与“公民理想”的传统。他说:“我曾经打算把社会主义理想与更为古老的关于公民或者是共和国人的‘美德’的概念,关于公民的责任、权力连同被动的‘权利’的概念重新结合起来”。[14]“在这种关于真正的人的生活——既是作为公众生活也是作为私人生活——的概念中,公民责任的实现是首要保证。这种公民的理想,诞生于雅典的伯里克利[15]时代,为马基雅维利所钟爱,并为卢梭再次强调,对于马克思(他毕竟以经典学者的身份而存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零散描述中,它也是极为重要的。”[16]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角色认同是作为公民的一员,而不是作为阶级的一员。
  在我们对这一切展开深入讨论之前,加尔文论断中的最后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是因为,这一点对于那些NTS及其关于政治独立于经济与阶级的主张相关联的一些大的理论问题来说,还是有着重要意味的。加尔文并没有不加限制地接受这一原则——倒毋宁说,他是想更为明确地对其加以界定。他当然接受了非相关性原则,但他也反对过分热衷于抛弃马克思的“经济主义”与“还原主义”,从而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加以辩护。他完成了这种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的挽救,尽管是通过强调其解释价值的有限性来实现的:“我试图去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能够产生一些重要的但却相当狭隘的见解——这种见解甚至可以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然而这一点并不带有必然的(比如说,逻辑上是必然的)政治的或者意识的结论。”[17]简言之,加尔文所做的,就是去把“经济的”现象定位于或者包括在它们自身相应的范畴之内,并使得政治力量和冲突与它们隔离开来。因此,加尔文对于马克思的“辩护”,主要就是把我们带回到那种非相关性原则。
  与此同时,加尔文之所以不再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因素,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物质条件对意识的产生具有重要决定性。人们越是“被压迫”,越是不能够在公民美德和社会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极端的经济决定主义,这种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间的严格联系,对于特定的物质条件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取决于物质阶级的关注程度,是根据物质条件本身而变化的。换句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程度是变化的,因此,比如说“在贫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基础’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18]在富裕国家,相对而言,政治能够获得更大的独立——这是与更多的人的思想从直接的物质关注中解放出来成正比的。同样,相对而言,传统的工人阶级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工人的意识是由物质来决定的,而脑力工人却更能自由地去追求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目标以及共和主义的和公民的美德。
  换句话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似乎再次表明,一切都是可能的——除了 “传统的”工人阶级可能在社会改造中充当主力军的角色之外。正是“受压迫”阶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而其他人都很容易通过理性对话、伦理争论以及对普遍利益的关注而被说服。
  根据他关于“公民的”或者“共和主义者”美德的构思,以及这些美德所包括的理性、制约与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加尔文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取代阶级利益的集体动力。事实上,可以认为,只在这一关于社会主义动力的描述,是与NTS关于政治和阶级的分离、构成因素的不确定以及它的普遍目标的抽象性特点相一致的。而且“公民”或许最适合去描述那种不必然与物质条件或阶级相联系并为之所驱动的构成因素的身份认同;公民的角色认同、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得以构建;公民会为一些抽象的民主冲动所驱动;而且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兴趣,取决于自身的美德、自我约束、自律以及对于“普遍利益”的理性承诺。如果加尔文的“公民理想”并不准确地代表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话——如同NTS的正统成员所理解的那样,那么,他们将不得不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描述。


  加尔文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与古老的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密切相关的。当然,他的观点与J.S.穆勒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穆勒在与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调情”,这种社会主义基于对于劳动阶级的长期教育,基于他们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的知识复杂性程度的提高。而且,穆勒同时也提出,必须允许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直到更好的思想能够成功地把其他东西教化的更好……尽管这些思想是粗糙的,但他们需要粗糙的刺激性因素,并让他们拥有这些”。[19]
  但是,在加尔文的论断(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包括穆勒的论断)与历史悠久但相当保守的和反民主的思想之间,甚至存在着更为明确的关联。自从柏拉图首次发起对于雅典民主的严厉攻击以来,保守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真正的公民生活只有对那些其生活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摆脱物质必然性的人才是可能的。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唯心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唯物主义,他坚持认为,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人们的心灵摆脱物质世界、必需品与外在表象的束缚,从而反映更高层次的东西的能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富人的唯心主义与穷人的唯物主义。美德就是知识,而且都以物质的自由为前提。好的生活,道德的、理性的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的甚至是公民的生活——取决于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只是来自这样的一种摆脱必要劳动和赤裸裸的日常物质关注的状况。柏拉图攻击民主的依据在于,民主赋予“平民”阶级、底层的技师与商贩、农民与工匠——他们构成了雅典公民主体的大多数,他们的苦力生活“歪曲和伤害”了他们的心灵,并使他们不能形成道德与政治的判断——以政治权利。惟一的“城邦”是这样的,在其中,由卑贱的欲望所驱动的底层阶级,服从于那些心灵和欲望为理性所支配的人的支配。
  后来的历史学家常常重复这些感伤,在庸俗的唯物主义问题上谴责雅典的堕落,这种唯物主义以牺牲公民美德为代价而侵入了雅典社会,相伴而来的则是,相对于天然占优势的人而言,平民大众获得了地位的上升。在这一历史作品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主题是“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区分:一个是为市民的荣誉和光荣所驱动,另一个是为赤裸裸的物质关注所驱动。较为典型的是,“政治人”的支配性与雅典社会和文化为传统贵族制所支配的时期相一致。(这意味着,依靠别人的劳动为生且摆脱了物质关注的非劳动阶级不会有赤裸裸的物质或阶级利益。)随着伯里克利的死以及激进民主的到来,“经济人”取得了胜利,把那些其劳动与交换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狭隘的、自私的、物质主义的观点的下等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并为他们提供了“代表其利益的”[20]革命导师。
  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贯穿着同样的主题,在其中,大多数的“经典”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穷人、工人阶级、“大众”、特别是“除了呼吸之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引自O.克罗姆威尔在普特尼的辩说)无产阶级,实在是过于非理性和不负责了,而且(或者是)太具奴性和太容易被收买了,以致不能把政治权利委付于他们——比较而言,有产者(至少是40先令的不动产拥有者),在共同体中拥有“固定的”或者“永久的利益”,倒可以寄期望于他们去严肃地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来。
  不必说,同样的推理已经影响了对于近代革命的解释。大众——为赤裸裸的物质占有、贫穷、饥饿和剥削状况所驱动,没有自己建设性的、理性的目标——很容易为无道德原则的、权力欲较强的导师们或者是关于物质收获的甜言蜜语所俘虏。汉娜·阿伦特关于革命的分析与加尔文极为类似。她认为,美国革命是惟一真正的革命,这一革命为形成一个新的开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一种自由秩序的纯粹“政治”冲动所驱使。法国革命,如同其后的革命一样,致命的缺陷在于把“社会问题”强行置于政治的独立王国之中,侵入了公众领域,即“政治的空间”,还在于那些为原始的物质利益所驱动的饥饿暴民,他们总是不能为纯粹的自由欲望所驱动。最后,即使美国革命也是堕落的,“在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影响下”,社会“越来越滑落到在穷人自己的支配下”,如此一来,革命的指导思想仍然源出于贫穷的物质状况,这就明显地不同于曾经赋予自由以基础的那些原则。[21]实际上,国家不仅总是自由与公民美德的王国,“而且是”(用阿尔特的话说)

  那些其条件使得他们很难理解自由或美德的人的梦幻之地。……穷人潜在的愿望不是“各取其需“,而是“各足其欲”。而且,自由真的只能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人那里实现,与此同时,自由也会避开那些耽于欲望的人。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压迫与剥削是解放斗争最为确定的源泉这一原则。
  从表面上看,加尔文一反保守型思想家长期以来的传统,他似乎真的是把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作社会改造的动力;而且他似乎确实把某种程度的压迫与剥削——尽管是温和型的——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构成成分。尽管如此,根据他的标准,政治斗争——由人道主义目标、伦理关注和理性原则所激发起来的能力——的变化与摆脱压迫、物质必需和劳役生活而来的自由是成正比的。这样一来,似乎就柏拉图而言,“美德就是知识”就是——或者至少是预告假定——要摆脱物质必需性的制约。在工人阶级内部,这意味着“脑力劳动者”比起体力劳动者——或者更糟糕一点的穷人——在政治上更为适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资本家本人——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比起拿工资的职员,或者甚至是享受薪金制的大学教师来,不更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天然选民呢?或者,根据甚至贸易与商业都是庸俗的、奴化的行为,为什么不采取真正的贵族制原则——在这一情形中,受过剑桥教育的依靠租税而生活的乡绅们,可能成为左派最有希望的“新生力军”?对于有着相当传统印痕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一旦让他们了解、认识到加尔文——如同穆勒一样——相信或是希望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群众会渴求一种属于美德的知识,他们将是很不舒服的。
  映衬于这样一种保守的、非民主的传统历史背景,加尔文论断中的弱点——更不要说其中的政治意蕴——变得清晰可见。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关于群众运动、革命及“暴民”道德或政治能力的反动论断,就需要对大量事实加以歪曲。有些人曾经认为,无论如何,对于“集体行为”的这种分析模式,已经被类似乔治·路德、爱德华·汤姆逊的历史学家所完成。我们曾经有机会指出,那些解释(比如对俄国革命的解释)是多么地空洞——加尔文显然是接受了这些解释的,这种解释认为,在革命中,群众不过是盲动的“暴民”,这些“暴民”只为否定性冲动所驱使,而且不得不听命于已失去了社会地位的领导们所确定的任何理性的、积极变革性的目标。很清楚,尽管革命不可能真的产生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反过来,去谴责这样一种失败——即民众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真正的革命理想为代价——同样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赋之以相当重要性的市民理想在雅典诞生的前提条件,与他自己的假定正相对立。首先,市民理想本身远不是来自一种“纯粹的”、无根的、与“原始的”物质利益相脱离的伦理原则,而是诞生于雅典早期的阶级关系。其次,那些其目标最为直接地由市民理想所表达出来的雅典民众,不是公正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加尔文与柏拉图梦想中的哲学王子,也不是拥有时间、空闲、摆脱物质关注的富裕阶级,而毋宁是普通的农民与技工,对这些人来说,以下做法是大有益处的,即把贵族特权淡化到共同的、平等的市民这一角色认同中去,并把贵族的财产与权力与共同体的司法结合起来。正是这样一些其物质利益最为直接地反映在市民原则中的阶级,他们所设定的关于城邦这一市民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认证,是不同于血缘关系、部落与友好团体的排他主义的——而这正是贵族财产与权力的基础,而且,要把市民身份认同对立于以血缘关系与家庭联系的区分。谁能说,市民理想的道德价值会因为其“卑下”、“庸俗”的出身或其物质利益的根源而贬低?谁能说,赋予其生命的“卑贱”热情根本就不适合产生一种伦理理想?
  这一点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许多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伴随着其对“阶级还原主义”、“经济主义”的攻击,倾向于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把“原始的”物质利益贬低为积极的政治冲动的可能性之源——这似乎是根据那种把“利益”与德性看作是截然对立的哲学传统。毫无疑问,有许多哲学问题在此有待讨论,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哲学的对立经常是与这样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为“利益”(主要是指物质利益)所驱动的人们,从定义上来看在道德上是沦丧的,而且,为物质关注所驱动的“下等人”、穷人和劳动阶级在道德上是最为沦丧的。
  从来没有一种关于“共和“式的品德和市民理想的重要表述,是以加尔文在其分析中所提出的方式脱离于物质利益的,从来不存在阶级中立的市民人道主义,共和的动力总是根植于特定社会团体真实的物质条件中,根植于和他们相对立的利益中。比如说,加尔文令人信服地引述说,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代表了对代表中间商与技工利益的费罗伦萨贵族——这在马基雅维利那儿被认为是处在黄金时期的共和国的脊梁,但这些人自此以后实质上也被剥夺了自主权——的一种打击。卢梭,加尔文提到的另一个权威,或许是在马克思之前的重要政治思想家当中最为民主的一个,他代表小生产者反对来自特权阶级和专制主义政府的压迫。
  有时把卢梭关于社会状况与市民品德之间关系的构思与加尔文进行对比也是非常有趣的。卢梭经常被指责为带有“极权主义”倾向,原因在于他断然要求任何特定的利益都要服从于一些抽象的“一般愿望”,这就要求强行引入一种压迫性的自我否定的品德。然而,卢梭比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位重要思想家都更能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就不可能有“一般愿望”和“共同美德”,而且,在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剥削,以致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对立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利益共同体。换句话说,他的论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没有现实物质生活中的基础,也就没有市民品德;而且,对于这种市民理想的追求,首先,就是要去消灭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一些人所受损失成为另一些人的收获,而且使他们成为利益上的敌人。这样一来,就与加尔文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卢梭来说,似乎市民品德并不是好社会的先决条件;相反,好社会本身能使真正的市民品德成为可能。而且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卢梭,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又一次与加尔文形成鲜明对比——朝向共同美好理想的冲动不是被拔高的、无根的道德感受,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渴望解除剥削和压迫的现实激情。
  在加尔文的结论中有一个相当妙的讽刺。在《社会主义再思考》的一个附注中,他建议要挽救左派朝向精英主义的倾向。他认为,这种精英主义来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与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相脱离……”[22]他继续说,解决的出路“不在于理论上的批评,而在于发现一个更为可行的、广为认同的左派政治”,这将把左派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起来。当然,在加尔文对左派的“精英主义”倾向以及他们与群众性运动的脱离的批评中确实是存在着合理性的。但是,尽管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构成成分,“被压迫者”在知识与美德上的缺陷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品质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可是他对于非精英主义政治的渴求当中所包含的讽刺性还是相当强烈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不与人民群众结合而遭到抨击,他们被告知,与普通群众相结合将会意味着他们在知识上与道德上都不适合去接受社会主义预言,直到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把“知识复杂性”提高到今天少数人已经达到的标准之前,他们将一直如此。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NTS都会同意加尔文这种相当偏激的观点;但可以这样认为,即在整个NTS计划的核心存在着一个类似的矛盾。如果社会主义在物质条件中找不到“根”,而在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构建,那么重担就会落在自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工匠”身上。这不再是个简单承认——而且谁会否认这一点呢?——物质条件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足以产生革命运动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用极大的努力去把现存的社会力量和利益组织起来。我们现在被切实地告知,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利益和力量。它们必须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来生成。这样一来,甚至就不再是一个“先锋主义”的问题,因为没有独立存在的被领导者声称能够去领导或者为其利益去行动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斗争中,他们无法确知哪些社会力量必须被利用和引导,除非由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来告知他们。甚至也不可能称之为“替换论”。不存在的东西不能被替换或被代表,它必须是被产生的、被发明的和被设计出的。这就是我们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赋予他们自己的繁重任务。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精英论的尽头。



注释

[1] 加尔文:《社会主义再思考》,伦敦1983年版,第1页。

[2] 同上书,第29页。

[3] 同上书,第13页。

[4] 比如,参见P.麦克森斯:《边缘及其以外的问题,对近期关于“新中间阶级”争论的一个批评》,载《新左派评论》。

[5] 同上书,第19页。

[6] 同上书,第24—25页。

[7] 同上书,第25页。

[8] 由上书,第25页。

[9] 同上书,第21页。

[10] 同上书,第54—55页。

[11] 同上书,第36页。

[12] 同上书,第34页。

[13] 同上书,第62—63页。

[14] 同上书,第131页。

[15] 古雅典首领,因其推进了雅典民主制并下令建造巴台农神庙而著名。——译者注

[16] 同上书,第33页,

[17] 同上书,第164页。

[18] 同上书,第55页。

[19] 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哈莫斯沃思1970年版,第114页。

[20] 甚至连比较受人尊敬的著名历史学家维克托·埃林柏格(Victor Ehrenberg)也运用了这种语言,比如可参见《阿里斯托芬时代的人们:关于古老阁楼喜剧的社会学》,纽约1962年版,第360—373页。

[21]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纽约1965年版,第136页。

[22] 加尔文,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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