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九章 社会主义和民主



  我们已经注意到,NTS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目标与阶级的物质目的的分离,并重新强调非物质的、抽象的、人性化的目的,比如民主管理、和平、医疗保障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等等。这些目标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就是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方案,事实上NTS或多或少能够等同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精心孕育而出的民主化策略。追溯民主化方案至其起源,至其最基本的设想,或许能够使我们了解NTS计划的概况。当然,对于这一计划可能具有反民主和精英主义意味的任何怀疑将会经历严格的检验。
  在以“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为题的文集中——此文集由1978年英国共产党的社会学团体所组织的会议所提交,编辑阿兰·亨特勾画出了这些可能被所有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接受的关于民主的构思,强调民主实践的“相对独立性”或“不确定性”,并引出了非相关性原则:

  民主行动和组织的方式,并不带有必然的阶级标记。议会选举没有特殊的资产阶级性。这种议会选举也不能对照一种可召回代表的体制,从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定形式的民主实践的阶级结局不过是平衡特定时期各种力量的结果。这样一来,只有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的意义上,议会民主才是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必须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的来临所引发出的历史阶段的完成;这一演进的根本条件是去除由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与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障碍……这样一来,民主的实现不是打碎资本主义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完成,是从资本主义关系的非民主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政治竞争、代议制政府、政治权利并不具有非历史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它们的转变却提供了使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的因素……
  那种强调把民主扩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作是社会主义演进的前提条件的政治观点,必然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首先,它需要一种变化了的联合战线策略,在这一联合中,问题不再是其他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或农民,将如何被界定为从属于工人阶级的伙伴。如果阶级不再被看作是同质性实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政治力量与阶级之间就不会是一种直接的或者必然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民主的局限性来源就在于其基本特征。这一文集中对此论断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这一局限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1]

  在关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将民主控制扩展到社会组织的特定基础之上的问题上,应该是没有争论的。然而,这一原则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把NTS与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思区分开来。NTS的显著特征在于民主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在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非决定性”的强调以及对于任何特定阶级特征的缺乏,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且这一从此至彼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
  所有这些进一步意味着,如果资本与劳动在物质层面上的阶级对立仍然是重要的,但这并不必然表明在政治层面上也存在相应的对立。实际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再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看作是一个非间断的过程,因为对立的阶级利益的出现会将此进程打断。在政治层面上的核心要素不是阶级,而是政治性构成的实体,其中一方通常被称作“权力集团”或者甚至是“官僚阶层”,另一方则是“人民”。这些要素——特别是后者——在原则上都能够以意识形态的或是政治的方式进行无限的延伸。社会主义策略的任务是依赖于当前环境及其对于民主话语的不同敏感性,在现存的社会群体这一面,从可能的力量中构筑“人民”,而多少可以不考虑他们的阶级属性。然后领导“人民”去反对“权力集团”或者“官僚阶层”,以便把民主拓展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局限之外。
  在有些人那里,尽管“人民”被认为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而且其本身并不是为阶级所决定,但它仍然被当作是最敏感于反权力集团的情绪的那些阶级的一种联合。在另外一些人那里,“人民”与阶级的分离则是更彻底的。因此,比如说,汉迪斯认为:“问题不是去确立民主的阶级特征,去认同政治力量的阶级角色,去构建阶级与其他利益或者任何什么东西之间的联合,而是在特定社会的可操作性的力量、斗争与意识形态中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提供有效支撑。”[2]很明显,它所包含的意思是,相关的力量并不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由阶级关系来加以构建。政治上相关的力量(比如“人民”)与阶级力量之间的任何关联,似乎纯粹是随机的或者是“巧合”的。
  随着政治斗争以不同程度从阶级冲突中分离出来,任何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动力这一观点的怀旧式遵循,都似乎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原则(正如我们看到的,墨菲就是这样认为),即“阶级斗争”不需要阶级主体。在这里,无论如何,过渡与变迁的驱动力与阶级利益相脱离,并被重新定位于一种无根的民主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可能“碰巧”与某种阶级利益相吻合,但却是独立于阶级利益之外的。
  这种做法最可称道之外在于,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不过是对于问题的重新强调而已。毫无疑问,主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重新控制民主斗争这一领域,在这一点上,通常是退回到了“自由的”或“资产阶级的”政治。然而,NTS对于民主的抽象与孤立,并没有推进问题的解决。民主的扩展,在这里被当作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它却根本不是一种手段或策略,而毋宁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目的。如果民主斗争意味着不仅要加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的应用,而且,正如鲍勃·雅色普主张的,还要把潜在的“根本的社会关系”包括进去,特别是,如果“民主的实现要求重组生产关系以消除政治自由中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3],这样一来,我们就真的会退回到了我们的起点。
  由亨特、汉迪思、雅色普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的重建,不过是把现实存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概念化了。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骗人把戏,一种对于词语的把玩,它使得扩展资本主义民主的策略似乎是一种可以毫无疑问地实现社会主义过渡,并把“人民民主”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方法。首先,它依赖于把“民主”的不同意义与方面加以膨胀,以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变成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一种扩展、拓展的问题。他们忽视了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民主的不同形式和那些对其构成根本性挑战的形式之间的分裂。人们不再看得到“民主化”连续性中进程的断裂,这种断裂明显是与阶级利益的对立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受其诱导,人们忘却了这样一点,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可以被认为是不同形式的民主之间的斗争,两种形式的分界线恰在产生阶级利益分野之处。
  在同一文集中,柯林·莫瑟概括了民主的“不同定义”,以证明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民主设定到一种必然的阶级所有物上”。他认为,这“与自由国家自己关于民主的观念”,即资本主义声明自己是惟一的民主拥有者的观点是相一致的。[4]莫瑟试图通过刻画民主的不同涵义——这些涵义许多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而且很明显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从而对这一声明提出挑战。他的结论是,民主的概念意味着:“民主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否定了把民主的词语和现实瓦解成为任何一种可能性意思——其代议形式,其人民形式或其阶级形式——的可能性。实际上,它必须包括所有这一切。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民主,那种可被当作‘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面或者通过一场革命决战以取而代之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存在的。关于民主的这些意义的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关于过渡这一概念的演进是很重要的,这一概念拒绝了‘正式的’和‘直接的’的民主,及与其相关联的策略模式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对立。”[5]
  这一论断的缺陷是明显的。民主概念意义的多样性强调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其他形式的民主之间的不同:而且很明显的是,这些意义的膨胀已经支撑起了资本主义所声称的对于民主的独一无二的所有权,诱使我们把民主认同于其资产阶级议会制形式。当然,以多种形式——包括那种为了避免权力独裁,而不单单是作为资本主义统治之幌子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延展——实现民主必定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目标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了根本性的冲突。很明显,正是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意义所包含的多样性,使得这样一种认识成为可能,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过是由资本主义所滋生出来的民主形式的拓展与完成。资本主义民主的拓展或许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民主,与那种比如关于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发组织的主民之间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的某些制度或许与后者在原则上并不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利益都可以与同一种民主相适应,某些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协调的,甚或是受其服务的阶级利益与生产关系层面上的民主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非相关性以及民主的“非决定性”的主张或许会模糊了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在不考虑生产关系因素的情况下,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协调的,但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定义上却是包含了生产关系变迁的。
  事实上,非相关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遮蔽了在政治与经济或者社会层面上的尖锐分歧,这使得自由民主形式的拓展——在不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考虑在内时——成为可能。这一做法把“民主”界定在政治——司法层面上,并且将有其有力地排除在社会关系的实质之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依赖于确保市民身份原则与应用非政治领域的尺度之间区别的存在。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霸权的攻击,必须采取这种对于意识形态划分构成挑战,并扩展民主意义的形式,但问题是,这很难说仅仅就是个语言的问题。在那些资本主义可以允许民主得以运作的范畴与那些不允许的范畴之间的划分,是与对立的阶级利益之间不可逾越的那种划分关联在一起的。在这里,如果不是以前,从一种形式的民主到另一种的连续性中必然存在一种断裂;换句话说,在这里,如果不是以前的话,阶级决定因素将会是决定性的——而且语言的幻术无法把这个问题“移走”。
  那种“非确定性的”、原则上是非阶级性的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的基本前提,正如它是NTS的前提一样。在我们审视这一论断的不足之前,需要强调的是,它的重要性已经被极大地夸大了。尽管我们承认自由民主的政治与法律形式没有特定的阶级性,而且不需要去服务于资本的利益,那么这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难道过渡的特征不是较少地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联合,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特殊性?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即它不代表对于任何阶级利益的挑战,而且所有的阶级在获得自由民主的问题上都有相同的利益,这样一来,难道NTS不是要求我们在实际上不仅去承认自由民主是“非确定性的”,而且去承认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如此的吗?当然,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其独特的合法的对于“非决定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多元性——作为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那些特定阶级的利益——的认同;但是由于这个认同要求以所有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消灭为前提,因此社会主义计划必须首先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并且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利益。因此,如同社会主义民主更为传统的方案一样,整个NTS计划从资产阶级民民形式的一种扩展的观点,是有着严重逻辑错误的。不管是这些形式的非阶级性,还是自由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一般适应性,都没有给我们讲清楚有关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或者是阻碍其前进道路的障碍等等方面的问题。
  NTS计划核心中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的考察得以证明:“……一旦这样的一点被接受,即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不存在障碍,那么列宁主义者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想法就是不能接受的了。在不同类型的制度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冲突,但并不必然是不可调和的冲突。”[6]那么,说没有“障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乐观一点而言,这意味着议会民主的制度形式就其自身而言,并不与社会主义对立,作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它们不必被破坏,而且就其自身而言,对于社会主义者改造社会的斗争也并不是无用的,而且甚至可能的是,在破坏了资本主义以后,它们仍然有用。结合一些限制条件,这些命题就不是不可论证的;至少它们可以作为对列宁主义原则——这些原则认为,自由民主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必须被去除和忽略——的非批判性运用的一个矫正。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非确定性”论断。不同形式的民主之间“障碍”的缺乏,意味着民主“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然后再超出这个范围”,而且,在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对于民主的关注,可以超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划分,换句话说,从自由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可以通过多多少少非对抗性的增长而形成,作为一个系列的民主制度不知不觉地通过扩展,通过填补不足与缺陷转而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通过某些干净利落的概念魔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转化成一个非对抗的制度改良过程。但是,难道说社会与生产关系的转变仅仅因为我们把它叫作是一种民主的扩展,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就没什么疑问和对抗性了吗?比如,当霍奇森就坚持认为,尽管“未来的发展把资本主义内部幸存的有限民主引向消融与结束是可能的”,但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不相容性“不是先在的和不可避免的”[7],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打算要走多远呢?是不是任何民主皆适合于资本主义?否则的话,如果民主的扩展就其定义而言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结束,那么,会不会仅仅因为我们把这叫作民主扩展过程中的又一种增量变化,而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革命性变化而被忽略呢?
  最终,被讨论的和被置疑的并不是议会民主的制度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下一章将会看到的,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形式中的某些部分仍然是有用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包括了政治权力与力量从经济的、社会的权力与力量的分离,以及一个关于政治民主的构思。这种分离就是自由民主的实质;并非仅仅是体系中的一个缺陷。议会民主不仅仅就是一种代议制形式,它是一个对于权力范畴的特定勾画,是一个对于民主原则在其中能够得以运作的范畴的具体界定与剥离。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民权力的意义上,它是对于民主的一种否定。而且,这一界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及其权力的基础。在其他的财产与剥削形式中,财产的剥削力量依赖于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统一,因此,政治权力必须保持其惟一性。在资本主义中,凡是剥削力量不是直接依赖于对于政治力量的惟一占有,而是依赖于绝对私有财产并把生产者排除在外的地方,那么,一定程度上普遍地扩展政治权力就是可能的(尽管不是必然的)——但是,这样一来,财产的权力就依赖于政治与经济范畴的严格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而且它还意味着,重新统一这些分离范畴的任何努力,在其对资本主义权力与财产挑战的地方,将会涉及到所有的对立与斗争,这些对立与斗争渗透到了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决定性的战斗之中。任何社会主义的策略如果忽视或者模糊了这样的一些阶级障碍——在这一些障碍之外,民主的扩展变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就不会被严肃看待。
  这种对于民主的“非决定性”的强调也存在另外一种危险。正如我们在拉克劳与墨菲关于“民主革命”的构思中所看到的那样。毫无疑问的是,至少亨特文集中的某些作者会着力于摆脱拉克劳与墨菲过于极端化的陈述,但是,把民主从社会决定性中分离出去,这其中的逻辑不能不使我们趋向极端化。去除“民主”与特定社会利益的关联,它在NTS那里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想。如果说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它反映了任何现实存在着的“社会存在”,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没有力量去维持集体化社会行动的抽象的善的话,那么,似乎我们就必须假定在人本质深处存在着某种独立的“民主化”之动力。我们不清楚的是,谁将会需要民主,是否某几种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或不同方面?能够使民主得以产生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形成的——或者,究竟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些困难与冲突?另一方面,如果民主的动力不是普遍性的,或者不是当下即是的,与此同时,也不是由特定条件和阶级关系,而是由多多少少“独立”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构成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难道不是又一次退回到了马克思本人曾经指责过的旧式乌托邦式的精英主义上去了吗?难道我们不可以不去指望那些有特权的“话语”的制造者们去无中生有地灌输民主冲动,去赋予“盲众”以集体化的身份认同,制造出“人民”范畴,并且传授给他们——就其自身条件而言无法产生的——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的精神?



注释

[1] 阿兰·亨特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伦敦1986年版,第16—18页。

[2] 巴里·汉迪思:《马克思主义与议会民主》,亨特一书,第42页。

[3] 鲍勃·雅色普:《民主的政治不确定性》,亨特一书,第63页。

[4] 柯林·莫瑟:《革命、改革或是重组?》,关于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亨特一书,第109页。

[5] 同上书,第110页。

[6] G.霍奇森:《民主经济:对计划、市场和权力的新看法》,哈莫斯沃思1984年,第55页。

[7] 同上书,第123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