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与“普遍人类之善”




  有这样一种把社会主义与“普遍人类之善”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它完全不同于NTS。雷蒙·威廉姆斯[1]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是与NTS相关的,但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即工人阶级的特定利益与人类的一般利益是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包括了全人类在总体上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不仅在社会主义中有着根本的阶级利益,而且有着特殊的集体化能力去实现它。使得他的《奔向2000》一书特别重要的是,尽管他谈到了由“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和平、环境、性别、文化贫困等问题——而且他也承认,这些相关的问题常常被左派的阶级组织所忽略,但该书的矛头却是指向那种忽略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做法,并重新强调了阶级统治的重要性。该书抨击了代议制的神秘性,这种代议制通过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存在及其特殊性,并将其与特定的社会主义形式加以对照,从而明确否认了民主的“非确定性”。[2]总之,该书弥漫着一种深沉的“反资本主义”的情调,而这一点在NTS的主要阐释者那里则是相当缺乏的,这些阐释者倾向于通过在他们的论断的关键之外避免使用这个词,从而回避这一问题。因此,比如说,拉克劳与墨菲的“工业社会”,或者琼斯的“混合经济”、“福利国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家的衰退”[重要的是,他只在他的关于工党的考察中,曾经提到“资本主义”,而且那也只是在一个关于克罗斯兰(Crosland)的观点的记述中]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值得补充的是,比起任何其他当代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威廉姆斯或许更为专业化地对“上层建筑的”或者文化的进程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且远比那些NTS中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话语的热衷者们更无意于夸大这一切在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斗争的作用。
  威廉斯首先认定,在关于劳工运动“不仅仅是某些特定利益的集合”的传统声明中区分了两种情况。[3]第一个论断的分量在于它“关于贫困的文化”,劳工运动便是在此种文化中诞生的,这一论断是基于工业资本主义可能会带来的贫困程度与规模。根据这一观点,“让这么多人不得不去这样生活可能是错误的”。随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绝对贫困的下降,有组织劳动在改善传统工人阶级条件问题上的成功,劳工运动内部新的相对舒服的、特权阶层人数的增加,“在工人运动中,对于绝对人类需要中的普遍利益的追求就不再有任何可靠的基础”。
  然而,第二个论断却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占有生产的一般方式,通过劳动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天生就反感于普遍利益,并与其不能相容。”[4]在威廉姆斯的描述中,把这种普遍利益与特定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工人阶级引起资本主义解体的能力。他接着指出:“这一论断为人熟知的下一步就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是惟一能终结资本主义的力量。”对威廉姆斯来说,资本主义是反对普遍利益的,这一论断并没有随着体系的发展而变化;但是这样的一种假定,即反对资本主义的劳工运动的任何行动——不管其目标是如何具体,其视野是如何有限——自然而然地与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已经丧失了其可信性。人们不仅已经——结合某些修正——不再相信提高工人阶级具体利益的斗争必然就是反资本主义的,而且甚至是倾向于忘记一个首要的前提,即资本主义是反对普遍利益的,而且“通过工业的和政治的行动,它可以被社会主义这一代表普遍利益的体系所终结和代替”[5]。威廉姆斯认为,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是去形成一个现实的、具说服力的关于普遍利益的构思,并找到把劳工运动与其重新结合起来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威廉斯准备去质问,是不是大量“各自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真的是反资本主义的,且是有益于普遍利益的,但他却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根本的阶级利益在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而且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有必要把社会主义计划看作劳工运动与普遍利益的重新结合——不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工人阶级比其他社会团体能更为直接和具体地与普遍利益以及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似乎还是承认,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这一中介——仍然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手段。
  与此同时,威廉姆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特定利益与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可信性,已经为这样的事实所削弱,即大量必须被当作是普遍利益与人类解放计划的核心的社会主义目标,已经为阶级组织所忽略,而且似乎这些目标并不表达阶级的利益:

  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所有重要社会运动都在有组织的阶级利益与制度之外开始。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人权组织、反贫困与无家可归者运动、反文化贫困运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这些运动是从那些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没有时间——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去思考的需要与感受中形成的。[6]

  然而,威廉姆斯的分析与那些把各种各样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人们所带有的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被阶级斗争的组织所忽略的某些重要社会问题之间——作为把社会主义计划从工人阶级的具体利益与斗争中,而且实际上是从一般的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的依据——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威廉姆斯认为,把这种社会运动与阶级利益的工具的分离解释为“超越阶级政治”是错误的。这种关于主要利益集团的狭隘性的局部判断是正当的。[7]
  然而,在这里,有些东西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威廉姆斯承认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核心性,及其用社会主义秩序代替资本主义体制时所具有的根本利益,但是,不完全清楚的是,这种根本利益是否或者说如何不同于那种只是由于他们在本质上是属人的,因而在“普遍利益”中占一分子的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的阶级体制是全部社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人类关于和平、安全、平稳的经济和爱心社会目标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主张似乎真的表明,构成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尽管如此,威廉姆斯通常还是避免运用阶级斗争的词汇,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运动重构为这样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始于人类的根本需要……把广泛的需要与利益统一于一个关于普遍利益的新定义”[8],由此,也必须要去修改和拓展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构成的观点。
  然而,即使在这里,威廉姆斯的道路与NTS的道路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不同。他确实是提到了“中产阶级在新的运动中的领导权与资格”的问题,以及使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不再反抗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全部决定性压力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和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工作得要,债要还,家要养。”[9]他甚至承认,作为那种秩序的后果,“缺乏相对的社会距离与流动性,或者缺乏独立的(通常是公开资助的)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多数的雇佣人员——其人数比起任何一种定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人数都要多得多——仍然不得不主要是与短期的小范围的决定性因素相关联”,然而,对于有更多特权的阶级来说,却被允许存在一种“社会距离,以及持不同政见的领域”,这使得他们更乐于接受由新的社会运动所表达的统一的“人类需要”。否则的话,这些主张将有利于拉克劳与墨菲以及加尔文的观点,必须强调的是,他的观点是把矛头在政治上直接指向NTS的。威廉姆斯坚持认为,只要新社会运动不能吸引工人阶级这一“坚强的社会核心”。那么这些运动将不仅是空洞的而且是苍白的,因为工人阶级位于社会秩序的中心,在其“决定性关系”中,在对“经济秩序本身的强调”中,“存在的不仅是支配性的制度和他们的从属……(而且是),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一阶级在人数上也是占最大多数的”[10]他指出;“重要的是。新运动在除经济以外的所有生活领域都是活跃的和实质性的。“[11]然而,每一个主要社会事件都必须最终把我们带回这一核心之点。

  忽视或者把这些运动仅仅当作是“中间阶级问题“是相当荒唐的。这些问题以这些方式被加以限定和思考,正是社会秩序自身的一种结果。把这些问题推到一边,把它们当作是与工人阶级的核心利益无关的做法同样是荒唐的。在所有真实的意义上,它们是属于这些核心利益的。当工人被暴露于危险的工业进程和环境的破坏面前,当工人阶级中的女性最需要新女性的权利……任何时候,只要存在与这些局部的决定性关系有着距离的相关事件,它就不可能完全有效,除非这些核心意识赖以产生的日常生活问题上存在着严肃的、具体的不同选择。[12]

  而且,如果“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理解的原因,所有的可能性策略都是脆弱无力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斗争的场所必须被置于“局部的”工人阶级所关注的问题之外,因为“社会秩序的未来取决于在中心经济区域中将要发生的事情”[13]
  尽管在威廉姆斯把社会主义政治与普遍的、阶级中立的“主要人类需要”联系起来的做法当中,仍然存在着模糊性,但他似乎打算告诉我们一些于NTS计划直接对立的东西:与那些作为他们直接目的的需要与统一的善相比,跟工人阶级有着“局部性”的、“日常的”相关性的东西,更接近于社会秩序的核心,更接近于将会决定“主要人类需要”的和统一的善的命运的那些条件的来源。或许我们也能在威廉姆斯那里读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更有特权的阶级所能有的“社会距离”,“有价值的持不同政见的领域”。对于新的社会运动来说也是可能具有的,只要这些社会问题看上去能足以远离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不以任何根本性形式对其构成挑战——这将导致在除了经济以外的“几乎所有生活领域”中,新的运动“积极性的和实质性的”展现。简言之,对某些人来说,持不同政见是“值得的”,只要这要做不会对资本主义秩序构成挑战;而且存在着另外一些人,对这些人来说,尽管短期内不能去进行反抗,但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甚至他们更为“局部的”、具体的斗争能够直接影响现行秩序中的“核心体制”,这一体制决定了统一的人类之善的命运。


  在社会主义计划中,“主要的人类需要”或者“统一的善”的定位问题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社会主义计划,作为一种解放计划,如果它想有任何可信性的话,就必须拓宽它关于人类解放与生活质量的构思。但是,即使扩大社会主义的目标,以致把所有的人类目标都包括进来(这必定是真实的解放视野中的一部分),但就其自身而言,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构成或者是社会主义斗争的本质,及其组织形式与具体目标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构思中放弃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斗争。如果我们从包括诸如和平、安全、民主、仁爱社会、节制的经济等“人类”目标在内的社会主义视角出发,且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的阶级体制以及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阻碍,那么在关于斗争的特殊本质,以及可能将斗争向前发展的社会力量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可能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结论。一种结论是,一旦人们看到,首先,正是资本主义及其阶级体制妨碍了他们对非物质的、人类的目标的追求,那么消灭阶级就可能被列入每一个人的愿望,正如这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目标一样。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消灭阶级符合于工人阶级“物质”和“经济”利益,但是对于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来说,这一目标也是存在的,而且,工人阶级物质利益的特殊性并没有在取消阶级剥削的斗争中赋予哪个阶级以优先性的角色。另一种结论是,如果消灭阶级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尽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更为远大的人类目标,但社会主义不可能——采取那种与工人阶级相同方式——成为其他社会团体的共同计划,作为阶级剥削直接对象的人们,他们的集体身份直接导源于这种阶级体制,其组织与策略定位为此所限,而且他们的集体行动——即使当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并由此而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时——也必然为相关的目标所指引。如果后者看上去更可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能够集中其他的成分,而且能够与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但它必须被当作是,并被组织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首要策略就是必须服务于阶级利益,并铸造出工人阶级的阶级统一性。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使NTS计划受挫的困难,并伴随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把聚焦点从阶级界限内的物质利益转移到统一的“人”的目的。当然,这些“人”的目的必须是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而且当然是在一种比较重要的意义上,即使是阶级的消灭——不考虑工人阶级利益的满足——也必须被当作是一种过渡时期目标,更多的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但是,实际上,NTS提出的东西是,这些“人”的最终目标(不管实现它的时间有多长)现在就应当是政治运动的直接目标。这就意味着,不仅这些相关因素构建了一个集体利益——围绕这个集体利益,有效的集体力量能够被组织起来,而且,这一集体力量可能被导引以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实现这些目标的物质与社会条件确实存在(以过去从未有过的真实的方式),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即阶级的存在没有障碍——要么是因为生产与剥削的关系在决定历史进程时从不曾是关键性的,要么是因为这些障碍已经被清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继续用必然的工具性去实现那些“人”的目标。或者是,第二,对于这些人的利益——和平、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以致在他们所保护的某种利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社会利益和历史性决定因素,并足以产生一种能够改变现行秩序中的社会与物质条件的力量。
  有诱惑力的是,那些最为热情的阐释者们必须相信的两个主张中的第一个就是“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因为他们似乎确信,在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时,只有“话语”才是最为需要的。然而,有待严肃思考的是,既然需要通过重写历史来证明生产关系与阶级在决定历史进程中的空洞性,或者至少是需要对于资本主义重新作彻底分析,以证明在有史以来的所有生产方式中,独此一个是使生产关系与阶级屈从于其他的历史决定性因素。(或者可能是表明这样一点,即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在不再有任何重要意义?)
  这一论断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即所谓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实质,以致那些构成了阶级事实的老问题现在已经被解决。由于许多新的阶级问题是由“福利政策”自身产生的,许多新的担子压到了工人阶级身上,更不要说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运行着的福利政权的揭露,而且仍然存在着的——实际上是正在加剧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突出的阶级问题,不管阶级力量与“阶级政治因素”的本质可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为福利资本主义所改变,都很难严格地证明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正如高兰·赛博最近提示我们的:“首先,永远不能忘记,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不仅资本主义政治的老问题确实仍然存在,而且,当前的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完全就业、社会安全、男女之间平等的增大——的实现也造成了威胁,因而也使得这些问题成为核心的政治问题。那种认为充分发达的福利国家已经——至少是在外表上——转移了工人阶级敌对性的基本目标,比如工资、工作条件、就业与社会安全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14]而且,目前这些问题的部分解决(暂时性地?)已经遭到了左派政治的攻击,新的阶级问题,以及新的——而且是新式地对立——阶级力量已经出现了,因此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已经先瓦解了阶级政治的基础,或者是使得作为政治力量的阶级变得不再必需或者是不再可得。
  第二个论断——对于人类基本利益的威胁,已经足以压倒其他的社会决定因素——在这样的一种危险情况下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情况就是,核毁灭与生态灾难不仅威胁到人道主义目标的实现,而且威胁到人本身的生存,这些威胁——甚至是在那些拒绝为别人所鼓动,且较少对未来世界予以关注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给它们以特殊力量的东西,也使得它们拒绝成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社会改造的承担者。这些运动并没有反映一种新的集体身份认同,而且也不打算形成一种由消除阶级间利益分化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利益所驱动的新的社会动力,它们并不构成存在于资本主义秩序和对于和平与生存的威胁之间联系的基础。相反,这些运动的组织统一和对于大众的吸引,取决于从现存社会秩序以及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中抽象出和平问题或者是生态问题。人类所分享的普遍利益并不要求现存社会秩序与阶级关系发生变迁,而且与各种具体利益——这些利益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秩序和阶级体系的——不相关联。换句话说,这种运动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避免与资本主义秩序及其阶级体制扯上关系。
  在这里,政治方案实际上被设计为多多少少是“独立”于社会状况与物质利益的,但也正是他们的独立性使得他们拒绝了社会主义变迁的方案。事实上,NTS设想的不足之处,在这里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生动明显。你只需试着去想像一下那种把“群众”运动改造成为社会力量的实际做法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设想这一进程及由此形成的运动——这一运动发起的基础,在于它对当时的阶级条件和阶级利益的抽象,且使其目标不再对现存社会关系与统治的结构构成挑战——是否会被必改造成为反对现存阶级状况和统治结构的集体力量呢?当然,除非运动本身变成了阶级斗争的范畴。实际上,这种运动必须依赖于把它们的目标从物质利益与阶级冲突中排除,这一事实表明了物质利益与阶级冲突在确定政治力量时的重要性;在这些问题产生时,群众运动的认同与统一被动摇了。换句话说,这些运动可能有两种走向:或者是通过放弃充当强有力的敌对力量的能力,从而维持他们的“大众”认同与统一;或者是通过把大众权力应用于阶级统治,从而更具实效性,甚至是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这些批评适用于任何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这种运动始于“人类基本需要”,和任何超越物质利益与阶级的人道主义目标——如果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消亡这一中介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类并实现统一人道主义目标的运动,而是一场试图绕过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以期仅仅通过“独立的”统一话语便生成一种变迁的集体因素的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围绕“人类基本需要”去组织一场政治运动的意义到底何在呢?
  再者,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会认为,比较而言,资本家本身不可能成为集体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既然他们是“人民”,与别的任何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人类利益,为什么时候不允许社会主义话语将其包含在内?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与人类利益相对立的,而且由此而来,资本主义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成分,那么我们也得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相关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人类目标,权力的结构必须被攻击,与此同时,人们——或者至少是某些人(只有资本家们,可能还有“传统的”工人阶级)­——要把阶级利益置于他们的“人类”利益之前。而且,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在哪种特定条件下我们能够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人类需要”的承诺,而组织一场政治运动?难道我们真的想说,比如,尽管某些人——实际上是整个阶级,而且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对立阶级——根据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一定会把阶级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前,但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可能并不一定如此,而且正是这些人想要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如果这样的话,又该如何呢?以什么样的出发点,用什么样的集体力量,这些“自发的”群众才会发起对于资本主义权力核心的攻击呢?实际上,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它才能保持其角色认同与统一?
  这一切并不是说,人们不可能为利他主义、同情或者是对于“普遍利益”的无私关注所驱动,或者,也不是说这些因素在社会主义计划中无足轻重。但是,一场变革性的斗争不可能由这些原则组织起来,尤其是在一个阶级结构的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不可调解的利益对立及其所包含的权力构架,这更是不可能的。
  同样,我们也不可以把社会主义想象为,任何理性存在只要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智识复杂性”就可能采纳的一种“理性”目标。当然,某些社会主义倾向的反理智主义是愚蠢的和危险的,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需要教化和培育的。但是在教育或者“理智”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会导向社会主义或者民主。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即在“智识复杂性”与对剥削性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承诺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兼容性。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与这种社会关系却根本是不相容的;而且根据这一社会原则,如果“理性”是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话,那么“智识复杂性”将被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如果追求工人阶级利益仍然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仍然是“统一的人类之善”能够构成一个可操作的政治方案的惟一形式的话,那以就仍然存在着把这些利益与统一的目标联系起来的需要。如果在社会主义斗争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冲动,它的关于人类解放与生活质量的承诺,就必须总是看得见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统一的人类之善”的语言,就是把工人阶级意识转化成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语言。而且它的吸引力在于它最有效地向那些所谓的“中间群体”说明了社会主义将会带来的较高的生活质量,这些群体可能在他们被资本剥削与他们服务于资本而得到的好处之间作出痛苦抉择。NTS的错误不在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在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调和,而在于对这种调和的需要,将意味着在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目标之间不存在有机的或者“优先性”的关联。
  或者,我们坚持认为,因为全人类作为人而言在社会主义中——或是在摆脱剥削方面,在民主的控制、和平、安全以及体面的生活质量方面——都存在着切实的利益,他们都是通过劝说而达致社会主义承诺的平等的候选人;或者,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和从长远来看,所有人在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其实现的道路上仍然存在大量更为直接的利益与权力结构。如果后者确实如此,那么社会主义必须不仅是被当作一种抽象的道德上的善,而且是一种具体的政治目标,它直接推动社会力量以反对资本主义利益与权力结构。社会主义采取了这样一种有着可认同的目标与动力的具体计划的形式——然而它同时能够与“普遍利益”“联结”在一起——只是就其包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斗争在内而言。



注释

[1] 雷蒙·威廉姆斯(1921-1988)早年参加共产党,1945年后与党脱离了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了新左派的领袖人物,对《新左派评论》有深远影响。他毕生致力于文化对象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论述,这也是他跟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核心内容。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有《漫长的革命》、《政治学与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英国历史上公众生活中不同文化价值的相互作用,并力图构建他的当代文学唯物主义理论。他给这一理论下的定义是:“作为(社会和物质的)生产过程的文化的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理论,作为生产的物质手段的社会使用(从作为物质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具体的写作知识、写作形式、到机械的和电子的通讯系统)的‘艺术’理论。”[威廉姆斯:《战后英国经济笔记》,载《新左派评论》第1000期(1966-1976年)第88页。]这一理论的主旨是倡导一种平等主义的共性文化概念,即一切阶级都可以共同参与公共文化的创造。70年代以后,威廉姆斯终于意识到有一些经济力量反对他的文化理想,资本主义不会允许这种共同文化的建立。这一时期他从葛兰西、戈德曼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也开始与阿尔都塞进行含蓄的对话,他拒斥经济决定论,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他希望用自己的一些概念来提示领导权内部经历的现实复杂性,解释文化变迁的原因,从而描述领导权向社会渗透的方式,试图匡正马克思主义拒斥或融合对立面的总体化倾向。此外,他虽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但抨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认为这有把基础物化而把上层建筑精神化的倾向。他的理论表明他仍保持了若干过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痕迹,尽管他竭力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故意徘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边缘。——译者注

[2] 雷蒙·威廉姆斯:《奔向2000》,伦敦1983年,第102—127页。

[3] 同上书,第162页。

[4] 同上书,第162—163页。

[5] 同上书,第163页。

[6] 同上书,第172页。

[7] 同上书,第172—173页。

[8] 同上书,第173—174页。

[9] 同上书,第254页。

[10] 同上书,第254页。

[11] 同上书,第253页。

[12] 同上书,第255页。

[13] 同上书,第260页。

[14] G.赛博:《劳动的前景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变化》,载《新左派评论》第145期,1984年5—6月号,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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