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十二章 结论




  本书的写作与1984—1985年英国矿工的罢工几乎处在同一时间,而且本书的结论是在工人没有达成协议便返回矿井之后不久得出的。此书出版之际,罢工已成为历史——但它将会真的具历史性,因为这一罢工在20世纪英国劳工运动的记录中代表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瞬间。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对于NTS的一次重要的检验,标志着伴随NTS理论体系的完成,并能够对其加以理解和把握之后而发动的第一次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这并不是说,在此时,阶级政治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急迫性。本书写作时,可能是太快了以致我们无法去判断的是,在NTS对阶级及其政治共鸣的把握问题上,或者是在他们关于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上,罢工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但是,某些事件确实已经发生了。毫无疑问的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关于政治与阶级的非相关性的信念已经深深地为这些较有影响的事件所动摇,而且感觉不得不去对其作重新思考。但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常见的结论就是,罢工已经敲响了阶级政治的丧钟。任何关于NTS的逻辑的扭曲,都不如这些葬礼演说来得更为生动。
  我们可以在伊格纳第夫的“陌生人与同志”一文找到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这篇文章试图对话语政治加以定性。伊格纳第夫的《历史专题研究》一书的合作者G.S.琼斯所描述的语言的社会主义以其高超的智慧与精致的敏感性去关注工人运动,伊格纳第夫以自命不凡却充满热情的方式——这一方式已经使得他成为英国文艺出版界的宠儿——勾画出了那些反悔了的社会主义者与内在的改良主义者:

  持左派立场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在左派的议程被限定于跨阶级的类似女权主义或者核裁军的运动的几十年后,矿工的罢工是对阶级政治的一种辩护。然而,罢工的事实相反则表现为:一个不能把阶级的主张表述为国家主张的工人运动,就只能是语言上的胜利,它以国家的面目出现,结果却是错误地站到了法律的一边,这就不能指望通过罢工去保证工人大众的支持与合法性。矿工罢工不是对阶级政治的辩护,却是阶级政治的致命性痛苦。
  ……斯卡奇在政治上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体现正义,而是在于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相互竞争的阶级、地区、种族和宗教如何能够彼此调和等问题。
  左派所需要的是关于国家统一体的语言,这种语言被表述为对于陌生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承诺。我们需要一种基于社会同志式关系实践的信任语言。[1]

  那么,阶级政治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已经死亡了呢?根据伊格纳第夫的标准,阶级政治成功的标准是一个阶级使其自身包容于“国家统一体”内,并与其对立阶级达成伙伴关系的程度。无论如何,这一观念都很难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方案——除非社会主义不再被当作是阶级的消亡,或者我们能够想像,阶级的最终解体将会要求双方通过协议达成总的和解,在这个和解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一种同志式的伙伴关系中拉起手来。如果“左派所需要的是一种国家统一体的语言”,在伊格纳第夫倾向于使用的意义上,那么目的当然就不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形成,而只能是战无不胜的毫无社会主义成分的议会党团的建设,或其他任何主张(尽管可以不考虑关于“国家统一体”这个词上所产生的可怕反响,但是很难想像那种基于对于国家伙伴关系语言的愚昧渴求而取得的选举成功会是怎样)。实际上,根据伊格纳第夫的标准,一个真正统一起来的、富有战斗性的并公开反对资本的利益与权力,并有机会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取得成功的阶级运动的出现,将预示着阶级政治的真正死亡。
  类似伊格纳第夫这样的论断,其突出点在于,对权术附和的程度,对法律与秩序的要求,以及使国家的德性盲目地屈从于自我的局部利益的“斯卡奇主义”的特征。然而,如果作更进一步思考的话,甚至更为突出的是,这一论断——实际上整个NTS教义——尽管受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国家大众话语”的影响,但已经背离了撒切尔式的世界观。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左派的许多人忙于宣告阶级政治的死亡,忙于否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优先”地位,但是保守政府正在运行这样一种策略,其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前提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代表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威胁。如果说英国的“新右派”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那么它就是根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而对世界进行的感知,就是毫无保留地发动阶级斗争的意愿。产生这种新的决定性的好斗的阶级意识与精神的决定性时刻,就是1972年—1974年的矿工罢工。用某些人的话来说:“过时的托利党说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新托利党对此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阶级的斗士,我们渴望胜利”[2]
  因此,一个计划支配了——强制性地——撒切尔的方案:运用国家去破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量。为此目的,国家所有的武器已经被运用,从法律的到警察的,到经济策略,到福利与社会安全体系。[3]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就是这种困扰的结果及其到目前为止最值得注意的产物。
  讽刺之处也在于,即使在意识形态与话语领域,NTS也已经放弃了这个游戏。已经选择了首先去忽略——实际是否定了——为“新托利党”所资助的真正的政治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在于纯粹的带修辞色彩的领域,从而开始趋同于撒切尔主义。但是,通过有效地否定政治斗争存在,通过把他们的对立界定在意识形态范围内,他们已经退出核心的政治斗争,退出了带修辞色彩的领域。尽管“新右派”在他们的阶级战争宣言中已经使用了无阶级的伎俩来吸引“人民”,其目的是弱化阶级意识,把阶级语言用国家安全、荣誉、成就和统一这样一些意识形态的意义伪装起来。不是介入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反,NTS全部的意图与目的已经为这种魔幻化话语所消解。他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斗争贬低为左与右的“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主要的对手是一个叫做“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妖怪。这一虚幻存在——已经彻头彻尾地对英国的NTS施以催眠术——明显是没有物质基础的,而且必须用“民粹主义”的话语作为咒语来驱魔,一种“民主的”话语经常是与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以使“人民”摆脱撒切尔式的魔幻。
  在评价矿工罢工的重要性问题上,比起NTS来,新托利党的困难远远要少,尽管他们已经错误地判断了工人的坚韧性与团结性,低估了挑起争论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至少他们已经理解了工人阶级组织的战略重要性,已经认识到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罢工的其他方面以及它所告诉我们的关于阶级与政治的联系,毫无疑问地超出了撒切尔主义式的分析视界,尽管你可以期望NTS变得更易于接受。这一罢工已经表明——正如以往的劳工运动一样——“纯粹经济的”阶级斗争,即使在他们的目标是受局限时,是如何能有一个独特的能力去改变政治的领域,并且,去揭露并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国家、法律、警察,而其他的社会力量则不能这样。然而,这又一次表明,“经济”斗争的经验是如何滋长了意识——很少有观察家期望矿工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再像罢工以前一样去省察周围的世界;罢工是如何带来了新的技巧,揭露了隐藏着的资源;它是如何培育了新的态度、关系、团结以及组织形式[4];如何拓展了斗争的地平线,并反复冲击着“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线。
  由于他们是由不同方面的参与者构成的,NTS的感觉与阶级冲突的现实之间的不相适宜就是令人吃惊的。当斗争的经验已经显示了其自身的限制,并且暴露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再去否定工人阶级利益的存在,否认这些利益不断地在寻求政治术语的表达,也就是否认了工人阶级斗争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怎么可以忽视工人运动已经以此方式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呢?随着“经济的”斗争达至其界限,战斗便转移到了政治领域,而且工人阶级利益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边缘而进入政治运动中,其目标通常很明确就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例子当然就是工党自身的产生。
  有组织的劳动竟然还没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资本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存在过,尽管在一些国家中,的确,在某些时间里会有些沉默。通常是以有限的形式去要求工作条件的改善,使之更符合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但斗争已经不断地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前沿。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工人阶级在追求其“狭隘”的物质利益时,很少形成带有社会主义冲动的政治力量,相反,则是在于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面前,工人是如何反复地退回到公开声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从布鲁姆到米特兰,又从A.克莱蒙托经过哈罗德·威尔逊到J.卡拉汉。而且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实例的数字,在这些实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秩序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在“一战”后的意大利与德国最终是失败的。
  我们关于工人运动中的对立冲动及其社会主义潜力的判断,不能建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对于资本主义惟一重要的挑战将会是最后的,也是成功的。下面的观点是荒唐的:任何缺少最后攻击的东西,也就代表了对于资本主义的迁就和对社会主义的拒绝。同样,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的深度,不能够通过起义的暴力得以测度。NTS众多矛盾中的一个是这样的,即尽管其信徒强烈拒绝把革命性暴力当作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中可能行得通的一种选择,但他们倾向于承认对那些采取这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一方来说——至少是不公开地——革命性暴力是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挑战。同样矛盾的是,那些谴责追求速成的社会主义的人,那些企图以最为渐进的方式进行过渡的人们,似乎同样忽略了任何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前后不相连贯的是,这种挑战并没有在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与此同时,那些远非攻击资本主义基础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在其目标还是其结局上,都不是构成社会主义的质料。而且,最终,在“单一”经济斗争的“较小”形式与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更为直接的政治攻击之间,强行加入一种严格的非连续性,会产生严重的误导,这不仅是因为更大的斗争总是从较小的对立中有机地成长起来的,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由于它们都根植于资本与劳动之间利益的本质对立。换句话说,在这些对立形式之间不存在明确的“休止与停顿”,无论是历史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没人能坚持认为,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运动曾经像劳工运动那样挑战过资本的权力,哪怕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很有限的,且在组织形式上也相当不成熟。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劳工运动全部的局限性与制度保守性来说,它比起任何其他社会集体都更为坚决地坚持了被左派认为是有价值的和富进取性的目标——不仅是直接与劳工阶级的物质利益相关的目标,而且是与“统一的人类之善”、和平、民主以及一个“爱心社会”相关的目标。总的来说,在最为“糟糕”的美国也是一样。如果工人阶级运动仍然需要全方位了解人类的解放,如果他们仍然不得不创造出足以完成任务的组织形式,那么在历史上就不存在可以确认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无论是在他们的视野的广阔性上,他们所追求的解放的全面性上,还是在他们成功的程度上——都更接近于他们关于解放斗争的经历。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性遭遇与结构性对立,明显不同于NTS对其所做的描述。那么,我们禁不住想去弄清,为什么NTS要去否认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或者甚至是在经济条件与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的联系。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NTS理论的成熟,不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已经成为过去之时,而是在阶级的对立已经相当急迫和看得见之时。对这一奇怪的理论与现实相分离的历史与社会学原因加以考察可能很有意思——比如说,关于它是不是具体的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能暴露其错误的理论基础。
  NTS对它意欲要说的东西有一个深刻误解,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指出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工人阶级是革命性的阶级。在NTS用魔法做成的又将其打倒的假马克思主义看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自动的、非冲突性的过程。更具体一点而言,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原始的技术决定论,据此,生产力的发展——被当作是自然的、中性的过程——必然会自动地产生一个统一起来的、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成败,取决于这个承诺于社会主义的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否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孕育而成。这样一来,既然NTS的历史已经清楚地否定了任何此类的机械决定论,那么整个马克思的方案也就破产了。马克思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机械必然性,而是史无前例地将社会主义放入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与冲突中去,那么,这种理解方式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有问题的是,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不是技术发展的机械反映——其“历史任务”不过是共同占有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产力,而且包含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可能性的阶级,这是因为,如果不取消阶级的话,其自身利益就不能完全实现,也因为其在资本生产中的地位使其具有独特的破坏资本主义的能力。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对马克思的误读,更为根本的在于错误地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过程——实际上,看作是根本不同于那种至多是通过话语的逻辑统一在一起的过程。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二元论的观点。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是NTS的一个特征(而且这是结构主义遗产的一部分),凡是没有绝对的决定性的地方,就有着绝对的偶然性。在这里,几乎没有给历史的关系条件或者可能性留下空间;有的只是偶然联系或者是“随机性”。
  NTS拒绝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革命主力军,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甚至在左派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那种关于集体化的历史动力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是在马克思那里仍然存活的极为有害的黑格尔主义残余,充斥着专制主义与压迫的危险。根据这一观点,不存在那些声称在“统一阶级”——这一神秘化的集体动力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名义”下行动的人所不能纠正的丑恶罪行。
  但是,为什么问题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来考察其他的可能性选择。集体动力是不存在的,历史必须由单独行动的个人来完成,或者,由伟大的男人或女人,或者,在历史中根本就没有人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运动明显都不过是一种错觉,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即使是最为有限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最为“温和”的政治计划,它假定人们可能巧妙地参与社会的运筹,但是,不管这一计划是怎样的温和,都必然要假定集体动力存在——即使仅仅是一个政治党派——的可能性。这一假定并没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且,假定在某种共同目标的追求中,人们能够通过统一的原则,共同的目的与承诺联合起来,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假定这些共同目标与承诺可能是基于某些共同的社会环境与经历,这并不是不合理的或是有形而上意味的。事实上,那种关于政治运动不需要建基于现存的社会认同与利益的假定,乐观一点说只是有些奇怪,悲观一点来讲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政治方案的设计可以是对当下的社会状况和活生生的人的利益之抽象,而不必对围绕这一方案可能聚集起来各种类型的人做任何的假设,这能想象吗?而且能想象一场政治运动仅仅在宣布一个方案之后便可静坐以待其成功的吗?在现存社会集体中,没有一定基础且不为现存利益所严格指导的政治运动有以下的两种倾向:乐观点说,由于缺乏自己的社会根基,他们已经成为统治利益的工具——正如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不管愿不愿意)成为资本的动力,他们已经根除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基础;悲观一点看来,没有坚强的社会根基的政治运动,便堕落成为明显的霸权与专制。关于这一点,批评家们错误地将其归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设想。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最为抽象的——而且有着潜在危险的——关于历史动力的观点是这样的,历史动力是由话语或思想构成的。如果到处都存在专制主义的威胁,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里,这种威胁就存在于附着在体现于话语载体身上的思想观念中,这种载体将在那些没有其自身社会认同的“大众”中,生成一种从不曾存在过的社会集体,比如说,“人民”。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动力,即革命工人阶级设想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当然,第一个前提当然就是,生产对于人类生存与社会生活的组织是根本性的。(不足以强调的是,NTS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拒绝,就是由对这一基本事实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加以有效否定作为开始的。)假定政治运动必须基于社会关系与利益之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哪些社会关系与利益是对应于以变革生产关系并取消阶级为目标的政治计划的,并能为这一计划提供确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确实存在着像工人阶级这样的群体,人们据其在生产关系与剥削中的境况,共同分享某些基本的利益,而且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即阶级的消亡——而且更为特别地说,与由直接的生产者自己去进行的无阶级的生产管理相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状况直接决定了其成员会把社会主义当作他们直接的阶级目标。然而这确实意味着,尽管他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目标,但是,通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这些利益在其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剥削,与由阶级支配的生产组织相对立的,他们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的形成。既然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不能在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得以满足,而且,既然对于这些利益的追求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与之对立的资本的利益,那么在斗争的进程中,就会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进而扩张到政治的领域,并把斗争带向资本主义权力的核心。不仅如此,既然工人阶级创造了资本,既然生产的组织和剥削把集体劳动者置于整个资本主义结构的核心,那么,工人阶级就独具破坏资本的能力。生产的状况,以及工人阶级斗争性的状况,在客观上使工人组织成为一种潜在的适合于执行社会主义计划的集体化力量。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直接成为准备好了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政治组织。它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者有组织的和政治的努力,将会有益于统一工人阶级并为其利益而服务,与此同时,阶级斗争性的界线进一步明确了。像NTS那样,反反复复地说什么阶级永远不会是政治的动力——尽管毫无疑问是以有限的方式——就是不够中肯的。
  社会主义的一个独有特征增加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论断的分量,即革命必须来自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尽管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生产关系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但没有其他的社会革命曾经把旧的社会秩序中的被剥削阶级置于新社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没有哪一种生产关系的变迁曾经把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不管这些利益会在多大程度上把革命推向前进。更有甚者,惟有社会主义,它既假设了新旧秩序中的直接生产者之间的连续性,也假设了一个生产者自己所直接管理的生产的社会组织。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将直接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是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的组织所构成的。这就把资本主义中的集体劳动者置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就好像在任何其他的社会革命中,从不考虑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地位一样。这样一来,除非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利益引导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进行生产方式的变迁,否则社会主义计划都必然是停留于空间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是说,它会大致以此种方式实现或者根本就实现不了。


  在结构与历史的基础上把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计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事实。对此,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然而,或许我们在为不同的目的而辩论;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NTS理论与政治的试金石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选举的胜利。一旦我们理解到,它们的论断的逻辑是一个选票至上主义者的逻辑,一旦我们接受了他们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无关,而是与建立胜利的选举联合阵线有关时,我们可能就不再满足于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非相关性原则,但它至少还是具有某种政治意义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目的不局限于选举统计数字,而是把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测度政治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工人阶级斗争的经历必然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里,问题关键不在于选举政治对社会主义变革来说,在本质上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不必要的,而在于选举的胜利——或者甚至是通过其他手段掌握政权——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社会主义斗争的目的,而且也不能成为我们判断工人阶级取得政治上成功的标准,NTS方案核心的逻辑失误在于:它打算通过采纳一种其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选举胜利的政治,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形成。
  在这些不同的标准与目标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逻辑,这与议会改良主义和革命起义之间的对立几乎没有关系。NTS的逻辑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远离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接近社会主义,它谴责左派在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要求“速成的社会主义”,而且认为,工党的失败在于不合时宜地坚持了阶级政治。同时,它试图表明,由于有害于社会主义的目标,阶级政治必须被放弃,而且,通过追求那些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利益,可以更接近于这些目标。
  另外一种逻辑潜在地表明,如果人们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的“准备”(尽管他们确实是经常得到这样的机会),就去采取这样的远离而不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立场是不妥当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怎么能去追求更为直接的、“非革命性的”目标,但却又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而与此同时,则是扩展了斗争的地平线,并形成了一个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执行这一任务的政治力量?换句话说,问题不只是怎样通过最短的和最容易的路径去获得一个议会的大多数,甚或是掌握权力,而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短期政治目标是更为现实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的价值信条看来这一目标是合适的,并有益于推进社会主义斗争?答案似乎很明显,既然工人阶级利益——不像其他社会力量那样——以直接的方式去反对资本的利益,既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构都是建基于工人阶级之上的,而且,也从不存在这样一种由政治力量与工人阶级利益的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利益的持续不断地追求——这也要奠定一个信任的基础——就最有可能被当作是使我们投入社会主义斗争进程的直接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同于同样的原因,极左派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及“工会意识”的批评,比较类似于NTS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经常遭到来自左派的批评,理由是其过分严格地坚持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关注——而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已经是倾向于宁愿在欺骗那些工人阶级利益方面做得过火一点。这种假设似乎就是,对于“经济的”关注,不仅是不完全或者不充分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这种假设似乎是把工联主义特征看作是革命的障碍,而不是看作代表了使革命得以进行的基础的那种社会力量与利益的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这些假设必然的推论就是,一种恰当的政治不是形成于工人的经济斗争,而必须是要从外部灌输给他们。
  值得补充的是,像工党一样,当政党历史性地建基于工人阶级时,就已丧失了他们的成员的忠诚,这不是因为他们盲目地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违背了选民的意见——尽管工党从未这样做过,而是因为他们为了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付出的代价就是放弃了那些关于统一的德性或者是国家利益观念。反过来,当这些党派过分地坚持忽略甚至是欺骗他们的天然构成成分的阶级利益时,最为戏剧性的选举灾难发生了。那种通过放弃他们的天然构成成分而“扩大选举的基础”的尝试,就是此类政党不甚可靠的策略。
  工党的失败问题不在于是否过于“激进”或者不够激进,或者过于或者太少地承诺于旧的社会主义方案,而在于作为执政党,它是否与其社会根基保持了足够的关联,对于工人阶级阵营的利益的代表是否足够真实,从而在根本上是拥有一个“天然的”构成成分。最后的两个工党政府——比如1964—1970年与1974—1979年——都已经在一段时期以后失败了,在这些时期中,工党政府因他们抨击工会的权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特别出名——比如处罚性收入政策、货币主义的引入等等——这一点已经为撒切尔政府所推进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阶级的“天然”党不再代表其构成者的利益时,有争议的是——不考虑用欺骗把选民赶走——其他的,一般而言是次要的因素或许会在决定选举优势问题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类似这样的时刻,当阶级利益无法得到政治上的表达时,人们或许会——暂时地并且做表面上的承诺——响应于那些与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无关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关于把工人阶级当作“集体化动力”的观念,假设了政治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权力(不考虑获取统治地位的问题)——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通过政变,而是为了阶级的消亡。掌握权力无疑是变革社会的一个必要步骤,但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并不是目的。因此,这就不仅仅是选举主义以及议会外的斗争的相对优点的问题。不同的情形需要不同的获得权力的方法,包括选举的策略。在发达资本主义民主中,没有一种完全放弃选举政治的运动是能引起重视的。而且,忽略了政权是社会中所有权力集中之点这一事实的做法是荒唐的。但是,选举政治的行为——即使是当其目标极为有限时——必须为社会主义及其最终消灭阶级的所导引。
  类似工党这样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之所以没能充当社会主义变革的主要动力——不考虑它的许多成员毫无疑问已经拥有的真实的社会主义承诺,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选举主义逻辑——比如NTS即是如此,据此,政治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与阶级之间生成一种“非相关性”。选举主义的逻辑已经有效地强化了政治与经济斗争性之间的分立,不仅是通过承认政治问题与纯粹“产业的”争论之间的差异,而且是通过接受更具限制性的议会与议会外区域更为严格的分立。不仅从根本上接受了纯粹的选举主义原则,而且接受了把政治当作是一种议会行为的狭隘观念,正是这一切使得工党被弱化为工人阶级组织与运作的一种工具。这一关于政治的界定及其从阶级冲突领域中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承认了非相关性原则——这在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基础。在这一关于政治的设想中,所包含的假设就是,国家是高于阶级冲突的,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代表一种超越了狭隘阶级利益的“国家共同体”,在英国,工党自从拉姆塞·麦克唐纳以来就有此种传统。
  矿工的罢工再一次成为相关的例证。有观察家把工党在整个1984—1985年的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它于1926年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之处概括如下:

  通过对两个党的领导人对于1926年和1984年的争论的回应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征:即他们抱有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希望,从而不愿意去介入问题;却又都对矿工策略持根本怀疑态度;坚决要求国家充当调解人;都没能表达在矿业共同体内由一些普通议员所提出的关于警方行动所带来的伤害。
  相似性表明,在劳工政治内部,某些经久不变的主题超越了1926年与1984年之间的重要不同。在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试图去利用产业的与政治的行动之间的显著区别。麦克唐纳和肯诺克的声明表明了这一点:“用投票箱之外的任何手段把英国政府赶下台都不具有可能性与正当性。”这一声明忽略了争论的政治维度,并且构成了一个简单的二律背反,在其中,产业工人的行动要么为政府的更替所引导,那么就是狭隘经济性的。由于拒绝承认自己的立场,也就派除了他们在产业斗争与政治动员之间发展有效关系的可能性。
  与这一拒绝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培育社会主义基础的阶级的核心性被削弱了。对于麦克唐纳来说,这是下列那种广义观点的一部分,即阶级冲突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没有提供通往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途径;在肯诺克那里,那种关于改变就业模式的较为务实的声明,限制了传统的阶级政治视野……
  在两种情况中,工人领袖继续把国家看做是一个根本中性的、能够扮演一个调和角色的工具。在某种层次上,国家被看作解决冲突的重要工具;在另一种层次上,对于英国政府的自由主义的忠信,有助于确保工人领袖不能妥协于矿井中的警方行动这一事实。对于国家的这样一种不认识,不仅仅将在工党对于产业争论的回应中得以发现;它自一开始就支配了政党的思想……[5]

  这样一来,即使是在议会争论的有限范围内,工党的政治观点也制约了它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在阶级斗争的组织以及统一体的构架中,不存在扮演一个角色的问题。对于工党来说,至少是在官方的层面上,政治并不是围绕共同斗争,或者至少也不是围绕阶级斗争来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很明显,团结和组织议会范围外的劳工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或者这样一种党的神圣责任就是把党自身与议会外的斗争相脱离,甚至是去阻止议会这一神圣区域以外的政治行动。
  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这一相当陈旧的政治观点已经找到了其最终的理论表达。NTS反对矿工罢工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加尔文在其对拉裴尔·赛繆尔和M·伊格纳第夫的批评的回应中开始对此展开攻击。[6]加尔文认为,如果矿工不能达到他们当前的目标,错误就在于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这些领导首先是在行动开始之前就忽略了对工联运动——或者它们当中的重要部分——的支持,从而欺骗了它的追随者。他们似乎已经假设,他坚持认为——作为对吉米·瑞德的响应——“一旦矿工开始武装冲击。增援部队会迅速集结”;而且,这一错误假设是基于关于“工人阶级”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其他工人的支持之所以不能“兑现”——“或者也就是以一种零零散散的方式”——是因为“这些人不相信矿工事件的正义性”。作为对伊格纳第夫观点的解释与批注,肯诺克坚持认为,“除非他们(体力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卡车司机)确信——作为单独个人——他们不会行动起来,而且,如果这些人被勉强组织起来去支持矿工,必须是使他们确信——不经意地?——自己是公民(不需说的是,这并不是要通过围绕他们作为工人的共同利益从而在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不仅如此,为了与伊格纳第夫关于国家团体的观念保持一致,这种国家团体可以“使码头工人确信自己是公民,铁路运工人确信自己是公民,也可以使其他人确信他们自己也是公民。”
  加尔文的分析揭示了NTS的基本前提,并与其始终保持一致。可能真实也可能不真实的是,其他工人——要么是“作为人民”,要么是作为其他某种团体——不能确信矿工事件的正义性。正是作为工人的“人民”,被内在于当前经济形势中的风险所吓倒。但关于加尔文的记述中相当显眼的一件事,是他在政治上以及他关于工党的责任问题上的沉默。阿瑟·斯卡奇与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没有能履行“使他们的公民‘同志’确信矿工声明与行动的正当性的责任”,但是肯诺克与工党领袖明显没有这种责任——他们实际上是被迫去质问矿工的“正当性”,并帮助政府去做分化劳工运动的努力。他们当然没有义务要去参与组织斗争。
  再者,这里也没有把阶级组织当作政治任务——这项任务的存在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利益必须被人为生成,甚至也不是因为阶级认同与利益可能是从属于其他的认同与利益,而只是因为从共同利益具体行动的转化之间需要组织与协调。毫无疑问,政治组织在阶级意识的发展中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关于政治行动的“客观的”阶级形势的失败,不是意识失败的结果——或者更为糟糕的是,阶级与阶级利益的不存在,只不过是逻辑问题罢了。不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经历与阶级利益,工人根据工作场所、产业、地区差异有所区分,加上资本与国家对他们的瓦解,在他们之间制造差异——收入、劳动过程中的职能、性别、种族,并把差异转化成为分界的不断努力,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还将会自发地和自动地构成,这真的是可以想象的吗?而且,这也就是NTS要去为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与政治的联合所作的辩护。在NTS看来,这种简单相关性的失误,就在于根本不存在“本质的”联系。如果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并不在资本主义的最高点上最后形成,那么在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就根本不存在本质的关联;实际上,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权力去谈论阶级利益。以下两个选择都是错的,即要么是工人阶级自发地、自动地表现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虚幻的“本质主义者”的观点),要么是实际上不存在这样一种类似“工人阶级”的东西,也不存在工人阶级利益,存在的只是有着随机和不确定的社会认同。


  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是导引社会主义政治的主线的原则,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对于“正统的”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虔诚。它有着真实的可操作的意味,它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政治目标,而且甚至是对政党政治的根本机制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应当在关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被承认。NTS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基于一种简单选举主义,在其中,选举胜利的取得就是其自身目的的实现。政党政治的选举目的——主要包括拼凑起来的联合阵线,以保持一种议会中的大多数——在NTS的意识形态与阶级理论中得以映现。因此,当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态度——不管其基础是如何具有随机性与肤浅性——却被当作是阶级的首要的和绝对的决定因素,或者也就是说,阶级的决定因素要从属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随机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选举联合的逻辑相一致的,选举联合的建立是通过把人民当作“他们所应该是的那样”,用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去掩盖根本的社会对立,去模糊绝对阶级屏障与阶级内部暂时且偶然的划分之间的区别。
  然而,如果政治行动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所指导,并且成为实现阶级消亡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这种选举主义的逻辑——甚至是在选举策略的构建中——明显就是不充分的。如果一个政党或运动不仅是一种选举机器,而且是动员、斗争以及在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意识形态变化的工具,那么,它就不能基于一种短促的社会认同与肤浅的权宜之计,而必须在原则上关注更为根本和持久的社会联合;而且,它必须以追求更接近于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的、与其社会主义目标相对应的利益作为动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政党或运动打算从事权力的斗争,同时充当群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改造的工具,如果它打算追求当下的目标,同时又能推进了社会主义的斗争,那么,这个政党或者运动只能首先是一个围绕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起来的“阶级党”,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导引。
  这并不意识着不存在与其他社会运动联合的空间。政治与工人阶级利益的联合能够——实际上也应当——被拓展到阶级的物质利益之外的社会问题中去,拓展到关于和平、性别、环境与文化的政治的问题中去;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如何,把这些问题当作是好像“与阶级政治无关”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集体劳动者的主要利益,仍然必须是任何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政治运动的主线。这或许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联合将明确是有局限性的和暂时性的,明显是为有限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所导引。有些时候,这些联合会被工人运动用来支持其他目标的实现。有些时候,比如在矿工的罢工中,工人的斗争会使其他忠实信徒与其他同业者参与进来,从而使斗争的力量有所加强,如同矿工的力量为共同体的纽带与妇女的团结所加强一样。但是,在矿工罢工中,通过与工人的阶级利益的联合,使得其他的信徒与同业者被当作是一个强有力的对立力量而发动起来,因此,通过与工人阶级利益的交叉,其他社会运动也能够被融入到社会主义力量中来。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运动将不得不去寻找工人阶级组织的新形式,以及把由“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解放愿望统一起来的新的方式。矿工罢工的经历再一次指明了道路,揭示了客观存在的新的团结、新的组织形式以及工人斗争与其他社会运动新的结合点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组织的首要原则,必须仍然是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除非阶级政治成为把所有解放斗争联合起来的统一的力量,否则的话,“新社会运动”仍然只能处在现存社会秩序的边缘,至多能在某个阶段某个瞬间得到解决人民的支持,但却注定不能有损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毫发,只能是对人类解放和“统一的人类之善”加以辩护。
  尽管国家的权力正被用来代表资本去打一场阶级战争,但鼓励政治与阶级分离——如同NTS计划所要求的那样——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应当去做的工作。相反,社会主义运动主要的任务是要鼓励和培育从阶级利益与斗争中产生出的政治冲动,这明显不是件容易的事。协调一致的行动——大量互不相关、各不相同的工人阶级团体,围绕共同阶级利益组织起来——并不能够自发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就不是在生产关系中被直接“给予”的。但是,这也远不是说,社会主义政治的大厦不能在已经构成了工人阶级历史的大大小小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得以建成,更不是说,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社会主义基础存在。对阶级的组织来说,存在许多障碍;但是,把这些障碍当作好像是绝对的决定因素,从而忽略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做法,其目的明显就是要接受维系了资本主义霸权的那种神话。
  从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我们可以学到好多东西。首先,这已经表明,尽管任务是漫长的和困难的,但构成社会主义的素材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团结及其战略性地位。在它们的胜利甚至是失败中,这些斗争已经展现给我们的是,如果劳工运动有一个准备好了做此项工作的政治工具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实现些什么;如果所有孤立的和特定的为了“统一的人类之善”而进行的解放斗争,不只是为“话语”的幻象或是选举的权宜之计,而是为阶级政治所统一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实现的巨大目标又将会是什么。



注释

[1] M.伊格纳第夫:《陌生人与同志》,载《新政治家》,1982年12月14日。

[2] P.沃斯豪思,引自H.贝农主编,Digging Deeper:《关于矿工罢工问题》,伦敦1985年版,第88页。

[3] 参见C.琼斯与T.诺瓦克:《不利于工人的福利:作为政治武器的好处》,引自H.贝农主编,Digging Deeper ,第87—100页。

[4] 比如,可参见,Digging Deeper,第二部。

[5] 戴维·豪威尔:《工人领袖与矿工》,Digging Deeper,第194—196页。

[6] 《新政治家》,1985年1月11日;《新政治家》,198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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