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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化


Ø 英国的欧洲对手
Ø 古典帝国主义时期
Ø 全球化
Ø 不可或缺的国家


  英帝国把资本主义法则带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它这种做法所取得的成功却非常有限,其结果也是充满矛盾的。只要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还有赖于对所属殖民地的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那么,对殖民统治的需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与经济法则的冲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从帝国扩张中一无所获,或者说它失去的与得到的一样多——尽管如我们在印度的个案中所见,我们不应把帝国的财富和财政收入与资本利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这样表述似乎更为贴切:不论帝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种发展本身终将会冲破帝国强加于它的种种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普及的全球势力,其法则的全球化所需要的可能不仅是帝国军队,而是另外一种途径。



英国的欧洲对手


  资本主义法则以经济手段而非以直接的帝国统治进行的扩张,不是在殖民地开始的,而是从紧邻本土的地方开始的。而令人难解的是,这种扩张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殖民强制,而是通过作为英国主要欧洲对手的一系列主权民族国家。虽然英国迫使其邻国纳入了自己的经济法则,但这一行为显然并未产生在这些国家之上建立霸权的效果。相反,这些欧洲大国通过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巩固了自己在国与国之间及资本主义对手之间的地位,其主要目标并不是首先以竞争性生产为手段在市场上向英国发起挑战。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力量本来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不得不被迫服务于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的。

  与曾经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机制相比,英国的对手如德国和法国的发展,则是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所驱动的。当资本主义在英国的乡村出现的时候,英格兰无疑是欧洲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并和它的邻国一样陷入到同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抗圈内。但英格兰因其国内社会财产关系而显得与众不同:这种财产关系以其特有的方式从内部推动了经济发展;而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受到了由农业资本主义所启动的法则的推动。相比而言,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工业化则更多地是对外部而非内部压力的应对。其动力不是推动以竞争、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法则发展的国内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同类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手及其商业影响,而这些在欧洲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在德国和法国,并非国内社会关系,而主要是外部挑战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争仍一如既往地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但英国资本主义及它所滋生出的工业化则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卷入到与拿破仑的战争之后,英国在源于农业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给了它一种军事上的优势,或许在此阶段技术优势方面的原因还较少,而更多地则是因为经济增长与英国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均可用于军事目的,而不论在手段上还是程度上,法国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拿破仑帝国产生于不同的物质基础。法国大革命之时,法国当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社会,并拥有欣欣向荣的商业经济。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英国。然而,尽管拥有这些先进的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却并未首先在法国发生,因为法国的经济不是像英国那样,建立在推动自足发展的社会财产关系基础上。英国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一种劳动力消耗相对低,但产出高的农业模式的产生,同时创造了工业无产阶级和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提供物质供给的巨大的消费品市场。相比之下,尽管法国的农业产出与英国不相上下,但是,这一成果的取得主要靠的是农民人口和比较而言更为巨大的劳动力投入。同时,革命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法国社会财产关系,当然也并未将其引向资本主义方向。如果说有什么意义,那便是,它巩固了全体农民的地位,而同时国家及那些把持了国家政府机构的人们,则可以仍然像在专制时代那样继续依靠作为税收的农业剩余产品生活。人们趋之若鹜的“资产阶级”生活是追求政府职位,而非资本积累。

  当然,拿破仑执政之时,清除了各种国内贸易壁垒并进行了司法与行政改革,从而使经济活动得以加强。但是,后革命时期的工业发展,既未受到阶级关系变化的推动,甚至也没有受到紧随农业资本主义之后类似出现于英国的基本消费品大市场的影响。相反,法国的工业化得到了国家的鼓励,是对战争需求做出的反应,表现在提高军事物资的产量,推动工业特别是钢铁和纺织业的发展——法国的生产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这里,阶级转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其说是工业化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工业化的结果。

  从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间的这些年中,法国的工业生产虽然在某些特殊领域保持着高效,但在规模上则相对有限;而在英国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农业,在法国则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战争的刺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某些类别的工业生产,但它不能靠自身来推动那种只有在根植于生产者与剥削者的市场依存关系的资本主义法则下才能实现的综合的、自足的发展。法国没有,也不能把自己变成一种国际市场上的本质上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形式,并以此对英帝国主义提出的外部挑战作出反应。拿破仑帝国其实是在以大家熟悉的超经济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其具体手段就是对被它占领的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以更多的战争来支付战争费用;而在国内,在政府的保护下,法国经济则“对内转向农民,小城镇商业,及其本地化的、非竞争性的、且相对小规模的工业。”[9]

  如果说战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业的发展,那么也只是在拿破仑及其帝国所提供的保护被击溃以后,这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和竞争法则的“纯经济”压力才全面地为人们所感受到。法国没有以试图再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式予以回应;而从表现上看,法国经济并未挑战或还击英国的竞争优势。它是否本来可以这样做,是否可以把它的主要社会关系,它的作为人口多数的农民以及国家的作用视为一种重要的资产阶级资源,这依然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在工业发展方面,法国也未能赶上起步更晚的德国。然而法国确实获得了自己的经济成功,发挥了自身的长处,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在某些高附加值的国内工业门类和其他的欧洲经济形态中进行了投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法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国内的军事需要依然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家不仅鼓励军事设备的生产,而且也鼓励交通运输和通讯的改善——通常是借助于首先在英国形成的技术,就不必说英国的资本了。这种发展,连同它在诸如钢铁工业这类的行业中所取得的代表性成就,以及在工程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最终必将导致法国在诸如汽车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这种情况直至汽车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由亨利·福特进行大规模生产之时才被改变。

  按照英国资本主义的标准,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可能是一个缺陷,但它同样也证明是一种优势。它不仅在不具备英国式的社会财产关系的条件下鼓励工业发展,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它能够在竞争环境需要时,对资本重组进行监管。这一点对于更具无政府主义且短期主义特征的英国资本主义而言,则特别不具备条件而无能为力。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法国,即使在今天,这一传统与公共服务的质量仍然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在德国,作为对于外来军事压力的反应,一种由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显得更加令人瞩目且更加成功。从远为薄弱的物质基础开始,德国特别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出现之后,到19世纪后期,变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并且很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该世纪的早些时候,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国是一片由诸多的小公国组成的支离破碎的领土,受着保守的贵族阶级的统治,而此时德国商业的黄金时期早已成为过去,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各日尔曼公国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可能与拿破仑的强盛国力进行对抗。黑格尔牢记着德国的这种弱势,因此,在他的著作《法哲学》中,构建了一种政治哲学,基于的前提是:面对这样的威胁,德国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那样的政府,英国那样的经济,即一个拿破仑与亚当·斯密的结合体。

  不论德国的领袖们——特别是在普鲁士和随后的统一德国时期——是否按照这些哲学术语进行思考,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19世纪晚期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政府组成与经济发展首先是一项军事事业。其结果是农业及工业上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还伴之以国家政权与社会服务等领域的重大创新。而且,工业发展模式使得促进德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得到了空前的表现机会,最具象征意义的例子便是军火与钢铁生产巨头克虏伯。

  与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消费为导向的工业化相比,德国的发展模式甚至比法国模式更能表现出强烈的对照。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催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基本消费品市场,这一市场不仅存在于国内,同时也存在于殖民地;而早期的工业革命是由规模相对较小、生产诸如棉纺织品之类的消费品、技术较为简单且缺乏巨额资本投资的公司发起的。比如说,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与餐具加工和枪炮制造有着同等密切的关系。尽管这种生产本身也创造了它对其他工业品的需求,尽管英国理所当然地开办了自己的从事资本货物生产的大型公司,英国产业资本主义的根源仍将继续影响它的经济基础。就企业性质与规模,及其商业文化而言,德国的政府领导下的工业化与英国不同,德国式的工业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较少追求商业竞争而更多地追求军事优越性,它一直影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进入20世纪。



古典帝国主义时期


  英国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兴起,无疑起到了鼓励其他欧洲大国推进工业化的作用,即使它们并不具备那种在英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但这种鼓励在最初并未产生以经济竞争取代地缘政治和军事角逐的作用。在19世纪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各欧洲国家卷入了甚至更为惨烈的殖民地扩张战争和瓜分殖民地的冲突。这是一个创造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滋生了用以对其进行剖析的主要理论的历史时期。

  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已得到高度发展,但它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体系仍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的威力虽已覆盖了大半个世界,但它做到这一点并非主要靠自身经济法则的普遍性,而依靠那种同样总是决定着殖民宗主国和属地之间关系的强权力量。

  帝国主义理论反映了这种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左派看来尤为如此。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马克思本人,均是基于“资本主义仍不过是局部现象的观点而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必将遍及全球”预言中表现出了超出寻常的先见之明。但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探索以工业化的英国为代表的当时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从更大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背景下抽象出来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予以剖析,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则从另外一个不同的出发点。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他们的兴趣主要着眼于总体上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会从以下前提出发,即资本主义在其成熟之后,当然也是在其发展到遍及世界成为一体之前即告解体。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更大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来关注一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的里程碑。最著名的、最具有影响力的革命理论,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立的: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根本不存在,或仍处于几乎尚未发展的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靠少数工人特别是与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农民大军的联合。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着研究的焦点,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运行向资本主义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使是西欧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间就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有着鲜明的分歧,但它们却都接受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某个世界上的地位密切相关——不论这个世界尚未资本主义化也好,还是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资本主义化也好,或者资本主义已占主导优势也好。例如,帝国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列宁主义基本观点强调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假说,即:资本主义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国际间冲突和军事对抗的轴心将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但是这种竞争从理论上讲,是指为了对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瓜分和再瓜分而进行的斗争。资本主义传播得越广(非均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就越激烈。同时它们也会遇到越来越有力的反抗。总的论点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牺牲品最终被资本主义彻底吞噬之前就将寿终正寝——这也正是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原因。

  罗莎·卢森堡就此给出了最为透彻的阐述。她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论著《资本的积累》的基本内容就是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所做的基本分析(主要以一个国家为例)提供一种选择,或者说是一个补充。她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中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走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从直接的领土侵略,此时则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武器的阶段。但是,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尽管它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变成普世,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它的这一企图,它必将倾覆——因为它天生地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这种第一经济模式正在试图鲸吞整个世界;而同样正是这种第一模式偏偏不能够单独存在,因为它“需要其他的经济制度作为其媒介与土壤”。[10]

  所以在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在概念上假设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事实上,资本主义为自身的生存,不仅要依靠这些非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依靠作为超经济力量的前资本主义的手段,如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强制,同时还要依靠传统的国家间的角逐,殖民战争及领土统治。这些分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作者写下它们时的那个时代;而直到今天,仍无人能够证明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把自身取得的成功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带来的繁荣向全世界推广的这些观点有任何错误,同样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列强将永远依靠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剥削。但我们还必须从中看到专为这样一个世界设计的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国际关系对资本主义而言都是内在的,并受到资本主义法则的控制。那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在一个或多或少地以普遍的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世界里,资本主义法则作为一种帝国统治的工具,是相当近的一件事了。

  不论资本主义在其某些地区发展到何等先进的地步,欧洲是以一个相互较量、具有地缘政治特征的军事帝国集团的大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同样在这一古老的帝国体系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早期“门罗主义”开始,它就着手在西半球及其之外的地方以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不是(或不总是)为了直接的殖民,那么显然至少也是为了确保某些政治集团对其俯首帖耳。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出现了某些主要帝国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古典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于1918年,并且美国此时已经表现出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经济帝国的种种迹象(当然,在它的身上不乏大规模的超经济力量和直接的帝国暴行的历史),那么要在几十年之后,一种新型的帝国方才清晰出现。实际上,应该说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资本主义势力之间为经济目的而进行的直接领土扩张的最后一场重要战争。尤其是德国,就是为确保自己的主要产业利益,控制不仅在东欧的土地与资源,而且还包括里海和高加索油田而发动战争。它还可能是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为追求经济利益,主要的侵略者完全依靠超经济力量而非市场法则,把他们自己的经济完全置于由彻底的军事化国家完全控制的地位。当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获得来自战胜国的大量援助后最终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竞争时,一个新的时代真正地开始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对抗的时代,竞争与合作不稳定地共存,从而要求保护自己的市场。军事与地缘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而是发生于资本主义与发展了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这种情况持续到冷战结束,前苏联被拖入资本主义轨道之中。然而,如果这种冲突不是发生在作为对手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它无疑给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

  美苏冲突从未爆发为直接的军事对抗,但冷战标志着帝国军事角色的一次重大转换。虽不寻求直截了当的领土扩张,美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高度军事化的经济。也正是在此期间,军事大国的目的极具欺骗性从相对明确的帝国扩张和资本主义对抗的目标转向为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成世界警察的开放式目的。这种军事形式以及它所引发的各种需求不会随着前苏联阵营的“解体”而发生变化,“冷战”也将由无限的未来战争中的其他情景所替代。今天的布什主义就是直接“得真传”于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

  与欠发达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坍塌,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这不仅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更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致。比如在中东,西方势力,特别是英法两国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部分进行瓜分,不是把它们作为直接的殖民地财产压榨剥削,而创造新的某种程度上独裁的政府,以满足其自身帝国主义的需要,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石油供应——这一任务后来由美国取而代之。

  从旧帝国主义废墟中最终成长起来的新帝国主义再也不是那种帝国宗主和殖民地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主权国家(尽管自主的程度不同)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资本帝国主义当然地把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自己的经济轨道,不过,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了受经济法则制约和多国政府体系管理,并伴有这种联合所引发的各种矛盾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经济帝国会由一个凌驾复杂的国家体系之上的政治军事霸权来维持,这个国家体系包含需要遏制的各种敌人和需要加以控制的朋友,还有随时能够服务于西方资本的一个“第三世界”。



全球化


  正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经过长期激烈的英勇斗争,东帝汶从印度尼西亚手中赢得了独立。这一新国家的历史囊括了整个帝国主义的发展史,从其非资本主义的起源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葡萄牙人出于通常原因,如获取资源和奴隶劳动力,于16世纪对帝汶岛进行殖民: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之间发生冲突,最终导致19世纪整个岛屿被两大帝国瓜分,其东部留在葡萄牙人手中;20世纪晚期欧洲直接殖民被地方独裁所取代,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由于对西方有利用价值而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对东帝汶实行了可怕的压迫统治,最后通过流血斗争东帝汶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在它还处在孕育期,就已受制于西方的新压力。

  帝国主义势力将怎样把其法则强加于这个弱小的新生国家,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是使它能够从帝国的强权制度下获得独立并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主要伎俩)的那些条件,也正好就是它易于受到帝国主义压力的脆弱之处,具体讲就是东帝汶与澳大利亚之间海下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我们可以肯定,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帮助下会不遗余力地为其石油和帝国经济争取最优惠的条件,而东帝汶要长期免除债务的可能性则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随着东帝汶渐显国家形态,联合国即着手代表它就一份新的能源条约进行谈判,开出了好于若干年前印度尼西亚从澳大利亚和那些大石油公司所得到的条件。以副总统迪克·切尼(其本人就是个石油业人士)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也介入,警告其不可走得太远。这不过是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一个暗示,由此东帝汶发现自己是被迫在一个由美国的规模经济和军事力量控制着的世界里寻找生路。在科林·鲍威尔要取消美方援助的威胁下,新的帝汶人政府已经被迫做出了书面承诺,不在国际法庭上以反人道主义罪名起诉美国公民。[11]

  东帝汶仅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新帝国主义所喜欢采取的战略中的一个最新例证。当代帝国霸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前苏联阵营的“解体”以来则更是如此,越来越有能力向世界推行其条件,不能说不需动用武力,但的确不需要采取直接的殖民统治。它找到多种方法用来把自己的经济法则强加于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

  这种新的帝国秩序可以非常确切地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美国通过在广岛和长崎施放原子弹确立了自己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并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稍晚一些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确立了自己的经济霸权。这些协定和组织表面上的目的是稳定世界经济,通过促成世界货币与美元的可自由兑换使其更趋合理,并且确立一个经济重建与发展的框架。但这些目标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开放其他区域经济及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只要欧洲经济的重建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依赖于主要由美国强加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容易地实现。这些全球的经济组织还伴随着一个政治组织,即联合国。尽管按当时的构想,联合国对世界经济几乎不予影响,而是在维持多元国家政治体系中某些类似于政治秩序的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对那些与主要大国兴趣不相投的其他国际组织构成了打击。

  在此阶段,随着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帝国力量感兴趣的是一种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与“现代化”,以此作为其自身市场扩张的手段,当战后的长期繁荣结束之时,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扩张市场的目标被其他方面的需求所取代。尽管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总目的直至目前、且包括目前、或者说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仍然保持基本不变,然而,世界经济的具体规则却已经改变,越来越与不断变化的美国资本的需求相一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与不断变化的帝国需求相适应的其他经济原则。

  这便是长期的经济低迷的开始,它影响了整个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一直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事实上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尽管它们被股市泡沫和“财富效应”所掩盖)。而全球经济则被迫承担了那次萧条的重负。在长期繁荣期间的令人兴奋的以受到鼓励的增长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为特征的那几十年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停滞和下滑,即一次典型的独一无二的以产能过剩和产量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前军事敌手德国和日本已变成了有极大影响力的经济竞争对手。目前的问题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如何摆脱这次危机。[12]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期,也就是资本的国际化时期,其内容包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这与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不是对资本主义成功的反应,而是对其失败的反应。美国动用了自己对金融与商业网络的控制机制从而推迟了它的国内资本的清算日,使其得以将压力转嫁别处,并使到处寻求获利机会,疯狂进行金融投机的剩余资本的流动得以从容。

  种种条件被强加到发展中的经济体之上以使其适应这些新的需求。在随后被称作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帝国政权要求“结构调整”并采取种种手段以使这些经济体在面对美国领导的全球资本的压力时变得更加脆弱。比如,强调出口型生产和取消进口限制,使得生产者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形成市场依赖性,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当开放市场使其面对来自得到巨额补贴的西方生产者的竞争时就更是如此,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将会脆弱不堪,乃至以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为背景的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高利率和金融管理制解除为美国的业主创造了巨额收益,同时也在第三世界导致了债务危机(最终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之一,即国内帝国主义中心资本主义的衰退),诸如此类。

  当然,故事并未到此为止,但此处我们不予探究资本主义的盛衰循环及其步入长期“低迷”与“停滞”的必然趋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所享有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虽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种种矛盾,却可以通过操纵债务、贸易规则、对外援助及整个金融体系,迫使其他经济体为帝国霸权服务,被用来,而且也正被用来回应其国内资本不断变化的需求。一时间,它会强迫自足型农民转向出口型经济作物的生产;然后,它出于自身需要,就会抛弃这些农民转而要求开放第三世界市场,而对自己的农业生产者实行保护与提供补贴。它可以通过金融投机临时支持某一新兴经济的工业生产,而随后又会突如其来地通过抽出投机获得,或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而走人,给其来个“釜底抽薪”。这些操纵行为迟早会反过头来侵扰帝国经济——这一事实只是这种帝国体系所固有的诸多矛盾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实际上,现行的“全球化”意味着附庸经济形式的市场开放及其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而帝国经济则可能保持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毫无瓜葛。相反,它应是出于对帝国资本利益方面的考虑而对贸易环境所做的“操控”。一些评论家认为: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问题不是“全球化”程度太高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穷国所需的当然是自由贸易和进入西方市场——这是对“全球化”根本上的误解。假如全球经济的开放是双向的,不论其最终结果怎样,它都不会与设计这种制度的初衷相吻合,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帝国市场对它们的封闭,而是它们自身市场在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

  让我们弄清楚“全球化”到底是什么,特别是要弄清楚“全球化”不是什么。它起初并非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无人会怀疑资本跨国界的流动在当今世界经济是频繁的并且是惊人地迅速的,也无人怀疑新的跨国机构不断涌现,使这些流动成为现实。但这是否便意味着市场从本质上较此前更加全球一体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所谓的“跨国公司”必须要在某一具体的民族国家内有一个基地,同时拥有控股集团和董事会,并在许多重要方面依赖于此。除此之外,有评论家认为,根据种种一体化标准,“全球化”还远未达到“发达”的程度,在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际贸易总量方面,或作为全球产值一部分的全球出口总量方面——都不及此前的几个时期。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资本,特别是那些依赖于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资本流动的速度与规模,确实催生了某些新东西。我们甚至也应承认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至少,资本的中心地带发生的经济运动的效应更易被全球感知。还有一种最为重要的迹象,那便是全球市场远未实现一体化:即存在着工资、价格及劳动条件在全球仍然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市场上,市场法则将依靠自身的力量普遍推开,迫使所有竞争者接近某种共同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在价格竞争的环境中得以生存。

  然而,全球一体化的这一明显“败笔”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症状”。全球化一方面是在推动一体化,但同时更是在“阻止”一体化。全球资本流动需要的不仅是获得跨国界的劳动力通道、资源通道和市场通道,而且也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来自反向流动的侵害,以及使生产成本和生产条件产生差异从而增强获利能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分裂。此处要再次予以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必须在对全球资本开放国界和阻止全世界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环境方面走的太远的某类和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进程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

  甚至,也不能认为全球资本会从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置于低成本劳动力体制的竞争环境之下,以降低劳动成本为手段获利。在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除了国内动乱的危险之外,一方面资本不断要求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扩大消费,这就要求人们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众多矛盾之一。但总的来说,全球资本从不平衡的发展中获益,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而“短期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色疾病)。世界分裂为一些彼此独立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都拥有自己的社会体制和劳动条件,且各自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主权领土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一现状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资本的自由流动。总而言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资本的利益,强化“民族性原则”,以严格的边境管理和移民政策为手段对劳动力流动进行管理成为可能。



不可或缺的国家


  某些“全球化”问题的知名评论家,至少是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评论家,把“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种跨国公司驱动和控制的发展,其声名远扬的品牌如耐克、麦当劳、孟山都等等,便是今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象征。同时,他们似乎认为原本由民族国家为民族资本提供的服务,在目前必须由某种全球化的政府提供经跨国公司。由于不存在这样一个政府,全球资本的政治工作显然就要由跨国组织来完成,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八国集团。在上述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把跨国公司作为靶子,人们采取消费抵制、蓄意破坏及游行示威方式进行斗争,他们把反对的火力集中于那些超国家组织,这些组织就像民族国家代表民族资本那样,最能代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力量。

  这些“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效地把“全球化”的破坏性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吸引长期忽视全球化资本主义后果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注意力方面,尤为如此。他们提高了世界上许多人的意识水平,并给出了新反对力量的许诺。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全球性公司是“全球化”罪恶的最后源泉的观念,及全球资本的力量在政治上主要由像WTO这类超越国家的组织所代表等观念,可能首先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更多地或主要地是因为它是全球的,而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看法之上。从反对力量的主要任务来看,就是把资本全球渗透的工具作为攻击目标,而不是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实际上,许多此类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或者就是反对极端恶毒的大公司,但并不特别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影响可以通过“驯化”全球性公司,或使他们更为讲“伦理”、更“负责任”、更有社会觉悟等手段予以消除。

  然而,即使是那些更倾向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人,也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全球化,资本的政治组织也就会越全球化,因此,如果全球化已使得民族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即走出民族国家,转向作为全球资本力量真正所在的全球性组织。

  我们需要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反资本主义运动错误地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四处为害,需要受到抵制,或WTOIMF正在为全球性资本卖力——这些理解无疑是对的。这些运动在其国际主义方面或其坚持全世界反对力量的团结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我们需认真审视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使是“国际团结”的效果也要依赖于对资本所具备的力量和反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准确认识。

  至此,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全球化”并非是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它同样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民族国家体系。相反,国家处在新的全球体系的中心。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方面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

  正如政府远不是无力应对,多国公司也远未全能。对公司运作进行认真的审查就可能发现,多国企业在管理自己的国际业务运作方面好不到哪里,与其国内业务相比,收益可能会更低,而成本则会更高。[13]这些企业对自身国际业务的控制能力都非常有限,更不必提操控“国际化”。这些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取决于国家所提供的必要支持,包括在其国内基地驻地和其他地区的多国网络方面。

  不论是在帝国经济中还是附属经济中,国家都仍然在全球性资本积累提供着不可缺少的环境,决不亚于其为地方企业提供经营环境;而最后的结论是:正是国家为全球性资本创造了生存并自由驰骋于世的条件。如果说,国家对资本而言是惟一真正不可缺少的非经济组织,那么,这一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假使我们可以想像WTO被消灭之后,资本仍然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甚至可能对于扫除那些给予附属经济体某些发言权的组织设置障碍持欢迎态度,那么,不敢相信,如果地方政府被消灭,这些作用还能够长期幸存。

  全球化当然是以国家退出社会福利和改良功能为标志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也许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制造国家衰退的印象。然而,就后继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福利国家发起的攻击而言,甚至不能认为全球性资本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早期即由民族国家行使的社会功能。即使当工人运动和左派力量处于低潮时期,随着所谓的社会民主政府加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攻击行列,至少,一种起码的社会供给“安全网”,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功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随着“发展”和生活商品化的进程破坏或削弱古老的社会网络,在过去尚可依赖大家庭和村社等传统的支撑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就处在了至少要把一部分此类功能转移至国家的压力之下——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公共服务事业的私有化成为投资、贷款和援助的一个条件,这将使他们在面对帝国资本的需求时变得尤为不堪一击。

  反对运动必须不断斗争,以维持任何类似于真正的社会供给的东西。然而,很难说,没有一个政府,哪怕某种程度上不称职的政府来平衡由资本主义市场和阶级剥削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纠纷,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长期苟存。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社区和社会网络的全球化如果说做了什么,那就是使国家的这个功能对保存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必须,而不是相反。这并不是说,资本愿意加强社会供给,而只是意味着它对作为必定对资本积累不利的社会福利项目的敌意,两者构成了资本主义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一。

  就整个国际层面而言,国家仍然是关键的。新帝国主义与较老的殖民帝国形式相比,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一种多元的或不同程度上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体制。“全球化”把资本的纯经济力量扩大到了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之外,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全球资本要求许多民族国家来行使管理和强制职能,以维持其财产制度,并提供可衔接的规则、信誉环境及法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可信的“全球性统治”形式可以提供资本所要求的这种日常秩序或积累条件。

  今日,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种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主权。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缺乏沟通也不简单地代表某种政治发展中的滞后。全球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由多元国家和地方主权管理的,由复杂的掌控与附属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经济体。

  由一个多元化国家体系对新帝国主义进行的管理和强化当然地引发了它自身的许多问题。它不只是一个维护具有各自内部需要和压力的诸多民族实体间的正常秩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它自身的专政力量的问题。要经营这样一个体制,不可避免地最终要有一个独立的压倒性军事力量,它可以将所有其他的力量纳入一个共同的秩序之下。同时,这一力量不允许对资本所需的有序的信誉环境进行扰乱,同时也不允许战争来威胁至关重要的资本市场和资本来源。这便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所面对的难解之题。




[9]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LondonFontana Press, 1989), P. 171.

[10]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m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 467.

[11] Johathan Steele, ‘East Timor is independent. So Long as it does as it’s told’, the Guardian, 23 may ,2002.

[12] 关于长期的经济低迷,参见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from Boom to Stagnation, special issue of New Left Review, No.229(May-June 1998).关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Verso,1999). 关于资本的过度积累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参见 Patrick Bond, Against Global Apartheid: South Africa Meets the World Bank ,IMF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e Town: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2001,特请参阅pp. 7—10)

[13] 以上为一个“经济与社会研究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的研究成果,由Alan Rugman教授总结整理,转引自Larry Elliot  ‘Big business isn’t really that big’ (the Guardian, 2 September, 2002, p.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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