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资本的帝国》

第七章 “过剩的帝国主义”,无限战争


Ø 无限战争
Ø 普遍的资本主义
Ø 过剩的帝国主义?
Ø 布什主义
Ø 谁来监护监护者?


  世界大国不直接卷入地缘和军事冲突,这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此类对抗都被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有效地取代了。然而,在大国关系中,经济竞争越是取代军事冲突,美国就越是要努力成为史无前例的最具完全主宰能力的军事大国。

  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美国为什么有如此必要使自己的军费占到世界军费开支的40%呢?何况,它在国内尚有如此多的需求正待满足,比如建立一套不错的医疗保健体系,等等。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如此前所未有的权力差异——当然,最突出的差异并非存在于美国与“流氓国家”或“恐怖主义者”之间,而是“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强国之间”?[14]有人说,美国目前拥有的军事力量比排名其后的八个大国的军力总和还强(按某种算法,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强),同时,其军费预算相当于排在其后的1215个国家的总和。有人会把这称作“过剩的帝国主义”(surplus imperialism)。但不管如何称谓,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远非是显而易见的。[15]

  这便是“新帝国主义”的悖论。这是首家蓄养军力、但其目的既不是为了侵占领土甚至也不是为了击败对手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不寻求领土扩张和对贸易通道加以亲自控制的帝国主义。然而它却创造这了一种庞大的、不成比例的军事能力,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影响。也许确切的原因就是:这种帝国主义需要一支如此大规模军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定的目的。对全球经济及其这类多元国家的无限控制,需要不论是从目的方面还是从时间方面讲都永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无限战争


  2001年,美国(及英国)在“9·11”袭击事件随后几天内未能对阿富汗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这令举世感到震惊,其中既有人略感失望,也有人感到松了一口气。[16]人民理所当然翘首盼望一场迅疾的、大规模的高科技进攻,这将在造成严重的“双边破坏”的同时挽救美国战士的生命。但这次,我们得知,白宫的温和派赢了——至少一度如此。但愿是为了保全“反恐”多国部队的紧迫性要求而小心行事,或是因为冬天已经临近,抑或是因为“塔利班”也许会不战而毁于“内讧”。任何进攻——当然,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进攻——都应是“深思熟虑”而且“适而可止”的。“乐观派”希望布什已经学会了“多边主义”的精髓,“悲观派”则深恐更坏的事情会发生。但批评者与支持者针对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表现出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则表现出同样的“大惑不解”。

  随后轰炸开始。大规模的高科技进攻,及其带来的双边破坏,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而且到处听到的是这样的“希望之声”:此次打击将会谨慎锁定目标并且会是“适度”的,战争很快将会结束。同时,美国告诉联合国它保留进一步选择对阿富汗之外的其他目标随时进行打击的权利。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反恐战争”的结束看起来比它开始的时候所能预见的还要久远得多。

  关于这次“开放式的”军事行动的幕后推论在战争伊始即已得到公开。930日,伦敦的《观察家报》刊载了一篇特别报道“五角大楼内部”:

  随着战争在阿富汗爆发,白宫遭到了一场攻击——一场被五角大楼的“鹰派”称作“无限战争行动”,而赢得美军总司令乔治·W·布什总统的认可并签署命令的攻击……

  《观察家报》获知有两条关于无限战争的详细计划在本周由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交给总统,这两条建议都曾被临时搁置但一直未被放弃。两条建议的起草人是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计划呼吁采用“既无时间限制又无地域限制”的“不设限战争”……

  五角大楼的军事家们更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循环联盟”。它看上去就像一个维恩图,中心部分重合,只有某几个国家在这场不会结束的战争的不同部分、不同时期进入美国的轨道。在这个由圆盘构成的玫瑰型图案中重合部分只包括美国、英国和土耳其几个国家。

  有官方人士说,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规则必须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而制定,认为没有“明确的可实现的”政治目标就不应有军事干涉的所谓“鲍威尔主义”是“不合时宜的”……[17]

  拒绝接受“军事干预必须具有明确的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这一观点的呼声占据了优势,它清晰地阐明了一种特别是自冷战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思想。美国及其盟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英国——一直在对“战争”进行重新定义,以及据此加以判断的“标准”。这一看来日渐成型的“新”战争思想正是某种新的帝国形态的必然结果。

  紧随“9·11”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宣布他的目标是消灭世界上的“作恶者”。在当时,“反恐战争”被称作“无限正义行动”。一段时间之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知会工党代表大会:目前进行的战争应该成为一个“重新调整当今世界秩序”的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或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远大抱负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抱有同情的观察家和批评家对于确切地解释“第一军事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都感到同样的一筹莫展:揪住奥萨马·本·拉登?摧毁基地组织的训练营(此时肯定早已人去“营”空)?推翻塔利班政权,在那里安插或是不安插一个新的政府?是否包含有更为深远的目标,诸如进攻伊拉克,完成前总统老乔治·布什未能完成的任务等等,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人们大多要么认为白宫只不过是分成了“鹰派”和“鸽派”,要么认为当局也只是感到困惑,对于到底该做什么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另一种激进的看法则是:布莱尔得了一种病态的“妄自尊大”症——这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在国内的失败上引开。无疑,这些解释都可能有值得“圈点”之处。然而,我们需要更为严肃地评价布什和布莱尔的“宏伟”规划的重大意义。

  当然,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追求自身的帝国利益、维护自身经济霸主地位并无任何新意可言。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在一些评论家中有这样的共识:美国是一个相当“被动”的全球大国,它从不乐于动用武力。然而,尽管美国不喜欢自身的力量遭受无谓的损失,但这未妨碍它投身于频繁的军事干预行动,不仅有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大战,而且也有反复不断的对于从中美洲到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较小规模的侵犯。然而,某种新的东西也正在出现,特别是自冷战结束来就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抛开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过度自命不凡的词藻不谈,应当承认,他们的言论中确实有着某种新的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尽管提出了最为过分的道德要求,却已背离了若干个世纪以来对“正义战争”的阐述。

  正义战争的传统一直有着颇受贬抑的弹性和无限自我调整以适应统治阶级不断变化的需要的能力,直至采取最具侵略性的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借助于“战争”和“帝国主义”不断变化的性质,关于“正义性”的理论得以在特定的认识领域继续存在,并且与某些基本原则一直在共同发挥着作用。实证主义的国际法观点不承认来源于较高层神圣权威的正义原则,但它同样也接受了某些与“正义战争”相关的基本原则。这种新的思想尽管援用了“正义战争”的传统,但若干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感到这些规则不够灵活,因此有效地将其抛弃了。如果说早先所做的调节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及需求,那么观念上的决裂同样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代表着帝国的特殊要求。

  “正义战争”理论经过长时间的整合完善,清楚地阐明了进行战争的几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必须是合法的权力当局具有正当的意图,才可以宣战,且前提必须是其他手段均已用尽;必须掌握好能够达到目的的合理时机,且所采用的手段必须与最终目标相适应。我们已经面对过一些“别出心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貌似严格的条件被弄得与最具侵略性的商业对抗与帝国扩张战争混为一谈。这一理论经常被发挥到极致,从而变得完全失去了意义——比如,格劳秀斯,他就从纷繁的头绪中找到了一条途径来证明私有贸易公司动用武力的合理性。但现行的理论与欧洲传统军事理论产生了全新的分歧。

  美国的每一次战争都声称有“正义”的理由,合法的当局,和正当的意图,同时强调“别无选择”。这些提法当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是,不论美国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怎样值得质疑,至少,这些理由都未超出关于正义战争的争议的范畴。分歧在另外两种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显著:一是必须掌握好能够确保实现军事行动目的的合理时机,二是必须采取适度的手段。

  布什与布莱尔新近详细阐述的战争思想在两个方面与上述两条原则中的第一条相抵触。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军事行动真正具有彻底铲除布什所谓“作恶者”世界的可能性。因此,“反恐战争”很难说会有一个结束恐怖主义的合理时机。不仅如此,它还会产生恐怖主义暴力袭击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同样,不论是否包含有人道主义的成分,军事行动都不会按照布莱尔所规划的那样重整世界秩序。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这种新思想与“可实现目标”原则是相互背离的,在某些“正义战争”理论的早期鼓吹者看来是完全不可信的。这一原则反对一切无谓的“自毁”式的冒险,因为这些力量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手段,从而也更容易招致自身处境的恶化。现实的情况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分不开的,这支力量绝对有能力达到任何合理的军事目的。所以,此处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原则。简言之,即:要证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根本就不需要期望其实现目标;但更确切地说,就是:现今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特定目标。

  这样的原则也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手段——目的的推演。我们习惯于批评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了与其声称的目标不相称的大规模破坏性军事行动。但此刻,我们可能不得不同时放弃“适度性原则”——不仅仅是我们被要求接受“不适度”的手段,而更是因为,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就根本不会有与此相关的推演。这样就有了一条新的战争原则,即无限战争原则——不论是就其目的而言还是就其时间而言。

  “反恐战争”不是新战争理论的第一个实例。它显然发端于冷战。甚至像“反毒品战争”这类的行动,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有着军事成分(不论是由美国军队直接实施,还是在其帮助下由哥伦比亚军队实施),因此也有着一些这方面的意味。然而在形成新理论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重大的步骤,则是“人道主义战争”的观念。这显然关系到古老的“正义战争原则”的种种约束被首次彻底抛弃。

  有一种说法至今已流传甚广,那就是,在针对巴尔干战争的争论中,美国前国务卿,时任美国派驻联合国代表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向现任美国国务卿,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就其反对波斯尼亚进行军事干预一事发难。构成鲍威尔反对意见的基础就是所谓的“鲍威尔主义”,一种符合古老的正义战争传统的军事思想,它要求军事行动要有明确的、特定的目标,充分的适当的手段,以及退出战略。“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它,”奥尔布赖特怒气冲冲地抗议道,“那么我们养这支您总是津津乐道的卓越军队到底有何用处?”奥尔布赖特所挑战的当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军事行动的理论。鲍威尔作为一名军人,几乎不可能鼓吹和平主义。他们的分歧点准确地讲就是在于传统的军事思想要求有专门的、特定的、有实现可能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

  但是,如果说奥尔布赖特在这一新的战争理论发展过程中代表着一个里程碑,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背弃传统的战争理论则早已成为一种模式。当亨利·基辛格鼓吹不可预测的军事行动时,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为政治目标而动用军队的想法要比实现某种特定的军事目标的想法更为普遍和方兴未艾,整个冷战期间其他政治家们也大抵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专门致力于“正义战争”的争论,而总体看来他在接受显然与之对立的非道德规则的“国家理性”原则方面显得十分直率。但是,支持同样政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援用“正义战争”手段时也是毫无障碍的。今天,当科林·鲍威尔成为美国国务卿时,他正在受到来自非军界的政治家——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迪克·切尼,以及布什的顾问,诸如更为明确地反对旧的正义战争之“目的——手段”原则的理查德·珀尔的挑战。他们的计划,即“非限定性战争行动”,呼吁进行一场“开放式”的不受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战争。

  布什总统最近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新的军事思想。他把原有的战争理论发展到了主张“开放式”的永久性战争宣战权的高度。在一项新的明显不同于以限制和威慑为特征的常规军事思想的“防御性干预”政策中,美国宣布,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感到必要,它就有权实施大规模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不仅是出于可以清楚地断定的原因,当然也不仅是为了面对真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而是为了预防某些尚未发生的危险——或者,甚至可以说什么原因都不需要。布什政府甚至明确地表示不排除对核武器的使用。这种战争的“无限制”的状态也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气候的支持,其范围包括了公民自由权的消蚀和对不同意见的“不予鼓励”甚至是“压制”。[18]

  在反恐战争中,”理查德·珀尔说,“不存在什么‘阶段’”:

  这是全面战争。我们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争。他们大量地存在于世界各地。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将打阿富汗,然后我们将打伊拉克,然后我们要看周边的形势到底如何,这样继续下去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看世界的目光继续向前,胸怀整个世界,并且不要去试图拼凑出一个“乖巧的”外交政策,而相反,我们只是打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孩子从此将为我们高唱赞歌。[19]

  至此,我们终于得到结论:这就是全面的无限战争——不一定是连续的战争,而是在期限、目的、手段和空间影响方面都不确定的战争。



普遍的资本主义


  关于“无限战争”的新理论满足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定要求。这种帝国主义直到20世纪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所专有。将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置于这么晚的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是它自身发展的这么晚的一个时期——来进行研究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近几十年国际局势一直以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为特征;即使是苏联未解体之前资本主义法则就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针对的则是一个不同的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晚的一个时期,还不能想像它竞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普遍性。

  然而,如果说资本主义法则今天已经横扫整个世界,那么,它们还尚未能够替代领土国家。相反,资本主义越是变得具有普遍性,它就越是需要一个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权体系。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尚未在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现一套系统化的帝国主义理论,我们同样也没有一套帝国主义理论能够准确地理解一个不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而是由一个同时包含了不同程度上体现为主权国家的帝国及其附庸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构成的世界。

  今天我们可能比以往很长一个时期能够更多地听人提及“帝国主义”,而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的理论也并不少见。然而,随着领土国家的衰落,如果以传统的方式来概括全球化的特征,就会导致对新帝国主义及其多元国家体系所经营的独特的经济控制形式的“新颖性”和“鲜明性”产生误解。这一帝国主义形式目前只是初现;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军队在这种新形势下所起的特殊作用目前正在一套系统的战争理论中得到阐现。

  在资本帝国主义初期,就已出现了这样的理论雏形,即:不把帝国看作征服甚至是军事控制及政治裁判权的化身,而仅把其作为纯粹的经济霸权。约翰·洛克,如前文所述,最为透彻地揭示了这一新的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殖民剥削理论回避了政治裁判权及一般政治势力统治另外一股政治势力的正当性的问题。在他的财产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尽管这种关系需要有暴力予以培植和扶持。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行使创造交换价值的权利(事实上是义务),而不是通过行使统治权的方式被赋予合理性,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在资本的经济霸权开始主导世界之前,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以集中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为特征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那个时期现在早已成为过去。至此,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由此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法则的普遍性根本没有消除对军队的需求,反而加剧了这种需求。同洛克的殖民剥削理论一样,“新帝国主义”也同样不能摆脱战争理论的桎梏。

  资本帝国主义所具有的另一个鲜明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经济影响远远地超过了它直接的政治与军事控制。它可以依靠“市场”经济法则来完成它大部分帝国任务。这一点使它明显地区别于直接依赖下列超经济力量的早期帝国主义形式:不论是通过发挥直接威慑力以施加其直接统治的领土帝国,还是其优势取决于对海洋和其他贸易途径的控制程度的商业帝国。

  经济法则的推行会充满血腥。然而一旦附庸国家在面对这些法则和市场“规律”时变得脆弱不堪,帝国政权实施的直接统治对于实现资本的“意志”而言就不再必要了。而在此,我们再次陷入悖论的境地,那就是:尽管市场法则延伸到任何单一国家政权力量之外,但这些法则本身要求必须得到超经济力量的强化。如果不借助于比资本的经济影响更加地方化和更受地域限制的行政和强权力量,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法则的推行,而且也不可能获得资本积累和市场运行所需要的日常社会秩序。

  这便是帝国越是纯粹“经济化”,就越是会催生出民族国家的原因——听起来颇有些自相矛盾。不论是帝国力量还是附庸政权都显示了它们在全球资本统治中的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见,一直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甚至要人为地制造一批地方国家政权以使其发挥资本主义“导流器”的作用。“全球化”也未能超越帝国对于一个国家体系的需要。所谓“全球化”的世界也无非就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我们把这种新帝国主义称作“全球化”,完全是因为它依附于一种其影响可以远远地触及任意一个国家政权的领土边界和政治势力范围之外的广泛的经济霸权,它是一种比任何其他都更加依赖于多元国家体系的帝国主义形式。



过剩的帝国主义?


  我们知道:无限战争是对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即一个民族国家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非国家的对手——或称“恐怖分子”——成为主要威胁的世界所采取的反应。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经不起推敲。与其说“尽管”,倒不如说正是“由于”它的无国籍性,才使得“恐怖主义”的危险——而不是任何其他武力的威胁——与超强的军事打击进行抗衡。而不论怎样,“反恐战争”似乎不但不能阻止,反而会更加推动恐怖袭击的发生。非国家的敌人带来的威胁不能解释军事力量无明确目的的过分集中。相反,“过剩的帝国主义”仅是作为全球国家体系及其充满矛盾的内在动因的一种反应而具有存在的意义,不论其如何被任意滥用,并进而最终导致自毁自灭。

  全球资本需要地方国家。然而,尽管听命于全球资本而行事的国家可能比从前把资本主义法则带到了全世界的老殖民者们更能发挥作用,但它们同样会引发巨大的风险。需特别强调的是,它们常常会遭受矛盾的压力和反对力量的影响,它们自身的强制力量会落入“不当”人的手中,而这可能会与帝国资本的初衷相悖。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民族国家被认为正在消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新帝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套多元的国家体系来维护全球秩序,所以它比地方政权对这些国家曾施加的统治及其统治方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个重大的(倒不是最近在眼前的)危险便是:为实现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平衡而进行的争取建立真正民主政权的群众斗争,在其阵营内部实现了国际团结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帝国政权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一个贫富分化不仅未缩小反而增大了的世界里,不管看起来多么遥远,这种可能性永远也不可能远离帝国的意识活动。帝国霸权也不会对在全世界由南到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日渐高涨的“不满”和“反体系”的情绪视而不见。[20]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甚至对本书完成时发生在巴西的那种选举方式的变化也不欢迎。

  然而,不论有无错误的广泛的“政权更迭”所造成的近期威胁,美国都一直致力于维持一种适宜其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环境。帝国政权因此频繁出击以避免失去对全球国家体系控制的危险。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多么遥远,美国时刻准备着通过发挥其最显著优势,即强大无敌的军事力量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只要需要,立即行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随心所欲,而保证自己毫发无损。

  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体系面临着几个明显的危险,它们都与国家有关系。一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而导致的秩序混乱——如我们常说的“失败的政府”——这种混乱会危及资本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信度的确定社会环境。另一个是来自被华盛顿称为“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即美国控制下的世界秩序正常范围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危险——这些国家不同于处在美国轨道内的同样邪恶的国家。

  然而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则不是由上述的边际案例引发的,而是产生于功能健全、并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经济体。此类威胁不仅来自未来的竞争者,如中国和俄罗斯。另外,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内部甚至其核心部位还存在着其他更为近在眼前的挑战。如欧盟,它从本质上讲是比美国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

  但是,较之“老牌”帝国政权在传统的帝国间对抗时期追求地缘控制,甚至是“力量平衡”,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维持霸权实在要复杂得多,这早已不是单纯打败对手那么简单的事了。战争之于资本主义大国竞争者而言,既然从未被根除过,就很可能是自我毁灭式的,不仅破坏竞争,同时也破坏了市场和投资机遇。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的帝国统治,需要在抑止竞争和维护激发市场和利润的竞争性经济环境之间求得妥善而复杂的平衡。这是新世界秩序的最基本的矛盾之一。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可以通过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以及它们与前对手之间的关系得到很好的说明。他们取得的经济成功从强调美国利益的立场来看好坏参半:因为它们在提供市场和资本的同时也产生了来自竞争的威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由此维持在一种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对的平衡,时常产生一些重要争端,但没有发展到战争的威胁。

  于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环境下的帝国霸权就意味着要控制对手的经济和国家政权,却避免与其发生战争。同时,新的军事理论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即:军事力量作为维护紧急状态下平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即使它在用于控制大国竞争者时也总是间接的。这一观点在其他经济实体与霸权国家相比呈上升趋势之时尤为正确。当然,这一点难逃惟一超级大国的目光:当它自身的经济处于不断衰退(或许目前正在衰退)之时,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则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21]欧盟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实体的出现,也使美国霸权惟一可靠指标的军事绝对优势受到特别的重视。

  “欧洲人正在学习日本人曾在海湾战争中学过的东西”,权威杂志《外交》“一周要闻”栏目的一位前外籍编辑写道:“巨大的经济力量带给你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在海湾战争期间并未准备好成为‘太平世纪’的新罗马。在这个目前矛盾激烈的强权圈子内,欧洲人和日本人同样一直在努力地表现得像‘俾格米人’(Pygmy,以身材矮小著称的一个民族)……”[22]这一诊断出现在关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一篇评论中。这篇评论的写作目的在于希望欧洲能够奋起而直面挑战。但是以无与伦比(也是非常昂贵)的绝对优势为核心的现行美国军事策略显然旨在打消日本人和欧洲人建议独立军事力量的信心——不仅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美国在强权王国的绝对主导地位,更确切地讲是因为强权在施加经济影响方面有其自身的独到作用。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乐于支持欧洲军事力量的发展的,只要它们的性质和用途是为美国的目的服务——比如说,欧洲的维和部队在清理美国军事行动留下的残局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包括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各种特种部队。但它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阻止在欧洲出现一支真正独立的军事对手。它更热衷的战略是使欧洲军事力量安全地处在北约的怀抱之中,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五角大楼的海外军团”——如出言尖刻的美国评论家威廉·帕夫所言。“一支现代化的欧洲北约军队可在两个方面为华盛顿提供附加值。”帕夫写道:

  首先,它可以抢占可能被欧盟独立的快速反应部队弄去的资源和能源。其二,它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可以纳入美国的统一指挥调度和通讯系统之下,以免其在美国——北约军事行动之外以不中誉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些在华盛顿政策制定者某些“鹰”派分子眼里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他们把欧洲看作除中国之外美国全球统治的惟一挑战者。[23]

  换言之,北约的主要功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是维持美国凌驾于其友邦的霸权地位,而不是构成联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于是乎,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旨在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战争思想。其主要观点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必须达到一种不论敌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敢企图与之对抗或相与匹敌的程度。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只是扼杀对美进攻,更重要的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产生在全球甚至仅是在本地区称霸的野心。



布什主义


  1992年,《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被泄露文件:五角大楼的《防御计划指南》。作者是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写此文原是为了支持老布什,而现在则用以劝诫小布什。此文一出,迪克·切尼——现任副总统——即成为它的主要支持者。它的行文逻辑令人费解,但其要旨却是相当明确的,即:不论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区,维持美国的军事地位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供应,还不如说是为了迫使“发达的工业国家不敢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特别是亚洲和欧洲正在崛起的力量,都将面对一种军事控制,它能“防止任何潜在的竞争者壮大为更大地区的甚或是全球性的代表”。[24]其目标是所谓的“全面控制”,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太空。

  这份文件清楚地说明了理查德·珀尔所鼓吹的“全面战争”不只是对“9·11”事件的一个反应。反而,那次悲剧似乎被当成了一个采取长期军事计划的借口。甚至本来不那么极端的“鹰”派人物科林·鲍威尔也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同意“以单边的世界控制”为目的的说法,并早在1992年他就坚持认为美国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扼杀所有挑战性想法,使他们“甚至不能够梦想在世界舞台上挑战美国”。[25]

  《防御计划指南》所提出的理论已经在20029月颁布的乔治·W·布什新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被赋予了“官方”的地位。布什主义要求获得单边的绝对权利以应对任何时间和地点由任何国际协定所允许的先发制人的进攻,确保“我们的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以劝阻我们的主要敌人不要追求任何形式的军事建设以谋求超越美国力量或与其相匹敌”。

  自从这一理论第一次被阐明,其目的就从未逃脱过评论家们的注意——不论是同情的也好,还是批评的也好。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清楚的是,军事战略目标并不总是鲜明的,凌驾于主要竞争者包括盟友之上的霸权才一直是压倒一切的目的。“我们没有从中东要那么多的石油……,”一位分析家这样写到,“原因之一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这一中东警察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要使日本和另外一些国家感到它们的石油供应是可以保障的……因此他们就不会感到有更多的必要来创建一个庞大的政权,武装力量及安全战略,你就不会惹得拥有不同利益的一群大国纷纷向世界各地派驻它们的军队。”这一观察家或许低估了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但认为美国不想让友邦竞争者具有军事独立性,无疑是正确的理解。另外两位评论家则干脆指出某些世界争端的解决不利于美国利益,因这样会降低一个比所有的对手加起来还要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存在的合理性。“最好的状况”,例如说,“就是韩国的现状,它允许美国军队在那里无期限驻扎”,而朝鲜半岛的统一可能鼓舞日本随着美国的撤出而成为一个军事上自足的国家。[26]

  布什战略代表了对美国此前的外交政策的彻底背叛——这一点在布什政府的批评者中已成为共识。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基调的,它呼吁对苏联进行限制,提倡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主义,在此环境下,开放的贸易,民主和多边制度关系并存。[27]然而,不看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布什政府鲁莽的冒险主义就根本无法解释。我们当然不能小看了布什周围那些人的愚蠢透顶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事实上是不能小看了他们在石油业特有的个人利益。但是现行战略的基础却是在很早以前就确定了的。

  无疑,布什对各类国际协定的蔑视把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向了新的极致。但是在布什集团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凌驾于某种程度的主权国家的全球性体系之上的霸权”这一观念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这种广泛的军事优势就构成了该项计划的核心。极具传奇性的“冷战”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对这一点就已非常清楚;而尽管新的“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不无道理地被看成是对早期种种“扼制”策略的背离,事实上从杜勒斯的“大规模的”(也就“过度的”)报复到布什的“先发制人”的报复,这中间并无多大差距。

  美国必须面对的局势有巨大的变化,便美国军事原则关键内涵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在战后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强权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挑战的。在美国不断加强的军事优势所伴同的长期繁荣的同时,尽管有苏联的挑战,美国还是能某种程度上安全地依靠其经济统治地位,经营着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即使那时,在美国控制的军事联盟中的潜在对手对其霸权战略至关重要。今天,美国的经济控制已经不再是无法挑战的了。同时,它的军事优势是如此明显,根本不可怀疑,它盟邦中的对手没有任何理由去不惜代价与之抗衡。综合考虑这些情况,美国不断通过军事力量巩固其霸权,巩固其随之而来的经济优势,例如通过控制石油,就不足为怪了。

  而表面上看较为温和的历届政府,如比尔·克林顿政府,也并未真正地摆脱这种军事思想。反而,他们似乎把战争的临界线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人道主义战争”观,这一点与杜勒斯的“单一的扼制应该被‘用心’的外交政策下主动的‘解放’来取代”的观点何等接近。克林顿不可能把这一战略推向“布什主义”这样的程度,而他本可以避免参与到一场最终肯定是自毁的只有布什政府似乎才应该感兴趣的军事冒险中去。然而,如果说在此前的历届“战后”政府与现任的布什政权之间确有分歧,那么,这些分歧也绝不会是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绝对军事优势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布什主义是对这种古老战略观的一个极端的表示。然而,不论它表现出怎样的“自毁”性,其根源都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巨大帝国野心。不难看出,一项全球性经济霸权计划,伴之以多元国家为媒介的帝国管理模式这样一种危险形式,会怎样在目前布什选择的方向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共产主义敌人,将会被视为其潜在的敌人,并需要以军事控制来加制衡——这可能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目前的军事优势是反效应性的,不可避免地会在全世界制造出日渐浓厚的反帝国敌意,这一情况当然代表着这种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但矛盾的双方都属于这一帝国体系的基本逻辑范畴。

  随着苏联解体而发生的另一超级大国的消失,无疑给全球秩序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至少,它清除了美国实现其“全球化”野心的最后一道现实关卡。当然,可以这样以为:主要敌人的消失本应使美国获取更大全球优势的压力得到缓解,而令人费解的是,美国目前已明显占有绝对优势了,它继续如此下去的动机何在?然而,如果有原因的话,最少苏联的消失使美国维持对其盟国的霸权更加复杂化。无论如何,超级控制自会生成自己需要的理论和动力。单边的全球优势无论如何都不会一旦获得,永久保持。这意味着要把战争的边界更进一步超出潜在挑战者的势力范围,同时要求战争手段不断革命,不断地试验,使用。



谁来监护监护者?


  然而美国军力的发展没有什么简单而又直接的目标。它在维护一个对其俯首帖耳的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随之而来的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形形色色的旧的殖民帝国主义形态要求对属民进行彻底的征服,以军事手段击败那些桀骜不驯者,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由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制力量来对付殖民地领土加以控制,早期资本帝国主义看上去有能力放弃对殖民活动的政治保护,并将对于殖民定居合理性的论证纳入到一套财产理论中。而全球化,作为资本发展之必然结果的经济帝国主义,却自相矛盾地要求一种新的,非经济的,尤其是军事的强制。

  新形势下产生的“实践”与“路线”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地方国家会为经济提供监护,那么谁来监护监护者?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经济统治无比强大,不需战争威胁即可以让任何现有对手俯首帖耳。然而,即使不考虑主要竞争者的经济挑战,多元国家体系也将前途难卜,军事力量仍是最终的保障。假如其目标的确是在这个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单边世界统治”,至少,绝对的军事优势将是“霸权意愿”永远不会受到阻挠的最佳保证。尽管要保持对所有来犯者的威慑性武力可能最终会导致自毁,然而一旦登上多元国家体系中的全球性经济统治的宝座,没有一支具有相当控制能力的军事力量帮助,将无法想像“霸主”会怎样进行控制。

  然而要说明军事力量在替代主权对有限领土的统治,建立和保护帝国对全球经济统治方面的作用并非易事。对于任何一种单一的国家力量,即使是对美国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而言,要想在整个全球体系时时处处实施控制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想像的力量能够总是把全球资本的意志强加于大批的附庸国家头上,或者一直维持一种资本日常运营所需的预期秩序。因此,军队是一种非常粗鲁的工具,而且完全不适合于为资本积累提供日常的法律和政治环境。所以,尽量不要动用军队以针对特定的目标和敌人来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只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表明它无与匹敌的超级优势,这就已经足够了。

  无论如何,由于美国军队不能同时活跃在所有地方(它从来不敢同时投入两场局部战争),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向世人展示它可随时到达任何地方,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这并不是战争会是接连不断的——那样会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无限战争行动”显然旨在制造一种接近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的态势:“战争的本质”,他在《利维坦》中写道,“并非由于事实上的战斗构成,而是表现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军事部署,为此使得对手永无安全感。”帝国资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战争的无限可能性,以维持其在全球多元国家体系上的霸权。

  当然这并非一定意味着美国将莫须有地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炫耀其武力。现在与从前一样,控制石油供应仍是帝国冒险行为的主要动机。对阿富汗的进攻,其着眼点在于中亚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尽管阿富汗本身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影响,美国似乎是准备抢先于该地的“民族国家建设”,而使其陷于自我毁灭的混乱境地,但是,此次战争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驻扎得以进一步巩固。夺取伊拉克的石油,牺牲其竞争者的利益使美国的石油公司获益,通过控制石油来巩固全球霸权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雄踞于巨大的石油储备,拥有发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姑且不论其军事力量,这样一个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岂能让其为所欲为。现在我们知道布什政府的战略是由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以军事控制为先导进而直接控制石油的“直接”占领——这种占领至少持续到石油控制权大量落入美国掌控的石油公司手中。[28]

  然而不管美国要进行的战争具有怎样的特定目标,这里总是会存在一些隐藏在表面目标之后的目的。当然,其中包括旨在维持“军工企业”的常规需要——这对美国经济具有极其核心的作用。与冷战时产生的影响一样,这种无终结的战争对于依赖于军事生产,太空工业的军事化及全球军火贸易的经济形式而言至关重要。仍与冷战一样,一种无限战争状态可以服务于许多其他方面的“国内”目的。布什政府精心制造的恐惧气氛不仅被用来证明军事计划和限制公民自由权的合理性,而且也被用来证明一份设计面很宽的国内实施计划的合理性,而这些计划在9·11之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对伊拉克进行战争威胁的时间也是刻意选择,以影响议会选举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像战争那样被用来巩固国内的统治,在美国尤为如此。

  然而,永久性战争状态的目的远远不止以下这一点:即在全球多元国家体系中营造政治氛围。这一复杂的体系,不仅包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国家,也包括友好的竞争性国家和可剥削的经济体,因此需要一套复杂的战略和各种军事功能。

  某些情况下,军队的目标实际就是一种警示性的恐怖,或称“示威效应”。按照美国右翼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等人的说法,这就是阿富汗战争的主要目的——故意在整个地区及其之外的地方散布恐惧。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导致“政权更迭”。在中东,我们已看到了某种类似早期帝国主义的回归,以更为直接地从美国资本的利益出发,去重建地区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在此新帝国主义正接近其发展轨迹的完成。正如英国人在印度所为,商业帝国主义让位于直接的帝国统治的时候,美国或许会看到:美利坚帝国创造了自己的领土法则。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环境的营造则是非直接的。正如战争状态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需要的政治氛围,通过“协定”与“结盟”,以及利用如此不可逾越且费用高昂的军事优势,迫使其他经济大国感到根本无法与之比肩,美国把这些盟友拖入到自己的霸权轨道中来。[29]在所有情况下,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展示并巩固美国对于多元国家体系的控制。

  这些目的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一支如此超额的军事力量,为什么美国会在本来不适合于采取军事措施的情况下形成了对军事行动的依赖,为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作为最后的选择,为什么这些军事冒险中手段与目的的联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种在“目的”上没有限制、“时间”上没有终结的战争属于这个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疆土限制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又必须由确有领土界限的制度和国家治理。全球化经济的后果已经显示,资本更加依赖于一个地方政权系统去治理经济,国家更加涉入到经济模块的组织之中。这意味着,那种资本和国家,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老式资本主义分工已经不存在了。同时,资本的全球经济影响与它所需要用来对其进行维护的地方政权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而布什的军事路线正是一种要填充这个鸿沟的尝试。

  在努力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布什主义显然表现为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大危险,但它同时也证明:一个依赖于多个地方政权的全球帝国,一种由面对真正的民主斗争挑战时显得极度脆弱的地方政府和民族政权国家进行治理的全球经济,是非常危险且动荡不安的。在全球性经济势力与其他地方政治支持之间的不平等中,必定存在着一个日渐扩大的对立空间。 




[14] Paul Kennedy, ‘The Eagle Has Landed’ , Financial Tines Weekend, February 2-3,2002, p.I

[15] 此说法借自Robert Brenner,谨致谢忱。

[16] 本节以我的论文“Infinite War”为蓝本而作,原论文发表于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0,No.1,2002.

[17] Ed Vulliamy ,’Inside the Pentagon’ ,the Observer, 30 September, 2001.

[18] 后一种倾向的一个有趣表现就是那篇充满了毁谤之词,标题为“Defending Civilization:How Our Universities Are Failing America”的文章,该文把批评所谓“反恐战争”的学术性评论指斥为“叛国者”。这篇文章由美国财产托管从业者及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抛出,而该组织创始人之一是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妻子Lynne Cheney。文章极尽指名道姓之能事,令人想起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夫人同时也是一本名为《美国:爱国主义入门》(America:A Patriotic Primer)的儿童读物的作者,此书按照从AZ的顺序进行沙文主义式的宣传。

[19] Richard Perle, 转引自John Pilger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pp.9—10.

[20] 想要更加简明扼要地了解对于当前“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参见Walden Bello, “Drop Till We Shop?”,A Review of Robert Brenner’s The Boom and the Bubble: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发表于The Nation, 21 October,2002,尤请参阅,pp.27—29

[21] 关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长期经济低迷与同期在其他地区正在经历的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反差,例如使西方战后繁荣相形见绌的中国,参见Perry Anderson, “Confronting Defeat”(一篇关于世界当代史的观点的文章),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October, 2002, p.12

[22]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p.38.

[23] William Pfaff, ‘A foreign legion for the Pentagon? NATO’s “relevan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ursday 7 November 2002,p.8.

[24] 转引自Nick Cohen, “With a Friend Like This…”,the Observer,7 April, 2002,p.29.

[25] 转引自Anatol Lieven, “The Push for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 October ,2002,p.8.

[26] 出自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Walter Russell Mead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Christopher LayneBenjamin Schwartz, 均为Nick Cohen所引证。Cohen同时指出:美国的石油主要来自其他地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国内生产商,另外俄罗斯也承诺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石油供应国,而只有1/4的石油来自波斯湾。

[27] G.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p.47.

[28] 本书待出版之时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已经公开。

[29] 关于美国的操控战略,见Peter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tion (London:Verso,1999).又见Gowan随后发表在Socialist Register上的“德意志回忆”讲座”American Global Government:Will It Work?”. Gowan强调指出美国对于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所表现出的挑战给予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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