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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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1989年突然开放的东欧政策思想市场，转眼间就被贴着自由主义商标的英美产品占领了。这种快餐式的政策，动作神速地对进入这个市场的其他新产品设置了壁垒，在这个地区大多数目标国家的政策意见方面几乎确立了一种垄断地位。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与西欧自由主义的关系有如汉堡包和比优馥牛肉煲的关系，而这种产品也已通过超级的广告宣传和积极的兜售本领，弥补了它营养价值方面的缺陷。

　　这种产品在公众市场的投放，始于1990年1月3日《经济学家》上登载的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一篇长文。在意味深长的标题“该做些什么？”下面，萨克斯采用了一种列宁式的文体，写下了有关解散集体化的建议，反对一切五花八门的孟什维克主义者提出的折中办法。这篇文章还是值得重新读一读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回忆起萨克斯当时所介入的那场辩论的情况。它的内容是关于西方应该如何着手改变整个东欧地区的生活。这场辩论和萨克斯提出的策略中，只有一个方面涉及到了要求各个不同国家的政府进行国内变革所带来的后续结果。实际上，萨克斯的方案是关于创建一个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他那国内方面的政策会成为任何政府所寻求的惟一合理的道路。

　　萨克斯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和英国决策者们的热烈支持，现在在东欧也已家喻户晓：俄罗斯的每一名学童都学习“三化理论”。这种普及化程度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也随处可见，在那里，这种策略归结为摆脱共产主义、自己动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套抽象而普遍适用的工具，一种对大学教学颇具吸引力的形式。与此同时，萨克斯的想法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赞誉。哈佛大学的教授来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他的政策范式作了一系列有名的讲座，讲座内容随后由麻省理工学院成书出版。人们普遍认为他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转轨时期的经济理论。由于哈佛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授们都争相购买，甚至还经销这本书，因此，在失败的东欧国家，研究政策的知识界中几乎没有人会有这种自信去怀疑它的科学性。^[1]

　　事实上，萨克斯从未把他的政策表述为是一套工具或是一种新理论。但是和所有缜密的政策一样，他的政策也包含着一种多少明确的模式，描绘了相关参与者的行为，和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面对特定的制约和激励手段时相互作用的方式。

　　我们首先来试着搞清楚他的政策到底是怎样一种模式，然后考察一下这个模式中所确认的主要相关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和理论预测的吻合程度。然后，根据这点，我们尝试对西方政策与萨克斯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思想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一总结，并提出一种替代模式，以进一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萨克斯的政策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休克治疗、全面的经济改革、“大爆炸”论、“三化论”及休克疗法。萨克斯本人对这种种名称尽管并不满意，但已经接受了最后一种，我们就按照他的叫法。

休克疗法

　　萨克斯的模式其有决策分析中所常见的那种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结果A，那么你必须先让参与者X产生输出值Y，然后Y和环境相互作用，最后得到结果A。模式就相关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它们对特定的反面和正面刺激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它们作用时所处的环境等作出了一系列假设。而我们就要判断这一模式是否真的得到了结果A，是否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得的，从而对这个模式作出评估。

　　萨克斯构想出这一模式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用萨克斯的话来说，为了“恢复人的自由，并在民主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应该如何重组东欧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和前苏联地区。

　　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中，人们的看法——至少在西方——都会接受这一问题的界定并希望得到结果。但也有很多人怀疑是否能制定一项由西方指导的、联合实施的区域性社会工程计划来求得这个结果。在这方面，拉尔夫·达伦多夫表达了两点担忧。他提出，“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为了接纳资本主义制度——不管那叫什么——而摆脱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说……有什么信条已经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走向未来世界的前途未卜的旅途，不得不用反复尝试的方法对一些有可能无须流血实现变革的体制进行摸索。”达伦多夫拒绝接受有关西方体制的整套想法，这未免意味着是对强制性地使集体化解体这项社会工程的一种警告。萨克斯维护这样一项宏伟规划的理由是，世界是由两大体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权力关系的主要结构特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在具体细节上有多少变化，但可以说，它们始终有着同样基本的发展准则。

　　但是，达伦多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首先要尊重现有的社会机构组织，并通过采用开放性政策加强社会的制度化：通过辩论、商谈和互让折中等方式使思想得到自由交流，使意见达成一致。这种思想方法把发展合法国家和政治自由主义置于实现体制变革的计划之上，后者应该从“开放社会”或者“市民社会”中产生。萨克斯对此给予了驳斥，说道，如果这个地区的国家采纳了达伦多夫的这种“开放式实验的方法，我怀疑究竟会不会产生什么变革，至少不付出昂贵的代价、走一些危险的弯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萨克斯那所谓的颠倒的列宁主义理论就不仅仅是风格上的问题，还和他这模式的整套思想方法有关：他坚信他——或者至少是西方——能够设计出一种方案，可以使这个地区各个民族避免走一些代价昂贵的弯路；他同时也相信，如果由着它们靠自己的集体努力，它们就会走弯路，甚至根本不会选择他的这些目标。从这些观点可以推论出，他宣扬的政策必将产生一系列事件，而最后才是制度得到巩固，民主实现稳定。

区域性层次上的出路和输出值

　　萨克斯的决策目标并不仅仅是个别国家，而是东欧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他所提出的见解符合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如何改变东欧这一地区问题上的观点，并且他把自己的区域性目标与符合法国政府大体思路的一种可选方法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先概括地介绍一下萨克斯所反对的区域性策略，然后再来看他自己的策略：

　　(1) 鼓励原经济互助委员会地区，包括苏联，继续保持经济上的联合。
　　(2) 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力量的演变要靠这些国家内部力量的相互影响来实现，西方国家不要施加压力把某种特定的体制强加于它们。
　　(3) 使这整个地区经济复苏的重点变为西方策略的重点，例如，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区域性发展银行。
　　(4) 不赞成在中、短期内把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欧共体组织，而是提议建立一个包含欧盟和东方，包括苏联在内的全欧联盟组织。

　　欧洲共同体1993年11月1 日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本书尤其是本章由于涉及的年代跨越整个90年代，所以难以严格区分欧共体和欧盟。本书谨照原书译。——编者注。

　　萨克斯所积极倡导的、美国式的可选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 解散整个经互会地区，并首先让东中欧国家脱离苏联。
　　(2) 这个地区的国家要实现与西方关系正常化，先决条件就是国家根本性地转向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构。
　　(3) 强行使西方和东中欧之间的关系变成轮毂和轮辐的关系，这个地区的各个目标国家首先要通过它与西方这个轮毂中心的关系，才能互相建立联系。^[2]
　　(4) 区域变革的进程首先在那些政府最富有政治同情心的国家开始，然后使用反面和正面的刺激手段，使那些要求实施的国内政策推广至整个地区。
　　(5) 整个进程靠西方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推进，实际操作主要通过这些国家的多国组织，对那些愿意合作的政府提供必要的积极刺激，对不合作的政府采取制约性措施。
　　(6) 合作的目标国家经济活动的复苏将首先表现为与西方的贸易领先增长，以弥补经互会组织的瓦解带来的损失。
　　(7) 合作国家将获得完全进入欧共体市场的权利（部分通过彻底改变欧共体的一些主要机制支柱，如贸易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最终成为经过扩大的欧共体组织的成员。

　　萨克斯1990年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概述了这整套思想。他声称，继续保持经互会地区的联合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有人建议把东欧共同市场作为与西方融合的先行组织，但它不过是一个穷人的俱乐部。”因此，他强烈主张经互会解体，并从实质上开始一场东欧国家准备直接进入西欧市场的竞赛。其次，他驳斥混合式和杂交式的社会经济体制，理由是市场社会主义己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东欧国家“必须抛弃……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而“直接选择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他竭力主张欧共体进行彻底改革，以适应目标国家出口的激增，并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为合作国家提供空前规模的资金援助。

　　萨克斯还指出，他的这种模式1990年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国家得到了应用：南斯拉夫和波兰。他曾在1989年给南斯拉夫政府当过顾问，后来又转移到波兰。他解释道：“在东欧，波兰将率先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型改革。南斯拉夫将开始实施同样的计划。”

　　萨克斯所阐明的美国人的思想当然为七国集团^[3]所采纳，其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分裂经互会地区，取而代之以相互隔离的东方国家与西方的毂辐式关系——后来大都为西方公众舆论和学术界所吸收。有关休克疗法的争论因而只剩下，对“轮辐”国家是否应该接受西方国家的条件制约，还是应该尝试一种孤立主义策略，抑或是寻找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折中办法等这三种选择，作一得失分析。

　　经互会地区的分崩离析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比方说，20世纪90年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的敌对行动，或者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法国对德国怀有敌意一样正常。但是相信这一点就是无视西方对结果的影响能力，美国就是用了这种能力使法国和德国言归于好的。正如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最近指明的，在南斯拉夫美国没有应用这种能力，其结果，照他的观点，是“30年代以来西方集体安全方面的最大失败”。西方的影响力被用来促进1990—l991年期间经互会地区的分化。萨克斯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为分裂所提供的辩护理由并不是说这种分裂注定是要发生的，而是说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更为可取的。这种政策并不反对滑向国家专制：有一种情况的国家专制它是给予鼓励的，它希望，西方国家为形成毂辐式融合而达成一致的条款，会因为这种专制而成为这些国家最佳的甚至是惟一合乎理性的出路。

　　因此，在区域性层次上，出路在于相关国家逐步被纳入西方经济体系，加入各种多国组织，尤其是欧盟。最后的结果是统一欧洲，使之成为一个单一的（改革后的）欧盟市场，从而在区域性规模上产生希冀的结果，即建立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

休克疗法在各个国家的关键输出值

　　如果萨克斯在各个国家所预期达到的结果是在民主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和自由度，那么萨克斯政策的输出值就是属于制度方面的。^[4]萨克斯常常称之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然而细加关注便会发现，特定的国家制度形式是休克疗法在单个国家层次上的主要输出目标，而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他这么表述的：“所有这一切改革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如果前共产主义世界能协调它们的经济机制，并使它们的经济和全球经济体制接轨，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比发达^[5]世界增长得更快，从而缩小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即使在萨克斯谈到他的目标仅仅是“资本主义”^[6]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他是指一种特定的体制模式，对照他这种模式，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资本主义。

　　萨克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开放式贸易，货币可以兑换，私有部门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按照这一奇怪的模式，1958年以前的西欧货币不可兑换，因此并没有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而美国在两次战争期间对本国实行高度保护，也没有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这就是说，这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而是萨克斯的原则，而他的三项原则中有两项从理论上讲，是勿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便能实施的：它们与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有关。

　　他所希望得到的输出值，可以从他所谓的必须实现的六项“核心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1) 开放式的国际贸易；(2) 货币可以兑换；(3) 私有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4) 公司股权制成为大型企业的主导组织形式；(5) 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6) 加入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这样，他的六个要点中有四点（即(1)、(2)、(5)、(6)项）是关于改变一个目标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有一点（(4)项）是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方便公司收购和出售的形式。只有第三点提到了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简而言之，萨克斯模式的输出值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经济：国家要尽可能向操纵国际经济的各种力量敞开门户，国家要具有全球化机制结构，这样他所谓的“全球的主流经济”资源就能够流通。

　　正是这种输出值为他达到预期的结果奠定了基础：“实质上，和全球的其他经济重新联合之后，它们（即相关国家）通常能够通过新技术、组织模式和资金的引进，输入世界其他国家的一部分繁荣。”或者可以说，当目标国家向国际资金和“国际贸易敞开了大门”，它们就能获得“新技术、管理才干、组织方法，以乃要克服过去40年中遗留下来的暗淡的经济境况所需要的全融资金”。

　　创建自由贸易体制，创造合适的机制和经济条件，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产生预定结果——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关键性输出目标，两者会共同产生经济增长的功效。

　　美国外交官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们一直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萨克斯的主题。正如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所说：“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中欧和东欧地区。好啦，我们有了——就是这个——人们把它叫做外国私人投资……外国投资能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它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产品以及更好的经营方式。”

　　另有一位热中于休克疗法的约翰·劳埃德，对没能领会休克疗法和全球资本现实之间联系的那些人（左翼一方）尤其显得苛刻。所有的国家必须建立能够和世界经济中巨大的流动资金资源合拍的开放式机构：“在现今这个世界上，每天要进行上百次的选择，来决定上千万或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经济项目；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像汽车、电脑、飞机这类商品的零部件都是在上千个地方生产，然后汇集到个一个地方组装起来的；在现今这个世界上，穿越‘边境’来回往复流动的大量资料所承载的信息，即使是有无数的克格勃也无法加以分析，或甚至是无法捕捉——这正是俄罗斯的改革者们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跻身于其中的世界。”在劳埃德看来，无法适应全球化这一现实会导致灾难。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容忍一个‘特殊’的俄罗斯，如果这种特殊性意味着货币无法兑换，产业结构不加改革和投资环境充满敌意……”

　　正如叶戈尔·盖达尔在1992年初刚接管俄罗斯经济之后接受《经济学家》采访时所阐明的，跟上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节拍，使本国经济现代化，这是东欧国家休充疗法支持者们的强有力动机。当《经济学家》问到他，俄罗斯人民是否会接受“一个特别艰难的转折时期”可能引起的“经济休克”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指他的政策会引起的经济衰退。而是以为休克是指会吞噬整个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他这样答道：“很难感觉到会有这样一种威胁的可能性，比方说，德国或法国将买走整个国家……而且我们和东欧国家不同，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排外倾向。牵涉到外国投资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里比较容易解决，不像波兰，它还一直忙于处理和德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开放和融入西方世界，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历史性的社会政治机遇，对于俄罗斯来说也同样如此。”

　　但是萨克斯杰作真正巧妙的一面在于，他证明了，要实现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目标国家经济首先要向全球资金迅速开放，这是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首要步骤。他证明应该迅速转向自由贸易；并证明尽早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是在国内环境中定位世界价格的一种途径，而且是通过贸易实现经济复苏的跳板；而外国直接投资是实现私有化进程和结构调整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有西方国家的官方都和萨克斯共同强调他这一策略的这几个方面，尤其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因此，根据1990—199l年期间七国集团的授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苏联经济进行了联合调查，之后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是“转轨时期的关键性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它自己的调查中也赞成这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它同时还补充道，“私有化进程必须全面依靠外国直接投资。” ^[7]这样，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体制方面的条件不仅休克疗法的最终目标，也是它的最初条件。

休克疗法的生要参与者

　　正因为萨克斯的目标是一种完全向全球资本主义势力开放的体制制度，因此休克疗法的主要参与者是政府。萨克斯解释道：“负责中央规划的官员们一退出这一领域，市场就出现了。”但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目标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共同进行持续的管理和操纵（后者的操纵主要是通过它们的多国机构）。要扶植符合要求的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并吸引西方全球资本的投资兴趣，这需要东西方国家政府采取联合行动。

　　萨克斯坚持西方政府的中心地位：“经济变革的成功不仅要依靠东欧，而且更根本的是依靠西方。”他没完没了地罗列了西方的种种权利力量：它们能够向东欧产品开放或关闭它们的市场；能够在债务、资助调拨款、贷款、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贷款条款、技术转让、货币支撑等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能够决定某个国家是否能够加入国际机构，是否允许东欧国家工人流向西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西方政府巨大的权利筹码。

　　萨克斯坦率地承认在他的策略中存在着强权政治因素：“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社会或甚至经济方面的。”任务是改变整个社会／机构制度，而强权和争端是这个过程中绝对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强权的中心地位引起了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对于如何正确地结合正面和反面刺激展开了激烈辩沦，辩论的要点是，对于何种因素能支配东欧国家的政府行为，并激发它们的积极性的看法有分歧。有人认为惟一有效的是反面、排斥的刺激手段。^[8]萨克斯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持认为一旦一个政府公开投入休克疗法并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它就会有决心进行到底，只是缺乏充分的途径。这时，西方必须提供大量的资金帮助这个政府处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危机。因此，体克疗法要求西方政府为目标国家的外汇储备提供拨款；为社会安全开支提供金钱资助；“取消它们欠西方政府及其银行的大部分债务”；提供长期开发资金援助，为此“也需要调拨款”；也同样需要劳动力能自由地向西方流动；它们还必须同时向东欧敞开市场。萨克斯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这时无法提供这一切，会导致“犯罪活动、政治极端主义、国内动荡不安、过度通货膨胀、资金流失，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内战”。因此，对于萨克斯来说，一旦一个目标国家开始了休克疗法，西方就会很快具有有效控制目标国家人民命运的力量。

　　然而，休克疗法在这方面却存在一种巨大的反差。对于如何恰当地调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确保东欧政府言听计从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然而对于如何用胡萝卜加大棒来使西方国家政府行为同样遵守这一方案的问题却几乎是一片寂然。

　　对于这种沉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东欧休克疗法的最终结果会给西方利益集团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无须用大棒来确保，西方就会提供慷慨的援助。但萨克斯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他对于这一策略会带给西方的直接经济利益只字未提。相反，他还暗示了，即使西力政府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政治理想也能进一步推动它们。因此，他在1990年提出，欧共体政府为了实现欧洲统一的梦想，会结束共同农业政策，“欧共体会接受，为了生活在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允许自由买卖波兰火腿，是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政府尤其会有积极性把巨额数目的资金转移到东欧：因为美国在1953年取消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债务，这为德国“出现惊人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些话。萨克斯这里是在貌似有理地暗示欧共体和德国的反应会符合策略的要求，因为美国会有效地施加必要的压力让它们这么做。换句话说，萨克斯认为，美国会发挥霸权稳固理论中给它界定的作用：为了自身的霸权利益，美国会迫使西欧国家忠实于它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以实现全球化世界经济。

　　就经济运作机构而言，出现了相同的模式：一旦确立了恰当的机制体系，我们就能希望会有大量的金钱和技术从西方的跨国公司流入目标国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需要对东方的国营企业管理层和雇员实行相当野蛮的高压政策。对于西方跨国公司行为的动机因素却未论及。

环环相扣的国家政策体系

　　正由于萨克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方面的作用，休克疗法作为“三化”政策，现在已为东欧国家的每个学童所熟悉，即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而后来，又增加了最后一步，第四条：制度化。但这种表述把休克疗法当做了由单个参与者——目标国家政府采取的一套线性步骤。如果我们把这一决策作为一种多个参与者相互作用，以及参与者与玫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加以改写，就会得到下列一组结果：

　　(1) 自由化／稳定化休克：
　　(2) 国际休克；
　　(3) 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
　　(4) 以贸易领头的增长；
　　(5) 政治／体制的巩周和发展。

　　我们将对这环环相扣的体系中的每一项依次进行考查。

● 国内的自由化／稳定化休克

　　休克疗法在国内带来的休克具有双重性：首先，突然放开价格，大幅削减国家补贴，同时，强行实施工资控制政策；其次，出现明显的银根紧缩和信贷紧缩。

　　萨克斯遵循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念，把实行价格的突然解控和与之结合的工资控制手段看做是一种创造性的步骤，它在分配上能提供一种比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因素分配方式。因此，价格自由化休克是经济增长的兴奋剂，并非是抑制剂。信贷紧缩和银根紧缩政策确实会产生抑制经济的影响，但它们首先是为了确保能迫使企业通过解雇工人进行结构重组，而不是通过借款的方式摆脱困境。

　　这套决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在国内资金—资本家群体（那些积累了数额巨大的现金可以用来作为资本的人）形成之前或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形成之前，先出现价格自由化／稳定化休克。这样，面对休克，国营企业就没有能力通过“削减”劳动力和借款投资建新厂来渡过难关。它们结构调整的全部努力因此会集中于一种生产因素：劳动力及其价格。

　　关于这一点萨克斯谈得不多，但是，这样一来，价格自由化休克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迅速而猛烈地削弱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国家实行工资控制并停止补助，会使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价格解控加大了价格下降幅度，而开始出现的失业情况加强了单个社会力量对比力面的这种变化。

● 目标国家的休克式国际融合

　　和国内休克同步出现的，应该是通过两个步骤使经济融入全球经济采取的双重行动：使贸易彻底自由化，使货币可以兑换。贸易自由化的关键性理由，是确保西方公司在国内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防止地方寡头卖主垄断哄抬价格。萨克斯把这称为“概念上的最伟大突破”。贸易自由化包括解除限额规定，尽量降低关税：一种自由贸易体制。出于贸易目的而使货币实现兑换，可以加强地方企业和世界经济的联系。

　　这些变化和经互会地区的分裂是同时出现的，这会带来暂时性的萧条，但是随着西欧市场的开放和国际金融机构出面帮助稳定各地区的货币，这一切很快就会被克服。

● 私有化、外国直接投资和结构调整

　　休克疗法的一个极为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把国营企业转移到私人手中。然而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却是萨克斯最为含糊其辞的地方。他确定的惟一一件事是：把企业交到这些企业的经理或工人手中是绝对错误的。但甚至在这件事上，对于之听以错误的原因，他的想法也有变化。在他关于波生的书中，他一度认为所有权移交给经理或工人是“偷盗行为”。在其他时候，他说所有权交给工人“会使工人承受极大的风险”，大概是因为他们要对企业承担起全部责任。在别的一些时候，他又说这会使企业遭到来自工人的危险，因为他们会让自己多捞一点好处，而不会去投资。但是，他最终的观点是，工人所有的公司不会得到资金市场的信任。但这只是回避了有关目标国家银行体制形式的问题。

　　在他1990年的文章《该做些什么》中，萨克斯强烈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由西方金融顾问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交易进行调查把关。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建议涉及到的一些伦理上的问题：目标国家能拥有现金购买钢铁厂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毫无疑问都是以前或者目前位居黑手党上层的不法之徒。

　　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这样一种进程速度太缓慢。他没有去解决购买企业的货币资本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给这个过程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10%～20%的股份为工人所有，“另外一小部分”所有权交给家族。他们不会拿到企业股份，而是以“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得到单位信托基金。这些私人的“投资信托公司反过来会拥有工业企业股份”，具有经理任命权和监督企业运作的职能。这样的投资信托公司会有一二十个。他使我们相信，对于外国人最终会掌管信托公司和企业这种策略提出批评是错误的。但他没有解释错在哪里，理由是什么。对于休克疗法要求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私有化进程，以及它因此会使资产的售价降到低点这些事实，他也没有谈及。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营企业是否应该在私有化之前通过国家工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或者，它们是否应该先卖给私人集团，然后再由新的私人所有者进行调整。对于这一点，萨克斯说道，目标国家会缺少这方面的专门技能，而他那“模糊不清”的投资信托公司却会拥有这些知识技能。情况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投资信托公司是私有的，而只有私有部门拿薪水的雇员才拥有私有化所需要的技能。

● 以贸易领头的增长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相一致，目标国家的经济复苏首先要通过贸易为龙头的增长，而不是国内强劲的经济复苏。需要大量外来资金改组各个企业，随即就会激活出口的增长。

● 政治／体制的巩固

　　为休克疗法进程断后的是民主政体的巩固，这是它的最后结果，这一点已经为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所广泛理解和接受。但另一方面，在休克疗法过程中，行政部门通常要实行政治危机处理手段，以减弱和阻挡来自各方面普遍要求终止或撤销休克疗法的压力。

休克疗法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萨克斯声称，东欧前共产主义地区的大部分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套进了休克疗法的毂辐式关系结构中，并设法同时应付国际金融机构、欧洲共同体／欧盟的要求，以及来自国内的、经常互相冲突的压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有些政府一直随波逐流，缺乏始终如一的政策，只有极少数政府，像罗马尼亚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建立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

　　下文，我们将对这种政策提出五项指责，并加以论证：

　　(1) 从中短期来看，促成区域性分裂和国内休克变化的宏观手段代价巨大。
　　(2) 休克疗法中经济复苏以自由贸易领先的决策大部分为错误设想。
　　(3) 其中有关持续经济复苏的微观策略同样只会削弱更长时期内的经济复苏，而不是使之有所加强。
　　(4) 休克疗法就西方参与者方面的实践已明显偏离了理论，因为它们已损害了东欧国家。
　　(5) 按照它自己的成功标准来衡量，休克疗法已经失败了。

　　我们同时将表明，1990年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处境和法国当时提出的建议所预示的一项可选策略的各个组成部分，本来会使东欧地区花费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会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景：让每个政府按自己的速度试探性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使经互会地区在自己的改革工程中继续保持联合，为这个地区研制出一些新的贸易和支付办法，以消除冷战期间留下来的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些贸易壁垒。西方列强有能力形成这样一种可选方案，但是一些居支配地位的西方强国对实行这项计划不感兴趣。

双重抑制性休克

　　休克疗法的实施给整个地区带来了猛烈的双重抑制性休克。其中一方面是由于休克疗法模式坚持使经互会地区瓦解，而不是通过关税同盟和新的支付方式使之继续保持贸易和生产的地域性联系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实施了休克疗法的国内政策体系中的前面几项引起的。

　　这个地区每一位认真的评论家都知道有这些影响。萨克斯首次在1990年l月的《经济学家》上发表他的休克疗法方案时，杂志就已经向读者解释了休克疗法在波兰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影响：它谈到政府官方预测会有40万人失业，但非官方的“经济学家预计将近300万”。而事实上，正如表9.1所示，实际结果表明，很多方面更糟。俄罗斯在经过6个月的休克疗法后的1992年，实际收入减少到1991年水平的40%，生产水平也急速下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衰退现象进行的研究确定了四种原因，都是源于休克疗法。它说道，“稳定化”方面，尤其是通过贷款约束机制实行的信贷紧缩，被“认为是导致衰退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改革进程的开始阶段”。它说经互会地区贸易的分裂给工业产量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根据统计，仅仅贸易额方面的影响，就能说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产量下降的大部分原因，以及波兰产量减少的其中三分之一原因。”它同样强调了，正如休克疗法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重要机构的真空状态，如缺乏金融机制，意味着“所有国家都遭遇了供应方反应不活跃的问题”，换句话说，经济在不断地急剧下滑，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

　　表9.1 下跌指数

实际GDP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波兰		0.2	-11.6	-7.2	1.0	 4	5
匈牙利		-0.2	-4.3	-10.2	-5.0	-2	1
捷克斯洛伐克	4.5	-0.4	-15.9	-0.5		
捷克共和国				-7	 0	3
斯洛伐克				-7	-4	1

工业产量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波兰		-0.5	-24.2	-11.9	 3.9	 5.6	N/A
匈牙利		-1.0	-9.2	-21.5	-9.7	 4	N/A
捷克斯洛伐克	0.7	-3.5	-24.7	-10.4		
捷克共和国				-10.6	-5.3	0
斯洛伐克				-14	-10.6	-4

　　资料来源：施密丁：《从计划到市场》，《世界经济文献》卷二(1993)；欧洲复兴发展银行：《转折时期的报告》(1994)。
　

　　萨克斯的反应首先是设法把自己、自己的决策与经互会地区的分裂拉开距离，然后把经济滑坡的责任推到后者身上。他声称，“1991年工业产量的下降和1990年一部分的下降是由于与苏联贸易的破裂造成的，不是波兰改革的结果。”但是他积极地拥护这种破裂，赞成与欧共体建立一种毂辐式联系。他肯定也完全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坚决反对通过这个地区的支付联盟来阻止这种破裂的。而他肯定也清楚，通过地区集团的一些安排，切断中、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生产联系，会使他的分裂政策得到巩固。就像北美自由贸易联盟那样，欧共体会通过有关原产地协议的一些规定来加强这个集团，割断它们与东方国家生产上的联系。在萨克斯所赞赏的欧共体和东中欧国家之间的联合协议整个文本中，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的。

　　萨克斯为自己辩护的第二点是，声称共产主义应为这种经济上的滑坡负责。^[9]他说，在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前，一些经济体系中已出现了危机。确实不假，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研之后提出的指责是，休克疗法使糟糕的局面变成了灾难性的局面：哥穆尔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捍卫者——作了统计，在他所谓转变时期的收缩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了约40%。这一数据表明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那就是这个地区大部分人民遭受着人类的苦难。甚至到了 1998年，整个地区也只有一个国家恢复到了198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但是，对于萨克斯来说，这些问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不值得加以认真分析。

　　《经济学家》设法就俄罗斯的情况为萨克斯的观点进行辩护，它大胆地断言，共产主义造成了供应大大超过需求水平，需求又大大超过供应水平！“从中央计划的定量配给过渡到由市场决定商品的分配，必定会引起实际工资的明显下降：排队购物，实际上反映了相对于工资来说物价过低所造成的需求量过大。”解释了商品需求量过大之后，它接着又解释了商品的供应量过大的情况：缺乏足够的消费人群！它谈到，政府不应该向企业提供贷款，因为这样做“会鼓励它们生产一些没人需要的商口”。

　　而有些人，如哥穆尔卡，则设法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休克疗法造成的滑坡只不过揭示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浪费现象。这种论证一开始就说，他用世界价格对一些东欧国家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进行了衡量，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减少了投入，所以，采用世界价格会把这部分企业逼入绝境。因此，休克疗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滑坡，尽管是由价格自由化引发的，却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的不合理现象造成的。

　　如果说这是造成滑坡的根源，那么生产的下降只会出现在价值降低的部门。然而，所有行业都出现了生产的下降。如表9.2所示，就匈牙利来说，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黑尔和休斯视为效率最高的部门所受到的冲击比那些极大地降低了价值的部门还要强烈。实际上，黑尔和休斯认为含酒精饮料的生产部门是价值减少幅度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它却是在经济滑坡期间能继续增产的惟一部门。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含混不清的。正如施密丁所指出的，价格的自由化相当于改变了相对价格，因此，一些部门产出下降，就会有另外一些部门产出上升，而那些部门产品的相对价值也会同时激增。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总体的产值应该是和以前持平或几乎持平的：因素价格确实是按照世界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着弹性变化。当那些从分配上看据认为是世界市场上更为有效的因素分配在经济因素的再分配中得到反映时，转向世界相对价格很快会使原来没有变化的产量水平开始迅速增长。

　　表9.2 1987—1991年间匈牙利产出下降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

行业		DRC排名*	竞争力排名**	产出下降百分比(%)***
毛皮、鞋类	第一位		第二位		50.8
服装		第五位		第五位		29．9
精密仪表	第十二位	第三位		44.2
电子工程	第十五位	第八位		42.3
橡胶		第二十三位	第十二位	39.2
建筑材料	第六位		第十四位	36.4
食品行业	倒数第二位	倒数第二位	11.9
所有行业	第三十三位	第三十三位	29.4

　　注释：
　　* DRC=国内资源成本。
　　** 竞争力排名是以世界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减去劳动力成本和按世界产业价格的百分比计算的折旧得到的。
　　***产出的下降比例是相对于1987年水平的1991年水平。
　

　　资料来源：J. C. Brada, I. Singh和A. Torok：《随波逐流的公司：匈牙利工业和经济转轨》，《东欧经济》1994年1—2月；G. Hughes, P. Hare：《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竞争力和工业结构调整》，《欧洲共司体委员会：欧洲经济》特刊1991年第2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92年抓住因素价格的弹性问题，声称经济萧条是由于未能完全在劳动力方面采用世界价格。因此，他们认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还不够快。简而言之，萧条不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在工资方面全面实施这项计划。

　　萨克斯几乎无法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它暗示休克疗法没有得到尝试，尤其是1992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工资都略有提高。但无论如何，这是无法持续下去的。L990年初到1992年末这段时期内．波兰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33.6%，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时期内下降了21.5%，匈牙利则下降了1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出现在萧条的关键性第一阶段。《经济学家》杂志指出，俄罗斯实行6个月的休克疗法后，实际工资已降到了仅为1991年平均水平的40%。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惊人的下行弹性变化。施密丁评论道，“从细微的方面看，在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中，所有的经济危机都可能和实际工资持续下降有关。任何有可能干扰生产赢利的负面影响总是可以由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下降来抵消的。”

　　就国内来说，这些滑坡实际上是休克疗法两方面的休克直接造成的：有效需求力的下降——科尔奈特别强调这一点——以及造成企业预算极度紧张的信贷紧缩。由于缺乏任何可以用来重新调度生产因素的切实可行的协调机制，信贷紧缩愈演愈烈：原有的计划机制被摧毁了，而资本主义机制——切实可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却还没有出现。

　　这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关于这两种因素孰轻孰重的那场持续辩论，我们关心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萧条是整个休克疗法计划的核心特点。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其他论点来说明这一模式带来萧条影响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共产主义的工业产品是毫无价值的，需要发展服务业，这些产品再也没有“必要”生产了。

　　这一“无价值”观点由加顿·阿希进行了确切的表述，他说道，使这个地区回到资本土义，犹如要把一碗鱼汤变回鱼原来在鱼缸里的样子。但这个论点似乎更多的是依据反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可靠的证据。证据表明，1990—1991年期间，欧共体减少冷战时期针对Visegrad国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进口设置的贸易壁垒之后，后者的出口量就出现了急剧增长；如果把1989年的出口量当做100，那么到了l992年，波兰向欧共体地区的出口量就增长到了208.2，捷克斯洛伐克激增到了250，匈牙利增加到了178.6。这些增加值并不局限于一些传统的出口部门（它们无论如何要比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更为多样化），而是覆盖了所有行业。正如理查德·波迪斯所说：“1990—l992年期间，中、东欧向西方出口量的爆发性增长确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声称这些国家产品缺乏竞争力——产品质量无法接受、营销情况差等等——的观点。”

　　服务部门落后这一观点被萨克斯用来暗示大幅减少工业产量是有必要的。但这既无法解释工业产量滑坡的原因——工业滑坡不是由于工人涌入新的服务行业造成的——也无法为它进行辩护：不造成或不需要工业产量的减少，服务部门照样能发展。

　　关键性的理由，实际上就是他们通常不会直截了当和公开渲染的想法，也就是，既然西欧的经济体制中已经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生产处于过剩的部门，那么就不需要东欧国家的这部分工业产量了。换句话说，东欧工业和西欧工业的关系正如欧洲的客机行业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关系：不仅毫无必要，而且还更糟——它是竞争中的累赘。

经济衰退让人类付出的代价

　　要求集体化迅速解体的休克疗法运动让人类付出的代价，也许还不能和早先战后东欧集体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相提并论，如果后者包括40年代后期的政治迫害的话；当然，和30年代的苏联进行任何的比较都是荒唐的。但是，从人的角度看，为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巨大的。

　　据联台国儿童基金会统计，1989—1993年，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生的新增死亡人数为80万。这个数字包括了1992年l月休克疗法开始之前苏联新增加的死亡人数。麦卡尔·埃尔曼提供了1992年俄罗斯一国的新增死亡数目，为8.2万，同时还说道，1993年要“大大超过”这个死亡数字。俄罗斯的总死亡率从1991年的11.4增加到l993年的14.4，以及1994年第一季度的16.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解释道，转轨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健康危机：增加了与压力有关的心脏和血液循环方面疾病的发病率——这些占到这整个地区死亡增加人数的32%～80%不等；产生了饮食缺乏症；并且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心理，从而明显增加了凶杀和自杀案件的比例。它评论道，东欧的健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在俄罗斯，1992年凶杀案的数量增加了42%，到l993年，又增加了27%。匈牙利在1989年和1991年间的杀人事件增加了43%。和1989年相比，波兰1993年的自杀率上升了133%，而罗马尼亚上升了l50%，俄罗斯则上升了153%。

　　贫穷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变得非常严重。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对俄罗斯的一次研究中，把贫困线界定为：个人收入仅能购买最起码的食物，以维持处于平均活动水平的身体的正常体重——按西方的标准，这是个苛刻的定义。这一调研表明，1992年俄罗斯有37%的人口处于这贫困线以下，而15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数字更惊人地达到了46%～47%。由美国援外合作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1992年进行的调研发现，俄罗斯的平均抚恤金低于世界银行所估计的维持一个人生命所需营养的最低限度。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轻微营养不良的定义（低于 2300卡路里），波兰在1989年患有营养不良症的人口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1992年已达到了17.9%。

　　如果我们把贫困线定义为1989年平均工资的40%，极端贫困线为1989年平均工资的24%，那么，到了l992年，在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处于极端贫困的人数达到了15%～26%；而那些处于贫困的人数还要多出28%～38%。在俄罗斯，危及生命的疾病也明显地增加了：伤寒和副伤寒患病率在1992年上升了l3%，1993年上升了 66%；白喉1992年增加了109%，1993年增加了290%；死于结核病的人数1992年增加了15%。

休克疗法贸易体制的失败

　　让目标经济向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开放这一点被萨克斯称为“概念性的突破”，其理由首先是，它是用来处理东欧国家寡头卖主垄断问题的。由于价格自由化，他们往往会减少产量，抬高价格；但它同样也为贸易领先的复苏铺平了道路。这些目标完全符合在这个地区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建立门户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个终极目标。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国营企业不是抬高价格的主要作俑者。价格上升最活跃的是在服务部门，是私人企业运作的结果。

　　但是，不管怎样，认为Visegrad国家经济存在严重的垄断这一看法，似乎是错误的。当然，不存在完美的竞争，但是，根据爱丽丝·阿慕斯登和她同事的调查发现，这些国家的垄断程度和美国自由市场的垄断程度大致相近。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特别挑选出来作为垄断典型的国家，其集中化的程度并没有超过美国多少。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100家公司所占的产业就业人数为26%，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23.8%。波兰的集中化程度和美国的相近。然而小型经济体制比美国更依赖贸易，因此它们在一些重要部门可以具有更高的集中化程度，从这一点出发，阿慕斯登认为，这个地区大部分产业的实际问题是分裂太过，而不是分裂程度不够。

　　阿慕斯登等人以东中欧经济中已经具有了发展潜力的一些部门为例，说明了存在着过度分裂的问题。在英国和德国，分别由2家公司和3家公司控制整个洗涤剂行业市场的80%，但是，在波兰却有7家公司，没有一家的规模大到足够能产生规模效益。世界上的粗钢产量，捷克斯洛伐克排名第14位，波兰第17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钢铁生产厂家VSZ Košice的规模只排到了第30位，而波兰的最大钢铁企业Huta Katowice规模上只排名第32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91年的报告中提到，这个地区的钢铁行业普遍面临着工厂规模太小的问题。而在机械工具、纸浆和造纸这些行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萨克斯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说：“波兰的巨型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只是一些小角色。”而且，还有很多无须完全对进口实行开放的可选办法来阻止垄断价格的上升——最显而易见的是通过管理机构。但他对这些可能性却置之不理。

　　1990—1991年期间在Visegrad地区建立的贸易体制,据萨克斯的说法，仿照的是西欧的模式，但它们之间却有很大差别：限额取消了，其他一些非关税壁垒并未建立，反倾销手段和保护手段也未创设，出口促销手段还未到位。相反，却采用了包含超低关税的一个单一集团贸易体制。^[10]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西欧公司的出口大量涌入这个地区，这一点，正如菲利普·莫里斯学院的贾尔斯·梅里特在1991年发出的警告，“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对国内生产厂家的打击，在消费品商品部门尤其具有毁灭性。1989—199l年期间匈牙利的消费品进口几乎翻了一倍，而波兰仅仅在199l年的头8个月，消费品进口就从进口总量的18.2%增长到了31.6%。目标国家的贸易数据并不一定会精确地反映出事情的进展。因此，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从法国的进口增长额仅为2%时，法国的数据却表明增长了180%。90年代期间，欧共体／欧盟与这个地区贸易中一向存在的贸易逆差变成了顺差。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向东方的出口到底有多少涉及到产品的倾销，还没有文章对此进行过任何系统性的研究。但是有充足的轶事趣闻可以证明这一点。^[11]

　　Visegrad国家在1993年上半年的进口总值和199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达到了8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最高峰。匈牙利的进口增长了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增长了18%～22%，而波兰增长了27%。

　　如此大量的出口绝非仅仅是市场力量所为，西方政府通过向本国的出口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和信贷担保，为出口提供了有力的资助。这些扶持手段被说成是给予目标国家促进出口的援助。其实，按照萨克斯的说法，向俄罗斯提供的几乎所有的西方援助都采取了这种出口资助的方式。它们使相关国家增加了额外债务负担的同时，使出口商能够毫无风险地突破进入目标国家市场。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欧国家想要攫取以前由东中欧供货的苏联市场。纽约联邦储备的前任总裁安东尼·所罗门算了一下，西方的出口信贷使原来东中欧出口到苏联地区的贸易额中大约有40亿美元得以分流到了西方的供货商手中。

　　对于波兰和匈牙利来说，这些策略的一个特别有破坏力的方面是对农业的冲击。就在国际金融机构要求Visegrad地区国家结束对农业的补助，解散集体农场以及大幅削减工资，从而造成食品需求力下降的这个时期，由欧盟大力资助的农产品出口全力倾销到了Visegrad地区市场上。在这之前，欧共体在1989—1990年间的所谓人道主义食品援助波兰的计划早已破坏了社会对农民供应商需求的稳定状况，为此铺平了道路。结果，这个地区最为重要的私人经营群体——共产主义解体后的波兰农民，成了这个国家反对休克疗法和欧盟的最为强大的社会群体。

　　与此同时，就东方目标国家来说，它们方面要进行直接出口促销的努力却为世界银行所禁止。^[12]到1991年，Visegrad国家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都要求彻底改变门户开放政策，并普遍开始征收关税和进口附加税。波兰总统里奇·瓦文萨公开指责西欧国家试图毁掉波兰工业。

准予进入欧盟市场

　　以贸易领先的经济复苏这一概念当然意味着向欧盟出口的激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萧条，伴随货币的贬值，正如拉丁美洲的结构调整计划一样，是为了使日标国家转向贸易领先的复苏。萨克斯的模式因此特别重视迅速消除阻碍东方国家向欧盟出口的一些坚固的贸易壁垒。进入欧盟市场的议题纳入了一些谈判中，如与东中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所谓欧洲协议的谈判，与另一个国家——前苏维埃共和国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协议的谈判。交换的基本意见涉及到相关国家要向西欧公司开放商品市场和固定资产市场，以换取它们想像中的进入欧盟商品市场的权力。

　　和Visegrad国家的谈判结果完全是向欧盟单方面倾斜，尽管欧盟只强调关税而不是非关税壁垒政策，并把谈判说成是大大地有利于目标国家。目标国家降低了大多数商品的关税，而欧盟并没有明显地减少那些对Visegrad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商品的非关税壁垒。而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却敦促Visegrad经济体系消除它们的非关税壁垒。欧盟还把一系列保护手段订入了协议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并不符合关贸总协定条例的反倾销和保护性手段；而Visegrad经济体系却大都缺乏这种手段。同时，欧盟还保留了利用冷战时期的保护手段的权利，以便对付反对副会员国的国营贸易国家——这一条款并不需要比较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它使保护主义措施可以放开手脚自由行动。

　　鉴于Visegrad国家经济衰退、信贷紧缩、投资减少，它们出口方面的努力只能集中在一些资本——产出系数低的传统出口部门。为了充分认识这些欧洲协议的倾斜程度，我们因此必须关注这些部门所受到的待遇。

　　表9.3 90年代早期具有出口实力的部门

　部门		具有出口实力的国家
1. 食品/农业	波兰、匈牙利
2. 纺织/服装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3. 钢铁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4. 化学品	匈牙利
5. 煤		波兰
6. 燃料		捷克斯洛伐克

　　资料来源：C. Mastropasqua和V. Rolli：《关系到东欧的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与欧盟缔结的联合协议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出口带来的冲击》，《世界经济》17:2(1994)。

　　毫无例外，它们也遭遇了欧洲协议中规定的来自欧盟的严重保护主义壁垒。共同农业政策并没有较大的改变，波兰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农产品出口——粮食、牲畜和乳制品——都属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部门。化学品继续受到国营贸易国家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纺织品和服装受到一种管制贸易方式的制约，这对Visegrad国家的纺织业破坏力极大；钢铁遭遇了限价协议和反倾销手段；而其他部门，像波兰的汽车，则受制于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即限额）。

　　欧洲协议中贸易方面的条款作为过渡性协议于1992年开始生效。到了那一年的下半年，东中欧向欧盟的出口出现了下降，1993年出口下跌的势头令人震惊。1993年上半年所有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出口总值与l992年上半年相比，以美元计下降了13%。这一下降影响了向西欧、过渡型经济体系及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并使原先向经互会地区的出口量下降、向欧盟地区的出口量上升这样一种平衡格局彻底发生了转变。造成的总的结果是，这个地区1993年上半年贸易逆差约为72亿美元，而1992年同期的贸易逆差仅为15亿美元。

　　尽管捷克共和国由于进口增长了21%，使贸易逆差情况更加恶化，但出口还是增长了13%。对比之下波兰的出口下降了7%，而匈牙利的出口下降则超过23%。匈牙利出口下降表现尤其突出的是工业消费品（降了30%）、食品（降了17%）和农产品（降了59%)。^[13]匈牙利的服装、纺织品和鞋类的美元出口值下降了48%。在钢铁制品方面，匈牙利的出口下降了20%。因此，传统的出口部门正在失去它们原有的地位，但是新的出口制造行业还未出现：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其中有波兰的汽车生产。联合国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得出结论：“除非出现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否则出口持续增长的前景是渺茫的。”

　　造成1993年上半年波兰和匈牙利贸易方面这些糟糕局面的部分原因无疑是欧盟的衰退，尤其是德国的衰退，1993年上半年，德国从整个东欧地区的进口总额下降了10%。但两方的衰退并不是全部答案，因为波兰的出口在l992年已经开始大幅下跌了，当时德国经济还没有出现衰退。

　　联合国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公告强调，1992年和1993年的欧盟进口国家更为频繁地依靠反倾销和保护行动来抵制欧洲经济委员会地区的进口。1992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来自这个地区的生铁进口规定了新的限额，欧盟自己对Visegrad国家的钢铁制品征收反倾销关税。继意大利爆发口蹄疫（据说源于从克罗地亚非法进口的牛）之后，欧盟就禁止从整个东中欧地区进口任何牛（其中一些国家至少从70年代初以来并没有出现过这种病例），从而使有些国家发出威胁要采取以牙还牙的借施，直到最后这一禁令取消。在发生一起猪瘟事件后，匈分利出口欧盟的主要肉类——猪肉——也被完全禁止了，理由并不明确。

　　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强调一下欧盟和欧洲经济委员会之间的贸易关系到底面临着多大的危机。即使在最为敏感的部门，进口的全面放开带给欧盟的也只有2%～4%的产量下降（农业和服装），欧共体那些得到高度保护的部门因此不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进入欧盟市场政策的最后一个方面非常重要：欧洲协议中一些关于原产地条款的规定，迫使目标国家和欧共体／欧盟的经济运作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毂辐式模式。它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阻碍不完全在目标国家生产的产品（不管产品的部分零件是在邻近的Visegrad国家还是在前苏联生产的）重新出口到欧盟。对于大部分工业品（如那些受制于欧共体—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协议附件II的工业品），欧洲协议的备忘录中就副会员国生产的产品增加值方面用门槛的方式作了规定：进口的投入不能超过产值的40%或50%，因此协议规定当地投入要求不少于60%。尽管这一门槛是规定的主要形式，但另外还有两套规定同样适用于下列一些产品：

　　(1) 原产地为副会员国的产品是指完全在那个国家获得的产品。
　　(2) 原产地为副会员国的产品可以是那些“在副会员国获得的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并不完全是在那个国家得到的或是在欧盟得到的）一些产品”，只要所指的产品经过了“充分的制作或加工”。这里“充分的制作”的基本定义是指产品经过“充分的制作”后，在海关标准术语系统Harmonised system的四位数编号关税标题下的分类发生了变化，这种分类和非产地材料的分类不同。

　　这种种协议使这些经济体系在贸易方面依赖欧盟，使目标国家劳动分工的发展受到欧盟要求的约束。这些政治经济方面交互影响产生的悲剧性后果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监督，目的是为出口领先的复苏打下基础而产生的国内压抑性休克，大都把这些国家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延长了经济衰退时期。至于复苏的起因，就目前己经开始的程度看，它主要不是由对外贸易引导的，而是由国内消费引导的。但国际金融机构政策的绝对主导目标却是减轻国内需求压力，消除通货膨胀，降低工资，通过削减开支减少政府赤字。

财政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

　　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衰退使这个地区的大多数政府深深地陷人了财政危机。这虽说是经济衰退的正常副产品，可是由于休克疗法没有把税收制度的变革、加强行政管理机构放在第一位，因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这样一来，由于经济衰退期间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几乎专门集中在工业企业的营业额上，因此，当整个地区的工业产量下降接近50%时，必定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由于休克疗法贬低了建立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重要性，政府无法通过国内债券市场借款来缓解财政赤字。这样一来，开支赤字会直接刺激通货膨胀。

　　谈到经济衰退，萨克斯试图逃避承担这些财政危机的责任。他说，在休克疗法产生“巨大的预算赤字”之前，“这个地区发生了一场几乎是普遍的财政灾难”。事实上，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略有盈余，只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头两年才开始出现赤字。匈牙利的预算也同样是1990年略有盈余，而后来几年出现赤字。波兰确实在1989年就出现了严重的政府预算赤字，为6.1%，但是由于体克疗法，它的赤字上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1991年达到了7%，1992年为6.8%。俄罗斯1992年以前的财政资料无法获得，但是，盖达尔实施休克疗法的头一年财政赤字就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且政府已经削减了价格补贴，但体克疗法还是产生了这么大的赤字。

　　休克疗法造成的财政危机使这些国家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选择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融资方式以减少赤字，要么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以堵住赤字这个窟窿，要么大幅缩减政府开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它们走最后这条道。它为此提出理由认为，要把这项政策放在首位是出于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需要。在这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推行着这样的政策，这种经济衰退在过去的五年中毁坏了几亿人民的生活。目标政府一直遵循着这种政策，而这只是加深了经济衰退的程度，并给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管理等基础结构造成了长久的破坏。

　　但是，这一普遍情况中也有个重要的例外，这一例外甚至于可以解释这个国家开始有所恢复增长的原因，这个例外就是波兰。只有在这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直正重要的西方金融支持，它取消了波兰所欠其他政府和私人债务的一半。这使政府的金融状况有了改观，同时也为私人资金对未来更有信心打下了基础。（匈牙利的人均债务更重，而且它和波兰、保加利业、俄罗斯不同，从未拖欠过；但是它完全没有能够减轻债务，更不用说债务豁免了。^[14]）但即使在波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初努力把政府减少开支、抵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中心，经济复苏仍然受到了削弱。它的口号是，金融稳定和增长之间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但是如果东欧的经济复苏必须由国内消费引导，那么其因果关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导向是截然不同的：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金融的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金融的策略往往会加深衰退程度，从而会进一步使金融变得更不稳定。

　　哥穆尔卡设法对这种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的政策作出解释，他列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据说是在世界范围内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一事实。^[15]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经济复苏并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范围。但这无法说明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用减免债务的波兰方式，或者用最近使用过的调动宏观经济援助资金的墨西哥方式，来堵住财政赤字。哥穆尔卡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欧活动方面的权威人士，解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想法。他的话值得详细引述：“只是在有些情况下，国外援助，尤其是以拨款和债务减免的形式出现的国外援助，才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大笔的拨款，如果不和运作情况挂钩，会减少各地方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纪律约束，对过渡时期经济体制产生的影响，会近似于宽松的预算限制对国营企业的影响……这些经济体系中大部分已经是负债累累了，这使它们已经没有什么余地背上新的债务。另一种远为重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于西方私人投资和技术的流入。然而，这种流入需要的似乎不是外来的金融资助，而是国内改革的努力。”

　　哥穆尔卡尽管有点儿闪烁其词，但确实承认债务的减免和拨款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与他前面提到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注重通货膨胀问题这一说法相抵触：帮助政府度过了衰退时期，就无法对它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把获取外国直接投资的体制工程推进到底，而外国直接投资是复苏的真正手段。

　　其含义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利用经济衰退作为一种在微观层次上加速社会工程的手段，以便实现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这一预定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内新自由主义议事日程中取消债务或宏观经济拨款的计划可能都错位了。萨克斯本人确切地总结了在俄罗斯这种清况下所实行的政策：“款项（由西方公共机构转过来的）少得简直可笑……几乎所有的西方‘援助’都是以给予俄罗斯企业出口信贷的形式，还贷周期短；而不是以给予俄罗斯顶算拨款和长期贷款的形式……西方政府给予俄罗斯预算的、给予俄罗斯稳定所急需的支持，总的来说实际上为零……1994年，各国政府给予俄罗斯改革的国际援助实质上完全没有价值。”

　　萨克斯并不支持这种策略。他的休克疗法模式以取消大量债务、提供宏观经济援助的拨款，以及出于其他政治目的的拨款为先决条件。他预计到了如果西方不能实施决策的这一方面，将会给这个地区的很多地方带来灾难件后果，甚至还警告会有内战的危险。然而他却不承认这一显而易见的推断：就他关于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内部存在着一些推动力的设想而言，他的休克疗法模式是建筑在沙土上之的。他以前想把责任推到像哥穆尔卡之类的人身上，责怪他们思考问题像“官僚”一样只想着浪费问题，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为自己当初没有领会支配西方列强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动力而犯的“官僚主义”知识分子错误开脱。

休克疗法结构重组的微观策略

　　在微观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层面，休克疗法模式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思想方法不谋而合。结构重组不应该通过政府工业方面的政策来实现，它应该靠“市场导因”和“市场力量”，而尤其要靠借助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西方市场力量。目标国家政府的任务仅仅是降低工资，对国营企业实行严格的预算限制，并用现金出售的方式使之私有化，剩下的就是市场导因和市场力量的任务了。公有部门的干涉主义当然是必要的，它会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式出现，它们要施加必要的影响以确保这种方式得到采纳。

市场力量优先原则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衰退时期的“市场导因”是完全失真的，它对于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哪种企业能够继续立足和繁荣无法给予任何指导。文特罗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调研肯定了这一点：她表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下行调整趋势，“朝着需要能源和材料的简单生产过程转变，这些部门越来越有利于出口，尤其是在出现了快速的贬值之后”。文特罗瓦评论道：“尽管某些经济学家把当前的经济衰退描绘成是‘有疗效的’结构危机，但非常不幸的是，他们完全脱离了事实真相。”由于人民实际收入的快速下跌，国内的需求力也严重失常，“如果此时我们对市场刺激作出反应的话，那么就连那些需求力前景不错的行业都有必要关闭”。

　　布拉达总结了匈牙利的经验，指出“产量的急剧下跌事实上意味着所有行业处于半消失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在消费电子领域，国内市场上的两大主要参与者……不得不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宣布破产”。在钢铁行业，重要的生产厂家“几乎等于要从市场上消失了”。

　　市场的瓦解和休克疗法的信贷紧缩意味着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流动资金危机，结果是投资大大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生产能力。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活功在1991年的前三个季度减少了29%，用于现代化的资金出现了饥荒。文特罗瓦谈道：“在这方面还没有开始重大的投资，它所必需的环境氛围还需时日……只有在原材料和能源综合企业的一些垄断部门才会看得到投资的上涨。”投资商品行业“开始了一个维持自身生存的不断的衰退过程，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很难说是一种有疗效的生产结构重组。布拉达解释，在匈牙利，这种投资的全面下降导致很多产业公司出现明显的资金不足，国内生产总值中总的固定投资份额在匈牙利从1980年的28.8%价下降到l990年的17.8%。布拉达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国营企业争取市场份额进行的拼死努力，对企业来说，这一点比什么目标都重要。亏损行业的经理们也耗尽了公司的资产来填补当前的亏损，并不惜一切代价要使公司继续运行。

　　在正常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这样灾难性的经济滑坡会促使政府进行危机管理。在90年代西欧发生的那一次相比之下并不严重的衰退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向某些特定的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有目的的补贴，而且放宽了信贷条件，预算出现了严重赤字。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因此也转向一项有关帮助国营企业重组的工业政策。

　　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反对这方面的努力。这样，在一个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给予工业的补贴超过国内生产总谊3%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进行了有力而且有效的活动反对Visegrad国家提供类似的补贴。在匈牙利，补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5.4%下降到了1991年的2.4%，而在波兰，1991年下降到仅为预算开支的2.4%，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年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结果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威胁不给贷款的情况下得到的。

　　世界银行同时还阻止政府在国营企业私有化之前对它们进行改组。萨克斯声称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政府缺乏这样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但是世界银行不想冒任何风险，它禁止它们使用已有的资源。它解释说：“这样的实休改组最好由私人所有者去做。”它因此要求禁止波兰工业发展机构从事金融事务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和波二政府达成的协议说明：“波兰工业发展机构现有的财务资产组合将移交给金融机构，给企业的贷款将出售或移交给具有处理信贷风险能力的金融实体……波兰工业发展机构对企业的产权投资将移交给持有产权的实体，如独立的公司、私人基金、私有化基金或拥有产权的私人公司。在（世界银行和波兰政府的）谈判中，确认了波兰工业发展机构的财务资产组合的移交将在l992年6月30日以前完成.”

　　世界银行在匈牙利的姿态没什么不同。匈牙利民主论坛政府已经决定采用典型的西欧方式，通过工业部实行一项工业政策。匈牙利民主论坛政府已经把它作为1990年竞选纲领的中心部分，但这一点并没有削弱世界银行的政治决心，它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问题在1992年以如下方式得到了解决：“政府（向世界银行）许诺迅速减少（贸易工业）部在经济中的作用，把大多数工业企业的改组、复兴和管理的任务交给市场力量。”

　　世界银行同样设法使国家开发银行无法有力发展，这不仅成为起着这一作用的欧洲投资银行所在的西欧国家的重点，而且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同样。波兰政府于1990年设立了波兰开发银行向企业提供长期贷款。世界银行横加干涉，规定这一机构发放的这种贷款只能限于它资本的15%，它其余的贷款只能给商业银行。在罗马尼亚，世界银行提供调节贷款的前提条件，是罗马尼亚政府要使罗马尼亚开发银行和另一家国家银行私有化。

　　西方公共机构起决定作用的另一个经济决策领域，在于设法使目标国家结束对农业的大额补贴。其对于贸易领域的影啊在上文已经谈过。

　　旨在确保未来经济结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一场运动的意义，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既然这此国家大都不具备拥有足够的金融财力来购买大型企业的私人资本家，那么决定未来经济结构的必定大半是外国资本。正如我们听见，所有的国际金融机构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还强调外资在私有化过程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然而，外资会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欧涌来，西欧这个地区已经充斥着过度性生产，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的历史新高、紧张的财政状况和紧张的社会局势。因此东欧公司任何想要挤入西欧产品市场的努力都会激起西欧的抵制，因为它会迫使西欧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而这是它们不希望发生的。同时，欧盟公司在全力从原东欧供货商手中夺取前苏联市场。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西欧的生产部门会欢迎东中欧国家高增值产品方面的强劲出口。而东部关于新的工业（和农业）力量的规划设计，从一开始，主要就是西方运作者在策划。

　　这不是关于技术转让或者是外国自接投资的其他领域会带来多大收益的辩论。无疑，这些收益可能是重要的，但也只有在下面这个条件下，即东部和西方一样具有着坚实有力的国家基础结构和一系列政策来控制、引导和吸收这些技术转让和资金的转移，这些收益才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竭力要把大部分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利交给西方的参与者。

西方政府为西方购买东欧资产提供补贴

　　西方公共机构一直坚持要求东方国家资产决速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并且外国公司具有参与私有化的全部权利。未能采取这些措施的东方政府就不可能指望西方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对它们加入西方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放宽排斥性贸易禁令。所以，由于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计划限制了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停止向它提供贷款。西方的政治压力被用来赢得罗马尼亚和西方跨国公司之间那仅有的两项重大交易。起着同样重要作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要求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把国家资产包括公用事业出售给西方公司。

　　西方对资产供应方施加如此种种压力的同时，西方政府还在私有化过程的各个阶段向西方跨国公司提供补贴。在东中欧，欧盟主要为国家私有化机构提供资金。它在目标国家的相关各部设立了一些机构，配备的职员是欧盟雇用的欧盟侨民；它还出资让西方的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研究目标国家的工业，还向欧盟国家公司在实际购买资产时提供补贴，从而使它们能胜过竞争胜投标。这种努力的主要手段是PHARE计划。和这个地区有关的其他援助基金都采用了贷款的形式，而PHARE却采用了资助款的形式，它的大部分基金都到了西欧公司的手中。

　　这项计划是1989年确定的，自1990年1月初开始实施。PHARE是“波兰、匈牙利：经济结构调整援助”^[16]的首字母缩写。人们对PHARE的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主要是因为欧盟设法掩饰自己的目的。欧盟把这项计划说成既是和目标国家的一种伙伴关系——是由受援国推动的——也是为东方人民调动资金的一种手段。计划确立之后，据说它的主要重点是调动资金以及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帮助农业、环境保护、工业和小型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教育。既然PHARE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受到批评当然是无法避免的。

　　表9.4 PHARE和西方给予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其他拨款资助* 单位：100万埃居

年份	PHARE		PHARE		24国总额
	承诺的款项	支付款项	调拨款项
1990	 500.0		171.0		 960.0
1991	 775.0		283.9		1120.0
1992	1015.0		433.9		1120.0
1993	1040.0		443.6		1120.0
1994	 835.0		492.0**		-
1995***	-		770.0		-

　　注释：
　　* 不包括债务减免。24国下面的拨款是由美元以l$=0.8Ecu的比率换算成埃居的。
　　** *** 欧盟预算中的计划。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公报》卷四十五（1993），第94页；欧共体委员会：《1994年欧共体预算》，《欧洲共同体官方刊物》(1994年2月7日)。

　　PHARE的决策权利并不是由欧盟和受援国政府共同享有的：尽管确立PHARE的条例确实说“特别应该考虑到相关受援国的倾向和意愿”，但这种权利仅仅是在欧盟一方。然而，欧盟委员会却声称目标国家确实控制着计划的实施，并列举了 PHARE的机构是设在所有受援国的相关各部，PHARE的钱款大部分是由这些机构分配这一事实作为作证。但是根据欧盟的审计法院，这种权利下放的目的不是把控制权交给目标政府的官员，因为这些管理机构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受援国的国民：他们都来自西欧，由欧盟机构任命，在委员会和欧共体/欧盟派出的代表团的监督之下工作。这种管理权利下放的实际效果是，即便是欧盟审计法院也不可能查考PHARE钱款实际上的用途，因为委员会已经把款项预先给了受援国的这些管理机构，已无法向法院提供关于这笔钱用途的资料。因此，尽管法院关于PHARE的报告可以看做是最为可靠的来源，但它对这个计划的大部分也是蒙在鼓里的。

　　PHARE早期大型项目中的其中一个是提供给波兰5000万埃居购买农药。审计师们无法查考这笔钱实际用在了什么地方，尽管法院确实证实，至少其中有一部分重新流入了欧盟。^[17]同样是在农业领域，1990年初开始的一项计划是向波兰和匈牙利的私营农民提供贷款，但是过了两年还是没有任何贷款拨给他们。1990年波兰的专款数额是非常大的，有1.6亿埃居。但是即使在委员会保证1991年提交第一份报告的情况下，一直到1993年1月，它仍然没能向法院提供有关这笔款项的活动资料。另一个大的PHARE项目的情况也一模一样：向波比和匈牙利的中小型行业提供一批贷款设备，但是直到这项计划的第二年底，也没有任何实际贷款到达这两个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手中。

　　欧盟委员会东欧经济顾问团的首脑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让受援国在PHARE中起作用是个槽糕的想法，他声称：“通常，让受援国明确它们的重点要比捐赠者强行规定一些重点花费更长的时间；由需求引导的援助有可能会被逐利者利用，从而不会产生经济效益。”

　　这些观点既不为欧盟的审计师所赞成，也没有为事实所证实。波迪斯似乎是想当然地认为逐利是东欧国家的问题，而不是西欧国家的问题。在属于最大的PHARE项目之一的提姆普斯（Tempus）这一高等教育交流项目中，对东欧逐利问题采取了应对措施，用欧盟审计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受援国的教育当局不会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在鼓励西方追逐放款收益：它把提姆普斯的实施工作交给了一个私人组织——欧洲合作基金会，这个机构自身一直专门从事教育交流事务，并一直在投标争取获得提姆普斯交流计划的这笔钱。

　　波迪斯乐意提出拖延这个问题也令人奇怪。从1990年开始实施PHARE计划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政府就把改善环境作为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同意了。但是在波兰，在这项工作成为政府重点之后整整过了三年，委员会连一项能直接改善环境状况的小规模实验性投资工程都未完成。在匈牙利，尽管委员会确实出资建造了一个野生动物园，并且还为此提供了一栋中心管理大楼，但是匈牙利政府就处理环境问题提出过的大约200项重点工程的建议，却没有被委员会挑中过一项。受援国认为紧迫的工程，如在黑海、波罗的海、华沙和布达佩斯北部这样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建造污水净化工厂等，委员会都拒绝考虑。

　　1994年1月，欧洲议会对于委员会在环境问题上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支持受援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多瑙河流域、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建议提出了批评。它批评了PHARE基金只用于研究这一事实，并敦促委员会的PHARE计划要更多地起用各地区当地的顾问。^[18]

　　然而在休克疗法思想体系中，这些批评的大部分都可以不必考虑，只要像PHARE这样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既然在休克疗法体系中，外国直接投资是私有化、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政府就有理由合力完成这些任务。而PHARE计划的大部分正是明确地面向这一点的。PHARE在开始几年中主要致力于让西方的顾问研究目标国家的经济这一事实，已招致了不少批评。在波兰，所谓的向农民发放贷款的项目，惟一的成果是对合作银行业务的研究，它告诉波兰人的是一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结果令人有点啼笑皆非。但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其任务与其说是把西方的情报资料传送到东方，不如说是把东方的请报资料传送到西方。这样的研究对于，比方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可以鼓励它设法接管波兰的农业银行业务。另外，1990年和1991年间，西方的顾问们对波兰的工业进行了大约四十次的调研。这类研究在整个地区有几百次，它们把无数的经济信息资料输送到西方。人们一再地指责，本应该起用东欧的顾问却从未这么做。想必有一点很显而易见，即这些东欧的顾问不会了解西方跨国公司在这个地区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有利可图的机会。而且即使他们对此确实略知一二，他们也可能不会支持。斯洛伐克的私有化部批评这些PHARE在工业方面的顾问的工作并不符合它们的具体需要。但是，从休克疗法角度来看，这种批评还是不相干的，因为要满足的具体需要是潜在的西方投资者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要从他们的全球战略出发，而不是从那些——依休克疗法的观点来看——狭隘的国家角度出发。

　　从这种观点来看，对这些研究提出的惟一批评是，这些研究是否并不是来促进西方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是削弱那此在西方市场上构成竞争威胁的东欧企业的。但由于PHARE缺乏透明度，很难获得这方面的资料。有这样一个例子成为了一桩丑闻：委员会在一项如何改组捷克斯洛伐克钢铁工业的研究上花了一笔略低于95万埃居的开支。^[19]PHARE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计划甚至并没有这笔开支。有许多这样的合同，数额在80万和95万埃居之间，它们并不直接包括在任何一项特定的计划中，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委员会要针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钢铁工业的竞争威胁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这种研究显而易见具有极大的政治敏感性。

　　委员会其实已逐渐设法把PHARE作为一项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计划加以推进，而不是假装这是一项要把资金转移到东欧手中的计划。借用委员会总理事会负责外交关系的理事梅修的话来说：“中、东欧国家已经因为这项（PHARE）计划提供了太多的技术援助和太多的研究而提出了批评……我们正努力进一步向投资领域发展，不再搞那些和投资无关的研究。”

　　PHARE同时也是在东欧作为政府机构设立的私有化机构的主要出资者。^[20]在这方面PHARE的支付款项是详细而全面的：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它包括支付官员用车和使用设备的费用，在匈牙利还包括请金融顾问的费用。^[21]目标政府并不总是赏识这种援助，这一点还引起了休克疗法支持者们的嘲笑。和对待西方出口信贷“援助”的态度一样，波兰政府在1994年拒绝碰一笔欧盟的拨款资金，那是用来补足欧盟公司在私有化的波兰公司中所投资的钱额的。在“对礼物挑三拣四”这个标题下面，《经济学家》对于一个“预算赤字超过30亿美元”的政府拒绝接受“白白到手的钱”进行了讽刺嘲笑。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给欧盟公司一笔经济租金，使之能够打败波兰（或美国）的竞争者，这点好处显然是过于明显而不能证实它的合理性。

　　表9.5 各个部门的PHARE计划 单位：100万埃居

			1990承付款	百分比	1992承付款	百分比	支付款	百分比
农业/农村发展		136.0		27.4	273.0		11.9	167	18.8
经济改组/私有化/金融	112.3		22.6	445.2		22.9	164.6	18.5
环境			102.5		20.6	273.5		11.9	 59.8	 6.7
人力资源*		 36.8		 7.4	448.3		21.3	226.9	25.5
基础设施		139.3		 6.1	 21.5		 2.4		
人道主义援助		 66.5		13.4	340.7		14.9	202.1	22.7
其他			 42.9		 8.6	252.1		11.0	 46.9	 5.3
总计			497.0		100.0	2290.3		100.0	888.8	100.0

　　注*：这包括教育和培训、社会部门和公共行政管理。
　　资料来源：欧共体审计法院报告。
　

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国直接投资是作为一种能扭转乾坤、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提供给这个地区的各个民族的。

　　休克疗法理论家们和西方的多边机构都把外国直接投资描述为既是东方国家国营企业改组的关键途径，也是能给目标国家带来积极的增长和繁荣的手段。其中的第一点有兜圈子的嫌疑：外国直接投资必定是私有化的关键途径，因为西方的条件制约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确保这是惟一允许的途径。真正的理由在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最佳、最优的调整途径，因为它使技术全方位地得到转让，因而能够大大改善高增值和技术含量高的关键性部门的企业运作情况。第二点更主要是数量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是增长和繁荣的手段，是因为一些国家能吸引到的流入资本在数量上的规模。

　　这两种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提出这第一点，显然是认为它的正确性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外国直接投资被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是通往技术革新的捷径，似乎这些经济体系几乎还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阶段。另外，这第二点本身就带有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除非目标国家提供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适当的公共机构体系和政策体系，不然外国直接投资决不会大量地流入：无法建立向全球资本开放的机制结构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将不会流入。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些特定的假设：

　　(1) 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关键性变量是目标国家的结构体系和政策体系。
　　(2) 外国直接投资是能够促进国家繁荣的经济增长原动力。
　　(3) 外国直接投资能实现生产系统现代化，换句话说，外国直接投资将力求提高生产力，提高技术潜能。
　　(4) 缺乏这些资金流量，要向现代经济转变，并有能力参与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新世界的竞争，即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遗憾的是，这些命题不是错误的，就是极端片面的。

● 机构、政策体系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普遍经验告诉我们，一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许的机构、政策体系自身并不会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如表9.6所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全面细致的工作没有把机构或政策体系的正统性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能真正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恰恰是休克疗法在分裂的地区背景之中进行引起经济箫条的变革所破坏的那些因素。

　　表9.6 东道国刺激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

1.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
2. 国内市场规模。
3. 地区融合程度。
4. 高利润率。
5. 高技能、低成本劳动力。
6.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7. 汇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和纽约，1994）。
　

　　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一普遍经验在整个东中欧和东欧地区这个具体例子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整个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量非常小，不足以产生宏观经济意义。而且，随着1993年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体制改革的深化，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不是增长了，而是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妙方，也没有做那些据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如澄清产权、为合同担保等，却已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仅1992年一年，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整个苏维埃集团在1989—1993年间的总和。第二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又翻了一番！

　　表9.7 1990-1993年间Visegrad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单位：100万美元

		1990	1991	1992	1993
捷克斯洛伐克	199	594	1054	-
捷克共和国			983	561
斯洛伐克共和国			  71	100
波兰		 88	117	284	850
匈牙利		377	1459	1471	1200
备忘项目：				
中国				11100	25900
东欧和新独立国家在			11000
1989-1993年的总量

　　资料来源：欧共体委员会：《欧洲经济》第3期（1994年3月），附录A；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和纽约，1994），第13页。

　　中国的体制结构当然正是萨克斯在1990年就力图推翻的“第三种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经验使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经互会地区仍然保持联合，如果避免了休克疗法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如果具备了充分的贸易保护体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要比实际结果高出好几倍。

● 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果取向

　　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所宣扬的恰好相反。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是国内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

　　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国际资金流入，它们并不依赖经济的增长：从事卡西诺资本主义的、为获取高利的巨额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入。这无疑是“全球化”这个宽泛标签最具活力的一面，它完全吻合向投机性流动资金开放的那些瘫痪的经济体制。这些经济体系中负债累累的政府极需新的资金，可能被迫发行利率高、清偿期短的债券。这样的经济可能对全球金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们具有的极不稳定性势必会向美国的养恤基金和大手笔的投资银行提供较高的红利率。这些经济操纵者们一直使Visegrad国家无法轻视它们的势力。1993年，波兰的股票市场狂涨了10倍。由于相信这次猛涨反映了经济基本规律，1994年1月的《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评论，专门论述它所谓的“激动人心的”股票市场暴涨，并补充道：“这一发展并不是一天之内创造的奇迹，它反映了一种根本性的、飞速发展的变化。”但是上涨的速度却比不上第二个月的暴跌来得迅猛，西方银行离开了这个市场，带走了约0.2亿美元的投机赢利。

● 外国直接投资是占领市场还是提高技术？

　　休克疗法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给东欧经济生产过程注入现代新技术的看法，是预先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于生产方面的。然而，这并不是实情。通过对前苏联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己经证实了以前人们所知道的带来大笔流动资金的原因：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寻求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秘书长所作的统计分析已经证实了东中欧和东欧地区也是如此。

　　流入Visegrad国家的资金大部分进入了食品、香烟、巧克力、软性饮料和含酒精饮料、耐用消费品、汽车以及服务部门。^[22]尽管购买力的整体水平下降了，但是社会却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在那些安东尼·鲁宾逊所谓的“新出现的有钱商人、企业家和职业人员这个日益壮大的阶层”中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市场。而生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指东道国汽车行业的一两笔大生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上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半数以上是用于一项汽车行业项目：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共和国的Skoda项目和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在波兰的FSM项目。

● 外国直接投资和捷克工程：一张王牌？

　　汽车工业当然是很重要的，这个部门已经出现厂新的投资，但是Skoda的经历却说明了一些痛苦的现实。首先，休克疗法的进程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到来毫不相干。共产主义解体五个月之后，在还没有开始任何休克疗法计划之前，雪铁龙、通用、雷诺和沃尔沃等汽车公司就吵嚷着争夺Skoda。大众汽车公司答应新增投资71亿马克，并且保证在2000年以前使汽车年产量提高到45万辆，从而赢得了投标。它同时还同意在波希米亚建立一个新的发动机车间。这笔交易的另一个重要引诱之处是大众汽车将使用捷克的供应商，同时大众汽车公司还许诺保留Skoda原来的2.1万名工人。这是为了大力提高技术、争取真正有意义的技术转让进行的一揽子重大交易，不仅仅是一次夺取Skoda现有市场的投标。作为交换，捷克政府给予大众汽车公司贸易保护，确保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及两年的免税期，并一笔勾销了Skoda原有的债务）。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一家据认为应该向第三世界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公司——也插手进来，以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了大众汽车公司点甜头。

　　但是在1993—1994年期间，大众汽车公司却违背了诺言。它的投资计划从71亿马克减少到原来的一半：38亿马克。没有什么捷克的发动机车间，也不再承担到2000年年产45万辆车的义务。员工们裁减到只剩1.5万名，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裁员。大众汽车公司逐渐转向使用它在西德的零件供应商，而不是捷克的附属公司，已经引进了超过15家这样的公司，取代了它们在捷克的竞争者。

　　表9.8 1992年底合资企业在各部门的分布情况 单位：%

部门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
初级			3.9		1.5	4.3
  农林渔业		3.5		1.5	4.0
  其他			0.4			0.3
二级			32.0		46.0	74.6
  技术密集型		15.7		19.3	19.0
  其他			16.3		26.7	55.6
三级			64.1		52.5	21.2
  贸易			19.7		15.8	3.2
  旅馆、餐馆		2.1		0.9	3.2
  与贸易相关的服务	19.7		20.6	5.2
  基础设施		14.1		13.2	7.6
  其他			8.2		2.0	1.9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P. J. Buckley, P. N. Ghauri在《东、中欧变革经济学》（圣地亚哥，1993）中曾援引。

　　当公司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时，可能有必要进行裁员。但是，令我们感兴趣的教训是Skoda能够参与竞争并有赢利，这一点它在德国的母公司也没能做到。正如《经济学家》的附属杂志《中欧贸易》中所说的，“Skoda是1993年大众汽车表现最出色的公司，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损失累计达到23亿马克这一时期惟一还有赢利的公司。大众汽车公司总裁把Skoda说成是公司‘最可爱的女儿’，并补充道，它是惟一能够削弱日本竞争能力的分公司。”

　　但是大众汽车的战略需要比捷克经济的需要更优先得到了考虑，“1993年11月，大众汽车决定（让Skoda）分担（德国大众汽车所面临的）痛苦”。捷克总理说Skoda确实在管理技术上有所受益，想对这此结果“努力添加一点肯定的基调”。但是经济部长德劳希却“没那么乐观”，他说道，“我们希望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Skoda是目标国家生产机构的重要部门插进西方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的体现，它从中获得的消极的客观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CKD Praha是一家属于捷克工业核心的国际知名的重型机器制造集团，生产电车、机车、压缩机、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变电器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电车都是由它生产的。尽管经互会地区的瓦解使它蒙受了破坏性的打击，但是它40%的销售额仍来自出口．其中的一半仍销往前苏联。1993年，CKD的管理层决定让它制造电车的分厂CKD Tatra和德国戴勒姆—奔驰公司集团的分公司AEG进行合资。但是现在已中断了合作。CKD的发言人瓦克拉弗·布罗姆向《金融时代》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外国公司来到捷克共和国抱有一个目的：加入我们的公司，控制经营事务，取消研究与开发，把研究工作转移到他们自己方面，把我们当廉价劳动力使用。我们永远都不会赞成这些想法。我们乐意和西方伙伴们合作，但是要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下。”

　　像这样在技术上故意进行破坏的努力，在西方高层公司还可以发现有很多例子。通用电气公司购买匈牙利的Tungsram之后，关闭了后者真空设备、电子元件、软盘和磁带制品的生产，这些都是Tungsram管理层珍视的赢利性产品。国外老板买下匈牙利的水泥工业之后，就阻止它在匈牙利的分公司出口。而一家奥地利的钢铁制造厂购下匈牙利的一家重要的钢铁厂，只是为了把它关闭，为奥地利的母公司夺得它在前苏联的市场。这样的事清在整个地区举不胜举。

● 资金少，胃口大

　　尽管迄今为止流入这个地区的外国自接投资资金为数不多，但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购得的国营企业却为数不少。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私有化的大、中型公司绝大部分到了外国买主的手中^[23]，而管理捷克共和国大、中型企业的私有投资资金中，西方资本占支配地位。然而就外国直接投资来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说这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小，但它们得以买下的资产量却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西方公司大都能买下它们希望得到的中意的资产，而且它们买下的量非常大。到了1993年底，约有5.5万个企业已经为西方公司购得。在电信、发电设备、化工产品、玻璃、水泥和药品行业，中西部的多国公司为了以最低的代价获得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控制权，互相争夺，但却没有任何进行新的重要投资的短期计划，只是想增强它们在全球的长期支配地位。

　　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注意到的那样，平均购买价格是属于最低的。从所投资的外国资产净值的平均数额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平均为18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分公司平均为400万美元，而中、东欧国家平均只有26万美元。在90年代早期吸引了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的匈牙利，得到了100多万美元，只占外国直接投资工程的4%。这是一个绝对是预料之中的休克疗法的后果，有人早在休克疗法进程一开始就警告过。如果你在“二战”以来的和平年代中使一个地区陷入一种其他地方从未遇到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如果你同时又通过国内市场的崩溃和信贷的极端紧缩造成企业技术上的破产，如果你又禁止政府在售出公司之前对它们进行调整，那么你就能保证让西方的购买者买下这些公司时几乎可以不花什么代价。

全球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

　　约翰·劳埃德一直设法捍卫休克疗法模式，并驳斥上文所提到的有关把外国直接投资当做灵丹妙药所提出的种种批评，他声称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是经济民族主义。他继而解释道，就出现的世界新秩序来说，它“并不是源自共产主义的灭亡，而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死亡……”因此他强烈要求我们把民族主义抛在脑后，接受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化生产的世界。他说的这一点是指在许多不同国家生产配件并在许多地方进行组装的全球性公司。接着，他又试图对乔纳森·斯梯尔的《卫报》加以嘲笑，因为在斯梯尔的重要著作《永远的俄罗斯》中，这种全球化的世界“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虚幻之中”。

　　在这里，劳埃德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全球化生产——是指具有世界生产规模，具有覆盖许多国家的互相协调的内部劳动分工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品市场。公司内部在全球性范围内的协调生产仅出现在世界经济的一个虽说重要但是有限的部门。它一部分存在于汽车和电子行业，尽管连东南亚的汽车生产还没有国际化（而电子行业却已国际化了）。这些部门以外的全球化生产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对这种生产的研究表明，它并不是经济关系一个日益重要的特征。最能表明全球生产增长的是公司间贸易的增长，因为根据定义，前者有赖于公司间贸易。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公司间贸易的研究表明，与劳埃德的全球化思想相反，80年代期间的国家间贸易似乎并没有增长，至少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80年代期间的公司间贸易出现了停滞。而且即使公司间贸易一直在增长，劳埃德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论点，也需要他论证垄断及阻碍进入全球性规模的一些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表明民族主义者的经济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大多数部门确实存在着的是日益全球化的产品市场，然而要用另外的措词来说明劳埃德的观点，就是“这些即使存在也只是虚幻地存在”于他的著作中，因为如果他理解了它们的存在，他就会注意到经济民族主义的狂热兴起，尤其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这在共产主义灭亡后愈演愈烈。每天，《金融时代》上都向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新证据。在产品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为了达到足够的规模和充分的力量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每个国家都设法把资金集中在它拥有实力的主要部门。国家的任务就是为本国的（国内垄断的）参与者而战，为他们在争夺市场和／或在卡特尔内部瓜分全球这场无情的斗争中助阵。

　　与此相一致，向东欧发展的西方大型公司通常都试图要求那里的政府向它们提供当地市场的垄断控制权。大众汽车在投资Skoda公司前，要求对捷克汽车的进口征收保护垄断的关税。而英国生产各种车辆的Hunslet公司在购买布达佩斯的Ganz公司时也要求同样的垄断权利。通用汽车公司要求能对它进口波兰的汽车免税，把它作为投资华沙的FSO公司的一项条件，而对于其他公司的汽车则要求征收高额关税。在匈牙利，日本的铃木汽车公司为它的汽车得到了贸易保护，三星公司的电视机也得到了同样的权利。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全球化”和它们目标部门的国家专制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发展情况在欧洲的一个具体特点就是欧盟委员会要证明它具有维护欧盟多国公司的基础，以及加强它们扩大活动范围的能力，以便在欧盟的范围内进一步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在东欧这个环境中，这就需要帮助它们在东部地区各自的部门中获得主导地位。

西方公共和私有机构活动的相互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活动和比之更为损人利己的跨国公司的活动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要削弱东欧国家进行有效讨价还价的筹码，并能够在尽量减少可能损失的同时，为自己国家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捞得好处。世界银行不仅反对涉及到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和促进出口的那种国家微观经济策略，而且它还没法削弱进行危机管理的工业政策中的一些最基本形式，比如西方发生轻微的衰退时的一些通常的做法，把大批重要公司置于银行的“特别护理”之下。实际上，世界银行强烈敦促实行德拉古破产法、资产倒卖、减少劳动力等方法进行结构重组。它从开始出现市场崩溃的迹象时就已经起着领导作用了，并要求采取以下行动：“通常，改组计划需要关闭亏损的生产单位，勾掉并非基本必要的活动，抛弃非生产性的或未得到充分使用的资产，并消除多余的劳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丝毫不关心保护教育基础结构、公共研究和开发预算，以及其他确保未来能够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吸收和传播新科技的基础结构。Visegrad国家的健康和教育开支一年年地减少。^[24]例如在斯洛伐克共和国，1993年的教育开支减少了30%。在匈牙利，1995年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政府收取高等教育的费用，作为提供新贷款的一项条件。^[25]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整个地区的研究和开发预算出现了灾难性的下降。

休克疗法、民主和“市民社会”

　　根据萨克斯的主张，休克疗法的最主要目标是实现民主和自由。尽管萨克斯本人并没有强调“市民社会”的建立，但这始终是休克疗法支持者们不变的主题。但是，这些目标被看做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作为目的，根据推论，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被用来作为为休克疗法使用手段进行辩护的核心理由。

　　但是，休克疗法理论在实践中拒绝接受目的应该支配手段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赞成一种更为“辨证的”方法：现存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可能会抵制休克疗法，但是休克疗法是建立真正民主、法制、公众机构的惟一（或最佳）道路，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建立市民社会，我们必须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否定现存的机制。

　　这是大多数西方制约性外交的实质。在向东欧的各个亲西方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派提供资助时也应用了这一点。但是，休克疗法所有优先考虑拿项的中心是：使选民和议会的意志服从于一个压倒一切的重点，即使体制迅速转向资本主义，贬低宪法建设的重要性，使社会、政治舆论达成一致，注重尽量减少经济和社会的联合程度。

　　对待这些问题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造成了南斯拉夫的灾难，这一点萨克斯已经或多或少地承认了。休克疗法造成的紧张局面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被剥夺了表决权）。而这场运动的这种种特点在对前苏联/俄罗斯采取的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新兴资本家阶级的文明性和犯罪性

　　西方强烈要求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得以积累了货币资金的人构成国内新兴资本家阶级的核心，这些人主要是非法的货币投机商、黑市商人和政府管理部门尤其是进出口部门的腐败分子。这些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企业家的精神，尽管是属于一种犯罪性质的。1991年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顾问的洛德·郝伊在这一点上非常坦率。他强调了在乌克兰发展他所谓的“强盗资本主义”的需要，并抱着赞同的态度与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那些强盗资本家巨头作了比较。^[26]要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迅速获得一个只有强烈的企业家本能和攫取财产本能的资本家阶级，出路就在于强盗或黑手党资本主义。

　　人们常常忽视西方政策的这一侧面，也许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一直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减少东部的犯罪活动程度。然而，《经济学家》的记载却忠实地反映出这种政策。这种政策认为，就俄罗斯来说，共产主义者有意夸大犯罪程度，还认为，不管怎样，整个苏维埃工程就是具有犯罪性质的。它提出，那些违法的商人，“他们的运作方法在美国黑社会首脑艾尔·卡彭和美国早期强盗资本家两种方式之间不安地摆动……需要加以鼓励使之合法化”。为做到这一点，它提出，俄罗斯政府得“表明它愿意保护财产所有权……其次，政府得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更决的步伐，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使经济自由发展”。

　　这样，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把在东部建设一个市民社会的想法转变成了结束国家干预、国家资助和国家控制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似乎只有消灭了政治干预，社会才会是市民社会。尊重人民主权、建立公共政策和选民优先选择之间的联系，或对公众表达的杭议和走投无路的员工采取的罢工行动作出积极的反应等，都不在这个计划之内。而公众对两方支持的私有化形式提出的强烈抗议，或者对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西方掠夺性的买断所有权的行为所表达的强烈抗议，他们都置之不理。

　　波兰的社会学家维索洛伍斯基写到1989年后新出现的波兰中坚力量的立场时，已捕捉到了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对民主意愿形成怀有的敌意：“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即要为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就必须遣散人民；同时，政治事务应该留给政治家们和新兴的大资本家阶级去管理。这就是——至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领导人和很多有影响的新闻界人士的态度。”

　　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前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选举，对于民主政治给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影响怀有的敌意在休克疗法的美国支持者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在《国外事务》的许多文章中表达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宣称，西方努力阻挠这个地区右翼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犯了一个错误：“在中欧，对于民主和稳定的最大威胁不是——也永远不会——来自新兴或过去的民族主义右派。危险来自于老的左派，来自于共产党的残余势力……前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的垄断，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摆脱；在这之前，中欧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从任何西方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正常的’……”

　　认为不应采纳支持后共产党的选民意见这一意识，在同一期杂志迈克尔·伊格纳蒂夫写的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中表现得更为激进。他断言“所有的后共产党政体都只是名义上的民主，而实际上，权力手段通常都一直掌握在原来的特权阶级的手中”。他解释道，无论如何，“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主会蜕变成专制的民粹主义”，除非西方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伊格纳蒂夫接着又详细阐明了西方必须如何制定他所谓的这个地区的“市民社会策略”，这应该是由西方国家在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实施的资助大众媒体、反对党派、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和警察机构等的一整套计划。他说，这种策略“从在政府、领导党派和政府官员以外寻求合作伙伴开始”。

　　对于选举结果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如此不屑一顾，以及提出由西方国家对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行政上的干涉这样不成熟的建议，可能只会进一步削弱这个地区新出现的已经处于紧张态势的政体。后共产党党派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是因为尽管它们自身承诺深化私有化，但它们被看做是在设法重建毁坏的社会结构，它们设法承担最低限度的社会承诺，为那些在世界银行监护下受到政治歧视的国营企业提供某种保护。这些政党同时设法和那些——正如维索洛伍斯基所指出的——受到新自由主义中坚力量忽视或抛弃的大型社会组织保持沟通交往。

俄罗斯的立宪和休克疗法

　　对于自由原则和休克疗法之间关系的一次最为直接而严峻的考验发生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政府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1990年的议会选举获得当政权力的。当时当选的俄罗斯议会接着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总统，1991年秋又通过投票赋予他为时一年的应急权力，以便让他放开手脚进行经济改革。到1992年秋，由于实际工资降到1992年1月初工资水平的40%，议会的多数成员开始倒戈反对盖达尔的经济改革，到l993年春，叶利钦逐渐开始和议员们发生冲突。

　　乔纳森·斯梯尔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重要论著仔细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法制和民主方面。斯梯尔提醒我们，朝向自由民主和法律国家的决定性转向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是他开始使新闻界独立，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和克格勃的控制，开始了自由选举。斯梯尔提醒我们，俄罗斯议会的领导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叶利钦的。拉特斯考伊其实是扶持叶利钦上台的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在1991年8月。在1992年盖达尔休克疗法计划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背景下，议会议员们中间意见的逆转实在是太容易解释了。

　　从1993年春开始，为了制伏俄罗斯议会中他以前的支持者，叶利钦开始无视宪法，采取行动。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的广泛。不同于法国议会，俄罗斯议会不能就政府计划进行表决，或者通过一项对总理的不信任表决。也不像美国的参议院，俄罗斯议会不能批准个别的部长。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没有权力解散议会，而后者确实在预算事务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点和美国国会相像。

　　面对议会对他经济计划的反对，叶利钦决定无视宪法宣布解散议会，这一行为是宪法明确禁止的。当议员们占领议会大厦，想以此抵制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时，叶利钦包围、封锁了这栋大楼，这使议会采取了剥夺叶利钦权力这种不明智但符合宪法的行动。一家广播站播放进行曲以示抗议，叶利钦对此的反应是对议会大厦发动了军事进攻，逮捕了议会领袖，关闭了对他违反宪法的企图表示完全反对的俄罗斯最高法院。叶利钦同时还强行实施了新闻审查制度，关闭了有反对意见的报社。那些参与了占领议会大厦行动的仪员，在叶利钦获胜后三天内就被迫卷铺盖走人了。

　　西方政府和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支持叶利钦无视宪法的行动。议会领袖被约翰·劳埃德和其他人谴责为守旧派，尽管事实上没有人比前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叶利钦更有资格担当得起这个称号。劳埃德说，“叶利钦面临着不向守旧派投降就要违反宪法的这种抉择。”这是宣传：议会始终没有要求叶利钦投降，它们一直在反对他的休克疗法政策。如果劳埃德能更坦诚一点的话，他会承认这是继续实行休克疗法还是尊重宪法之间的选择。而这就是劳埃德——正如他说的那样——“对叶利钦赢了感到高兴”的原因。^[27]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劳埃德来说，是一种事后的自圆其说。1993年初，他把议会—政府—总统这一联合体的持续运作看做是1992年惟一的政治成就。他所罗列的1993年期间俄罗斯的九种危险根本没有提到来自议会的危险，而他所列的对于来年的五个希望中有一个倒是希望“巩固民主体制”。

　　1993年秋叶利钦政变之后，《经济学家》声称，对于像叶利钦这样的俄罗斯人会无视宪法规定不应该感到惊奇。它解释道，毕竟“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希望在那里通过一致同意建立“一种自由市场民主”可能“始终是荒谬的”。简而言之，我们西方不应该指望叶利钦按照我们的标准行事。但是，《经济学家》的编辑确实是指望他的读者们已经忘却了《经济学家》上过去的一篇社论，这样就可以指望我们会以为无视宪法是叶利钦的想法，而不是西方人的想法。然而，就在叶利钦迈出这一步整整五个月前，西方至少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声音敦促他走不合法的道路：这个声音就是《经济学家》自身。在它1993年5月1日的社论中，它提出了叶利钦是否应该继续他和议会反对派的消耗战的问题。它承认那样做“有很强的吸引力。原因之一，它是合法的……但是继续进行堑壕战是错误的……他应该取消议会，推行新宪法，宣布进行选举”。毕竟，宪法已经“成为持怀疑态度的议会用来阻挠改革的一种武器”。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同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支持，它解释道：“叶利钦先生面临的困境是，如果继续经济改革，他就得摆脱现在的议会，它时时处处都在妨碍着他。”

　　休克疗法在过去五年的整个经历中最为令人惊奇的一面，是人民对民主的支持在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活力。这个地区的人民不仅饱尝艰辛困苦，而且他们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所选政府的政治纲领，随后都因为来自西方的压力而受到阻挠。

　　波兰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捷克共和国的共和党、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党派或者从匈牙利民主论坛中分离出来的斯朱尔卡派企图激起极端民族主义强烈反响的努力，都无法为这个地区的选民所接受。一般说来，90年代期间极端右派在东欧选民中的力量要比在西欧薄弱得多。正如极右派在西德比在东德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极右派的表现比在绝大部分东欧国家更重要。选民们反而重新回到这个地区根本得不到西方支持的一种政治倾向：前共产主义社会党派。这些党派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都获得了胜利，在前东德也变得同样重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东欧的民主派想必会奇怪为什么西方的伊格纳蒂夫建议西方对东欧的民粹威权主义思潮用金融手段进行干涉，而不把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处理美国反对中央集权论（市民社会？）的民间组织或西欧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欧盟操心地坚持让东中欧国家通过一些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所有的种族问题、领土问题和潜在的一切争端，并把这作为这些国家有可能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地区抱以相类似的冷笑。它们纳闷为什么欧盟不考虑西方国家提出的领土修正要求？为什么不理睬意大利政府就斯洛文尼亚提出的修正要求（这些要求曾导致意大利阻碍1994年和斯洛文尼亚商谈的欧盟联合协议）？为什么不理睬德国就苏台德区向捷克共和国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理睬希腊在与马其顿地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要求？这些欧盟成员对它们的东面邻国提出的要求和中东欧的问题不同，后者都是一些潜在的争端，而它们却都是当前存在的问题。这样一来，对欧洲的两半实行双重标准的问题给搁到了一边：对于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或者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货的争端，并没有施加压力，而是要求其紧急达成协议予以解决。

　　对于前共产主义党派在这个地区取得的胜利，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当然既惊愕又困惑。而对于那此声称自己是自由派而且现在已无法和休克疗法脱离干系的自由派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缩这一点，同样感到不可思议。^[28]

　　然而，尽管民主进程在东欧具有着复原力，但前共产主义党派在选民中取得胜利所传递出的信息向西方提出了重要挑战。这是一种警告，说明这个地区的选民拒绝接受西方列强在过去的五年中实施的休克疗法运动。这个地区的选民一开始是准备相信西方的决策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的，但是他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只有捷克共和国可能除外。如果西方不准备改变它对前共产党政府治理下的这个地区的态度，选民很可能会倾向于一些非常手段。

结论

　　资本主义不管以何种方式引入，都必然会给东欧的各国人民带来某种冲击。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存有一些幻想。工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大地增加工作进程的强度，加深他们的长期不稳定感。并使一部分人陷入贫困。人们有这样一种想把资本主义的过错归咎于休克疗法的危险。

　　同时，人们对于西方抛售的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也存在着普遍的幻想。许多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对辩证法不抱幻想了，想要建立瑞士式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共产主义世界弃国家社会主义而就战后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毁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没有了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就会从选择菜单上取消掉。也可以说，尽管波兰和匈牙利民众反对的呼声高涨，但至少在Visegrad国家，官方意见都是继续坚决支持休克疗法进程的，而这可以说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机构的影响力及其施加的压力。

　　虽然这两者都是真实而重要的，但理解为什么这些后共产主义掌权集团会如此坚决地支持休克疗法也同样重要。在Visegrad国家，实现迅速而有计划的变革这种想法经过推理被包装成快速“进入欧洲”的计划。用这种形式，它为转向资本主义的变革提供了合理性论述，这种方法为私有化、失业现象、社会分化和很大部分人民陷入贫困提供了合理性。那此对这种论述提出质疑的人被冠之以是反对向资本主义转轨。这样一来，如果抛弃了休克疗法所要求的那一套西方政策和条件，那么就需要一种能使社会变革合理化的取代途径。

　　但与此同时，声称由于来自Visegrad地区政府的这种压力，使得西方列强无法实行休克疗法以外的其他策略，这种说法也不能当真。西方联盟在90年代初具有的影响东欧未来集休的能力至少不亚于美国人在40年代后期对于西欧的影响力。让欧洲东部在长时间的转变时期继续保持区域性联系，并努力建立一个使欧洲的东西两半联合起来的全欧同盟组织，这样一项真正定位于全欧的计划，对于东欧的各族人民来说既是切实可行的，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少得多。但它没有由西方列强集体提出来，是因为这并不符合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

评估休克疗法的后果

　　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为体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必要程度。而最具杀伤力的代价，同时也是休克疗法最根本的特点，是鼓励经互会地区的分化，代之以孤立、支离破碎的东方经济体制与巨人般强大的西方力量之间一种毂辐式相互影响关系。而其他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

　　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往往会无视策略的这个支配性特点，并怂恿我们比较各国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片段。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增长率作为关键性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东中欧国家，这样一来，波兰就似乎发展得最好，而匈牙利则最差。而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休克疗法=波兰=成功。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它假设了匈牙利对没有坚持休克疗法，而波兰却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两者都放开了价格，降低了工资，实行了自由贸易，两者在私有化过程中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它们之间有两个巨大的差别作常突出：波兰的债务独一无二地被减免了一半，匈牙利的债务，甚至连支付计划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匈牙利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整个地区的一半，波兰的情况就差多了。我们能得出的惟一结沦就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取消债务可能极其重要，而外国直接投资却可能毫无意义，或者反而更不利。谈到波兰私有部门的活力，它不稳定地排在国家的出口情况之后，其中60%是在1994年通过对国营企业的歧视政策完成的。

　　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出现在以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为一方，以罗马尼亚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罗马尼亚事例可以作为与休克疗法“向全球化开放”的整个过程相对立的一种选择方案——国家资本主义变革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伊利埃斯库政权拒绝实行价格的全面放开，并避免破产和大批裁减工人，设法维持大型的工业企业，其私有化努力主要是由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全部买断，大都把外国资金排斥在外；同时，政府对贸易体制的开放也持谨慎态度。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它遭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冷落。

　　一开始，罗马尼亚由于在脱离齐奥塞斯库政权时采取的转变形式，国内出现了尖锐的紧张局面，同时它还出现了硬通货币的严重短缺。但是，和波兰一样，罗马尼亚经济在1993年恢复了增长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94年又增长了3.4%，并计划1995年的增长超过4%。日本金融服务集团诺穆拉（Nomura）对于1994年罗马尼亚经济运行情况作出了如下的对比性评价：“罗马尼亚，这个不为西方所注意的国家，去年的经济运作情况很可能是东欧最为突出的。”

　　这不是说罗马尼亚的做法应该上升为某种比波兰的策略高出一筹的策略。1989年以来，罗马尼亚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很可能超过波兰人。但它确实暗示了两种可能的调查思路：第一，罗马尼亚没有大笔外债，这使它和波兰减免债务后的情况相似；第二，如果以最近的增长记录作为评估标准，那么休克疗法中的向全球力量开放的方式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罗马尼亚复苏的势头要远远超过敞开大门的匈牙利或捷克共和国。

　　然而，想要依据当前的增长数据来为这个或那个国家喝彩，把它作为成功的典范，用这种方法评估休克疗法的结果未免过于简单。^[29]真正的判断标准就是萨克斯提出来的那种标准：休克疗法会使生活水平超过1989年的水平吗？民主和自由也会如此吗？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确定什么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即使在这个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波兰——要使生活水平恢复到它1989年的水平，最早也要到2010年。洛罗和斯特恩预测，整个地区要想在2000年恢复到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那么它在1994年和2000年期间每年的年增长率需要达到10%。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根据目前的趋势，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到2010年也无法恢复到1988年的生活水平。而且，甚至在达到了这种增长率的情况下，洛罗和斯特恩还是排除了Visegrad国家能够在2010年恢复它们在1988年的发展排名（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需要20多年的时间。他们估算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要在2010年赶上西班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所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以及波兰要在同一年赶上希腊水平所需要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在1994—2000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0%——大约相当于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增长速度，略低于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速度。然后它们设想2001—200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2006—2010年间的年增长率为4.5%。^[30]接着，根据国内需求在接下来2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仍然处于低迷状态这一假定，这些增长指标就决定了出口增长指标。他们认为出口增长约为所预计的世界贸易年增长率6％的两倍：换句话说，就是出口增长每年约为12%。这些出口增长还得出现在资本—产出系数低的商品部门，即那些不需要投资大笔新的资金的部门。考虑到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可能的支付计划安排，这些国家由此产生的、需要西方资金流入来填补的国际收支上的差距大得不切实际。这意味着，“要求出口得到的外汇其至超过上文所设想的数量。这样一来，如果资本市场和外来援助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就需要开放商品市场。”

　　这些预计都是令人极为沮丧的。它们暗示了，即使一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像波兰那样增长，那么仅仅为了能恢复到当时已处于长期危机中的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的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得等上将近20年的时间。而且这还需要作出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西欧经济不会在1997年或1998年进入下一个衰退时期，全球的卡西诺资本主义不会破裂，其他方面的震荡和商业周期的震荡不会冲击波兰。这差不多和两次大战中间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一样糟糕，当时1913—1939年期间的经济总体上根本没有增长。这和萨克斯喜欢称之为“那灾难性的40年共产主义”时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至于那些过了5年仍然没有出现增长的国家，像匈牙利，前景就更糟了，更别提保加利亚和／或更东面的国家了。

　　当然，事情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这些国家可能会开始走上一种我们在中国和韩国已经看到过的增长道路。但是西方压力的全部重心是要阻止这个地区仿效那些国家实行的战略。至于萨克斯评估结果是否成功的另一项标准——民主和自由的命运，即使我们能充分肯定，如果欧盟国家遭受东欧所经历的苦难，民主就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要作出什么推断大概还是不明智的。

关于西方行为的分析理论

　　萨克斯的模式表现出令人出乎意料的不平衡。他曲解了大部分经济因素，但是在使用政治权力操纵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却是非常有力；他了解如何处理东欧政治，但同时，这个模式在使西方参与者的行为符合要求方面却可悲地失败了。

　　在经济方面，这一模式造成了萨克斯预料不到的滑坡，造成了萨克斯声称他准备克服的长期的财政危机：最初的出口业绩却表明萨克斯认为不可救药的国营企业具有着竞争潜力，而进口的繁荣不是刺激了复苏，而是给经济造成了破坏；投资萎缩了而不是激增了，国内复苏不是由出口引导而是由消费引导的；外国直接投资未成洪水之势，而只是涓涓细流。然而这位经济学教授对东欧政府进行约束和刺激以引导它们实行休克疗法，并操纵它们的政策体系的整套方法体系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至少在计划的开始阶段是如此。可是西方参与者除了有关实施约束和施加压力那些任务外，拒绝承担萨克斯分派给它们的所有其他任务——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波兰债务的取消，但这一模式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加以解释。另外，取消债务不在计划单上，宏观经济拨款不在计划单上，彻底开放欧盟市场不在计划单上；另一方面，出现在计划单上的有西方国家的出口补助，有任意武断的保护主义行动，有公司对自己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补助。萨克斯对这一切似乎真的感到困惑不安。在一篇之章中，他抱怨道：“西方的疏忽不顾后果地使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俄罗斯的民主都陷于危险之中。”他称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几十年来外交政策中最大的不幸。

　　萨克斯对此的诊断结果是七国集团有智力上的问题：它们缺乏先见之明，或者，更为不讲情面地说，它们十分愚蠢。萨克斯就如一名指挥站在一个非专业的管弦乐队前，他在七国集团这个乐队前一再地举起他的指挥棒，然而当他落下指挥棒时，它们屡屡弹错音符。萨克斯似乎就没有想到它们可能演奏得恰如其分、相当不错，只是演奏的是一个不同的乐曲，或者是若干不同的乐曲。

　　想设法读懂这些乐谱，就需要采纳一种分析方法，摈弃萨克斯或者伊格纳蒂夫所认为的西方列强是靠神圣的理想驱使这一看法，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它们都是凡人，是最平凡不过的凡人，为权力欲所支配。萨克斯休克疗法中使东欧国家实行“全球化”的门户开放这一目标当时确实符合它们的利益，因为，这样它们的经济操纵者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产品和资金渗透这个地区，而这种开放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后果则由它们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民主政治同样可以为这些目标服务，因为它们比许多其他的国家形式更容易渗透，并且能够使那些令它们和西方一致的社会准则制度化。如果追求这些目标的结果是大家繁荣，那就更好了，但是这是额外所得，并非净收益。

　　同时，萨克斯和西方政府所共同具有的这些政体目标并不是西方列强90年代在东欧的全部手目标。欧盟政府所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整个欧洲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组；美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也一直极为关注这些问题，而且它一直在设法重新谋求整个大陆的政治均势。

　　萨克斯没能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也同样使人感兴趣。他指责基金组织的官员们都是愚蠢的官僚，不能分配足够的资金以便相当灵活地确定资金的目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在它内部的主要强国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变通——而且，正如1994—1995年冬的墨西哥危机所表明的，美国政府在察觉到有重要利益受到威胁时，它能促使这个组织变得异常灵活。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首先是保卫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中所具有的完整性，而不是使深陷危机中的边缘地区产生持续的增长。在国际金融状况极度紧张而不稳定的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采用的刺激方式绝大部分是属于反面刺激法。西方的重要强国正利用世界上众多国家的债务负担作为它们维持国际事务中的纪律和等级体系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斯指望能大幅度地减免东欧债务是非常幼稚的。萨克斯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工程，如果放在拉丁美洲这个没有债务负担作为有力的反面刺激的地区，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萨克斯的计划，正如在1990年1月所概述的那样，非常接近美国当时在欧洲事务上的想法。布什政府担心，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可能导致经济和安全领域内的一些全欧性机构的发展，它会包容莫斯科和欧盟，并且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衰弱而致使美国在欧洲的势力受到排斥。这正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萨克斯的文章发表两周前的除夕致辞上向全世界所揭示的前景：一个自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全欧同盟。这样一个方案本来可以使法国在实行加强欧盟计划的同时，与东中欧保持一定的距离。它同样引起了德国总理科尔的兴趣，后者正致力于在争取德国统一的同时，确保它和莫斯科保持牢固的关系。德国银行总裁已经大概地描绘了一项把东部重新建设成一个统一地区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一项本来可以给俄罗斯和德国的经济力量带来巨大协同增效作用的计划。法国总统密特朗自己所提供的由法国为首的欧洲复兴发展银行来制定具体过程的方案，则使之更加圆满。

　　萨克斯的计划恰好和布什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目标相吻合。这些目标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使后来称为Visegrad地区的那些国家从莫斯科集团中分裂出来，并要求那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进行休克式转轨；继续把苏联排斥在重组以后的欧洲之外，而努力把东中欧地区纳入西部范围；向德国施加压力，使之像萨克斯所明确要求的那样，负担东中欧迅速变革所需要的费用；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调整计划将创立一些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参与竞争的出口劲敌，使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裂开一个缺口，使欧盟的贸易体系瓦解，造成生产从德国向东转移，从而借此施加压力，以便能按照美国人的方针，把欧盟的体制秩序重建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新自由主义安全网地区。这些要素中的每一项都出现在萨克斯的计划中，尽管表达得更为微妙。同时这样一项计划也完全符合伦敦的想法。

　　布什政府的方案使得北约在巩固对东中欧地区的合并吸纳中变得不可缺少，这样就确保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而由于美国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及其贸易体系的进攻导致欧盟采取抵制行动，会使美国成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这一地区国家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波兰成了地理政治上的要冲，同时波兰新的掌权阶层极为重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并能够利用波兰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对美国的同情心。取消波兰债务，只有在这种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法国政府无法在与华盛顿的斗争中占上风，因为布什政府的政策为德国利益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尤其是使Visegrad国家以德国经济为靠山正是波恩的首要目标，而一旦和莫斯科进行的关于德国统一的事宜都谈妥落实了，德国政府早先对新的全欧计划体系的兴趣就不再有了。

　　这样，自1990年之后，欧盟就接受了瓦解经互会地区这部分计划，但它没有接受这一揽子计划中的其他部分。它已经通过一整套有关原产地协议中的一些规定，以新的副会员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集团，赋予欧盟内部的资本以特权地位。它维护了共同农业政策和贸易保护体制的完整性，并努力确保使东部新的劳动分工完全受西欧经济操纵者及其利益的支配：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出口和西欧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力支持，共同确保了这一点。它反对任何以列入具体日程的担风险形式来承诺Visegrad国家进入欧盟。

　　从欧盟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迄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牢固地受制于欧盟的控制。鉴于苏联的衰弱，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仍然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出路。事实上，与它们1989年的状况，以及它们这个地区要是没有分裂而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现在的Visegrad国家要进入欧盟的形势更为不利。但是，甚至连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加入欧盟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重要的是能牢固地把它们牵制在欧盟的支配范围内。

　　现在美国的任务是确保使欧盟的东中欧地区这个新的势力范围牢固地处于美国的总的领导之下，这个目标要通过北约的向东扩张来实现。

　　萨克斯的见解由于他片面地关注政体目标而受到了局限，他主要关注像通货膨胀、预算赤字等等这样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例如，他没有想到去问这样的问题：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拨款用来稳定财政状况会对俄罗斯的军事能力造成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俄罗斯的稳定是重要的，但是，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一步步削弱俄罗斯的势力也同样重要。

　　萨克斯的计划中还继续存在的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和象征作用。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过时，我们生活在一个超越民族地域的全球化的星球上这个想法极有影响力，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波兰的增长是由于波兰人抛弃了民族主义，走美国人的道路才产生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很有帮助。这种意识形态中所谓的世界的真正推动力，用劳埃德的话来说，“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虚幻中”。要理解那些推动力，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劳埃德关于新的世界秩序使经济民族主义灭亡的说法。一种更确切而系统的表述也许是：在东欧，共产主义的灭亡导致西方为了它自身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和集体利益，而设法消灭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与其说这暗示了一个全球的新时代，还不如说让人想起了某种相当老式的事物，即过去在共产主义时代被称为帝国主义的东西。

^[1] 但是应该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爱丽丝·阿慕斯登等人写的一本书《市场碰到了对手》(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这种一致的舆论提出了具有杀伤力的挑战，他们引用东亚的经验对休克疗法的正统性提出了质疑。

^[2] 1990—1992年间的美国政策继续支持在苏维埃地区保持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经济空间，但不包括波罗的海共和国。

^[3] 法、德所提出的要通过自由贸易政体保持苏联和东欧联系的建议未被采纳；法国有关建立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在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地区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想法也无法展开，而法国提出的建立包括欧盟和整个东部地区在内的全欧联盟这个主张也遭到了否定。波兰成为可选方式的王牌，南斯拉夫一度也是。

^[4] 休克疗法的一种常见的通俗化，也是深为《经济学家》所赞成的是，把结果和输出值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在两者之间变换，因为它们都适合评估休克疗法。传播中的这种通俗化表现在萨克斯1994年12月3日对东欧经济的调查上。

^[5] 萨克斯在书上印的是“发展中（developing）世界”，但这肯定是印刷错误，通过上下文可以发现他是指发达（developed）世界。

^[6] 萨克斯想通过声称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本身，来表明他对于各种各样资本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中立的，不管这是瑞典的、韩国的还是智利的，但是他的其体规划却驳斥了这种中立性。

^[7] 在这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没有解释必要性来自于何处，只是说外国公司将“在国有工业改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听见，这是因为世界银行不会允许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业部在私有化之前进行改组。

^[8] 哥穆尔卡主要就是赞成这种观点，他指出西方宏观经济的支持或债务减免会助长目标国家内部的无约束性，出现类似于共产主义统治时期国营企业所享受的预算软约束政策。

^[9] 《经济学家》也跟着打出了同样的牌，声称，尽管“所有后共产主义经济体系都出现了极度的不景气……但是这种艰难处境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失败留下来的烂摊子，而不是资本主义到来的产物”（1994年12月3日）。当然，没有人提出经济滑坡是由“资本主义的到来”造成的。有些人开始时试图否认出现了经济滑坡，理由是那些统计指标不正确。

^[10] 萨克斯有关引进西方体制模式的主张只应用于西方意识形态模式的其他方面，而不是西方的实践方面，这一点表现在很多方面，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1] 本书作者买了一台菲利普短波收音机，在维也纳机场免税要花75美元，而在基辅却只要14美元！

^[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通过出口信贷机构建立出口信贷保险和融资机构，只要它们遵循关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方针的经合协议。经合组织解释道：“这会使它们获得与经合地区国家同等的资格，因而不会影响贸易的正常化。”但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主要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恪守这些方针。到1994年，许多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出口信贷机构，但是经合组织却简单地解释，它们无法运行，因为“资金有限”。

^[13] 1993年，即协议生效的第二年，匈牙利向欧盟的食品和农产品的出口下降了28%，波兰下降了12%。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政策、市场和贸易》，《监控和展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一度公开提出了减轻匈牙利债务问题，因为那里的人均债务超过了波兰。但是七国集团对此没有采取任何举措。

^[15] 当然在它的宪章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了这一使命。

^[16] 1990年9月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纳入了PHARE计划中。德国统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不在其中了。1991年PHARE中止了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尽管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王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1991年底阿尔巴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了这项计划，1992年8月斯洛文尼亚也加入进来。

^[17] 1994年3月欧洲议会宣布，给予阿尔巴尼亚的PHARE农药援助中含有有毒废物的出口。议会要求立刻撤回援助物资，并责成委员会向它提交一份有关PHARE的所有援助，特别是关于PHARE农业援助的报告。议会同时想要知道委员会是否核实了阿尔巴尼亚是否真的需要农用化学品。

^[18] 在这些问题上，议会于1994年1月8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

^[19] 不到100万埃居的项目可以避开出关程序，这项研究也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进行的。但是这次研究事先并没有与受援国有任何资金协议，预先没有任何资金的承诺，也没有一项议定的计划。

^[20] 但是美国政府也起了作用；暴露的事实表明，匈牙利政府机构中处理私有化问题的负责人除了正常工资外，还得到美国付给他的一年七万多美元的薪水。但是这事公开后，美国就不再支付，相关的人员也因此被解职。

^[21] 1994年波兰私有化机构运行资金的80%是由欧盟资金资助的。

^[22] 1992年夏，在零售业大约有90家主要西方公司进入了这个地区。在匈牙利它们当时已经攫取了20%的零售市场。

^[23] 到1993年6月1日，波兰私有化部私有化的65家公司中，只有19家是由波兰公司买下的。

^[24] 只有捷克共和国，由于政府决定使自己的健康保险部门私有化，因而1993年政府在健康方面的开支有听增长。

^[25] 匈牙利总理霍恩曾私下里请求德国总理科尔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特斯基支持他抵制这一要求，但他们的回答却是要求他完全执行这项要求。

^[26] 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也使这些概念合理化了，他们提出强盗资本主义是帕累托最优，理由是有政治关系的强盗资本家会获利，而同时其他人因为本来就一无所有，也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27] 《经济学家》倒是更为坦诚一些，它说叶利钦如果不与议会对抗的话，“他那继续进行俄罗斯所需要改革的能力就所剩无几了……”

^[28] 《经济学家》曾设想苏霍茨卡自由派会在波兰1993年的选举中获胜。它预言爱沙尼亚的反对派是没有能力对它所认为的实施休克疗法的政府所取得的欢欣鼓舞的胜利提出质疑的。然而，这个政府在1995年3月的选举中只能获得5%的选票。它预测匈牙利的选举将是它最中意的青年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一场竞争，然而青年民主派的选举结果却微不足道，而社会党却大获全胜。

^[29] 而《经济学家》依据东欧国家的预算赤字就把东欧经济体系作为比西欧经济稳固的例子，这种做法则更为简单。

^[30] 他们的统计表明了，“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1988—2010年的整个时期的增长也不可能使东欧的相对生活水平有重大改善”。